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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在诉说他们的心声,而彭姐姐认为在慰问的场合,他们的受众,不适合那么唱。所以,我唱出来,和彭姐姐唱出来,从出发点就不一样,效果也就肯定不一样了。我能在火车上把群众唱得默然,彭姐姐却能唱得战士们流泪。这种区别,不是一页纸能记清楚的。”
说到这里,毕文谦的脑海里浮现起了彭姐姐那村姑模样,以及……那个长得瘦弱却带着自己作死的小张姐姐。
“如果说演唱是基于已有的词曲而进行的再次创作,那么词曲的创作就是首次创作,它们在思路上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创作者首先需要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想表达的东西,或者说得正式一点儿,叫艺术形象。那,就是心里的谱。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富老师,我写一首歌,可以不要乐器,但必须有所见所闻的事物。如果它们在我心坎里,让我不禁为之而歌,那么创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随着一声叹息,毕文谦不禁联想到一个女人,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在这个年代,她还不是那个传说中的老太婆吧……她在创作的时候,就不用乐器,却是聆听自然的声音的。
毕文谦的话说完了,在喧杂的车厢里很快无影无踪,但富林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普通人听歌唱歌,属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么很多音乐工作者写歌唱歌,就属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恰如毕文谦话里的那个“工”字。但真正的艺术创作,的确应该山就是山,水就是水。
大约,毕文谦一开始就知道的道理,孙云快四十岁了才明白。
“文谦啊,你妈妈真是果决啊!我却做不到。”富林没有去评判毕文谦一席话的对错,却貌似答非所问地感叹起来,“我有一个女儿,大约比你小三岁。她出生时,我不在她身边,当年我需要到处随文工团演出,把她寄养在别人家里。我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已经3岁了。当时,她梳着马尾辫,穿着棉质花衣,坐在地上玩儿,我穿着军装,渐渐走过去。我一眼认出了她,她却认不得我。我对着她笑,她却站起来,边跑边喊:‘爸爸、妈妈,快跑,公安来了!’我追过去问她:‘公安来了,你跑什么?’她怯怯地答我:‘我没有户口!’文谦啊,我当时差点儿就哭了出来。从此,我把女儿接到京城身边,但还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她。那时候,正是我写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不仅反响巨大,也是创作激情最高的时候。到我家里来上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女儿总是静静地站在门口听我上课,我只是认为她在好奇。却没有料到,在不久前,她在我的书桌上压了一张纸条,打头一句话:‘请付林老师指正。’后面,是她写的歌词。”
也许是停顿,也许是酝酿,也许,是别的什么情绪,几秒之后,富林吟道:“‘是粉红色的天空,是蓝色的蝴蝶,是绿色的星星,是紫色的麻雀……是荡不高的秋千,是写不黑的字帖,是飘不远的风筝,是飞不回的飞碟。是说不通的谎话,是讲不完的故事,是看不懂的电视,是啃不烂的作业……用小小的双手敲击大大的世界,用淡淡的目光偷看深深的世界,用热情的歌声呼唤沉睡的世界,用持久的童心问候未来的世界。’我从来没有想像过,一个初一的孩子会写出如此好的词。但她的的确确,是我的女儿。所以,文谦啊,你说的那番话,我相信你,相信你说的,是你的心声。”
富林再度沉默了一小会儿。
“我只是,在昨晚,你妈妈把你托付给我之后的夜里,躺在床上,睡不找的时候,有一点儿嫉妒。嫉妒你妈妈,能够为了自己的儿子,放弃自己稳定的工作,放弃习惯了半辈子的一切。而我,却做不到。”
战士在诉说他们的心声,而彭姐姐认为在慰问的场合,他们的受众,不适合那么唱。所以,我唱出来,和彭姐姐唱出来,从出发点就不一样,效果也就肯定不一样了。我能在火车上把群众唱得默然,彭姐姐却能唱得战士们流泪。这种区别,不是一页纸能记清楚的。”
说到这里,毕文谦的脑海里浮现起了彭姐姐那村姑模样,以及……那个长得瘦弱却带着自己作死的小张姐姐。
“如果说演唱是基于已有的词曲而进行的再次创作,那么词曲的创作就是首次创作,它们在思路上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创作者首先需要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想表达的东西,或者说得正式一点儿,叫艺术形象。那,就是心里的谱。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富老师,我写一首歌,可以不要乐器,但必须有所见所闻的事物。如果它们在我心坎里,让我不禁为之而歌,那么创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随着一声叹息,毕文谦不禁联想到一个女人,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在这个年代,她还不是那个传说中的老太婆吧……她在创作的时候,就不用乐器,却是聆听自然的声音的。
毕文谦的话说完了,在喧杂的车厢里很快无影无踪,但富林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普通人听歌唱歌,属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么很多音乐工作者写歌唱歌,就属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恰如毕文谦话里的那个“工”字。但真正的艺术创作,的确应该山就是山,水就是水。
大约,毕文谦一开始就知道的道理,孙云快四十岁了才明白。
“文谦啊,你妈妈真是果决啊!我却做不到。”富林没有去评判毕文谦一席话的对错,却貌似答非所问地感叹起来,“我有一个女儿,大约比你小三岁。她出生时,我不在她身边,当年我需要到处随文工团演出,把她寄养在别人家里。我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已经3岁了。当时,她梳着马尾辫,穿着棉质花衣,坐在地上玩儿,我穿着军装,渐渐走过去。我一眼认出了她,她却认不得我。我对着她笑,她却站起来,边跑边喊:‘爸爸、妈妈,快跑,公安来了!’我追过去问她:‘公安来了,你跑什么?’她怯怯地答我:‘我没有户口!’文谦啊,我当时差点儿就哭了出来。从此,我把女儿接到京城身边,但还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她。那时候,正是我写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不仅反响巨大,也是创作激情最高的时候。到我家里来上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女儿总是静静地站在门口听我上课,我只是认为她在好奇。却没有料到,在不久前,她在我的书桌上压了一张纸条,打头一句话:‘请付林老师指正。’后面,是她写的歌词。”
也许是停顿,也许是酝酿,也许,是别的什么情绪,几秒之后,富林吟道:“‘是粉红色的天空,是蓝色的蝴蝶,是绿色的星星,是紫色的麻雀……是荡不高的秋千,是写不黑的字帖,是飘不远的风筝,是飞不回的飞碟。是说不通的谎话,是讲不完的故事,是看不懂的电视,是啃不烂的作业……用小小的双手敲击大大的世界,用淡淡的目光偷看深深的世界,用热情的歌声呼唤沉睡的世界,用持久的童心问候未来的世界。’我从来没有想像过,一个初一的孩子会写出如此好的词。但她的的确确,是我的女儿。所以,文谦啊,你说的那番话,我相信你,相信你说的,是你的心声。”
富林再度沉默了一小会儿。
“我只是,在昨晚,你妈妈把你托付给我之后的夜里,躺在床上,睡不找的时候,有一点儿嫉妒。嫉妒你妈妈,能够为了自己的儿子,放弃自己稳定的工作,放弃习惯了半辈子的一切。而我,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