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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厚道，庸俗的人会宽容。仅仅是听到他们品格崇高，就有的变得有节操，何况是亲自接触本人，面对面地诚恳地告戒呢！孔门弟子七十人，都有胜任卿相的才能，他们蒙受圣人教诲，文才得到精心培养，智慧和才能超过常人十倍，这都是教育训导的功绩，逐渐感化的功劳。他们没有进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只是社会上平凡而不出奇的人。其中尤其最不顺服的是子路。世人说子路是做事没有恒心的庸人，在没有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头戴鸡冠，臂挂猪尾，凶猛无礼。听见朗读书的声音，就摇头摆尾，噘嘴怪叫，吵闹之声直刺读书人的耳朵，可恶到极点。孔子把他叫来，并且教育他，逐渐感化、磨练、启发、教导、诱导、进取，这样凶暴的气势消失了，骄横的现象收敛了，终于能办理政事，列入在四科之内。这就是改变本性把恶人变成善人的证明。
肥沃与贫瘠，是土地的本性。土肥而有水浇灌的，本性美好，种庄稼长得很茂盛。土地高低不平而瘠薄的，本性恶劣，要是深耕细锄，多加粪土，努力加上人的功夫，以帮助地力，这样种下的庄稼与那肥沃土地就会相类似。地的高低，也同这道理一样。用大锄和铁锹挖地，把高处的土填到低的地方，而那低处就会与高处平齐。如果再用大锄和铁锹继续挖下去，那么低处不仅是平齐，反而会变得更高，可是那高处反而成了低处。假使人性有善有恶，就像地有高有低一样，如果努力使他接受教化，不善的就会和性善的人一样。并且好德性已经变得深厚，培养着他的政教风化，使他变得善良，这种“善”就将更应该比过去的善更善，如同低处增加大锄和铁锹去继续填土，就会比高处更高一样。“端木赐没有承受禄命却做生意发了财”端木赐本没有承受天给予的富命，所以做生意发了财并有积聚，成为社会上富有的人，是因为他掌握了做生意牟利的一套方法。掌握了这套方法，即使没有禀受禄命，还是会越来越富裕。性恶的人，也没有禀受天给予的善性，只要得到圣人的教导，志向和操行就能改变。世人称赞利剑有千金的价值。像棠谿、鱼肠、龙泉、太阿等宝剑，它们本来是未经冶炼的、山中的一般铁矿，经过冶炼工人冶炼锻造，就成了锋利的剑，难道利剑的冶炼锻造用的是特殊材料？这是因为工匠技术高明，又经过认真多次的冶炼才成功的。试拿佩在腰带下一把普通的剑，反复熟练地锻造，使锻烧的火保持足够的温度，再把它整治锋利，就如同一把值千金的宝剑了。铁矿石是天然的，尚且被锻炼的人改变了原来的本质，何况人还包容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只是贤圣还没有对他们加以锻炼罢了，为什么要担忧他们的天性不善呢！古人尊重良医，是因为他能知道危重的疾病从哪儿产生，并且用银针和药物治好它。要是光知道病的名称就坐等它好，那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人有不好的德性，那是性与命的疾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救治就想叫他们改变，岂不是太难了吗！
道有自然形成的，有人为的，自然形成的本来一开始就与天意相符合，人为的是人施加了智慧和技巧，但它与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两样。拿什么证明呢？尚书-禹贡上说的“璆琳琅玕”璆，是美玉。琳，是真珠。琅玕，类似珠。这些本来是地里形成的，真的玉和珠。然而道人熔化五石，作成五色的美玉，与真正的宝玉相比，光润没有什么差别；还有鱼和蚌里的珍珠，与禹贡里说的璆琳，都是真正的美玉珠宝。至于随侯用药制作玉珠，光亮得像真的一样，这是道士的法术所至，已超出人的智慧和技巧范围。阳遂是从天上取火，五月丙午这天中午的时候，熔化五石用它铸成铜镜，反复磨擦使其发亮，然后把镜面朝上向着太阳，立即火就来了，这才真是取火的方法。现在随便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把它擦得雪亮，朝上向着太阳，也能得到火。半月形的钩不是阳遂，它能取火的原因，是摩擦导致的。现今性恶的人，假使他们与性善的人同类？可以引导勉励他们，使其变得性善；假使他们不同类？也可以使他们跟道人铸玉，跟随侯制作玉珠，像人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一样，以学习去教育开导，以德去逐渐感化，这样他们就会一天天地逐渐具备仁义的操行了。
