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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古今论者，莫谓不然。何则？见尧、舜贤圣致太平，桀、纣无道致乱得诛。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吏百石以〔下〕，若〔斗〕食以〔上〕，居位治民，为政布教，教行与止，民治与乱，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洁，居位职废；或智浅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据有功而加赏，案无功而施罚。是考命而长禄，非实才而厚能也。论者因考功之法，据效而定贤，则谓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也。故危乱之变至，论者以责人君，归罪于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责，愁神苦思，撼动形体，而危乱之变，终不减除。空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虚受之责，世论传称，使之然也。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药气之愈病，犹教导之安民也，皆有命时，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
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贤者，嫌于德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其福佑非德所为也。
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孙皆为孝善。子孙孝善，是家兴也；百姓平安，是国昌也。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此善恶之实，未言苦乐之效也。家安人乐，富饶财用足也。案富饶者命厚所致，非贤惠所获也。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世称五帝之时，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时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时政致。何以审之？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禀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谓为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照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以变见而明祸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于面部。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至于身死，命寿讫也。国之乱亡，与此同验。有变见于天地，犹人温病而死，色见于面部也。有水旱之灾，犹人遇气而病也。灾祸不除，至于国亡，犹病不愈，至于身死也。论者谓变征政治，贤人温病色凶，可谓操行所生乎？谓水旱者无道所致，贤者遭病，可谓无状所得乎？谓亡者为恶极，贤者身死，可谓罪重乎？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然则国之乱亡，不在政之是非。恶人完强而老寿，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岁害鸟帑，周、楚有祸；綝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皆灾。当此之时，六国政教未必失误也。历阳之都，一夕沈而为湖，当时历阳长吏未必诳妄也。成败系于天，吉凶制于时。人事未为，天气已见，非时而何？五谷生地，一丰一耗；谷粜在市，一贵一贱。丰者未必贱，耗者未必贵。丰耗有岁，贵贱有时。时当贵，丰谷价增；时当贱，耗谷直减。夫谷之贵贱不在丰耗，犹国之治乱不在善恶。
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德自明于上，民自善于下，世平民安，瑞佑并至，世则谓之贤君所致。无道之君，偶生于当乱之时，世扰俗乱，灾害不绝，遂以破国亡身灭嗣，世皆谓之为恶所致。若此，明于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也。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长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无所改更。然而盗贼或多或寡，灾害或无或有，夫何故哉？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安危存亡，可得论也。
<b>译文</b>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表现在尧、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桀、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凡“百石”以下和“斗食”以上的各级官吏，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办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与动乱，都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贤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
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百姓动乱国家危险，是君王无道造成的。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操劳，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如果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药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 -->>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古今论者，莫谓不然。何则？见尧、舜贤圣致太平，桀、纣无道致乱得诛。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吏百石以〔下〕，若〔斗〕食以〔上〕，居位治民，为政布教，教行与止，民治与乱，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洁，居位职废；或智浅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据有功而加赏，案无功而施罚。是考命而长禄，非实才而厚能也。论者因考功之法，据效而定贤，则谓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也。故危乱之变至，论者以责人君，归罪于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责，愁神苦思，撼动形体，而危乱之变，终不减除。空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虚受之责，世论传称，使之然也。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药气之愈病，犹教导之安民也，皆有命时，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
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贤者，嫌于德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其福佑非德所为也。
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孙皆为孝善。子孙孝善，是家兴也；百姓平安，是国昌也。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此善恶之实，未言苦乐之效也。家安人乐，富饶财用足也。案富饶者命厚所致，非贤惠所获也。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世称五帝之时，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时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时政致。何以审之？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禀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谓为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照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以变见而明祸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于面部。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至于身死，命寿讫也。国之乱亡，与此同验。有变见于天地，犹人温病而死，色见于面部也。有水旱之灾，犹人遇气而病也。灾祸不除，至于国亡，犹病不愈，至于身死也。论者谓变征政治，贤人温病色凶，可谓操行所生乎？谓水旱者无道所致，贤者遭病，可谓无状所得乎？谓亡者为恶极，贤者身死，可谓罪重乎？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然则国之乱亡，不在政之是非。恶人完强而老寿，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岁害鸟帑，周、楚有祸；綝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皆灾。当此之时，六国政教未必失误也。历阳之都，一夕沈而为湖，当时历阳长吏未必诳妄也。成败系于天，吉凶制于时。人事未为，天气已见，非时而何？五谷生地，一丰一耗；谷粜在市，一贵一贱。丰者未必贱，耗者未必贵。丰耗有岁，贵贱有时。时当贵，丰谷价增；时当贱，耗谷直减。夫谷之贵贱不在丰耗，犹国之治乱不在善恶。
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德自明于上，民自善于下，世平民安，瑞佑并至，世则谓之贤君所致。无道之君，偶生于当乱之时，世扰俗乱，灾害不绝，遂以破国亡身灭嗣，世皆谓之为恶所致。若此，明于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也。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长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无所改更。然而盗贼或多或寡，灾害或无或有，夫何故哉？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安危存亡，可得论也。
<b>译文</b>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表现在尧、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桀、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凡“百石”以下和“斗食”以上的各级官吏，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办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与动乱，都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贤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
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百姓动乱国家危险，是君王无道造成的。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操劳，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如果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药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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