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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学校里上学。什么是生活？日常的吃穿用度，非日常的各种开销。这些，有的，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福利，有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产出的产品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里。再说一次，这对于体制内的普通市民和体制外的个体户来说，没有区别。然而，他们之间发生的买卖瓜子的贸易关系，这件事情，是在体制之外的。这就意味着，作为个体户的那个老阿姨，一方面，从小到大，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免费的福利，享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价产品，一方面通过体制之外的贸易方式，从体制内部的群体身上赚取高额的利润。”
“听上去好像有些上·纲上线，是吧？我说过，作为政府层面，不能够小家子气地把人家给取缔了。但这事情，本质上的确就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将来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时候，总不可能把人家也给取缔了吧？”看着黎华低头的样子，毕文谦稍微停顿了一下，“其实，对比一下两种社会制度对于价格的态度，对比一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同，就能发现问题的真相。”
“目前的大多数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东欧，往往都面向全民提供了免费的教育。而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过，教育，在生产力水平核算中阶层最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体现，教育，在苏联模式的经济理论体系下，价值为0——很显然，这个说法不对，苏联也不会那么认为，他们会说，之所以让教育对人民免费，恰恰是因为我们也认为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可是，即使大家都对教育的价值心知肚明，在他们的核算体系中，教育这一块儿，其经济效益，的确就是0。”
“这显然不是个案。把目光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很轻易地发现，这样那样的福利，简直是充斥着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明显有社会价值，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的事物，在经济效益的核算中，被无视了。”
“如果这一切只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内部，这倒也没什么了。大家都一样，肉烂了在锅里。就事实来说，华约国家和欧美的经济贸易，不仅规模远远配不上双方的体量，并且形式也是物物贸易为主的原始方式。”
“那么，欧美国家奉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呢？”毕文谦又停顿了一下，“和苏联模式完全不同，他们不仅什么有经济价值的事物都要算出来加进去，甚至还可以将根本不能代表生产力的经济行为也核算进去。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每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而如果把苹果换成思想，就是每人有了两种思想。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不是这样——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易一下，只要交了交易税，那我们就创造了两个苹果的GDP。”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毕文谦察觉了黎华偷偷抿嘴的动作，“也许的确值得一笑，但这也的确是很严肃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差别，更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
“对于华约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核算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不足之处，保证稳定发展。以教育为代表的面向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东西，虽然重要，却没有必要计算进来，算了也只是徒增审计成本。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以物价稳定而低廉为豪。以苏联为代表的，许多日常生活物品的价格，已经几十年纹丝不动了。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核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资本的增长情况，任何能够甚至是可能产生利润的事物，都要算进来，只要对一部分人有利，那部分人就会推动政策算进去。也许这么听起来，你会觉得不合逻辑，那我说得更明白一点儿——欧美国家的经济核算本质，就是一切资产货币化，想尽办法地把一切都货币化。如果你有一种东西，别人有另一种东西，你的东西没有货币化，别人的货币化了，那么，人家就可以通过金融操作来制造原始资本，进行更快的资本增值，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在国·家资本主义里，思想有多快，资本的增值就能够有多快——这根本就和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必然关系，而是一个数学建模问题。于是，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经济核算体系中，你的东西，没有货币化的东西，将越来越贬值。”
“总结地说，苏联模式的核算体系，其经济统计数据，将低于实际生产力水平；而美国模式的核算体系，其经济统计数据，将高于实际生产力水平。华约国家对于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生产力投入越大，数据的低估就越严重；欧美国家通过金融操作的凭空增值越多，数据的高估就越严重。就事实来说，华约国家和欧美目前的经济贸易，不仅规模远远配不上双方的体量，并且形式也是物物贸易为主的原始方式。所以两种核算方式的差异，还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
“可是，我们不同。我们是要努力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虽然从8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逐渐接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我们具体该怎么算，并没有一个清晰而靠谱的思路。跟随欧美，亦步亦趋，是肯定不行，因为就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来说，那显然存在着很大的错误；但我们又不能不做，因为关贸总协定里的贸易，是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参与到这个经济圈里，就承认了美元的凭空增值的合法性，并且将本国货币和美元约定了一个换算汇率，这样一来，参与得越深，被美国的金融资本掠夺得就越严重。如果我们仍然以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路为主体，只要资产货币化进行得不彻底，即使换成了GDP的核算方式，也必然被欧美国家经济掠夺。甚至于，哪怕我们已经将资产彻底货币化了，但我们没有通过金融手法进行凭空增值，换个说法就是滥发钞票，而美国却肆无忌惮地滥发了，那么，我们仍然会处于被经济掠夺的境况。”