黄帝跟炎帝为争夺成为天子，就驯化熊、罴、貔、虎等在阪泉的郊外与炎帝的部队大战，三战得胜，炎帝大败。尧把天下让给舜，鲧当时是诸侯，想做三公，但尧不答应，于是激怒自己的猛兽，想以此作乱，把兽的角排列起来可以成墙，竖起尾巴可以作军旌，心奋气盛，想仗此打仗逞强。禽兽与人是不同的形体，尚且能命它们打仗，何况人们是同类呢！以此推论，百兽能闻乐起舞，潭里的鱼会出水听瑟，六匹马会昂首边听琴边吃料，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怀疑的了。异类能由不同转为相同，同类能由相同转为不同，关键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人的作用。
凡是有血气的人，教育他们是为了能使其发生变化。三苗的百姓，有的贤良有的不贤良，尧舜使他们都变得贤良，是施恩加以教化的结果。楚国、越国的百姓，处于庄、岳之间，经过较长时间，性情变得和缓，风俗也有所改变。原来说：齐人性情和缓，秦人性情傲慢，楚人性情急燥，燕人性情憨直。从楚国和越国百姓处于庄、岳之间而改变了性情来看，齐、秦、楚、燕四国百姓，相互之间往来，长时间地大家居住相处，性情必然会改变。性恶的人，说他们心像木石一样，木石尚且能被人利用，何况他们并不是木石呢！可见，问题在于君子的教化，这大体可以清楚了。
人有疯癫的疾病，就会在路上又唱又哭，不知道东西南北，看不见是干是湿，感觉不到自己有病，也不晓得肚子是饿是饱，性情已经受严重伤害，对其无可奈何，因为向前他没有奔头，后退也无所畏俱。所以国家法律不废除负责教育的官吏，不废除负责司法的官吏，就是要使大众接受礼义的教化。学校教育勉励他在前，法令禁止防范他们在后，即使有丹朱那样的德性，也可能通过勉励而从善。用什么来证明呢？军队的士兵，不是能够容易控制的，他们的勇猛精神如果得到引导勉励，就会视死如归。阖庐曾经在太湖边训练他的士兵，叫他们都把刀口按在肩上，让血直流到地。句践也在他寝宫的院子里架起火训练他的士兵，结果跳进火里死的人多得数不清。刀割，火烧都不是人性所贪图的，由于二位君主的激励引导，他们顷刻间也就不顾惜自己生命了。所以，军法轻的处分是刺出血，重的处分是砍头，就像孟贲那样的勇士，听到军令也会害怕。所以，叔孙通为朝庭制定了礼仪，那些拔剑争功的大臣，也只得遵奉朝仪甘愿屈服，起初傲慢的到后来也都恭顺了，这是圣人的教化和皇帝的威严，使他们改变了性情。不担心其性恶，担心的是他们不服从圣人的教化，自以为是而因此发生祸害。
豆麦的果实与稻谷小米不同，然而吃了能消除饥饿。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把他们与五谷相比，五谷都是为了食用，果实都能充饥但味道不一样，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所以德性有善有恶。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勇的气多。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勇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变得喜怒失常，考虑问题轻率，愚昧。行为胡乱的人，并非有意作恶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包容在五脏里，都具备于人体，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所以他们的操行不如善人，就像酒有的味浓有的味淡，这并非味浓味淡是由于不同酿造方法造成，而是因为酒曲的多少使它变得这样。因此，酒味的浓淡，是同样的酒曲酿造出来的；人性的善恶，是同一元气形成的。