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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梅子是我的邻居小妹,她长着一副瓜子脸,五官端正,皮肤白里透红,两个眼睛闪闪发亮。她与我的妹妹同年,喜欢在我家里玩。每当她来我家玩时,我总要偷偷地多看她几眼。
梅子本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而是随母改嫁过继到我们村里来的。她的母亲郑氏,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在民国时期曾一度是个官太太,解放后,景况日下,她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没人说得清。梅子的母亲嫁到我们村里来之前,曾经另外嫁过一个人,但在那里好景不长,又与那个男人分手了。她母亲能在我们村里安家,其实也是天意。当时,梅子的母亲在那边已无法立足了,就一路寻访,看哪里有合适的单身汉,想找个落家。正好访到了我家里,我母亲是个热心人,就为她与我的一位邻居牵上了线。那时,因为吃大锅饭,大家都很穷,成不起家的男子大有人在。我的那位邻居快四十岁了,以前虽然结过一次婚,但不久就离了,之后一直打单身。经我母亲一撮合,立马就成了。
郑氏生有三个女儿,来我们村里时,大女儿已有十六岁,许配了人家,带到我们村来时,只有梅子和她二姐。因为郑氏来我们村里落家,是我母亲保的媒,加之又是邻居,而梅子与我妹妹同年,她们一起上学,一起放牛、扯猪草,所以,梅子与我们家里的人来往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的风俗,有些吃生,外来人员,往往受人欺侮,而我们家在村里可称得上是旺族,她们能与我们家结交,等于有了保护伞,所以她们自然对我家格外亲热了。
梅子来我们村里时,还只有十一、二岁,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身上穿着粗布衣服,脸色有点黄,是个很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这与她那特殊的家庭环境及清苦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来到我们村里之后,由于家庭的稳定,生活条件的改善,梅子的脸色一天一天地红润起来,身材也一天一天地丰满了,在哪里一站,真是婷婷玉立呢。
对梅子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务农,几乎天天可以同梅子见面,看到她那两个小辫子在我眼前幌来幌去,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时,她上山去放牛、割茅草或扯猪草,我会有意无意地与她同行,并且有事没事地与她说说话,对她有一种非常依恋的感觉。没看到她时,心里就怅然若失,好象丢了什,真有点魂不守舍。这种恋情,后来还真的演绎了我一段苦涩的初恋呢,许多情节,至今仍常常在我的梦中索回。
二
随着岁月的增长,邻居梅子出落得越来越靓丽可爱了,已不断地有人为她介绍对象。由于她母亲嫁给我的邻居时已超过了生育期,没给梅子的这位继父生得一男半女,所以,她的继父视她为己出,疼爱有加。同时放出风声,要给她招个上门女婿,以便老来有个依靠。但条件是:既要当上门女婿,又要按农村的风俗向女方过礼。因为她不是村里的同姓人,得了这个消息,本村的一些小伙子也很自然地去亲近她,希望能与她发展友谊,结为伉俪。有的人是公开追求,有的人则暗中默恋,有的人则当面打情骂俏,说荤话。这时的梅子,还只有十六、七岁,虽然已初通人事,但要谈婚论嫁,她还是含羞答答的,加之还在中学读书,因而对那些求婚者及主动亲近她的人,一直没有表露心迹。
其实,也不是梅子不把婚姻当回事,而是她的心气较高,在追求她的一帮人中,没一个真正能让她看得上眼的人。她喜欢的是那种既有才华,又诚实勤劳的青年。她的这种心思,被她母亲知道之后,又在闲聊时说给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听后,一方面是喜,因为那些追求者并没打动梅子的心,梅子的择婿标准与我的条件正相合,有可能娶她作儿媳妇;一方面是忧,因为我们家里人口太多,经济困难,娶不起象梅子这样条件好的媳妇,加之当时我家在村里的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梅子不一定会愿意呢。尽管有这些顾虑,我母亲还是将这个意思悄悄地说给了梅子的母亲,梅子的母亲又转告给了梅子。出人意料的是,梅子竟然同意与我结亲。我虽然一直很喜欢梅子,但能与她结亲,这是我作梦也没想到过的。当母亲将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还真有点不信呢。
后来,经过媒人的撮合,我与梅子还订了个婚约。由于当时梅子还在读书,她母亲怕影响她的前途,所以不肯正式订婚,只同意发个生庚“八字”给我家,我家则向她家过个薄礼,作为收到“八字”的压礼,而且只在暗地里进行,对外都不要承认有这回事。这种作法,当时我父母也求之不得,因为上面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正在谈恋爱,家里为他的婚事,已是入不敷出了,还哪里顾得及我呢。所以,他们对女方的这个要求非常赞成,先用这个办法拖着再说。
因为梅子的母亲怕外人知道我与梅子订立婚约之事,所以要求我家选在某个吉日的晚上向她家里过礼。当时,我对这种偷偷摸摸的作法很反感,向父母提出意见,我说:“订婚是人生大事,应该光明正大地操办,这样偷偷摸摸的,我还宁肯不订这门亲事呢。”我父亲见我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就来气了,大声地训斥说:“这件事大人说了算,你要是不依我们,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见父亲发了脾气,我也不敢作声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父母不管事,是娶不到媳妇的,不说经济上没能力,就是社会舆论也不好,父母不管的人,会被人看轻,认为不是好男子,有谁愿意嫁给他呢,更何况我又爱恋着梅子,所以只好依了父母之见。
给梅子家过礼那晚,我们家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梅子和她的母亲、继父及媒人,表示正式结亲。按照当时的风俗,我们为梅子准备了两身衣服布料,还有几十元礼金,外加一套三生(鸡、鱼、肉),用一对竹蔗担子(家乡送礼的一种工具)装载。酒席过后,我父母按当时风俗将礼品呈现给梅子一家过目,她们见了礼品,感到比较满意,而后就由我挑着礼品送到了梅子家里。当时的风俗,男方向女方过礼之后,女方也要向男方表示礼节,回赠一些礼物。但是,梅子家收了我们的礼之后,没给我回赠任何礼物,哪怕是一个线头都没有,我当时很不满,感觉她家不是与我们对亲,而是在谈交易。
