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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生产力水平时，阶层最高，影响最深远，同时回报周期也最漫长的指标。而罗马尼亚呢？首先他就不是一个大国。其次，罗马尼亚贯彻了齐奥塞斯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甚至还规定禁止离婚，要求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生四个孩子。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在60年代普及了8年制义务教育，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10年制义务教育，从1980年开始，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从二战解放前每1万人中只有17个大学生，到1980年每1万人中已经有有80多个大学生了，更加严重的是，罗马尼亚规定学生上学全部免费，中小学和技校甚至免费供应课本。根据你们收集的数据，以1980年为例，罗马尼亚的在校学生达到了570多万！而罗马尼亚的总人口呢？说好听些只有两三千万！这根本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大yue进！”
“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发展政策，如果没有外援，根本不可能持续。所以，罗马尼亚的外债渐渐积累起来。但齐奥塞斯库又从80年代开始坚持计划十年内还清所有外债，怎么还？钱和物资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当然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儿了。直到现在，罗马尼亚的人民生活物资都处于短缺的状态。以最近的数据看，罗马尼亚很可能在明年完成计划，真的还清外债了。但这一切的代价，必然是全国人民的怨怒。虽然齐奥塞斯库在1982年就承认过，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但他始终坚持认为罗马尼亚不存在改革问题，强调他推行的思路和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事实上，罗马尼亚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国民已经忍受了十年的苦日子，和所有国家一样，二战之后出生的那些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对于世界的残酷，并没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很可能一边享受着完全免费的教育，一边跳起来反对政府。即使退一万步说，齐奥塞斯库能够应对好国内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愤怒，他仍然不可能解决独立解决接下来的死局——从66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到现在，新生的大批人口已经渐渐成年走出学校，以罗马尼亚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而适合的高中学历以上的工作岗位，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会加速滋生社会性的怨气。和我们中国不同的是，小国寡民的罗马尼亚，问题更大，独立解决的空间更小。说得不客气一点儿，只靠自己，在不改变社会体制的前提下，已经神仙难救了。与其说担心经济问题，不如担心被外国势力借机生事，搞出什么政变来。”
黎华的脸上，早已没有了血色：“文谦，真的……有那么严重？没有办法了？”
“真要想办法？”毕文谦看着黎华的脸，终于叹了一口气，“树挪死人挪活，真要想办法，总是有的，但是……”
“真有办法？”
“有，还不止一个。”话是这么说，毕文谦的口吻却更加低沉了，“第一个办法，向苏联求援。苏联虽然在地图头的神仙般的经济改革下渐渐陷入了泥潭，但真要拯救罗马尼亚，并不是做不到。问题是，地图头会愿意吗？苏联人会愿意吗？罗马尼亚需要怎么翻那三寸不烂之舌？它还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当初齐奥塞斯库批驳苏联提出的‘一体化’方案，反对‘有限主权论’的种种过去，是否都将成为历史笑话？说实话，即使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从个人到国家，真的愿意做到那一步，我也不觉得以地图头的格局和眼光，能够做出拯救罗马尼亚的决断。不然，苏联自身根本就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情况。而第二个办法，就是立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再去管所有人的死活，把多出来的失业人口，全部劳务派遣出去。这显然意味着把罗马尼亚全国20多年来辛勤建设的最主要的成果——高素质人口，折价抛售，任由外人掠夺，但至少在经济层面上，的确可以渡过死局。至于这么做的政治后果，以及经济水平将会倒退多少，我不是罗马尼亚人，我就懒得去思考了。而第三个办法，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最简单的——改头换面，走实质上的法xi斯道路，对内贯彻真正的恐怖统治，强制性的将劳动人口分配到不同岗位上，即使很多高素质人口无法发挥自身的才能，但能有一点儿是一点儿了。与此同时，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减少生育，放弃免费教育，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只要政府能够牢牢掌控军队，这样铁定能够慢慢走出难关。但在而今的世界格局下，这将遭遇怎样的外界指责甚至封锁，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听完毕文谦所谓的办法，黎华微微张着嘴，许久才转为一声苦笑：“文谦，你还不如直接说，没有办法。”
“……我是你师父，怎么能在你面前说没办法呢？”
疑似调侃的话后，毕文谦继续了正题。