从天承受的气有多有少，所以人性有贤有愚。西门豹性情急燥，就系上皮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和缓些；董安于性情缓慢，就佩带弓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急促些。急促与缓慢，同样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带与弓弦附着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使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补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与西门豹，董安于齐名的就能有第三个人。破房烂屋，没有完整的墙壁、屋檐、窗户，于是人们指责非议。如果钱财富裕，起屋筑墙，由此遮盖住原来的破烂，成为完备的住宅，人们就不再指责非议了。
魏国每个劳力分配无主荒田一百亩，邺县唯独土地贫瘠每劳力要分配二百亩，西门豹引用漳水灌溉，使之成了肥沃的土地，每亩要收庄稼一钟。人的本质就像邺县的荒田，仁义之道的教化如同漳水，让人担心的是不能变化，而不是担忧人性难于引导。雒阳城中的河道里没有水，治水工人就截断雒河中的水，使它上涨，于是河道里有水日夜奔流，这是治水工人的功劳。这样说来，接近君子，仁义之道就会屡次施加在你身上，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大概就能证明。人聚居地方的水污浊，在野外的水清洁。同样是一种水，来源于天边，有的污浊，有的清洁，这是所处的环境使它这样。南越王赵他，本来是汉朝贤良的人，被南夷的风俗所化，背叛汉朝制度，梳成椎状发髻，两腿伸直张开地坐着，就像天生喜欢这样。陆贾用汉的道德劝说，又用皇帝的威严恐吓，他就很快地起来坐好，从内心感到应该改悔，于是奉行汉朝制度，改称属国。他对于梳椎髻坐如箕，又像是天生厌恶了。前面像那样，后面却又像这样。这样说来，人还是在于教化，不单一在本性。
会厚道，庸俗的人会宽容。仅仅是听到他们品格崇高，就有的变得有节操，何况是亲自接触本人，面对面地诚恳地告戒呢！孔门弟子七十人，都有胜任卿相的才能，他们蒙受圣人教诲，文才得到精心培养，智慧和才能超过常人十倍，这都是教育训导的功绩，逐渐感化的功劳。他们没有进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只是社会上平凡而不出奇的人。其中尤其最不顺服的是子路。世人说子路是做事没有恒心的庸人，在没有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头戴鸡冠，臂挂猪尾，凶猛无礼。听见朗读书的声音，就摇头摆尾，噘嘴怪叫，吵闹之声直刺读书人的耳朵，可恶到极点。孔子把他叫来，并且教育他，逐渐感化、磨练、启发、教导、诱导、进取，这样凶暴的气势消失了，骄横的现象收敛了，终于能办理政事，列入在四科之内。这就是改变本性把恶人变成善人的证明。
肥沃与贫瘠，是土地的本性。土肥而有水浇灌的，本性美好，种庄稼长得很茂盛。土地高低不平而瘠薄的，本性恶劣，要是深耕细锄，多加粪土，努力加上人的功夫，以帮助地力，这样种下的庄稼与那肥沃土地就会相类似。地的高低，也同这道理一样。用大锄和铁锹挖地，把高处的土填到低的地方，而那低处就会与高处平齐。如果再用大锄和铁锹继续挖下去，那么低处不仅是平齐，反而会变得更高，可是那高处反而成了低处。假使人性有善有恶，就像地有高有低一样，如果努力使他接受教化，不善的就会和性善的人一样。并且好德性已经变得深厚，培养着他的政教风化，使他变得善良，这种“善”就将更应该比过去的善更善，如同低处增加大锄和铁锹去继续填土，就会比高处更高一样。“端木赐没有承受禄命却做生意发了财”端木赐本没有承受天给予的富命，所以做生意发了财并有积聚，成为社会上富有的人，是因为他掌握了做生意牟利的一套方法。掌握了这套方法，即使没有禀受禄命，还是会越来越富裕。性恶的人，也没有禀受天给予的善性，只要得到圣人的教导，志向和操行就能改变。世人称赞利剑有千金的价值。