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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错了柱，宫、商两个音阶走了调，他的老师知道了，会给他调整弦并移动瑟柱。上天看见了君主刑赏的错误，就像老师看见瑟的弦柱有不对的地方一样。上天却不改变天气的寒温来使君主觉悟，反而增加原来天气的程度来助长他的错误，这就是说天没有心意，是胡乱跟着君主为非作歹的。商纣王是通宵达旦地饮酒，周文王却朝夕告诫：“只有祭祀才能用酒。”齐国人祭祀时很奢侈，而晏子祭祖庙，上供的猪仔，连俎也遮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反对和痛恨的事，应该有办法来改变它。要是儿子和弟弟傲慢无礼，那么父亲和哥哥就要用谨慎恭敬来教育他们；官吏与百姓横蛮不讲理，地方长官就要用和睦恭顺来教导他们。所以康叔与伯禽不遵循作弟弟与儿子的礼节，拜见周公，下拜和起立都很傲慢，多次拜见多次被打。去见商子，商子叫他们去看乔树和梓树。二人看了乔树和梓树，心中感到有所觉悟，因此懂得了父子、兄弟的礼节。本来周公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骄横相待，商子也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傲慢相待，然而一定要用鞭子和棍棒打他们，用观看乔树、梓树来教育他们，是希望他二人看见与自己行为不同的事物，通过这些不同而使他们自己觉悟。君主政治上的失误，就像他二人违背礼节一样。天不用恰当的办法告诉君主，让君主觉悟，像让康叔、伯禽二人观看乔树、梓树那样，反而是随着君主刑赏的错误，做出随寒从温的反应，这就是天与君主一起做错事了。天没有起到帮助君主觉悟的作用，而是帮着随寒气从温气，这不是上天的意愿，也不是上天爱护君主降下谴告的适当办法。
凡东西能相克的，必然性质不同；能相辅相成的，必然元气相同。所以离下兑上叫“革”革，是变更的意思。火与金不同气，所以能够相克。如果都是火，都是金，怎么能相克呢？屈原痛恨楚国政治腐败，所以喜欢作后人称道的“香洁之辞”；屈原与渔父讨论不要跟随世俗，于是陈述了关于沐浴的那番话。大凡要去掉身上沾满猪圈里脏东西的人，有人会教他焚香薰身，有人会叫他背猪掩盖臭味。这二种说法对除掉身上的脏臭，谁对谁不对呢？进行指责又不能改变，是很少有益处的。其实，用随寒从温的办法来指责君主刑赏的错误，能使他改变吗？
西门豹性情急躁，就佩带皮带提醒自己和缓些；董安于行动缓慢，就带着弓弦提醒自己紧张些。二位贤人懂得佩带能改变自己性格的东西，来克服自身的缺点。天是最英明的，君主政治有失误，不用相反的气来谴告使他改变，反而顺随君主的错误，迁就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就是说，上天的用意不如两位贤人精明了。楚庄王好打猎，樊姬为此不吃鸟兽的肉；秦缪公喜欢无节制的地作乐，华阳后为此不听郑、卫两国的音乐。二位姬妃不满意两位霸主，就违背他们的欲望，不顺从他们的行为。上天指责君主赏罚失时，却顺着君主的错误行为，助长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大概是说，上天的德行不如妇人贤良了。
所以“谏”这个词，就是阻拦的意思。用善去阻拦恶，一定认为它能制止祸乱。周缪王滥用刑罚，尚书-吕刑上说：“要用暴力来对付残暴。”暴力、残暴都不好。拿坏事来对付坏事，祸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如今惩罚与将赏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坏事。天又用不好的办法来顺应他，这就是说，上天的德行与周缪王相同了。因此用好的去驳斥坏的，用坏人坏事作例，使人畏惧而变好，这是告诫人的道理，是勉励人为善的方法。舜告诫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狂妄。”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纣王那样。”毋，是禁止、不要的意思。丹朱、殷纣王太坏，所以用“毋”来表示禁止学他们。说“毋若”跟说“必若”谁恰当呢？所以“毋”、“必”这二个词，圣人分得很清楚。怎么能用错误来谴告错误，顺着别人的过失来增加他的罪过呢？天和人都是同一道理，圣人和天都是同样的德行，但圣贤用好的来反对坏的，而上天却用有害的办法来将就错误，难道这是天人同道，圣人与天合德的证明吗？