“第五个，保加利亚。相比于刚才说的几个国家，保加利亚算是最亲近苏联的了，在各种领域的政策上，都向苏联靠拢，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而从1954年开始，日夫科夫就一直担任着保加利亚的第一领导人。他在执政的几十年里进行了三次规模比较大的改革，有的成效不大，有的成绩不错，并且提出过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没错，相比华约其他国家，保加利亚的领导层，更加强调，要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将其重要性提升到一个突出的高度，成为保加利亚理论界热烈研究探讨的课题，政治思想工作的口号，建设所谓更加成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鼓舞全国人民取得更大成就的具体奋斗目标。从发现问题的角度来说，这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如果以195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准，那么到1975年，保加利亚的增长率只稍微低于罗马尼亚，比RB都高，远远高于英国、意大利、美国、西德、法国，也远远高于苏联、匈牙利、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保共十三大上，他们因为自己从1956年到1985年，国民收入增长了7倍，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4倍，从而就自豪地宣布，保加利亚已经跻身于拥有现代化农业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之列。甚至，在几十年来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工资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追求缩小贫富差距，仅以工农之间为例，1956年保加利亚的农业社社员平均收入是工业职工的63%，而到了197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3%。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像罗马尼亚那样强制执行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也在经济层面制定了很强的鼓励政策。强到了什么地步？这么说吧，1970年，保加利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24列弗，1975年是146列弗，1980年是188列弗。而根据他们的国家政策，每个家庭一结婚，就可以得到15000列弗的贷款，30年还清。如果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又生了第二个，可以免还3000列弗；生了第三个，再免还4000。此外，婚后第二年，每个家庭还可得到5000列弗用于其他需要的贷款，10年还清，如果生了两个孩子，就免还一半，生三个孩子干脆全部免还。而在教育层面，50年代初，保加利亚就已经扫除了文盲，接着又在全国实行了免费教育，之后又普及了7年教育，在60年代普及了8年教育，在70年代普及了中等教育。然后在1973年开始新教育体制，又把11年教育改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12年统一中等综合技术教育，并在80年代全面实施。你们收集的统计数据里，早在1975年，保加利亚每1万人口中就已经有122个大学生了，超过了英国和西德。”
“毫无疑问，这些成就，是斐然的。踌躇满志的日夫科夫和保共却并不满足，在十三大上，日夫科夫批评国内的商业仍然落后于市场的实际需要。商品的投放量，甚至某些居民急需的商品的绝对量有的下降，一些必需品经常脱销，对商品销售情况缺乏研究，对新的需求反应迟钝，商业的服务水平不能令人满意，首都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和国营工业综合体的住宅需求量尚未充分满足，社会上很多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及健康普查措施是十分不够的。母亲、儿童和中年人的保健水平和效率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毕文谦低头读着笔记本上摘抄的句子，“这样的责任心和目标，值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汗颜了。保共甚至很早就意识到了，说出了‘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尚可调整；群众的思想搞乱了，调整起来要难得多’的论断。实话实说，就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小国自身来说，日夫科夫和他领导的保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即使是求全责备，也挑不出大的毛病。”
“然而，这一切成就建立的基础，是保加利亚最投靠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有着苏联领导的经互会投桃报李的支持，他们放弃了许多国家层面上的自主性。这就意味着，如果苏联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状态，华约和经互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保加利亚就能够一直蒸蒸日上。可一旦苏联陷入了困局，保加利亚的发展，就会比其他东欧国家更迅速地陷入困难。现实，正毫不留情地证明着——地图头在苏联乱搞，提出所谓的新思维，日夫科夫和保共立即响应，在全会上提出被称为七月构想的新改革思路，结果改革到现在也不过一年上下，保加利亚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商品短缺等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意料之外的困难。”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保加利亚本身是东欧诸国里，在全世界都算是很不错了，但只要他们继续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那么他们的繁荣，也将很快随着苏联陷入困境而迅速或者更迅速地烟消云散。而如果他们放弃了一边倒，那么经互会对他们的帮助肯定会产生变化，他们的很多政策，也将必然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持续下去。除非，苏联立即扭转地图头的胡搞毛搞——但很显然，全世界多数大国，包括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苏联重新焕发生机，活蹦乱跳起来。”
朝黎华眨眨眼睛，毕文谦低头又看了看笔记本儿。