“这，已经是比较小的问题了，毕竟，滥发钞票只是一个比喻，一点点儿地注水可以持续剥削，而一下子大规模灌水，却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性，不到万不得已，即使是美国政府，也不会做得太过露骨。黎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杀伤力更大的手法：如果我是美国政府，想要毁灭另一个国家，首先，我会不择手段地操纵那个国家的货币汇率，至少，让那个国家的政府一时间丧失对于自身货币调控的能力；接着，我会同样不择手段地让那个国家的人民相信，自己的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然后，我会制造那个国家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在短时间内飞快贬值，把那个国家原本很有价值的资产，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简直一文不值，甚至可以算成债务；最后，我用自己的资本，以救世主的姿态，购买那个国家的资产，特别是生产资料，以及包括了高素质人口和优秀技术的暂时陷入了经营困境的企业。至于购买之后，我会不会把机器设备等等东西运走，会不会直接将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员工开除，那就都是全凭我喜怒的后话了。这样一个过程，也许是一年半载，也许是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我显然没有获得一个原本拥有生机的结构完整的国家，但我的确做到了杀鸡取卵，并且，被我掠夺的国家，在经济上彻底被肢解宰割，绝不可能对我产生竞争的威胁了。就像我很早就告诉过你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太在乎整个系统资本甚至是自身资本的实际价值是增是减，而只在乎自身资本在整个系统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能否增加。”
“这样的操作手法，或者说经济战争的战术，对于习惯了价格稳定，习惯了被政府照顾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来说，既隐蔽，又很容易掀起恐慌，他们找不到真凶，便会习惯性地把责任归结到自家政府身上。黎华，你不妨想像一下，如果在之前的物价闯关期间，我们就已经允许了美国资本不受限制地进来，如果他们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把他们的商品向我们倾销，然后将我们那些没有进行资产货币化的企业估计出一个原本挺公平，但在飞涨的物价的对比下显得极度贬值的价格，再用我们人民购买昂贵商品的钱，反过来购买我们那些企业。那样，会是怎样的结果？群众爆发出来的恐慌性抢购，你比我更清楚，美国的生产力能不能进行这样的倾销，也并不值得疑问。这一切，连操纵汇率的手法都还没用到，只是利用了价格的异常而严重的波动。”
“现在，回到那个卖瓜子的老阿姨的例子——真正的关键在于，作为体制外的个体户，她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和体制内的人群进行贸易。只不过，老阿姨的暴利来源于计算力远远不足于充分规划的计划经济所留下的盲区，而我假设的美国的掠夺手段的暴利来源于物价的不正常波动。”
“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冒然进入资·本主义贸易框架后的致命危险。”毕文谦看着黎华因为不自觉的沉重呼吸而起伏的胸脯，叹了叹气，“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放弃加入关贸总协定，那就是因噎废食了。”
录音室里，寂静良久。
终于，黎华合上笔记本儿，抬头直视着毕文谦，话音沉重而坚定：“文谦，我们，该怎么做？”
出生，在学校里上学。什么是生活？日常的吃穿用度，非日常的各种开销。这些，有的，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福利，有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产出的产品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里。再说一次，这对于体制内的普通市民和体制外的个体户来说，没有区别。然而，他们之间发生的买卖瓜子的贸易关系，这件事情，是在体制之外的。这就意味着，作为个体户的那个老阿姨，一方面，从小到大，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免费的福利，享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价产品，一方面通过体制之外的贸易方式，从体制内部的群体身上赚取高额的利润。”
“听上去好像有些上·纲上线，是吧？我说过，作为政府层面，不能够小家子气地把人家给取缔了。但这事情，本质上的确就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将来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时候，总不可能把人家也给取缔了吧？”看着黎华低头的样子，毕文谦稍微停顿了一下，“其实，对比一下两种社会制度对于价格的态度，对比一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同，就能发现问题的真相。”
“目前的大多数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东欧，往往都面向全民提供了免费的教育。而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过，教育，在生产力水平核算中阶层最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体现，教育，在苏联模式的经济理论体系下，价值为0——很显然，这个说法不对，苏联也不会那么认为，他们会说，之所以让教育对人民免费，恰恰是因为我们也认为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可是，即使大家都对教育的价值心知肚明，在他们的核算体系中，教育这一块儿，其经济效益，的确就是0。”
“这显然不是个案。把目光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很轻易地发现，这样那样的福利，简直是充斥着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明显有社会价值，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的事物，在经济效益的核算中，被无视了。”
“如果这一切只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内部，这倒也没什么了。大家都一样，肉烂了在锅里。就事实来说，华约国家和欧美的经济贸易，不仅规模远远配不上双方的体量，并且形式也是物物贸易为主的原始方式。”
“那么，欧美国家奉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呢？”毕文谦又停顿了一下，“和苏联模式完全不同，他们不仅什么有经济价值的事物都要算出来加进去，甚至还可以将根本不能代表生产力的经济行为也核算进去。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每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而如果把苹果换成思想，就是每人有了两种思想。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不是这样——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易一下，只要交了交易税，那我们就创造了两个苹果的GDP。”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毕文谦察觉了黎华偷偷抿嘴的动作，“也许的确值得一笑，但这也的确是很严肃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差别，更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
