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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套丛书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北京出版社2004年,下简称黄著)乃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系列之一。这系列书籍均为大家之作,虽小,而学术性、思想性都不轻,黄著可谓代表。中国文字狱(王业霖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下简称王著)属花城出版社推出的“花城谭丛”系列(这套书中还有何满子的中古文人风采)。两书均为老书重印。

    2、两篇序言

    黄著由黄宗江代序,题曰“再论再论说真话”可知此书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革阴影犹存,说真话仍有余悸和顾忌。黄著全书乃写清之笔祸,而此序和黄本人后记却点明端倪:文字狱并未随文革结束而终结。王著与此书一样,只演绎古代,而文革丝毫未论及,二书当是有意避之,可见“说真话”难!

    王著乃林贤治——五四之魂的作者——代序,其时斯人已去,作者学季札剑悬空垅之意,以文吊人,读来颇有身世飘零的悲凉。

    3、文字狱的原因

    黄著写清之文案禁书,王著提纲挈领,钩沉古史,横越两千年。二书均写尽文字狱之惨烈荒唐。文字狱从根本上讲是极权制度的产物,是思想暴政的结果。其产生原因,二书体例所限,未暇论述。笔者看来,有三因。

    一、中国古代的极权政府,往往有浓烈的小农意识,因此没有开放的心态,对流传的文字尤为敏感,对不能统一的意见有天生的恐惧。于是,只得利用专政工具的暴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清朝乃异族入主中原,对中原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卑情结“刻意弥平满汉间歧异”(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1997年p215),于是忌惮汉人的言论以至于杯弓蛇影。雍正时的曾静、吕留良案可为明证。雍正亲自参与到与案犯的辩论中,特别是关于华夷之辨,他竟说:“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黄裳分析说:“他(指雍正)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不能不说出这些极话来了。”(黄著p6)

    二、中国人对于写作和阅读的惯性思维是“微言大义”这种文人传统用于政治斗争中,便成了对片言只语的上纲上线加之以深文周纳,使其附上了意识形态的精魂。解剖式的阅读方法从诗经的注解开始,本为训诂,到了整人的时候,这种主观臆测的逻辑当然具有可怕的想象力——请看乾隆为汪景祺诗写的批注,便知专制者有了想象力是非常可怕的事:“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转引自王著p192)说了南北,就成了反革命罪证!微言大义固然是中国人含蓄蕴藉审美心理的反映,可实际上与文字专政互为因果:统治者越从字里行间发掘罪状,文人更为隐晦地表达;后者更促成前者对文字加倍小心。

    三、知识分子及其文字的影响力,使专制者不得不考虑其对自己权威的的威胁。反过来,惩处知识分子也当有舆论压制的最佳效果。在缺乏民主意识的一家天下的时代,这点专制者的小算盘很容易实现成对文人——所谓意见精英的打击,阉割,杀戮。

    4、笔祸史

    笔者综合二书,整理如下。

    公元前548年“在齐太史简”一事为于史可查之第一件。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征讨、清洗和杀戮”的中国最大型号的文字狱。唐朝,可算文人好做的开明时代。宋有苏轼乌台诗案,但总的说来也算得宽松。唐宋开国之主,出身贵族,或其心态易开明。明太祖疯狂屠杀文化人“是对曾被贵族拥有的文化施以一种报复性的蹂躏和摧残”(王著p110),与其出身世的刺激不无关系。清朝文字狱,史无前例,特别是雍乾二朝。

    补充:文革中吴晗、林昭、遇罗克等因文得难,也可算作史无前例了。可见文字狱并非远古旧闻,而是殷鉴不远。文革,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埋下因子。王实味被大刀砍下的头颅早就书写了一部至为惨烈的笔祸血泪史。

    又有两年前的彭水诗案,证明文字狱“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总能在转角的幽暗处看到那或浓或淡的阴影在徘徊”(王著p1)文字狱在今天这个文明、民主的时代,怎么还能发生呢,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如今的体制下,刊物及其他媒体在国家统一管制下,很难有异见分子以文载道之处,我们见到的文字(包括影视作品),已经经过行政的阉割了,这实际上有文字狱之实,而无文字狱血光之灾的结果了——所以我们竟觉得文字狱已经远离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而近年手机短信、网络发帖兴起,虽表达环境更为宽容,但仍有文字警察,一旦文字触动权力的神经,便有彭水诗案这样的怪事发生。

    5、文人的悲哀

    在文字狱到来的时候,有“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风骨的当然也有。可含血喷人或以血自污者也不少。鲁迅还曾提到一种依附权力、卖乖撒娇而因“隔膜”碰到刀口的文人,不仅可悲,也尤为可恨。(黄著p32)

    文人相对于权力结构,始终是柔弱的。我们不能苛求知识分子是道德力量的化身,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作用是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二者都要求他们能真实地表达。文字狱是思想的整肃,文人在血腥的暴力压制下,往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的局面便会形成。清之考据成风,当与文字狱的愈演愈烈相关。作为知识分子而不能发表意见,当是文人最大的悲哀。而文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当前,我们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让知识分子走出精神生产的困境,我想,中华民族才能从根本上崛起。

    200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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