“第六个，波兰。这个国家，因为历史成因，本来就对苏联不太待见。在华约国家里，就数它心里想和欧美眉来眼去。如果说其他国家通过辛勤建设，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就，那么波兰，则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70年的格坦斯克罢工，等到70年代后期，因为基建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的外债增加、通货膨胀加剧、严重的经济困难，波兰政局就更加动荡了。1980年的全国罢工，81年又一次全国罢工……就在上个月，波兰又开始了罢工浪潮。这样的动荡，也就别谈什么建设了。与其说这个国家存在什么潜在的危险，不如说它从头到尾就像个内鬼。”
“算了，不提它了，继续，第七个，匈牙利。虽然有着匈牙利危机这样的历史性事件，其政局也不算非常稳定，但相比波兰，已经好了太多。在二战前，匈牙利不过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被戏称为三百万乞丐。而在苏联的帮助下，匈牙利从1950年开始，执行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以钢铁及相关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国，工业产品不仅能够满足自身，还可以出口了。然而，这样的跃进和目标倾斜，并没有直接改善民生，相反，那个五年计划期间，匈牙利的职工工资下降了13%。这也成为了酿成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的土壤之一。而在此之后，匈牙利逐步进行了改革，对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批判，提出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实行经济分散管理，发挥经济单位的作用，强调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到1968年全面实行改革，经过了十年以上的调研准备。具体的改革中，匈牙利选择了经济上放慢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道路。废除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取消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指令性计划。他们的经济指导思想是，市场的活动条件和规则应由国家进行调节和管理，形成有组织的市场。但市场反过来也会影响计划，修改计划并对计划过程进行监督。所以，他们提出对市场不应加以理想化，因为它的调节是事后的、摇摆不定的，并且带有损失，市场的作用虽然存在缺点，但其经济效能仍高于靠集中指示来调节经济过程的细节问题。”
“这样的论断，体现了他们长期认真调研的成果，大体上是符合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关系的。然而……”
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毕文谦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匈牙利是一个比较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虽然经济改革让它在1968年到1973年，形成了不错的发展势头，形成所谓的黄金时代，但在1973年，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暴涨，迅速导致了匈牙利从贸易顺差变成了很大的逆差。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选择了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决策。从此，这个国家的发展就陷入了断断续续的风雨。甚至在去年的时候，经济出现了倒退，外债也超过了200亿美元。这对于匈牙利这样一个国家的体量来说，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近几年来，不少社会不安定的迹象，也应运而生了。”
“算了，最后一个，东德。”
说到这儿，毕文谦忽然把笔记本儿翻到一页，用中指当书签，夹在手上，然后仰靠着椅背，目光沉沉地看着黎华：“黎华，在谈东德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自柏林墙建成之后，东德有人逃往西德的报道，你怎么看？”
黎华一愣，旋即认真思索起来。
“……这个，我不觉得西方国家的报道就是真相。我也就这方面的问题请万鹏询问过远东那边，虽然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回答的可靠性，但的确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他们也承认有不少人逃往西德，但其中有不少并不是东德人，而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人。与此同时，从1949年至今，西德也有将近100万人迁居到东德，大约是东德去西德的人口的三分之一。以柏林墙修建的1961年为例，那年也有三万多西德人迁居东德。并且，在东德去往西德的将近300万人里，有50万人因为以失业为主的各方面的原因，对西德失望，又回到了东德。所以，或许是万鹏在询问的时候口风有些不对，人家直接给了结论——单方面地觉得东德比西德好，东德人争先恐后往西德跑的想法，是片面而错误的。”
“是吗？”毕文谦听了，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我们在这里无法探究真相，也没有必要去计较。如果非要指责的话，不如谈谈苏联人早年对东德的田园化进程——名字起得好听，其实就是把人家东德的工业设备给拆了，运走，支援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咱们中国都收到了一些。这一来，你都把人家的工业给阉割了，那些工业人口，不跑才怪了！难道人家愿意乖乖去种地？东德那点儿面积，容得下全民种地吗？这些，苏联人肯定是不会主动去提的了。大概，这也是一种历史宜·粗不宜细吧！”
“不过，这并非重点。对于东德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离开了多少人，而在于为什么离开。黎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了解到一个细节——东德人翻越柏林墙的办法，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了。什么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的，就不说了，还有开重型汽车冲撞的，一个人私造潜水艇的，制造热气球的，还有制作滑翔机的，连制作弹射器把自己当炮弹的都有！”毕文谦似乎笑了一下，“简直是开动脑筋，各显神通了！”
