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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几站下了车，于是我终生记住了一个叫“五原”的地方。列车每到一站车厢里照例是一片慌张忙乱，有人提行李下车有人提行李上车挤来挤去大呼小叫，而那胆怯的男子却镇定若素，在昏暗的车灯下始终不放松对我的监视，见我没有和她一同下车似乎还有点诧异。她一手拎个拉链包一手提个网线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时她还回过头匆忙地与我的目光对接了一下，但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仅仅一闪烁便被后面挤来的人扑灭。从此她随着人流涌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样的眼睛。
虽然在列车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赋予了我，激发起我想与女人过“夫妻生活”的冲动或说是“发情”但与真正的女人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却是在几年以后。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几年以后形势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农场的群专队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又上了台，那时叫做“恢复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这种勿须通过投票选举的轮流执政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来当年要在月经纸上去“找突破口”真毫无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资派”又当了场长，他也没有借口私自用“国家财产”代替草纸而报复医务室的小李小王。“走资派”没有“斗倒斗臭”却被斗怯斗怕了，经过“锻炼全体干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他决不会再坚持原则主动工作，所以我也原谅他没有专门成立个“劳改释放犯”的小队叫我当队长。有时他回到原先群专队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劳动的生产队来视察，见了我不过点点头而已，不再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当然我还不至于假到去问他为什么失信，人一当官马上就忘了他过去说的话。
不过凭良心说我的处境毕竟有很大改善。因为革命群众失势后再也不热衷革命，才发现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他们来说大大超过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怎么也“为人民服务”不好这“开门七件事”劳动妇女仍然用印满“为人民服务”的硬邦邦的报纸垫月经带，反正那种政治宣传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革命群众开始大发牢骚，上工不干活，干活不出力，在田里拄着锹三五成群地“讲怪话”那些怪话”的反动性大大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我这个右派分子也就被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众亲见地称我为“老右”
本来我是可以申请到一间上房的，然而母亲还没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当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独地去世。这一段请让我略去，我有权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样极力回避会使自己崩溃的历史。他们以为叫大家少谈“文革”“文革”就会在民族的记忆中仅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太了解“大跃进” 及“文革”真正的历史面貌，大学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递减，以至于毫无所知，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一贯伟大正确的神话，就在患有失忆症的民族中树立了起来。那么，是不是我尽量不谈母亲母亲也会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试一试。
在农场，没有家庭的单身农工过日子比较简单：“两个饱一个倒，家里连个油瓶子都没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盖上了，炕上又没个女人等他x，这样的人不叫他干活他还闲得慌。”所以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好像单身汉一定要比拉家带口的工人干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点的工作或繁重劳动，队长组长总是叫单身汉去。革命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已把我当作普通人，但一致认为我是个特殊的劳动力，过日子又简单劳动又好又没女人等我x并且遵守纪律，叫干什么干什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样我就几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给了我很大启发的女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
我的生产组长是个复员军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别人一样扛着铁锹走路，总是把铁锹抱在地上来回跑，让铁锹拍打着地面，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叮叮哆哆响成一片。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钮扣，个子又矮又注，过大过肥的衣服老是敞着两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长出了一对翅膀，于是他就获得了“麻雀”的外号。“麻雀” 既玩世不恭，喜欢用政治语言开玩笑，又对人从不曲里拐弯耍心眼，说话直来直去。一天他对我说他要想法把他老婆从别的组调到他管的这组来跟我一起干活，我问他为什么，他毫不隐讳地说为了好让我多于他老婆少干。我说你他妈的真会占便宜，他说有便宜不占自不占“当官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这个小官也要趁有权的时候使唤使唤你这个好劳力。”