给梅子家过礼之后,我与梅子的关系反而不如从前了。因为怕别人知道我们订亲之事,我们在公开场合,都装作没那回事一样。两人在一起劳动时,很少说过一句话。而在家里的时候,梅子也很少与我说话,在我面前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好象我欠了她什么。这种畸形状态下结成的婚约,为后来的不欢而散打下了伏笔。
三
与梅子订下婚约之后,虽然两个人关系总是扭扭泥泥,但我心中还是时刻关心着她、爱恋着她的。总是想着要如何地讨得她的欢喜,以便同她搞好关系。
那年的春季,我种了一块地的早辣椒,在端午节前就已结出了许多的新辣椒(这在那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因为家里缺钱用,就摘了几十斤新辣椒到街上去卖。那天,街上卖新辣椒的人不多,我卖了个好价钱,而且很早就卖完了。因为天色还早,我又到供销社去转了一圈,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却给梅子买了一块手帕和一块香皂。因为这种东西,当时在农村还货是时髦货,一般人家是不用香皂的。当我将这两样礼物悄悄送给梅子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对我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一次,我家请梅子来作客,饭后,我妈妈从大嫂那里借了十元钱递给我,要我送给梅子。当我将母亲递过来的十元钱送给梅子时,她的脸色很难看,并顺手就把那十元钱丢到地下去了。当时,我也很火,打算不理她了。但我大嫂看到之后,又好言好语地劝了梅子一番,要她莫见怪,钱虽少了一点,但也是一个礼呀。常言道:轻重礼,长短棍,礼轻情不轻。在大嫂的劝说下,梅子又收下了那十元钱。其实,那时候的十元钱,也不算太少,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二十几元到三十多元,农村的收入更低,我们队里每个劳动日只有一角几分钱,十元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分钱呢。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们家里虽然穷,但我的人格却不容侮辱,而梅子的作法恰恰侮辱了我的人格。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去理她。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男女之间订了婚约,过年过节,女孩及其父母生日,男方都要去送礼。我与梅子之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过年过节的礼还是不能少,只是礼品没有正式订了婚的那么重。有一次,梅子的继父过生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置办礼品,逼得没办法,我只好上山去劈了一担树蔸,挑到街上去卖了几元钱,换回了一个猪腿,送给梅子的继父过生日。为了这份礼物,我花了几天的功夫,但是,梅子家里饭都没舍得喊我吃。直到第二天,她的大姐夫来了,才喊我吃了一餐饭。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连一餐饭都混不上,想起来真使人伤心。
在与梅子订立婚约之后,我还要为她家里兼做一些义务劳动。当时,她家里的劳动力比我家强,因此,重工夫虽然没要我做,但一些手工方面的劳动却少不了。因为我曾学会了编织竹篮之类的玩艺,所以,每年都要给她家里织几个竹篮子;我还会加工红薯粉丝,所以每年都要给梅子家里加一些薯粉;我又会酿酒,梅子家里有时也请我去酿酒。为她家里做这些事,都全义务的,从没得到过任何报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之前,梅子家里要酿过年酒,喊我去帮忙。我从洗米、煮饭,到凉饭、配饼药,再到上甑打包,在她家里忙呼了大半夜,仅喝了几口水。过了三天,我到她家里去玩时,那缸甜酒正好熟了。当时,梅子很热情,对她妈妈说:“煎甜酒吃吧。”说第一次时,她母亲假装没听见,梅子又说一次,她母亲回答说:“煎什么煎,你这么好呷,等两天就过年了,尽你呷呀!”其实,她母亲是看到我在那里,怕我吃了她们的。我心想,你们也太小气了,这甜酒本来就是我做出来的,我不来,你们也应该喊我来吃啊!更何况又不是什么稀奇物,我们家里有的是呢,要不是与你们家里订了亲,就是请我吃,我还不一定领情呢。看到她们家那个情形,我立马起身回家了。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代,为人小气是常事,但梅子母亲的做法也太过分了。从与梅子订立婚约时起,每当过年过节,梅子及她的父母生日,我们家都要去送礼,给梅子送的衣服、鞋子也不少,可是,梅子家从来没给我送过任何礼品,哪怕是象征性的礼物布鞋、纱袜都没送过一双。因此,我对这门婚事越来越心凉。她们家这种过分小气的作法,将我与梅子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了。
四
在与梅子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承受了太多的压抑。梅子对我的态度时冷时热,要说她不想跟我好,又经常要我给她们家里送礼,而且是多多益善;要说想同我好,对待我又常常是一副冷面孔,连话都很少同我说一句,更别说与她谈情说爱了,但她对我的家人又常常有说有笑。她的这种表现,使我无法猜到她究竟是什么想法,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我有时想,与其这样不冷不热的耗着,还不如分手算了,反正又没正式订婚的。但现实生活又马上否定了我的这一念头:一是我确实爱恋着她,希望与她结成百年之好;二是按照不成文的风俗,如果男方首先提出分手,送给女方的礼物就是白送了,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我们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年长月久,送给她们家的礼物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难以承受这一损失的;三是如果与梅子分手,要再找个象她这样条件好的女孩就很难了。因此,虽然梅子及她家人对我不冷不热,使我感到非常压抑,但我还是委曲求全,继续与她们家来往。心想,如果以后家庭条件好了,与她结婚之后,她们对我应该会好些的。
