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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