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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ài，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ài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morning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摸therfucker，thisfat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ài。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ài，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ài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morning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摸therfucker，thisfat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ài。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