其次,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里的斗争也很激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我父亲就一直被当成走资派,成为批斗的把子,我们兄弟姐妹毫无疑问地成了被歧视的对象,不仅招工、招干、推荐读书没有我们的份,就是在生产队、大队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本来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了高中或初中,在队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但连生产队记工员、出纳员或保管员的差事都混不上一个。许多人都在公开场合或背地里嘲笑我们白读了一肚子书,没一点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不有出头之日,我们自己无法估摸。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意念,那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前面的路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种政治气候,也是影响我与梅子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因为我与梅子的关系没有公开化,所以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人都是势力的,梅子与她的父母其实也在观望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她们一方面保持着与我的婚约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与别人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暗中与别人达成协议,如果与我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就将梅子许配给某人某人。这是梅子对我要理不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印相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梅子参加了大队的所谓文艺宣传队,我觉得那个宣传队,其实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并没有哪个人有什么文艺才能。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出风头,在装模作样地往脸上贴金而已。有些人还心怀鬼胎,想乘机沾女孩的便宜。为此,我曾劝梅子不要去参加那个文艺宣传队。但事与愿违,她不仅没听我的劝阻,反而说我思想落后,是落后分子,想拖她的后腿。她父母也对我说:“参加文艺宣传队是好事,只要政府要她,我们就支持她,在这件事上,你不能拖她的后腿。”因为话不投机,我没与她们多理论。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说法是对的,那个所谓的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个多月,也没看到他们搞过一次演出。从这件事,也看出了梅子及其家人对我与她的婚事并没抱什么希望。她们想以冷处理的方式,由我提出分手,这样,她们既没有责任,又不用偿还我们的聘礼。
三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九人,在我与梅子订立婚约时,大哥、二哥、三哥已经结婚,分开另立家庭,姐姐早已出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哥、我和一个妹妹及两个弟弟,那时,四哥在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三个弟妹都还在读书,母亲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父亲因为在政治上受压制,心情很不好。因此,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我在操办,我就象一台机器一样,整天不停地转。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苦点、累点,我都无所谓,但这种苦和累,既换不来金钱,也得不到父母兄弟的疼爱。
最使我伤心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嫂在我母亲面前说舌,她说梅子说我们家里做事不公平,看得四嫂(当时还没结婚)起一些,过年过节,送的礼重一些,给她们送的礼轻一些。我母亲当时就大声地说:“老四教书每个月有几元钱的补助工资,当然可以送重一些的礼,要是老五(我在家里的排行名称)也能赚得到钱,我也同意她去送重礼啊!”听了这句话,我当时跑到楼上去偷偷地哭了。母亲说的虽然是实话,但其实也是偏心呀。因为我每天从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几乎是我一个人包起来的,一家人的吃菜,喂猪的青饲料加在一起,要是用钱来买,每天至少要一块多钱,每个月至少三、四十元,而四哥教书,每月的补贴才6元钱,算起来究竟是谁的收入高呀?我不是想同四哥比个高低,实际上每次父母给四嫂家送礼我都是很支持的。可是,父母既不把我对他们的理解当回事,又不把我的辛苦放在眼里,这就太伤我的心了。
压力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锻炼了我的意志,也促使我后来走向了独力自主之路。但我与梅子的关系,也因这些压力而越来越疏远了。
五
在我与梅子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祖国大地——被废止了十几年的高考制度又恢复了!按有关文件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历届知识青年都可以报考。这一消息令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希望。