“这意味着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东德的生活水深火热，让人下定决心逃离。但细节才是魔鬼——黎华，你觉得，在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会开重型汽车？有技术和材料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在我们这儿，有这水平的，绝对能很容易找到不错的工作了，说不定进了厂会被作为专家供起来！”话说得俏皮，毕文谦的表情却渐渐严肃起来，再次低头看笔记本儿，“这是一个比较过硬的侧证，东德的国民教育水平，非常之高。而关于民生的数据，你们收集的统计数据——1987年，东德，人均居住面积，27平方米，每一百户家庭拥有：152.1台冰箱，104.6台洗衣机，121.6台电视机，其中彩电47.1台，小汽车有52.6辆，每年肉和肉制品99.4公斤，鱼和鱼制品7.9公斤，蛋和蛋制品303个，黄油15.5公斤，人造黄油10.3公斤，奶和奶制品108.3公斤。这些数据，是建立在二战的疮痍之上，建立在工业基础设施被苏联全部拆走作为战争赔偿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不断外流的背景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在40年时间里，建立了世界第十大工业国，并且始终负担着华约仅次于苏联的军费。与此同时，东德实行免费教育，从托儿所到成人教育。以你们收集的最新数据：每万人里有大学生79.4人，专科生100人，在全部就业人员中，80%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20%受过大专教育。如果只考虑物质建设，东德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冠绝欧洲，和我们从大部分文盲人口到初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有千秋了。”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东德人要往外逃，为什么？”再一次提着这个问题，毕文谦又叹了一口气，“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根本性的原因其实就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很不到位。事实上，这不仅是东德面临的问题，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都面临着。也正因为东德的物质建设成就格外的突出，全民教育水平极高，所以他们的问题也就最大。事实上，德国的教育底蕴，自普鲁士以来，就是欧洲最强的。二战的战败，能够把德国打成废墟，二战的赔款，可以把东德的工业基础拆完，但德国的人口素质，始终就在那里，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黎华，我说过，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日中天，还没有真正迎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春天——科技尚且如此，比科技更重要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这也是为什么，拥有最好的平均教育水平的东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最差的物质起点，取得最高的成就。然而，这始终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们的宋朝能够达到封建时代的经济建设顶峰，是以重文轻武的国策为代价一样，东德的这些成就，是建立在政府对人民生活高度管控的基础之上。于是，问题就来了——一个从小就接受免费的高素质教育的人，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饥寒交迫的苦日子的人，觉得他享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人，对于实现自我价值，对于所谓自由的渴望，必然是格外强烈的。没有亲眼见过资·本主义社会血淋淋的残酷，习惯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貌似天然实则并不天然的福利的人，自然往往只看到外面世界的光鲜一面，然后产生向往，产生对于现状的不满，甚至是愤怒。甚至于，在去年的东柏林彩车游行中，东德的总书记能够向彩车上不穿上衣的女孩子微笑挥手——对于人民的生活，政府已经在很多层面上放宽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了，许多东德人仍然渴望着他们所谓的自由……”
本是在专心聆听的黎华突然眉头一挑：“是谁这么没遮拦，把那种东西都混在里面送进院子来的！”
“啊……那个并不是重点。先听我说完。”毕文谦略尴尬了几秒，“……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作为外人，当然可以骂一句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对于执政者来说，骂，不过是一种发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因为历史成因，苏联对于东德，始终保持着提防的心态，对于经互会其他国家，可以说是以协助甚至帮助为主，而对于东德，苏联却在提供必要的协助的同时，始终加上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东德，现在就是一个强健却跛脚的奴隶。当苏联的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东德必然会遭到殃及。虽然现在的形势还没有明显的问题，但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国家主权都谈不上的国家，当苏联的首脑是比CIA的特工更具有破坏性的地图头时，东德的局面，随时可能急转直下。”
分析大约终于告一段落，毕文谦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刘三剑留下的铁皮随身酒瓶，轻轻拧开，慢慢喝起了白开水。
良久，一直低着头的黎华终于慢慢直视着毕文谦，用略微颤抖的声音问道：“文谦，这就是你说的，东欧面临的险境？”
“是啊，无论那些国家自身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些，的确是它们正身处的险境，和我们中国无关的那一部分险境。”
黎华听懂了毕文谦话里的意思，几乎站了起来：“难道还有和我们有关的？”