像棠谿、鱼肠、龙泉、太阿等宝剑，它们本来是未经冶炼的、山中的一般铁矿，经过冶炼工人冶炼锻造，就成了锋利的剑，难道利剑的冶炼锻造用的是特殊材料？这是因为工匠技术高明，又经过认真多次的冶炼才成功的。试拿佩在腰带下一把普通的剑，反复熟练地锻造，使锻烧的火保持足够的温度，再把它整治锋利，就如同一把值千金的宝剑了。铁矿石是天然的，尚且被锻炼的人改变了原来的本质，何况人还包容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只是贤圣还没有对他们加以锻炼罢了，为什么要担忧他们的天性不善呢！古人尊重良医，是因为他能知道危重的疾病从哪儿产生，并且用银针和药物治好它。要是光知道病的名称就坐等它好，那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人有不好的德性，那是性与命的疾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救治就想叫他们改变，岂不是太难了吗！
道有自然形成的，有人为的，自然形成的本来一开始就与天意相符合，人为的是人施加了智慧和技巧，但它与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两样。拿什么证明呢？尚书-禹贡上说的“璆琳琅玕”璆，是美玉。琳，是真珠。琅玕，类似珠。这些本来是地里形成的，真的玉和珠。然而道人熔化五石，作成五色的美玉，与真正的宝玉相比，光润没有什么差别；还有鱼和蚌里的珍珠，与禹贡里说的璆琳，都是真正的美玉珠宝。至于随侯用药制作玉珠，光亮得像真的一样，这是道士的法术所至，已超出人的智慧和技巧范围。阳遂是从天上取火，五月丙午这天中午的时候，熔化五石用它铸成铜镜，反复磨擦使其发亮，然后把镜面朝上向着太阳，立即火就来了，这才真是取火的方法。现在随便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把它擦得雪亮，朝上向着太阳，也能得到火。半月形的钩不是阳遂，它能取火的原因，是摩擦导致的。现今性恶的人，假使他们与性善的人同类？可以引导勉励他们，使其变得性善；假使他们不同类？也可以使他们跟道人铸玉，跟随侯制作玉珠，像人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一样，以学习去教育开导，以德去逐渐感化，这样他们就会一天天地逐渐具备仁义的操行了。
黄帝跟炎帝为争夺成为天子，就驯化熊、罴、貔、虎等在阪泉的郊外与炎帝的部队大战，三战得胜，炎帝大败。尧把天下让给舜，鲧当时是诸侯，想做三公，但尧不答应，于是激怒自己的猛兽，想以此作乱，把兽的角排列起来可以成墙，竖起尾巴可以作军旌，心奋气盛，想仗此打仗逞强。禽兽与人是不同的形体，尚且能命它们打仗，何况人们是同类呢！以此推论，百兽能闻乐起舞，潭里的鱼会出水听瑟，六匹马会昂首边听琴边吃料，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怀疑的了。异类能由不同转为相同，同类能由相同转为不同，关键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人的作用。
凡是有血气的人，教育他们是为了能使其发生变化。三苗的百姓，有的贤良有的不贤良，尧舜使他们都变得贤良，是施恩加以教化的结果。楚国、越国的百姓，处于庄、岳之间，经过较长时间，性情变得和缓，风俗也有所改变。原来说：齐人性情和缓，秦人性情傲慢，楚人性情急燥，燕人性情憨直。从楚国和越国百姓处于庄、岳之间而改变了性情来看，齐、秦、楚、燕四国百姓，相互之间往来，长时间地大家居住相处，性情必然会改变。性恶的人，说他们心像木石一样，木石尚且能被人利用，何况他们并不是木石呢！可见，问题在于君子的教化，这大体可以清楚了。