但是,希望不等于现实。要参加高考,摆在面前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知识上的难题。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开设的课程非常简单,学到的知识很少,加之我已离开学校将近6年,在这6年中,我一直是在与泥土打交道,很少有机会接触书本,虽然偶而看本把小说,也都是走马观花,从中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过去学到的一点知识,除还能识得一些中文字之外,其它的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要参加高考,知识上的缺限是最大的难题。其次是家庭经济上的难题。报名参加高考,一要交报名费,二要复习功课,要耽误时间,我当时已是10分工一天的劳动力,耽误一天,就会减少一天的收入,给贫困的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三是社会舆论压力的难题。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家庭条件好的人早已成家立业。这么大年纪还去考学校,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考得上,那是好事,考不上,就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与嘲笑。因此,参不参加高考,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摆在面前的困难虽然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已别无出路。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那就可以跳出农门,彻底解变自己的命运;不参加高考,就只能一生务农,终老山村。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几回搏。过去,我想读书,但是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去搏击一回呢?经过慎重地考虑,我还是作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家里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我母亲和大哥,极力支持我参加高考。母亲说:“只要你愿意参加高考,我会尽力支持你的,不就是耽误一些工分吗,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去读书,家里也是穷,你去读书,不过再一穷点呀。没有钱,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当时,大哥在县城里工作,听到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想方设法,从有关人员手里为我找来了一些复习资料,亲自送回了家里。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加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从报名到高考,中间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进行系统地复习,在考试时,面对那些考题,都是一抹黑,一个题都答不出。正如俗话说的,等于看了一场电影。考试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次的考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了解到了高考的内容和范围,知道应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因为我读中学时数理化成绩较好,所以第一次高考时报考了理科,但通过考试才发现,过去学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知识,与高考的内容搭不上边,加之多年务农,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再次参加考试,一切都得重新学起,那就太难了。因此,在参加第一次高考之后,我调整了思路,决定改考文科。当时,我家里还保存了一套大哥在文革之前学过的中学教材,我把那些书翻了出来,将其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书籍清理了一遍,觉得有用的就放在一起,从最基础的学起。那时,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出工,晚上就点上煤油灯读书,一边学,一边作记录。白天,我把记录本带在身上,工间体息的时候,我就把笔记本拿出来默读和记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大有长进,因而更加增强了我再次参加高考的决心。
1978年春节之后,我原来就读的母校面向社会招收复读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征得父母同意,也去参加了复读班。开始,父母为我凑了几元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大哥又支持了我十多元钱,解决了复读的经费问题。由于在复读之前我已自学了几个月,因此,在复读班里,我的成绩已算是中上等的了,尤其是数学,在复读班里是名列前茅的。在开学之后一个多月的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中,我取得了名列第一的好成绩,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平时一点也不起眼的大龄复读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但是,在当年的高考中,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总分成绩仅仅上线,虽然填写了志愿书和政审表,但迟迟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据说又增加了一批招生指标,我又一心盼望着某个学校给我发录取通知,但盼穿了双眼,也没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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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是我的邻居小妹,她长着一副瓜子脸,五官端正,皮肤白里透红,两个眼睛闪闪发亮。她与我的妹妹同年,喜欢在我家里玩。每当她来我家玩时,我总要偷偷地多看她几眼。