汉武帝喜欢神仙，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武帝读了就有飘飘然腾云上天的神气。汉成帝喜欢扩建宫室，杨子云献上甘泉颂：描写甘泉宫堪称美妙神奇，说它不是人力能够办到，要鬼神的力量才能建成。皇帝没有察觉其用意，反而做个不停。司马相如的赋，如果直说修仙不会有实际效果，杨子云的颂，要是直说奢侈有害，汉武帝怎么会有飘飘然要上天的神气，汉成帝怎么会执迷不悟呢？然而天用相反的气来谴告君主，反而顺从君主的心意用不对的办法来迎合他的错误，就像司马相如和杨子云二人写的赋、颂那样，使汉武帝和汉成帝两帝执迷不悟。
窦婴和灌夫痛恨当时的风气不正，天天在一起用为人标准来指责那些负恩弃交的人，他俩心里痛恨极了，以往的门客怎么又肯顺从他俩的愿望呢？周太伯教吴人穿衣戴帽，跟顺从吴俗和他们一起光着身子相比，哪个好呢？所以吴人懂得礼义，是周太伯改变了他们风俗的结果。苏武到了匈奴，始终不肯向左边开衣襟；赵他到了南越，就岔开脚坐，梳个椎形发髻。于是汉朝人就称赞苏武，指责赵他。因为赵他的习性，占染了南越的地方风俗，违背了汉朝的穿衣戴帽制度。陆贾去劝说他的时候，穿的是中原服装，行的汉朝礼节，用道理去规劝他，赵他觉悟，就回心转意，归附汉朝。如果陆贾也穿南越人的衣服，说南越人的话，顺从他们的落后风俗，怎么能使赵他觉悟，自动转变而服从汉朝的制度呢？
夏、商、周三代教化互相不同，文与质互相交替，这是因为前代政治上的错误，后代不能回头沿袭的缘故。上天谴告君主的错误，不去纠正他的过失，却沿袭他的错误。要推行谴告的教化，又顺从其阴阳，这怎么行呢？管叔、蔡叔叛乱之前，周公再三告诫教导他们。他用来告诫教导的话，难道是说应当叛乱吗？做人的道理应该是表扬好的，憎恶坏的，对好事加以奖赏，对坏事加以惩罚，天道也应当如此。刑赏不符合事实，是恶行，天又用恶气去顺应它，那么憎恶坏事的原则，又运用在那里了呢？汉朝治窝藏首犯之人的罪。制订不准放跑犯人的法律，是因为痛恨人们跟着作恶并与坏人成群结党。如果人们能捆住犯人送交官吏，离开坏人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么“首匿”、“亡从”的法律就会废除。狄牙调味，酸了就拿水加，淡了就用盐放。就跟水火能相克变化一样，所以饭菜不会过咸过淡。如今刑赏违背实际，不用相反的气来改变君主的错误，而是再在寒气中增加寒气，在温气中增加温气，这就像嫌酸而拿盐放，怕淡而用水加一样。像这样说来，谴告的说法，应该怀疑呢，还是一定要相信呢？现在点柴烧釜，火大水就开，火小水就凉。其实，国家的政治就像火，天气的寒温就像釜中水的冷热。只能说君主处理政事赏罚不当，扰乱了阴气与阳气，使得气不调和，怎么能说是天因为君主有错就用寒气和温气来谴告他呢？
儒者的话又说：“君主政治失误，天就显示异常；如果不改，就灾害他的百姓；再不改，就灾害他自身。先显示异常然后降下灾害，是天先教育后惩罚的道理。”我说：这又值得怀疑了。在夏天栽种作物，作物会干枯不能生长；在冬天才收割谷物，谷物会掉在地上无法收藏。从事国家政治与教化，就像栽种作物，收藏谷物一样。只能说由于政治不合时宜，天气和万物出现了灾害；怎么能说天用变异来谴告君主，要是不改正，就用灾害来惩罚他呢？儒者的这个说法，是俗人的言论。炎夏阳气盛烈，阴气触犯阳气，就闪电打雷，击杀人与物。说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这话表面听来好像是对的，其实不正确。说灾异是为了谴告和惩罚，就像说雷击杀了人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一样，是没有道理的，不正确的说法。
有人说：“谷子云向皇帝上书陈述变异，指明是上天的谴告，要是不改，以后还会再有灾异出现，并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异的到来。后来果然还是出现了他说的灾异。如果这灾异不是上天对君主的谴告，为什么还有灾异出现呢？有了谷子云的这个说法，所以后来出现了用来以示告诫君主改正过失的灾异”
我说：变异本来有征兆，世间万物本来就有始有终。踩着霜就能知道坚厚的冰一定要出现，这是自然的规律。谷子云能看出变异的苗头，知道它以后还会出现，就借变复和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话，故意表示愿意戴上刑具来等待变异的出现。这就像齐国晏婴看见水星在房宿与心宿之间，就知道地要动一样。假使谷子云看见水星，那他将又会说天要用水星来谴告政治，如果不改，会有地动的灾变。那么谷子云就会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变降临，就像子韦表示愿意伏在皇宫的台阶下等待火星移动位置一样，必然会得到证明，因此谴告的说法就被人相信。把变异说成是上天给予君主谴告，在道理上有什么损害呢？损害了上天的本性，把自然无为的事情转变成了人有意识的活动，所以难以听信。