毕文谦没有立即回答，慢慢把酒瓶喝空了，才慢条斯理地一边收瓶子，一边点头道：“当然，我们毕竟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啊！”
算生产力水平时，阶层最高，影响最深远，同时回报周期也最漫长的指标。而罗马尼亚呢？首先他就不是一个大国。其次，罗马尼亚贯彻了齐奥塞斯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甚至还规定禁止离婚，要求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生四个孩子。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在60年代普及了8年制义务教育，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10年制义务教育，从1980年开始，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从二战解放前每1万人中只有17个大学生，到1980年每1万人中已经有有80多个大学生了，更加严重的是，罗马尼亚规定学生上学全部免费，中小学和技校甚至免费供应课本。根据你们收集的数据，以1980年为例，罗马尼亚的在校学生达到了570多万！而罗马尼亚的总人口呢？说好听些只有两三千万！这根本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大yue进！”
“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发展政策，如果没有外援，根本不可能持续。所以，罗马尼亚的外债渐渐积累起来。但齐奥塞斯库又从80年代开始坚持计划十年内还清所有外债，怎么还？钱和物资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当然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儿了。直到现在，罗马尼亚的人民生活物资都处于短缺的状态。以最近的数据看，罗马尼亚很可能在明年完成计划，真的还清外债了。但这一切的代价，必然是全国人民的怨怒。虽然齐奥塞斯库在1982年就承认过，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但他始终坚持认为罗马尼亚不存在改革问题，强调他推行的思路和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事实上，罗马尼亚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国民已经忍受了十年的苦日子，和所有国家一样，二战之后出生的那些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对于世界的残酷，并没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很可能一边享受着完全免费的教育，一边跳起来反对政府。即使退一万步说，齐奥塞斯库能够应对好国内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愤怒，他仍然不可能解决独立解决接下来的死局——从66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到现在，新生的大批人口已经渐渐成年走出学校，以罗马尼亚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而适合的高中学历以上的工作岗位，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会加速滋生社会性的怨气。和我们中国不同的是，小国寡民的罗马尼亚，问题更大，独立解决的空间更小。说得不客气一点儿，只靠自己，在不改变社会体制的前提下，已经神仙难救了。与其说担心经济问题，不如担心被外国势力借机生事，搞出什么政变来。”
黎华的脸上，早已没有了血色：“文谦，真的……有那么严重？没有办法了？”
“真要想办法？”毕文谦看着黎华的脸，终于叹了一口气，“树挪死人挪活，真要想办法，总是有的，但是……”
“真有办法？”
“有，还不止一个。”话是这么说，毕文谦的口吻却更加低沉了，“第一个办法，向苏联求援。苏联虽然在地图头的神仙般的经济改革下渐渐陷入了泥潭，但真要拯救罗马尼亚，并不是做不到。问题是，地图头会愿意吗？苏联人会愿意吗？罗马尼亚需要怎么翻那三寸不烂之舌？它还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当初齐奥塞斯库批驳苏联提出的‘一体化’方案，反对‘有限主权论’的种种过去，是否都将成为历史笑话？说实话，即使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从个人到国家，真的愿意做到那一步，我也不觉得以地图头的格局和眼光，能够做出拯救罗马尼亚的决断。不然，苏联自身根本就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情况。而第二个办法，就是立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再去管所有人的死活，把多出来的失业人口，全部劳务派遣出去。这显然意味着把罗马尼亚全国20多年来辛勤建设的最主要的成果——高素质人口，折价抛售，任由外人掠夺，但至少在经济层面上，的确可以渡过死局。至于这么做的政治后果，以及经济水平将会倒退多少，我不是罗马尼亚人，我就懒得去思考了。而第三个办法，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最简单的——改头换面，走实质上的法xi斯道路，对内贯彻真正的恐怖统治，强制性的将劳动人口分配到不同岗位上，即使很多高素质人口无法发挥自身的才能，但能有一点儿是一点儿了。与此同时，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减少生育，放弃免费教育，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只要政府能够牢牢掌控军队，这样铁定能够慢慢走出难关。但在而今的世界格局下，这将遭遇怎样的外界指责甚至封锁，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听完毕文谦所谓的办法，黎华微微张着嘴，许久才转为一声苦笑：“文谦，你还不如直接说，没有办法。”
“……我是你师父，怎么能在你面前说没办法呢？”
疑似调侃的话后，毕文谦继续了正题。