梅子本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而是随母改嫁过继到我们村里来的。她的母亲郑氏,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在民国时期曾一度是个官太太,解放后,景况日下,她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没人说得清。梅子的母亲嫁到我们村里来之前,曾经另外嫁过一个人,但在那里好景不长,又与那个男人分手了。她母亲能在我们村里安家,其实也是天意。当时,梅子的母亲在那边已无法立足了,就一路寻访,看哪里有合适的单身汉,想找个落家。正好访到了我家里,我母亲是个热心人,就为她与我的一位邻居牵上了线。那时,因为吃大锅饭,大家都很穷,成不起家的男子大有人在。我的那位邻居快四十岁了,以前虽然结过一次婚,但不久就离了,之后一直打单身。经我母亲一撮合,立马就成了。
郑氏生有三个女儿,来我们村里时,大女儿已有十六岁,许配了人家,带到我们村来时,只有梅子和她二姐。因为郑氏来我们村里落家,是我母亲保的媒,加之又是邻居,而梅子与我妹妹同年,她们一起上学,一起放牛、扯猪草,所以,梅子与我们家里的人来往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的风俗,有些吃生,外来人员,往往受人欺侮,而我们家在村里可称得上是旺族,她们能与我们家结交,等于有了保护伞,所以她们自然对我家格外亲热了。
梅子来我们村里时,还只有十一、二岁,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身上穿着粗布衣服,脸色有点黄,是个很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这与她那特殊的家庭环境及清苦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来到我们村里之后,由于家庭的稳定,生活条件的改善,梅子的脸色一天一天地红润起来,身材也一天一天地丰满了,在哪里一站,真是婷婷玉立呢。
对梅子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务农,几乎天天可以同梅子见面,看到她那两个小辫子在我眼前幌来幌去,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时,她上山去放牛、割茅草或扯猪草,我会有意无意地与她同行,并且有事没事地与她说说话,对她有一种非常依恋的感觉。没看到她时,心里就怅然若失,好象丢了什,真有点魂不守舍。这种恋情,后来还真的演绎了我一段苦涩的初恋呢,许多情节,至今仍常常在我的梦中索回。
二
随着岁月的增长,邻居梅子出落得越来越靓丽可爱了,已不断地有人为她介绍对象。由于她母亲嫁给我的邻居时已超过了生育期,没给梅子的这位继父生得一男半女,所以,她的继父视她为己出,疼爱有加。同时放出风声,要给她招个上门女婿,以便老来有个依靠。但条件是:既要当上门女婿,又要按农村的风俗向女方过礼。因为她不是村里的同姓人,得了这个消息,本村的一些小伙子也很自然地去亲近她,希望能与她发展友谊,结为伉俪。有的人是公开追求,有的人则暗中默恋,有的人则当面打情骂俏,说荤话。这时的梅子,还只有十六、七岁,虽然已初通人事,但要谈婚论嫁,她还是含羞答答的,加之还在中学读书,因而对那些求婚者及主动亲近她的人,一直没有表露心迹。
其实,也不是梅子不把婚姻当回事,而是她的心气较高,在追求她的一帮人中,没一个真正能让她看得上眼的人。她喜欢的是那种既有才华,又诚实勤劳的青年。她的这种心思,被她母亲知道之后,又在闲聊时说给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听后,一方面是喜,因为那些追求者并没打动梅子的心,梅子的择婿标准与我的条件正相合,有可能娶她作儿媳妇;一方面是忧,因为我们家里人口太多,经济困难,娶不起象梅子这样条件好的媳妇,加之当时我家在村里的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梅子不一定会愿意呢。尽管有这些顾虑,我母亲还是将这个意思悄悄地说给了梅子的母亲,梅子的母亲又转告给了梅子。出人意料的是,梅子竟然同意与我结亲。我虽然一直很喜欢梅子,但能与她结亲,这是我作梦也没想到过的。当母亲将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还真有点不信呢。
后来,经过媒人的撮合,我与梅子还订了个婚约。由于当时梅子还在读书,她母亲怕影响她的前途,所以不肯正式订婚,只同意发个生庚“八字”给我家,我家则向她家过个薄礼,作为收到“八字”的压礼,而且只在暗地里进行,对外都不要承认有这回事。这种作法,当时我父母也求之不得,因为上面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正在谈恋爱,家里为他的婚事,已是入不敷出了,还哪里顾得及我呢。所以,他们对女方的这个要求非常赞成,先用这个办法拖着再说。
因为梅子的母亲怕外人知道我与梅子订立婚约之事,所以要求我家选在某个吉日的晚上向她家里过礼。当时,我对这种偷偷摸摸的作法很反感,向父母提出意见,我说:“订婚是人生大事,应该光明正大地操办,这样偷偷摸摸的,我还宁肯不订这门亲事呢。”我父亲见我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就来气了,大声地训斥说:“这件事大人说了算,你要是不依我们,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见父亲发了脾气,我也不敢作声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父母不管事,是娶不到媳妇的,不说经济上没能力,就是社会舆论也不好,父母不管的人,会被人看轻,认为不是好男子,有谁愿意嫁给他呢,更何况我又爱恋着梅子,所以只好依了父母之见。
给梅子家过礼那晚,我们家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梅子和她的母亲、继父及媒人,表示正式结亲。按照当时的风俗,我们为梅子准备了两身衣服布料,还有几十元礼金,外加一套三生(鸡、鱼、肉),用一对竹蔗担子(家乡送礼的一种工具)装载。酒席过后,我父母按当时风俗将礼品呈现给梅子一家过目,她们见了礼品,感到比较满意,而后就由我挑着礼品送到了梅子家里。当时的风俗,男方向女方过礼之后,女方也要向男方表示礼节,回赠一些礼物。但是,梅子家收了我们的礼之后,没给我回赠任何礼物,哪怕是一个线头都没有,我当时很不满,感觉她家不是与我们对亲,而是在谈交易。
