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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六章务虚的问题（二）
“黎明前的黑暗吗……”
张世德喃喃地念叨了一下，思索了许久。
最终，他偏头看向了王京云：“小王，你听了有什么感想？”
“我……”王京云似乎愣了一下，但下一刻，却又兀自笑了一声，“首长说的是，我也担上了中关村的担子，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也应当认真独立思辨。首长，就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来说，文谦刚才的一席话，在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这十年的经济领域里，也许……就像……”又犹豫了一下，王京云还是认真地点了头，“就像38年时的《论持久战》。”
噗……
我勒个去，你比黎华更会吹啊！
毕文谦睁大了眼睛，仿佛不认识似地盯着王京云。他却正和张世德交汇着眼神。
略微的惊讶之后，张世德忽然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甚至拍打了两下身边的沙发皮扶手：“哈哈，是有点儿像。《论持久战》之后，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都被批驳和抵制了。但主席的文章，除了战略上的持久战的论断，还具体提出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手段。”说着，他伸手扶了扶眼镜，镜片背后的眼睛光芒熠然，身子稍微前倾着，“毕文谦，接下来，说说咱们自己内部的建设问题吧！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最近出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里，竟然有想把四项基本原则拿掉的，可以说令人痛心疾首！会出这样的事情，本身更值得极度警惕，我们在理论建设上，有不少人丧失了自信。毕文谦，我以前没有机会和你深入交换意见，但间接听到的你的想法，一直以来，既和这些年我们自己的不同，也和外面传来的不同，你的意见，很有听取的价值。”
拜托！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敢轻易开口啊！
内心里吐槽着，毕文谦慢吞吞地喝着水，酝酿了很久。无论是在场的张世德和王京云，还是电话那头的黎华以及旁听的毕希臻，都极其耐心地等待着。
直到，毕文谦缓缓放下几乎没有少水的杯子，右手搭在了那红木镇纸上。
“说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话题，记得，我以前就和黎华他们说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资本主义，在很多细节上有着相似之处，而两者的本质区别，有两个，一个是，究竟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另一个是，究竟是追求普及精英教育以发展生产力，还是追求少数精英教育以固化阶级。”
“和公有制对立的，是私有制。显而易见的，公有制有利于国家控制资本，私有制有利于资本控制国家，这是两个不同制度区别基本区别之一。那么，究竟是公有制更好，还是私有制更好？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诸位这样的国内党员，也许并不值得疑问。但如果要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可靠的答案，则需要先抛开天然的立场。这种态度，既是研究理论的必要条件，也能够收获真正的同志，而不是盲信徒。”
“早在申城和长者邂逅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提出过，后来，我也再次强调过，我们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爱尔兰时，我也对大晓琳说过，世上从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能够被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温情，才有资格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准绳——同样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好与不好，只有在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下，才有讨论选择的意义。”
“换句话说，公有制好不好？我们不能说，因为公有制对人人都公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所以它就一定是好的。建国以来吃大锅饭的制度在不同地方出现过的问题，我相信，眼前的张常委和电话那边的毕书记这样的亲历者，一定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如果在一个时代，公有制不能从全局上良好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那么公有制在那个时代就不是好的。”
“公有制如此，私有制也是如此。我这里就不用现实的事情举例来说明私有制的坏处了，那太多了。”
“就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当初，我和黎华说过，在高时间跨度的尺度下，一种具体而全面的社会制度，将会决定运行这个社会的必要经济成本。如果成本高于积累速度，整个社会就会衰退，如果成本高于库存，社会就会陷入动乱。而对于扣除运行成本之后还有节余的国家来说——这本也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国家应有的常态——节余的生产力将投入到哪里去，不仅同样被社会制度所决定，更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高下的重要判断依据。”
“万鹏在苏联，亲眼见过，物价倒挂的苏联，农民用白面包喂牲口。这个现象，直观地说明了，公有制下的苏联，有不可忽视的生产力被浪费了。我们自己吃大锅饭的时代，也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躺着坐享其成的局面，全国各地的个别积累起来，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浪费。在公有制的环境下，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不用一一赘述。既然公有制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掌握的经济圈远小于美国的苏联，能依靠全面劣势的人口、工业起点、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和美国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有来有回？为什么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够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在经济封堵的大环境下从彻底的农业国建立起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幅度地缩小了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公有制从全局上比私有制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个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属于个人。这个区别，意味着对于生产资料的处置权的不同。而在我提出的生产力的计算模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这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换成资·本主义的语境，也许可以把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把生活资料说成是消费。当然，这两者都是广义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同一时间，资本和消费的总和是确定而有限的，最高效的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是极端压缩消费，把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用于再生产、科研创新、教育培养，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就是那么做的。其实，我们的公有制，也并不是绝对的公有制，我们公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虽然也有很多方面是配给制，但并没有完全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角落。这样的公有，其目的就是高效地压缩生活资料的消耗，竭尽所能扩大生产资料的积累，说白了，就是剥削。要说剥削严重，那几十年是最严重的，但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都被压缩之后，生产力的节余，切实地转化成了资本，投入了最该投入的地方。对落后有深刻认识，对落后就会... -->>