“第五个，保加利亚。相比于刚才说的几个国家，保加利亚算是最亲近苏联的了，在各种领域的政策上，都向苏联靠拢，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而从1954年开始，日夫科夫就一直担任着保加利亚的第一领导人。他在执政的几十年里进行了三次规模比较大的改革，有的成效不大，有的成绩不错，并且提出过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没错，相比华约其他国家，保加利亚的领导层，更加强调，要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将其重要性提升到一个突出的高度，成为保加利亚理论界热烈研究探讨的课题，政治思想工作的口号，建设所谓更加成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鼓舞全国人民取得更大成就的具体奋斗目标。从发现问题的角度来说，这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如果以195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准，那么到1975年，保加利亚的增长率只稍微低于罗马尼亚，比RB都高，远远高于英国、意大利、美国、西德、法国，也远远高于苏联、匈牙利、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保共十三大上，他们因为自己从1956年到1985年，国民收入增长了7倍，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4倍，从而就自豪地宣布，保加利亚已经跻身于拥有现代化农业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之列。甚至，在几十年来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工资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追求缩小贫富差距，仅以工农之间为例，1956年保加利亚的农业社社员平均收入是工业职工的63%，而到了197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3%。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像罗马尼亚那样强制执行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也在经济层面制定了很强的鼓励政策。强到了什么地步？这么说吧，1970年，保加利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24列弗，1975年是146列弗，1980年是188列弗。而根据他们的国家政策，每个家庭一结婚，就可以得到15000列弗的贷款，30年还清。如果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又生了第二个，可以免还3000列弗；生了第三个，再免还4000。此外，婚后第二年，每个家庭还可得到5000列弗用于其他需要的贷款，10年还清，如果生了两个孩子，就免还一半，生三个孩子干脆全部免还。而在教育层面，50年代初，保加利亚就已经扫除了文盲，接着又在全国实行了免费教育，之后又普及了7年教育，在60年代普及了8年教育，在70年代普及了中等教育。然后在1973年开始新教育体制，又把11年教育改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12年统一中等综合技术教育，并在80年代全面实施。你们收集的统计数据里，早在1975年，保加利亚每1万人口中就已经有122个大学生了，超过了英国和西德。”
“毫无疑问，这些成就，是斐然的。踌躇满志的日夫科夫和保共却并不满足，在十三大上，日夫科夫批评国内的商业仍然落后于市场的实际需要。商品的投放量，甚至某些居民急需的商品的绝对量有的下降，一些必需品经常脱销，对商品销售情况缺乏研究，对新的需求反应迟钝，商业的服务水平不能令人满意，首都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和国营工业综合体的住宅需求量尚未充分满足，社会上很多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及健康普查措施是十分不够的。母亲、儿童和中年人的保健水平和效率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毕文谦低头读着笔记本上摘抄的句子，“这样的责任心和目标，值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汗颜了。保共甚至很早就意识到了，说出了‘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尚可调整；群众的思想搞乱了，调整起来要难得多’的论断。实话实说，就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小国自身来说，日夫科夫和他领导的保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即使是求全责备，也挑不出大的毛病。”
“然而，这一切成就建立的基础，是保加利亚最投靠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有着苏联领导的经互会投桃报李的支持，他们放弃了许多国家层面上的自主性。这就意味着，如果苏联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状态，华约和经互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保加利亚就能够一直蒸蒸日上。可一旦苏联陷入了困局，保加利亚的发展，就会比其他东欧国家更迅速地陷入困难。现实，正毫不留情地证明着——地图头在苏联乱搞，提出所谓的新思维，日夫科夫和保共立即响应，在全会上提出被称为七月构想的新改革思路，结果改革到现在也不过一年上下，保加利亚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商品短缺等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意料之外的困难。”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保加利亚本身是东欧诸国里，在全世界都算是很不错了，但只要他们继续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那么他们的繁荣，也将很快随着苏联陷入困境而迅速或者更迅速地烟消云散。而如果他们放弃了一边倒，那么经互会对他们的帮助肯定会产生变化，他们的很多政策，也将必然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持续下去。除非，苏联立即扭转地图头的胡搞毛搞——但很显然，全世界多数大国，包括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苏联重新焕发生机，活蹦乱跳起来。”
朝黎华眨眨眼睛，毕文谦低头又看了看笔记本儿。