给梅子家过礼之后,我与梅子的关系反而不如从前了。因为怕别人知道我们订亲之事,我们在公开场合,都装作没那回事一样。两人在一起劳动时,很少说过一句话。而在家里的时候,梅子也很少与我说话,在我面前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好象我欠了她什么。这种畸形状态下结成的婚约,为后来的不欢而散打下了伏笔。
三
与梅子订下婚约之后,虽然两个人关系总是扭扭泥泥,但我心中还是时刻关心着她、爱恋着她的。总是想着要如何地讨得她的欢喜,以便同她搞好关系。
那年的春季,我种了一块地的早辣椒,在端午节前就已结出了许多的新辣椒(这在那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因为家里缺钱用,就摘了几十斤新辣椒到街上去卖。那天,街上卖新辣椒的人不多,我卖了个好价钱,而且很早就卖完了。因为天色还早,我又到供销社去转了一圈,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却给梅子买了一块手帕和一块香皂。因为这种东西,当时在农村还货是时髦货,一般人家是不用香皂的。当我将这两样礼物悄悄送给梅子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对我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一次,我家请梅子来作客,饭后,我妈妈从大嫂那里借了十元钱递给我,要我送给梅子。当我将母亲递过来的十元钱送给梅子时,她的脸色很难看,并顺手就把那十元钱丢到地下去了。当时,我也很火,打算不理她了。但我大嫂看到之后,又好言好语地劝了梅子一番,要她莫见怪,钱虽少了一点,但也是一个礼呀。常言道:轻重礼,长短棍,礼轻情不轻。在大嫂的劝说下,梅子又收下了那十元钱。其实,那时候的十元钱,也不算太少,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二十几元到三十多元,农村的收入更低,我们队里每个劳动日只有一角几分钱,十元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分钱呢。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们家里虽然穷,但我的人格却不容侮辱,而梅子的作法恰恰侮辱了我的人格。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去理她。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男女之间订了婚约,过年过节,女孩及其父母生日,男方都要去送礼。我与梅子之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过年过节的礼还是不能少,只是礼品没有正式订了婚的那么重。有一次,梅子的继父过生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置办礼品,逼得没办法,我只好上山去劈了一担树蔸,挑到街上去卖了几元钱,换回了一个猪腿,送给梅子的继父过生日。为了这份礼物,我花了几天的功夫,但是,梅子家里饭都没舍得喊我吃。直到第二天,她的大姐夫来了,才喊我吃了一餐饭。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连一餐饭都混不上,想起来真使人伤心。
在与梅子订立婚约之后,我还要为她家里兼做一些义务劳动。当时,她家里的劳动力比我家强,因此,重工夫虽然没要我做,但一些手工方面的劳动却少不了。因为我曾学会了编织竹篮之类的玩艺,所以,每年都要给她家里织几个竹篮子;我还会加工红薯粉丝,所以每年都要给梅子家里加一些薯粉;我又会酿酒,梅子家里有时也请我去酿酒。为她家里做这些事,都全义务的,从没得到过任何报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之前,梅子家里要酿过年酒,喊我去帮忙。我从洗米、煮饭,到凉饭、配饼药,再到上甑打包,在她家里忙呼了大半夜,仅喝了几口水。过了三天,我到她家里去玩时,那缸甜酒正好熟了。当时,梅子很热情,对她妈妈说:“煎甜酒吃吧。”说第一次时,她母亲假装没听见,梅子又说一次,她母亲回答说:“煎什么煎,你这么好呷,等两天就过年了,尽你呷呀!”其实,她母亲是看到我在那里,怕我吃了她们的。我心想,你们也太小气了,这甜酒本来就是我做出来的,我不来,你们也应该喊我来吃啊!更何况又不是什么稀奇物,我们家里有的是呢,要不是与你们家里订了亲,就是请我吃,我还不一定领情呢。看到她们家那个情形,我立马起身回家了。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代,为人小气是常事,但梅子母亲的做法也太过分了。从与梅子订立婚约时起,每当过年过节,梅子及她的父母生日,我们家都要去送礼,给梅子送的衣服、鞋子也不少,可是,梅子家从来没给我送过任何礼品,哪怕是象征性的礼物布鞋、纱袜都没送过一双。因此,我对这门婚事越来越心凉。她们家这种过分小气的作法,将我与梅子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了。
四
在与梅子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承受了太多的压抑。梅子对我的态度时冷时热,要说她不想跟我好,又经常要我给她们家里送礼,而且是多多益善;要说想同我好,对待我又常常是一副冷面孔,连话都很少同我说一句,更别说与她谈情说爱了,但她对我的家人又常常有说有笑。她的这种表现,使我无法猜到她究竟是什么想法,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我有时想,与其这样不冷不热的耗着,还不如分手算了,反正又没正式订婚的。但现实生活又马上否定了我的这一念头:一是我确实爱恋着她,希望与她结成百年之好;二是按照不成文的风俗,如果男方首先提出分手,送给女方的礼物就是白送了,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我们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年长月久,送给她们家的礼物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难以承受这一损失的;三是如果与梅子分手,要再找个象她这样条件好的女孩就很难了。因此,虽然梅子及她家人对我不冷不热,使我感到非常压抑,但我还是委曲求全,继续与她们家来往。心想,如果以后家庭条件好了,与她结婚之后,她们对我应该会好些的。