第五百一十六章务虚的问题（二）
“黎明前的黑暗吗……”
张世德喃喃地念叨了一下，思索了许久。
最终，他偏头看向了王京云：“小王，你听了有什么感想？”
“我……”王京云似乎愣了一下，但下一刻，却又兀自笑了一声，“首长说的是，我也担上了中关村的担子，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也应当认真独立思辨。首长，就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来说，文谦刚才的一席话，在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这十年的经济领域里，也许……就像……”又犹豫了一下，王京云还是认真地点了头，“就像38年时的《论持久战》。”
噗……
我勒个去，你比黎华更会吹啊！
毕文谦睁大了眼睛，仿佛不认识似地盯着王京云。他却正和张世德交汇着眼神。
略微的惊讶之后，张世德忽然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甚至拍打了两下身边的沙发皮扶手：“哈哈，是有点儿像。《论持久战》之后，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都被批驳和抵制了。但主席的文章，除了战略上的持久战的论断，还具体提出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手段。”说着，他伸手扶了扶眼镜，镜片背后的眼睛光芒熠然，身子稍微前倾着，“毕文谦，接下来，说说咱们自己内部的建设问题吧！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最近出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里，竟然有想把四项基本原则拿掉的，可以说令人痛心疾首！会出这样的事情，本身更值得极度警惕，我们在理论建设上，有不少人丧失了自信。毕文谦，我以前没有机会和你深入交换意见，但间接听到的你的想法，一直以来，既和这些年我们自己的不同，也和外面传来的不同，你的意见，很有听取的价值。”
拜托！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敢轻易开口啊！
内心里吐槽着，毕文谦慢吞吞地喝着水，酝酿了很久。无论是在场的张世德和王京云，还是电话那头的黎华以及旁听的毕希臻，都极其耐心地等待着。
直到，毕文谦缓缓放下几乎没有少水的杯子，右手搭在了那红木镇纸上。
“说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话题，记得，我以前就和黎华他们说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资本主义，在很多细节上有着相似之处，而两者的本质区别，有两个，一个是，究竟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另一个是，究竟是追求普及精英教育以发展生产力，还是追求少数精英教育以固化阶级。”
“和公有制对立的，是私有制。显而易见的，公有制有利于国家控制资本，私有制有利于资本控制国家，这是两个不同制度区别基本区别之一。那么，究竟是公有制更好，还是私有制更好？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诸位这样的国内党员，也许并不值得疑问。但如果要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可靠的答案，则需要先抛开天然的立场。这种态度，既是研究理论的必要条件，也能够收获真正的同志，而不是盲信徒。”
“早在申城和长者邂逅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提出过，后来，我也再次强调过，我们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爱尔兰时，我也对大晓琳说过，世上从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能够被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温情，才有资格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准绳——同样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好与不好，只有在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下，才有讨论选择的意义。”
“换句话说，公有制好不好？我们不能说，因为公有制对人人都公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所以它就一定是好的。建国以来吃大锅饭的制度在不同地方出现过的问题，我相信，眼前的张常委和电话那边的毕书记这样的亲历者，一定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如果在一个时代，公有制不能从全局上良好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那么公有制在那个时代就不是好的。”
“公有制如此，私有制也是如此。我这里就不用现实的事情举例来说明私有制的坏处了，那太多了。”
“就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当初，我和黎华说过，在高时间跨度的尺度下，一种具体而全面的社会制度，将会决定运行这个社会的必要经济成本。如果成本高于积累速度，整个社会就会衰退，如果成本高于库存，社会就会陷入动乱。而对于扣除运行成本之后还有节余的国家来说——这本也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国家应有的常态——节余的生产力将投入到哪里去，不仅同样被社会制度所决定，更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高下的重要判断依据。”
“万鹏在苏联，亲眼见过，物价倒挂的苏联，农民用白面包喂牲口。这个现象，直观地说明了，公有制下的苏联，有不可忽视的生产力被浪费了。我们自己吃大锅饭的时代，也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躺着坐享其成的局面，全国各地的个别积累起来，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浪费。在公有制的环境下，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不用一一赘述。既然公有制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掌握的经济圈远小于美国的苏联，能依靠全面劣势的人口、工业起点、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和美国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有来有回？为什么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够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在经济封堵的大环境下从彻底的农业国建立起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幅度地缩小了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公有制从全局上比私有制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个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属于个人。这个区别，意味着对于生产资料的处置权的不同。而在我提出的生产力的计算模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这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换成资·本主义的语境，也许可以把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把生活资料说成是消费。当然，这两者都是广义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同一时间，资本和消费的总和是确定而有限的，最高效的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是极端压缩消费，把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用于再生产、科研创新、教育培养，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就是那么做的。其实，我们的公有制，也并不是绝对的公有制，我们公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虽然也有很多方面是配给制，但并没有完全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角落。这样的公有，其目的就是高效地压缩生活资料的消耗，竭尽所能扩大生产资料的积累，说白了，就是剥削。要说剥削严重，那几十年是最严重的，但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都被压缩之后，生产力的节余，切实地转化成了资本，投入了最该投入的地方。对落后有深刻认识，对落后就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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