“对于华约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核算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不足之处，保证稳定发展。以教育为代表的面向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东西，虽然重要，却没有必要计算进来，算了也只是徒增审计成本。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以物价稳定而低廉为豪。以苏联为代表的，许多日常生活物品的价格，已经几十年纹丝不动了。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核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资本的增长情况，任何能够甚至是可能产生利润的事物，都要算进来，只要对一部分人有利，那部分人就会推动政策算进去。也许这么听起来，你会觉得不合逻辑，那我说得更明白一点儿——欧美国家的经济核算本质，就是一切资产货币化，想尽办法地把一切都货币化。如果你有一种东西，别人有另一种东西，你的东西没有货币化，别人的货币化了，那么，人家就可以通过金融操作来制造原始资本，进行更快的资本增值，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在国·家资本主义里，思想有多快，资本的增值就能够有多快——这根本就和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必然关系，而是一个数学建模问题。于是，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经济核算体系中，你的东西，没有货币化的东西，将越来越贬值。”
“总结地说，苏联模式的核算体系，其经济统计数据，将低于实际生产力水平；而美国模式的核算体系，其经济统计数据，将高于实际生产力水平。华约国家对于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生产力投入越大，数据的低估就越严重；欧美国家通过金融操作的凭空增值越多，数据的高估就越严重。就事实来说，华约国家和欧美目前的经济贸易，不仅规模远远配不上双方的体量，并且形式也是物物贸易为主的原始方式。所以两种核算方式的差异，还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
“可是，我们不同。我们是要努力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虽然从8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逐渐接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我们具体该怎么算，并没有一个清晰而靠谱的思路。跟随欧美，亦步亦趋，是肯定不行，因为就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来说，那显然存在着很大的错误；但我们又不能不做，因为关贸总协定里的贸易，是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参与到这个经济圈里，就承认了美元的凭空增值的合法性，并且将本国货币和美元约定了一个换算汇率，这样一来，参与得越深，被美国的金融资本掠夺得就越严重。如果我们仍然以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路为主体，只要资产货币化进行得不彻底，即使换成了GDP的核算方式，也必然被欧美国家经济掠夺。甚至于，哪怕我们已经将资产彻底货币化了，但我们没有通过金融手法进行凭空增值，换个说法就是滥发钞票，而美国却肆无忌惮地滥发了，那么，我们仍然会处于被经济掠夺的境况。”
“这，已经是比较小的问题了，毕竟，滥发钞票只是一个比喻，一点点儿地注水可以持续剥削，而一下子大规模灌水，却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性，不到万不得已，即使是美国政府，也不会做得太过露骨。黎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杀伤力更大的手法：如果我是美国政府，想要毁灭另一个国家，首先，我会不择手段地操纵那个国家的货币汇率，至少，让那个国家的政府一时间丧失对于自身货币调控的能力；接着，我会同样不择手段地让那个国家的人民相信，自己的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然后，我会制造那个国家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在短时间内飞快贬值，把那个国家原本很有价值的资产，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简直一文不值，甚至可以算成债务；最后，我用自己的资本，以救世主的姿态，购买那个国家的资产，特别是生产资料，以及包括了高素质人口和优秀技术的暂时陷入了经营困境的企业。至于购买之后，我会不会把机器设备等等东西运走，会不会直接将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员工开除，那就都是全凭我喜怒的后话了。这样一个过程，也许是一年半载，也许是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我显然没有获得一个原本拥有生机的结构完整的国家，但我的确做到了杀鸡取卵，并且，被我掠夺的国家，在经济上彻底被肢解宰割，绝不可能对我产生竞争的威胁了。就像我很早就告诉过你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太在乎整个系统资本甚至是自身资本的实际价值是增是减，而只在乎自身资本在整个系统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能否增加。”
“这样的操作手法，或者说经济战争的战术，对于习惯了价格稳定，习惯了被政府照顾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来说，既隐蔽，又很容易掀起恐慌，他们找不到真凶，便会习惯性地把责任归结到自家政府身上。黎华，你不妨想像一下，如果在之前的物价闯关期间，我们就已经允许了美国资本不受限制地进来，如果他们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把他们的商品向我们倾销，然后将我们那些没有进行资产货币化的企业估计出一个原本挺公平，但在飞涨的物价的对比下显得极度贬值的价格，再用我们人民购买昂贵商品的钱，反过来购买我们那些企业。那样，会是怎样的结果？群众爆发出来的恐慌性抢购，你比我更清楚，美国的生产力能不能进行这样的倾销，也并不值得疑问。这一切，连操纵汇率的手法都还没用到，只是利用了价格的异常而严重的波动。”
“现在，回到那个卖瓜子的老阿姨的例子——真正的关键在于，作为体制外的个体户，她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和体制内的人群进行贸易。只不过，老阿姨的暴利来源于计算力远远不足于充分规划的计划经济所留下的盲区，而我假设的美国的掠夺手段的暴利来源于物价的不正常波动。”
“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冒然进入资·本主义贸易框架后的致命危险。”毕文谦看着黎华因为不自觉的沉重呼吸而起伏的胸脯，叹了叹气，“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放弃加入关贸总协定，那就是因噎废食了。”
录音室里，寂静良久。
终于，黎华合上笔记本儿，抬头直视着毕文谦，话音沉重而坚定：“文谦，我们，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