其次,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里的斗争也很激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我父亲就一直被当成走资派,成为批斗的把子,我们兄弟姐妹毫无疑问地成了被歧视的对象,不仅招工、招干、推荐读书没有我们的份,就是在生产队、大队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本来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了高中或初中,在队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但连生产队记工员、出纳员或保管员的差事都混不上一个。许多人都在公开场合或背地里嘲笑我们白读了一肚子书,没一点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不有出头之日,我们自己无法估摸。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意念,那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前面的路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种政治气候,也是影响我与梅子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因为我与梅子的关系没有公开化,所以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人都是势力的,梅子与她的父母其实也在观望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她们一方面保持着与我的婚约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与别人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暗中与别人达成协议,如果与我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就将梅子许配给某人某人。这是梅子对我要理不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印相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梅子参加了大队的所谓文艺宣传队,我觉得那个宣传队,其实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并没有哪个人有什么文艺才能。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出风头,在装模作样地往脸上贴金而已。有些人还心怀鬼胎,想乘机沾女孩的便宜。为此,我曾劝梅子不要去参加那个文艺宣传队。但事与愿违,她不仅没听我的劝阻,反而说我思想落后,是落后分子,想拖她的后腿。她父母也对我说:“参加文艺宣传队是好事,只要政府要她,我们就支持她,在这件事上,你不能拖她的后腿。”因为话不投机,我没与她们多理论。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说法是对的,那个所谓的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个多月,也没看到他们搞过一次演出。从这件事,也看出了梅子及其家人对我与她的婚事并没抱什么希望。她们想以冷处理的方式,由我提出分手,这样,她们既没有责任,又不用偿还我们的聘礼。
三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九人,在我与梅子订立婚约时,大哥、二哥、三哥已经结婚,分开另立家庭,姐姐早已出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哥、我和一个妹妹及两个弟弟,那时,四哥在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三个弟妹都还在读书,母亲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父亲因为在政治上受压制,心情很不好。因此,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我在操办,我就象一台机器一样,整天不停地转。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苦点、累点,我都无所谓,但这种苦和累,既换不来金钱,也得不到父母兄弟的疼爱。
最使我伤心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嫂在我母亲面前说舌,她说梅子说我们家里做事不公平,看得四嫂(当时还没结婚)起一些,过年过节,送的礼重一些,给她们送的礼轻一些。我母亲当时就大声地说:“老四教书每个月有几元钱的补助工资,当然可以送重一些的礼,要是老五(我在家里的排行名称)也能赚得到钱,我也同意她去送重礼啊!”听了这句话,我当时跑到楼上去偷偷地哭了。母亲说的虽然是实话,但其实也是偏心呀。因为我每天从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几乎是我一个人包起来的,一家人的吃菜,喂猪的青饲料加在一起,要是用钱来买,每天至少要一块多钱,每个月至少三、四十元,而四哥教书,每月的补贴才6元钱,算起来究竟是谁的收入高呀?我不是想同四哥比个高低,实际上每次父母给四嫂家送礼我都是很支持的。可是,父母既不把我对他们的理解当回事,又不把我的辛苦放在眼里,这就太伤我的心了。
压力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锻炼了我的意志,也促使我后来走向了独力自主之路。但我与梅子的关系,也因这些压力而越来越疏远了。
五
在我与梅子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祖国大地——被废止了十几年的高考制度又恢复了!按有关文件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历届知识青年都可以报考。这一消息令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希望。