人有疯癫的疾病，就会在路上又唱又哭，不知道东西南北，看不见是干是湿，感觉不到自己有病，也不晓得肚子是饿是饱，性情已经受严重伤害，对其无可奈何，因为向前他没有奔头，后退也无所畏俱。所以国家法律不废除负责教育的官吏，不废除负责司法的官吏，就是要使大众接受礼义的教化。学校教育勉励他在前，法令禁止防范他们在后，即使有丹朱那样的德性，也可能通过勉励而从善。用什么来证明呢？军队的士兵，不是能够容易控制的，他们的勇猛精神如果得到引导勉励，就会视死如归。阖庐曾经在太湖边训练他的士兵，叫他们都把刀口按在肩上，让血直流到地。句践也在他寝宫的院子里架起火训练他的士兵，结果跳进火里死的人多得数不清。刀割，火烧都不是人性所贪图的，由于二位君主的激励引导，他们顷刻间也就不顾惜自己生命了。所以，军法轻的处分是刺出血，重的处分是砍头，就像孟贲那样的勇士，听到军令也会害怕。所以，叔孙通为朝庭制定了礼仪，那些拔剑争功的大臣，也只得遵奉朝仪甘愿屈服，起初傲慢的到后来也都恭顺了，这是圣人的教化和皇帝的威严，使他们改变了性情。不担心其性恶，担心的是他们不服从圣人的教化，自以为是而因此发生祸害。
豆麦的果实与稻谷小米不同，然而吃了能消除饥饿。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把他们与五谷相比，五谷都是为了食用，果实都能充饥但味道不一样，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所以德性有善有恶。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勇的气多。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勇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变得喜怒失常，考虑问题轻率，愚昧。行为胡乱的人，并非有意作恶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包容在五脏里，都具备于人体，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所以他们的操行不如善人，就像酒有的味浓有的味淡，这并非味浓味淡是由于不同酿造方法造成，而是因为酒曲的多少使它变得这样。因此，酒味的浓淡，是同样的酒曲酿造出来的；人性的善恶，是同一元气形成的。从天承受的气有多有少，所以人性有贤有愚。西门豹性情急燥，就系上皮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和缓些；董安于性情缓慢，就佩带弓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急促些。急促与缓慢，同样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带与弓弦附着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使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补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与西门豹，董安于齐名的就能有第三个人。破房烂屋，没有完整的墙壁、屋檐、窗户，于是人们指责非议。如果钱财富裕，起屋筑墙，由此遮盖住原来的破烂，成为完备的住宅，人们就不再指责非议了。
魏国每个劳力分配无主荒田一百亩，邺县唯独土地贫瘠每劳力要分配二百亩，西门豹引用漳水灌溉，使之成了肥沃的土地，每亩要收庄稼一钟。人的本质就像邺县的荒田，仁义之道的教化如同漳水，让人担心的是不能变化，而不是担忧人性难于引导。雒阳城中的河道里没有水，治水工人就截断雒河中的水，使它上涨，于是河道里有水日夜奔流，这是治水工人的功劳。这样说来，接近君子，仁义之道就会屡次施加在你身上，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大概就能证明。人聚居地方的水污浊，在野外的水清洁。同样是一种水，来源于天边，有的污浊，有的清洁，这是所处的环境使它这样。南越王赵他，本来是汉朝贤良的人，被南夷的风俗所化，背叛汉朝制度，梳成椎状发髻，两腿伸直张开地坐着，就像天生喜欢这样。陆贾用汉的道德劝说，又用皇帝的威严恐吓，他就很快地起来坐好，从内心感到应该改悔，于是奉行汉朝制度，改称属国。他对于梳椎髻坐如箕，又像是天生厌恶了。前面像那样，后面却又像这样。这样说来，人还是在于教化，不单一在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