说天能谴告君主，是要赞美天听觉灵敏，目光锐利。结果反而因为耳聪目明而损伤了天的本性。“怎么会知道他聋了呢？因为他的听觉很灵敏。怎么会知道他瞎了呢？因为他的视觉很灵敏。怎么知道他疯了呢？因为他说话很得当。”你看，说话得当，视觉清楚，听觉灵敏，道家却认为是疯子、瞎子、聋子。现在说天会谴告君主，这等于说天是疯子、瞎子、聋子了！
周易上说：“圣人与天地的德行是一致的。”所以太伯说：“天不说话，却在贤者的心中种下了自己的道德。”这样说，圣人的道德，就是天的道德；贤者的话，就是天的话。圣人的指责，贤者的规劝，这就是天的谴告，然而反把灾异说成是谴告，所以这很可疑。
六经文章，圣人的话，动辄就说天，是想教化无道的君主，恐吓愚昧的百姓。他们想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意思，也是天的意志。等到圣人说起天，还是根据人的心理进行描绘，而不是指上天蓝蓝的天体。那些讲变复的人，看见关于天的胡言乱语，而灾异又不时到来，于是就造出谴告的说法来。
拿现在的事来证明古代的事，用人的事来推知天意。“舜在尧的始祖庙里接受尧的禅让”而没有说在天接受禅让，因为尧的心能推知天的意思。尧禅让给他，也就是天传位给他，所以百官群臣都拥护舜。舜禅让给禹，禹传位给启，这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意。诗经-大雅-皇矣里说的上天“眷顾”尚书-洪范里说的上帝“震怒”这也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的意思。周文王、周武王死了，成王幼小，周朝统治还没有巩固，周公摄政，当时难道有上天的教导吗？而是周公推知人心符合天的意志。上天的心意，在圣人的胸中，等到它需要谴告的时候，就由圣人的口表达出来。不相信圣人的话，反而相信灾异之气，要求索上天的意志，那该是多么遥远啊！当今没有圣人，怎么能听到圣人的话呢？贤人的才能跟圣人差不多，也就是次于圣人的人了。
安错了柱，宫、商两个音阶走了调，他的老师知道了，会给他调整弦并移动瑟柱。上天看见了君主刑赏的错误，就像老师看见瑟的弦柱有不对的地方一样。上天却不改变天气的寒温来使君主觉悟，反而增加原来天气的程度来助长他的错误，这就是说天没有心意，是胡乱跟着君主为非作歹的。商纣王是通宵达旦地饮酒，周文王却朝夕告诫：“只有祭祀才能用酒。”齐国人祭祀时很奢侈，而晏子祭祖庙，上供的猪仔，连俎也遮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反对和痛恨的事，应该有办法来改变它。要是儿子和弟弟傲慢无礼，那么父亲和哥哥就要用谨慎恭敬来教育他们；官吏与百姓横蛮不讲理，地方长官就要用和睦恭顺来教导他们。所以康叔与伯禽不遵循作弟弟与儿子的礼节，拜见周公，下拜和起立都很傲慢，多次拜见多次被打。去见商子，商子叫他们去看乔树和梓树。二人看了乔树和梓树，心中感到有所觉悟，因此懂得了父子、兄弟的礼节。本来周公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骄横相待，商子也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傲慢相待，然而一定要用鞭子和棍棒打他们，用观看乔树、梓树来教育他们，是希望他二人看见与自己行为不同的事物，通过这些不同而使他们自己觉悟。君主政治上的失误，就像他二人违背礼节一样。天不用恰当的办法告诉君主，让君主觉悟，像让康叔、伯禽二人观看乔树、梓树那样，反而是随着君主刑赏的错误，做出随寒从温的反应，这就是天与君主一起做错事了。天没有起到帮助君主觉悟的作用，而是帮着随寒气从温气，这不是上天的意愿，也不是上天爱护君主降下谴告的适当办法。
凡东西能相克的，必然性质不同；能相辅相成的，必然元气相同。所以离下兑上叫“革”革，是变更的意思。火与金不同气，所以能够相克。如果都是火，都是金，怎么能相克呢？屈原痛恨楚国政治腐败，所以喜欢作后人称道的“香洁之辞”；屈原与渔父讨论不要跟随世俗，于是陈述了关于沐浴的那番话。大凡要去掉身上沾满猪圈里脏东西的人，有人会教他焚香薰身，有人会叫他背猪掩盖臭味。这二种说法对除掉身上的脏臭，谁对谁不对呢？进行指责又不能改变，是很少有益处的。其实，用随寒从温的办法来指责君主刑赏的错误，能使他改变吗？