但是,希望不等于现实。要参加高考,摆在面前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知识上的难题。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开设的课程非常简单,学到的知识很少,加之我已离开学校将近6年,在这6年中,我一直是在与泥土打交道,很少有机会接触书本,虽然偶而看本把小说,也都是走马观花,从中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过去学到的一点知识,除还能识得一些中文字之外,其它的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要参加高考,知识上的缺限是最大的难题。其次是家庭经济上的难题。报名参加高考,一要交报名费,二要复习功课,要耽误时间,我当时已是10分工一天的劳动力,耽误一天,就会减少一天的收入,给贫困的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三是社会舆论压力的难题。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家庭条件好的人早已成家立业。这么大年纪还去考学校,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考得上,那是好事,考不上,就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与嘲笑。因此,参不参加高考,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摆在面前的困难虽然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已别无出路。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那就可以跳出农门,彻底解变自己的命运;不参加高考,就只能一生务农,终老山村。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几回搏。过去,我想读书,但是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去搏击一回呢?经过慎重地考虑,我还是作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家里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我母亲和大哥,极力支持我参加高考。母亲说:“只要你愿意参加高考,我会尽力支持你的,不就是耽误一些工分吗,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去读书,家里也是穷,你去读书,不过再一穷点呀。没有钱,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当时,大哥在县城里工作,听到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想方设法,从有关人员手里为我找来了一些复习资料,亲自送回了家里。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加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从报名到高考,中间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进行系统地复习,在考试时,面对那些考题,都是一抹黑,一个题都答不出。正如俗话说的,等于看了一场电影。考试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次的考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了解到了高考的内容和范围,知道应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因为我读中学时数理化成绩较好,所以第一次高考时报考了理科,但通过考试才发现,过去学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知识,与高考的内容搭不上边,加之多年务农,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再次参加考试,一切都得重新学起,那就太难了。因此,在参加第一次高考之后,我调整了思路,决定改考文科。当时,我家里还保存了一套大哥在文革之前学过的中学教材,我把那些书翻了出来,将其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书籍清理了一遍,觉得有用的就放在一起,从最基础的学起。那时,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出工,晚上就点上煤油灯读书,一边学,一边作记录。白天,我把记录本带在身上,工间体息的时候,我就把笔记本拿出来默读和记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大有长进,因而更加增强了我再次参加高考的决心。
1978年春节之后,我原来就读的母校面向社会招收复读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征得父母同意,也去参加了复读班。开始,父母为我凑了几元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大哥又支持了我十多元钱,解决了复读的经费问题。由于在复读之前我已自学了几个月,因此,在复读班里,我的成绩已算是中上等的了,尤其是数学,在复读班里是名列前茅的。在开学之后一个多月的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中,我取得了名列第一的好成绩,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平时一点也不起眼的大龄复读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但是,在当年的高考中,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总分成绩仅仅上线,虽然填写了志愿书和政审表,但迟迟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据说又增加了一批招生指标,我又一心盼望着某个学校给我发录取通知,但盼穿了双眼,也没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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