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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虽然是“谈翻译”但并不想在这里谈翻译原理,说什么信达雅。只是自己十几年来看了无数的翻译,有从古代文字译出来的,有从近代文字译出来的,种类很复杂,看了就不免有许多杂感。但因为自己对翻译没有多大兴趣,并不想创造一个理论,无论“软译”或“硬译”也不想写什么翻译学入门,所以这些杂感终于只是杂感堆在脑子里。现在偶有所感,想把它们写出来。因为没有适当的标题,就叫做“谈翻译”
题目虽然有了,但杂感仍然只是杂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这些杂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面去。以下就分两方面来谈。
一论重译
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无论谁也不能尽通全世界的语言。连专门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学者顶多也不过懂几十种语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种,文盲当然又除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要翻译不行。
但我们不要忘记,翻译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补救办法。晏子春秋内篇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桔(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譬如说,我们都读过红楼梦。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里面描绘的细腻和韵味的深远的。倘若我们现在再来读英文译本,无论英文程度多么好,没有人会不摇头的。因为这里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种文字重述了一遍,至于原文字里行间的意味却一点影都没有了。这就是所谓“其实味不同”
但在中国却竟有许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变味的桔(橘)树再移远一次。可惜晏子没有告诉我们,这棵树又化成什么。其实我们稍用点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会变成多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倘我们再读过中国重译的书而又把原文拿来校对过的话,那么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连幻想也用不着了。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许多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像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书出现不久,就有人称之曰天书,因为普通凡人们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些书籍感到莫大的狂热。有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坠入在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而就很失眠过几次。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没有勇气进去了。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抗议,认为我是无的放矢;因为这样的书究竟不多,在书店我们只找到很少几本书是写明重译的。其余大多数的译本,无论从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国很少有人会的文字译出来的,都只写原著者和译者的名字。为什么我竟会说中国有许多人在转译呢?这原因很复杂。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我确切知道他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作品却是汗牛又充栋。诸位只要去问一问这位专家,就保险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了。
像这样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现在只再举一个例。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对无论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认识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我们现在并不想拆穿这些大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人也有权利生活的。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把原文摆在桌子上把日译本放在抽屉里,我们也仍然是反对。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 -->>
题目虽然是“谈翻译”但并不想在这里谈翻译原理,说什么信达雅。只是自己十几年来看了无数的翻译,有从古代文字译出来的,有从近代文字译出来的,种类很复杂,看了就不免有许多杂感。但因为自己对翻译没有多大兴趣,并不想创造一个理论,无论“软译”或“硬译”也不想写什么翻译学入门,所以这些杂感终于只是杂感堆在脑子里。现在偶有所感,想把它们写出来。因为没有适当的标题,就叫做“谈翻译”
题目虽然有了,但杂感仍然只是杂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这些杂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面去。以下就分两方面来谈。
一论重译
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无论谁也不能尽通全世界的语言。连专门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学者顶多也不过懂几十种语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种,文盲当然又除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要翻译不行。
但我们不要忘记,翻译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补救办法。晏子春秋内篇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桔(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譬如说,我们都读过红楼梦。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里面描绘的细腻和韵味的深远的。倘若我们现在再来读英文译本,无论英文程度多么好,没有人会不摇头的。因为这里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种文字重述了一遍,至于原文字里行间的意味却一点影都没有了。这就是所谓“其实味不同”
但在中国却竟有许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变味的桔(橘)树再移远一次。可惜晏子没有告诉我们,这棵树又化成什么。其实我们稍用点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会变成多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倘我们再读过中国重译的书而又把原文拿来校对过的话,那么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连幻想也用不着了。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许多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像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书出现不久,就有人称之曰天书,因为普通凡人们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些书籍感到莫大的狂热。有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坠入在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而就很失眠过几次。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没有勇气进去了。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抗议,认为我是无的放矢;因为这样的书究竟不多,在书店我们只找到很少几本书是写明重译的。其余大多数的译本,无论从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国很少有人会的文字译出来的,都只写原著者和译者的名字。为什么我竟会说中国有许多人在转译呢?这原因很复杂。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我确切知道他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作品却是汗牛又充栋。诸位只要去问一问这位专家,就保险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了。
像这样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现在只再举一个例。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对无论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认识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我们现在并不想拆穿这些大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人也有权利生活的。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把原文摆在桌子上把日译本放在抽屉里,我们也仍然是反对。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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