西门豹性情急躁，就佩带皮带提醒自己和缓些；董安于行动缓慢，就带着弓弦提醒自己紧张些。二位贤人懂得佩带能改变自己性格的东西，来克服自身的缺点。天是最英明的，君主政治有失误，不用相反的气来谴告使他改变，反而顺随君主的错误，迁就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就是说，上天的用意不如两位贤人精明了。楚庄王好打猎，樊姬为此不吃鸟兽的肉；秦缪公喜欢无节制的地作乐，华阳后为此不听郑、卫两国的音乐。二位姬妃不满意两位霸主，就违背他们的欲望，不顺从他们的行为。上天指责君主赏罚失时，却顺着君主的错误行为，助长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大概是说，上天的德行不如妇人贤良了。
所以“谏”这个词，就是阻拦的意思。用善去阻拦恶，一定认为它能制止祸乱。周缪王滥用刑罚，尚书-吕刑上说：“要用暴力来对付残暴。”暴力、残暴都不好。拿坏事来对付坏事，祸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如今惩罚与将赏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坏事。天又用不好的办法来顺应他，这就是说，上天的德行与周缪王相同了。因此用好的去驳斥坏的，用坏人坏事作例，使人畏惧而变好，这是告诫人的道理，是勉励人为善的方法。舜告诫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狂妄。”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纣王那样。”毋，是禁止、不要的意思。丹朱、殷纣王太坏，所以用“毋”来表示禁止学他们。说“毋若”跟说“必若”谁恰当呢？所以“毋”、“必”这二个词，圣人分得很清楚。怎么能用错误来谴告错误，顺着别人的过失来增加他的罪过呢？天和人都是同一道理，圣人和天都是同样的德行，但圣贤用好的来反对坏的，而上天却用有害的办法来将就错误，难道这是天人同道，圣人与天合德的证明吗？
汉武帝喜欢神仙，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武帝读了就有飘飘然腾云上天的神气。汉成帝喜欢扩建宫室，杨子云献上甘泉颂：描写甘泉宫堪称美妙神奇，说它不是人力能够办到，要鬼神的力量才能建成。皇帝没有察觉其用意，反而做个不停。司马相如的赋，如果直说修仙不会有实际效果，杨子云的颂，要是直说奢侈有害，汉武帝怎么会有飘飘然要上天的神气，汉成帝怎么会执迷不悟呢？然而天用相反的气来谴告君主，反而顺从君主的心意用不对的办法来迎合他的错误，就像司马相如和杨子云二人写的赋、颂那样，使汉武帝和汉成帝两帝执迷不悟。
窦婴和灌夫痛恨当时的风气不正，天天在一起用为人标准来指责那些负恩弃交的人，他俩心里痛恨极了，以往的门客怎么又肯顺从他俩的愿望呢？周太伯教吴人穿衣戴帽，跟顺从吴俗和他们一起光着身子相比，哪个好呢？所以吴人懂得礼义，是周太伯改变了他们风俗的结果。苏武到了匈奴，始终不肯向左边开衣襟；赵他到了南越，就岔开脚坐，梳个椎形发髻。于是汉朝人就称赞苏武，指责赵他。因为赵他的习性，占染了南越的地方风俗，违背了汉朝的穿衣戴帽制度。陆贾去劝说他的时候，穿的是中原服装，行的汉朝礼节，用道理去规劝他，赵他觉悟，就回心转意，归附汉朝。如果陆贾也穿南越人的衣服，说南越人的话，顺从他们的落后风俗，怎么能使赵他觉悟，自动转变而服从汉朝的制度呢？
夏、商、周三代教化互相不同，文与质互相交替，这是因为前代政治上的错误，后代不能回头沿袭的缘故。上天谴告君主的错误，不去纠正他的过失，却沿袭他的错误。要推行谴告的教化，又顺从其阴阳，这怎么行呢？管叔、蔡叔叛乱之前，周公再三告诫教导他们。他用来告诫教导的话，难道是说应当叛乱吗？做人的道理应该是表扬好的，憎恶坏的，对好事加以奖赏，对坏事加以惩罚，天道也应当如此。刑赏不符合事实，是恶行，天又用恶气去顺应它，那么憎恶坏事的原则，又运用在那里了呢？汉朝治窝藏首犯之人的罪。制订不准放跑犯人的法律，是因为痛恨人们跟着作恶并与坏人成群结党。如果人们能捆住犯人送交官吏，离开坏人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么“首匿”、“亡从”的法律就会废除。狄牙调味，酸了就拿水加，淡了就用盐放。就跟水火能相克变化一样，所以饭菜不会过咸过淡。如今刑赏违背实际，不用相反的气来改变君主的错误，而是再在寒气中增加寒气，在温气中增加温气，这就像嫌酸而拿盐放，怕淡而用水加一样。像这样说来，谴告的说法，应该怀疑呢，还是一定要相信呢？现在点柴烧釜，火大水就开，火小水就凉。其实，国家的政治就像火，天气的寒温就像釜中水的冷热。只能说君主处理政事赏罚不当，扰乱了阴气与阳气，使得气不调和，怎么能说是天因为君主有错就用寒气和温气来谴告他呢？