不久“麻雀”真的鼓捣队长把他老婆调到我们这组来了。第一天上工他就当着全组工人宜布他老婆和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一帮—一对红”、 “开展谈心活动好”、“要斗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时的流行语言，顺便他还说了句：“这样也便于监督这个‘老右’嘛！”说完又连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别放在心上。”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上纳鞋底，一面笑着骂“麻雀”“婊子养的”一面瞟了我一眼。“麻雀”老婆不超过三十岁，模样长得很端正眼睛也很大，她源我的一问好像给我猛地一击，使我想起列车上遇到的她。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五原”一带的人，出生在乌拉特前旗一个叫“白彦花”的地方。她还给我说过那个地方出美女“脸盘鼓鼓的，眉毛弯弯的，腰杆细细的，肚子平平的，奶于极极的，屁股翘涵的”她介绍到哪个部位便用手揉搓她身上的哪个部位，带动她全身都扭动起来因而使她的介绍非常生动具体。她自己就完全符合她的介绍，所以她的介绍实际上是一种炫耀。她介绍时我暗自想列车上的她大约与她的身材相当，遗槽的是列车上的灯光太暗。若干年后“三围”成了女人身材的时尚标准，但那固定的机械的数字怎能体现出女人珠圆玉润的灵动的美丽？从此她的身材便成了我看女人的特殊规格，后来我在巴黎用这种眼光看所有的模特与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她确实是我干活的累赘，譬如小组集体挖沟开渠，每人按二十公尺分一段“一对红”是四十公尺，这四十公尺全靠我一人吭咦吭味地挖，她只是铲铲浮土修修渠边而已，多半时间无精打采地拄着锹站着东张酉望，没干两下就急不可耐地问现在啥时候了为啥还不吹哨收工。中间休息时，却好像刚刚苏醒过来开始活跃了。她爱唱一种叫“二人台”的地方戏，确切地说应该是“哼”而不是“唱”因我从没听她唱过一首完整的曲子，她大概也不记得一首完整的戏词，所以至今我回忆起她只听见那悠扬婉转的哼哼却不知道她究竟哼了些什么。她的序的音调纯朴自然，节奏富有弹性，有很强的跳跃感，带有黄土高原的开阔意境，给人极为悠远而又欢快的感觉，听腻了革命歌曲听她哼哼倒也新鲜而动听。
有一次我说你哼得挺好听，不过到底唱的是什么词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她说啥意思都没有就为了给自己解“心焦”（心烦），唱词是现编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说我在替你干活你在旁边看着你还“心焦”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她说你要是“心焦”我就给你唱一个吧。说着她笑嘻嘻地唱道：
哥哥你好好干
妹妹在旁边看
哥哥要心焦
妹妹给你干
快把锹撂下
咱俩玩一玩
一身白内肉
随你上下看。
她随唱随笑，我也跟着笑。我说真把你没办法，你就“旁边看”好了。她笑得弯下腰，又唱：
不干白不干
不玩干瞪眼
不玩你就得干
哥哥你哟好可怜！
如果是两人干“零活”我就干得更多了。“零活”包括很多农作项目：灌溉、起肥、打畜草、扬场及其他只需一两人干的零散杂工。我俩一“打零活”她从不按时到工地，我几乎干了定额的一半，她才扛着铁锹或拿着镰刀慢腾腾地走来，到我视线以内就小跑几步，在我跟前就装出气喘吁吁的样子总能说出一套理由，不是要给“麻雀”做饭就是孩子病了要去医务室。后来经我证实多半也是真的，她大大小小有三个孩子，难怪“麻雀”要设法减轻她在生产队的劳动，好让她腾出手干家务活。我也看出来她走到我视线以内开始小跑其实是对我表示尊重和因来晚了而内心不安，如果她像一般群众那样摆出高我一等的“革命”派头，来晚了就来晚了，根本勿须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我又能把她怎么样？
有一次她来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别，那是在马自起粪，大清早我已经将马囵的粪起了一半，太阳也升到房顶上，她才扛着铁锹疲惫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说，你倒好，活还没干一锹人倒乏了，一早晨你干什么去了？她笑了笑叹道：
“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x个起床x，不x不起床。唉”
这个x分别代表两个词，前面一个是动词后面一个是名词，是劳动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语言，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学她的口气说他要x你你不会不让他x，是干活重要还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脸上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表情，又叹了口气说：
“唉！有啥办法？给男人当女人男人啥时候想x就得给男人支上让男人x。”
这使我突然理解了“二杆子”的老婆“二杆子”介绍“她是农村的”实有深意，怪不得“二杆子”要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和她过“夫妻生活”她也只好顺从，乖乖地就往麻袋上一躺，给她男人“支上”
汉语的语境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粗鄙化。所有传统观念中“非礼”的动词名词口语俗话方言及“国骂”都登堂人室，甚至大大方方地成为文学语言与官方语言，如“政局”“狗屎堆”等等，所以怎能怪一般老百性的口语越来越直言不讳，越来越不堪人耳。我想，姓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礼崩乐坏”的... -->>
十一
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几站下了车，于是我终生记住了一个叫“五原”的地方。列车每到一站车厢里照例是一片慌张忙乱，有人提行李下车有人提行李上车挤来挤去大呼小叫，而那胆怯的男子却镇定若素，在昏暗的车灯下始终不放松对我的监视，见我没有和她一同下车似乎还有点诧异。她一手拎个拉链包一手提个网线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时她还回过头匆忙地与我的目光对接了一下，但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仅仅一闪烁便被后面挤来的人扑灭。从此她随着人流涌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样的眼睛。
虽然在列车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赋予了我，激发起我想与女人过“夫妻生活”的冲动或说是“发情”但与真正的女人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却是在几年以后。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几年以后形势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农场的群专队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又上了台，那时叫做“恢复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这种勿须通过投票选举的轮流执政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来当年要在月经纸上去“找突破口”真毫无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资派”又当了场长，他也没有借口私自用“国家财产”代替草纸而报复医务室的小李小王。“走资派”没有“斗倒斗臭”却被斗怯斗怕了，经过“锻炼全体干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他决不会再坚持原则主动工作，所以我也原谅他没有专门成立个“劳改释放犯”的小队叫我当队长。有时他回到原先群专队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劳动的生产队来视察，见了我不过点点头而已，不再夸奖我已经改造好了。当然我还不至于假到去问他为什么失信，人一当官马上就忘了他过去说的话。
