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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所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敢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义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礼〔为〕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b>译文</b>
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解说尚书的人，有人认为它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遇到秦朝焚烧诗、书，遗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九篇。说秦朝焚烧诗、书是对的，说尚书本来就有一百零两篇就错了。尚书本来有一百篇，是孔子用来传授学生的。遇上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郡的伏生抱着一百篇的尚书隐藏在山中。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尚书。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汉文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尚书二十余篇。伏生年老死去，尚书因此残缺不全。晁错将尚书传授于倪宽。到汉宣帝时，河内郡的女子拆旧房子，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把它们呈奏给朝廷。汉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这以后易、礼、尚书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到汉景帝的时候，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汉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没有谁能读懂，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外间不能得见它。到汉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把它献给汉成帝。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书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所以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流传在世间，传阅见到它的人就说尚书本来有一百零两篇了。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烧的是解释诗经的著作，诗经本文并没有被烧毁。诗经被烧掉的正是它的诗本身。“书”是五经的总名称。传上说：“男子不读经书，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思想。”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做县宰，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说：“费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为什么只有读书才叫学习呢？”这些都证明五经的总名叫“书”传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烧诗书的起因，所以不了解烧书的实际情况。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个博士上前为秦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进前称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认为秦始皇不封赐子弟，终有一天会出现像田常、六卿争权那样的祸乱，就无法挽救，讥讽周青臣的称颂，称之为阿谀奉承。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议论交给丞相府去评议，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建议不能采用，因此说诸生的议论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与混乱，就命令史官将五经全部烧掉，有敢于私藏诗书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经。可见五经都烧了，不光是烧掉了解释诗经的书籍。传闻的人相信了只烧“诗家之书”的说法，看到焚书令中的“诗书”二字，就认为烧的只是解释诗经的书籍了。
传授的人也许知道尚书被秦朝所焚烧，而认为二十... -->>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所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敢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义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礼〔为〕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b>译文</b>
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辞语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解说尚书的人，有人认为它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遇到秦朝焚烧诗、书，遗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九篇。说秦朝焚烧诗、书是对的，说尚书本来就有一百零两篇就错了。尚书本来有一百篇，是孔子用来传授学生的。遇上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郡的伏生抱着一百篇的尚书隐藏在山中。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尚书。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汉文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尚书二十余篇。伏生年老死去，尚书因此残缺不全。晁错将尚书传授于倪宽。到汉宣帝时，河内郡的女子拆旧房子，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把它们呈奏给朝廷。汉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这以后易、礼、尚书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到汉景帝的时候，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汉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没有谁能读懂，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外间不能得见它。到汉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把它献给汉成帝。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书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所以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流传在世间，传阅见到它的人就说尚书本来有一百零两篇了。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烧的是解释诗经的著作，诗经本文并没有被烧毁。诗经被烧掉的正是它的诗本身。“书”是五经的总名称。传上说：“男子不读经书，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思想。”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做县宰，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说：“费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为什么只有读书才叫学习呢？”这些都证明五经的总名叫“书”传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烧诗书的起因，所以不了解烧书的实际情况。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个博士上前为秦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进前称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认为秦始皇不封赐子弟，终有一天会出现像田常、六卿争权那样的祸乱，就无法挽救，讥讽周青臣的称颂，称之为阿谀奉承。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议论交给丞相府去评议，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建议不能采用，因此说诸生的议论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与混乱，就命令史官将五经全部烧掉，有敢于私藏诗书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经。可见五经都烧了，不光是烧掉了解释诗经的书籍。传闻的人相信了只烧“诗家之书”的说法，看到焚书令中的“诗书”二字，就认为烧的只是解释诗经的书籍了。
传授的人也许知道尚书被秦朝所焚烧，而认为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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