“第六个，波兰。这个国家，因为历史成因，本来就对苏联不太待见。在华约国家里，就数它心里想和欧美眉来眼去。如果说其他国家通过辛勤建设，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就，那么波兰，则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70年的格坦斯克罢工，等到70年代后期，因为基建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的外债增加、通货膨胀加剧、严重的经济困难，波兰政局就更加动荡了。1980年的全国罢工，81年又一次全国罢工……就在上个月，波兰又开始了罢工浪潮。这样的动荡，也就别谈什么建设了。与其说这个国家存在什么潜在的危险，不如说它从头到尾就像个内鬼。”
“算了，不提它了，继续，第七个，匈牙利。虽然有着匈牙利危机这样的历史性事件，其政局也不算非常稳定，但相比波兰，已经好了太多。在二战前，匈牙利不过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被戏称为三百万乞丐。而在苏联的帮助下，匈牙利从1950年开始，执行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以钢铁及相关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国，工业产品不仅能够满足自身，还可以出口了。然而，这样的跃进和目标倾斜，并没有直接改善民生，相反，那个五年计划期间，匈牙利的职工工资下降了13%。这也成为了酿成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的土壤之一。而在此之后，匈牙利逐步进行了改革，对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批判，提出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实行经济分散管理，发挥经济单位的作用，强调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到1968年全面实行改革，经过了十年以上的调研准备。具体的改革中，匈牙利选择了经济上放慢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道路。废除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取消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指令性计划。他们的经济指导思想是，市场的活动条件和规则应由国家进行调节和管理，形成有组织的市场。但市场反过来也会影响计划，修改计划并对计划过程进行监督。所以，他们提出对市场不应加以理想化，因为它的调节是事后的、摇摆不定的，并且带有损失，市场的作用虽然存在缺点，但其经济效能仍高于靠集中指示来调节经济过程的细节问题。”
“这样的论断，体现了他们长期认真调研的成果，大体上是符合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关系的。然而……”
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毕文谦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匈牙利是一个比较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虽然经济改革让它在1968年到1973年，形成了不错的发展势头，形成所谓的黄金时代，但在1973年，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暴涨，迅速导致了匈牙利从贸易顺差变成了很大的逆差。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选择了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决策。从此，这个国家的发展就陷入了断断续续的风雨。甚至在去年的时候，经济出现了倒退，外债也超过了200亿美元。这对于匈牙利这样一个国家的体量来说，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近几年来，不少社会不安定的迹象，也应运而生了。”
“算了，最后一个，东德。”
说到这儿，毕文谦忽然把笔记本儿翻到一页，用中指当书签，夹在手上，然后仰靠着椅背，目光沉沉地看着黎华：“黎华，在谈东德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自柏林墙建成之后，东德有人逃往西德的报道，你怎么看？”
黎华一愣，旋即认真思索起来。
“……这个，我不觉得西方国家的报道就是真相。我也就这方面的问题请万鹏询问过远东那边，虽然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回答的可靠性，但的确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他们也承认有不少人逃往西德，但其中有不少并不是东德人，而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人。与此同时，从1949年至今，西德也有将近100万人迁居到东德，大约是东德去西德的人口的三分之一。以柏林墙修建的1961年为例，那年也有三万多西德人迁居东德。并且，在东德去往西德的将近300万人里，有50万人因为以失业为主的各方面的原因，对西德失望，又回到了东德。所以，或许是万鹏在询问的时候口风有些不对，人家直接给了结论——单方面地觉得东德比西德好，东德人争先恐后往西德跑的想法，是片面而错误的。”
“是吗？”毕文谦听了，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我们在这里无法探究真相，也没有必要去计较。如果非要指责的话，不如谈谈苏联人早年对东德的田园化进程——名字起得好听，其实就是把人家东德的工业设备给拆了，运走，支援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咱们中国都收到了一些。这一来，你都把人家的工业给阉割了，那些工业人口，不跑才怪了！难道人家愿意乖乖去种地？东德那点儿面积，容得下全民种地吗？这些，苏联人肯定是不会主动去提的了。大概，这也是一种历史宜·粗不宜细吧！”
“不过，这并非重点。对于东德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离开了多少人，而在于为什么离开。黎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了解到一个细节——东德人翻越柏林墙的办法，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了。什么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的，就不说了，还有开重型汽车冲撞的，一个人私造潜水艇的，制造热气球的，还有制作滑翔机的，连制作弹射器把自己当炮弹的都有！”毕文谦似乎笑了一下，“简直是开动脑筋，各显神通了！”