儒者的话又说：“君主政治失误，天就显示异常；如果不改，就灾害他的百姓；再不改，就灾害他自身。先显示异常然后降下灾害，是天先教育后惩罚的道理。”我说：这又值得怀疑了。在夏天栽种作物，作物会干枯不能生长；在冬天才收割谷物，谷物会掉在地上无法收藏。从事国家政治与教化，就像栽种作物，收藏谷物一样。只能说由于政治不合时宜，天气和万物出现了灾害；怎么能说天用变异来谴告君主，要是不改正，就用灾害来惩罚他呢？儒者的这个说法，是俗人的言论。炎夏阳气盛烈，阴气触犯阳气，就闪电打雷，击杀人与物。说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这话表面听来好像是对的，其实不正确。说灾异是为了谴告和惩罚，就像说雷击杀了人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一样，是没有道理的，不正确的说法。
有人说：“谷子云向皇帝上书陈述变异，指明是上天的谴告，要是不改，以后还会再有灾异出现，并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异的到来。后来果然还是出现了他说的灾异。如果这灾异不是上天对君主的谴告，为什么还有灾异出现呢？有了谷子云的这个说法，所以后来出现了用来以示告诫君主改正过失的灾异”
我说：变异本来有征兆，世间万物本来就有始有终。踩着霜就能知道坚厚的冰一定要出现，这是自然的规律。谷子云能看出变异的苗头，知道它以后还会出现，就借变复和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话，故意表示愿意戴上刑具来等待变异的出现。这就像齐国晏婴看见水星在房宿与心宿之间，就知道地要动一样。假使谷子云看见水星，那他将又会说天要用水星来谴告政治，如果不改，会有地动的灾变。那么谷子云就会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变降临，就像子韦表示愿意伏在皇宫的台阶下等待火星移动位置一样，必然会得到证明，因此谴告的说法就被人相信。把变异说成是上天给予君主谴告，在道理上有什么损害呢？损害了上天的本性，把自然无为的事情转变成了人有意识的活动，所以难以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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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上说：“圣人与天地的德行是一致的。”所以太伯说：“天不说话，却在贤者的心中种下了自己的道德。”这样说，圣人的道德，就是天的道德；贤者的话，就是天的话。圣人的指责，贤者的规劝，这就是天的谴告，然而反把灾异说成是谴告，所以这很可疑。
六经文章，圣人的话，动辄就说天，是想教化无道的君主，恐吓愚昧的百姓。他们想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意思，也是天的意志。等到圣人说起天，还是根据人的心理进行描绘，而不是指上天蓝蓝的天体。那些讲变复的人，看见关于天的胡言乱语，而灾异又不时到来，于是就造出谴告的说法来。
拿现在的事来证明古代的事，用人的事来推知天意。“舜在尧的始祖庙里接受尧的禅让”而没有说在天接受禅让，因为尧的心能推知天的意思。尧禅让给他，也就是天传位给他，所以百官群臣都拥护舜。舜禅让给禹，禹传位给启，这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意。诗经-大雅-皇矣里说的上天“眷顾”尚书-洪范里说的上帝“震怒”这也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的意思。周文王、周武王死了，成王幼小，周朝统治还没有巩固，周公摄政，当时难道有上天的教导吗？而是周公推知人心符合天的意志。上天的心意，在圣人的胸中，等到它需要谴告的时候，就由圣人的口表达出来。不相信圣人的话，反而相信灾异之气，要求索上天的意志，那该是多么遥远啊！当今没有圣人，怎么能听到圣人的话呢？贤人的才能跟圣人差不多，也就是次于圣人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