“这意味着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东德的生活水深火热，让人下定决心逃离。但细节才是魔鬼——黎华，你觉得，在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会开重型汽车？有技术和材料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在我们这儿，有这水平的，绝对能很容易找到不错的工作了，说不定进了厂会被作为专家供起来！”话说得俏皮，毕文谦的表情却渐渐严肃起来，再次低头看笔记本儿，“这是一个比较过硬的侧证，东德的国民教育水平，非常之高。而关于民生的数据，你们收集的统计数据——1987年，东德，人均居住面积，27平方米，每一百户家庭拥有：152.1台冰箱，104.6台洗衣机，121.6台电视机，其中彩电47.1台，小汽车有52.6辆，每年肉和肉制品99.4公斤，鱼和鱼制品7.9公斤，蛋和蛋制品303个，黄油15.5公斤，人造黄油10.3公斤，奶和奶制品108.3公斤。这些数据，是建立在二战的疮痍之上，建立在工业基础设施被苏联全部拆走作为战争赔偿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不断外流的背景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在40年时间里，建立了世界第十大工业国，并且始终负担着华约仅次于苏联的军费。与此同时，东德实行免费教育，从托儿所到成人教育。以你们收集的最新数据：每万人里有大学生79.4人，专科生100人，在全部就业人员中，80%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20%受过大专教育。如果只考虑物质建设，东德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冠绝欧洲，和我们从大部分文盲人口到初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有千秋了。”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东德人要往外逃，为什么？”再一次提着这个问题，毕文谦又叹了一口气，“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根本性的原因其实就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很不到位。事实上，这不仅是东德面临的问题，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都面临着。也正因为东德的物质建设成就格外的突出，全民教育水平极高，所以他们的问题也就最大。事实上，德国的教育底蕴，自普鲁士以来，就是欧洲最强的。二战的战败，能够把德国打成废墟，二战的赔款，可以把东德的工业基础拆完，但德国的人口素质，始终就在那里，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黎华，我说过，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日中天，还没有真正迎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春天——科技尚且如此，比科技更重要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这也是为什么，拥有最好的平均教育水平的东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最差的物质起点，取得最高的成就。然而，这始终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们的宋朝能够达到封建时代的经济建设顶峰，是以重文轻武的国策为代价一样，东德的这些成就，是建立在政府对人民生活高度管控的基础之上。于是，问题就来了——一个从小就接受免费的高素质教育的人，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饥寒交迫的苦日子的人，觉得他享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人，对于实现自我价值，对于所谓自由的渴望，必然是格外强烈的。没有亲眼见过资·本主义社会血淋淋的残酷，习惯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貌似天然实则并不天然的福利的人，自然往往只看到外面世界的光鲜一面，然后产生向往，产生对于现状的不满，甚至是愤怒。甚至于，在去年的东柏林彩车游行中，东德的总书记能够向彩车上不穿上衣的女孩子微笑挥手——对于人民的生活，政府已经在很多层面上放宽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了，许多东德人仍然渴望着他们所谓的自由……”
本是在专心聆听的黎华突然眉头一挑：“是谁这么没遮拦，把那种东西都混在里面送进院子来的！”
“啊……那个并不是重点。先听我说完。”毕文谦略尴尬了几秒，“……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作为外人，当然可以骂一句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对于执政者来说，骂，不过是一种发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因为历史成因，苏联对于东德，始终保持着提防的心态，对于经互会其他国家，可以说是以协助甚至帮助为主，而对于东德，苏联却在提供必要的协助的同时，始终加上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东德，现在就是一个强健却跛脚的奴隶。当苏联的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东德必然会遭到殃及。虽然现在的形势还没有明显的问题，但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国家主权都谈不上的国家，当苏联的首脑是比CIA的特工更具有破坏性的地图头时，东德的局面，随时可能急转直下。”
分析大约终于告一段落，毕文谦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刘三剑留下的铁皮随身酒瓶，轻轻拧开，慢慢喝起了白开水。
良久，一直低着头的黎华终于慢慢直视着毕文谦，用略微颤抖的声音问道：“文谦，这就是你说的，东欧面临的险境？”
“是啊，无论那些国家自身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些，的确是它们正身处的险境，和我们中国无关的那一部分险境。”
黎华听懂了毕文谦话里的意思，几乎站了起来：“难道还有和我们有关的？”
毕文谦没有立即回答，慢慢把酒瓶喝空了，才慢条斯理地一边收瓶子，一边点头道：“当然，我们毕竟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