不过凭良心说我的处境毕竟有很大改善。因为革命群众失势后再也不热衷革命，才发现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他们来说大大超过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怎么也“为人民服务”不好这“开门七件事”劳动妇女仍然用印满“为人民服务”的硬邦邦的报纸垫月经带，反正那种政治宣传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革命群众开始大发牢骚，上工不干活，干活不出力，在田里拄着锹三五成群地“讲怪话”那些怪话”的反动性大大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我这个右派分子也就被他们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众亲见地称我为“老右”
本来我是可以申请到一间上房的，然而母亲还没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当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独地去世。这一段请让我略去，我有权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样极力回避会使自己崩溃的历史。他们以为叫大家少谈“文革”“文革”就会在民族的记忆中仅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太了解“大跃进” 及“文革”真正的历史面貌，大学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递减，以至于毫无所知，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一贯伟大正确的神话，就在患有失忆症的民族中树立了起来。那么，是不是我尽量不谈母亲母亲也会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试一试。
在农场，没有家庭的单身农工过日子比较简单：“两个饱一个倒，家里连个油瓶子都没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盖上了，炕上又没个女人等他x，这样的人不叫他干活他还闲得慌。”所以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好像单身汉一定要比拉家带口的工人干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点的工作或繁重劳动，队长组长总是叫单身汉去。革命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已把我当作普通人，但一致认为我是个特殊的劳动力，过日子又简单劳动又好又没女人等我x并且遵守纪律，叫干什么干什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这样我就几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过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给了我很大启发的女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
我的生产组长是个复员军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别人一样扛着铁锹走路，总是把铁锹抱在地上来回跑，让铁锹拍打着地面，他走到哪儿哪儿就叮叮哆哆响成一片。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钮扣，个子又矮又注，过大过肥的衣服老是敞着两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长出了一对翅膀，于是他就获得了“麻雀”的外号。“麻雀” 既玩世不恭，喜欢用政治语言开玩笑，又对人从不曲里拐弯耍心眼，说话直来直去。一天他对我说他要想法把他老婆从别的组调到他管的这组来跟我一起干活，我问他为什么，他毫不隐讳地说为了好让我多于他老婆少干。我说你他妈的真会占便宜，他说有便宜不占自不占“当官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这个小官也要趁有权的时候使唤使唤你这个好劳力。”
不久“麻雀”真的鼓捣队长把他老婆调到我们这组来了。第一天上工他就当着全组工人宜布他老婆和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一帮—一对红”、 “开展谈心活动好”、“要斗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时的流行语言，顺便他还说了句：“这样也便于监督这个‘老右’嘛！”说完又连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别放在心上。”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上纳鞋底，一面笑着骂“麻雀”“婊子养的”一面瞟了我一眼。“麻雀”老婆不超过三十岁，模样长得很端正眼睛也很大，她源我的一问好像给我猛地一击，使我想起列车上遇到的她。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五原”一带的人，出生在乌拉特前旗一个叫“白彦花”的地方。她还给我说过那个地方出美女“脸盘鼓鼓的，眉毛弯弯的，腰杆细细的，肚子平平的，奶于极极的，屁股翘涵的”她介绍到哪个部位便用手揉搓她身上的哪个部位，带动她全身都扭动起来因而使她的介绍非常生动具体。她自己就完全符合她的介绍，所以她的介绍实际上是一种炫耀。她介绍时我暗自想列车上的她大约与她的身材相当，遗槽的是列车上的灯光太暗。若干年后“三围”成了女人身材的时尚标准，但那固定的机械的数字怎能体现出女人珠圆玉润的灵动的美丽？从此她的身材便成了我看女人的特殊规格，后来我在巴黎用这种眼光看所有的模特与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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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说你哼得挺好听，不过到底唱的是什么词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她说啥意思都没有就为了给自己解“心焦”（心烦），唱词是现编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说我在替你干活你在旁边看着你还“心焦”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她说你要是“心焦”我就给你唱一个吧。说着她笑嘻嘻地唱道：
哥哥你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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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随唱随笑，我也跟着笑。我说真把你没办法，你就“旁边看”好了。她笑得弯下腰，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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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两人干“零活”我就干得更多了。“零活”包括很多农作项目：灌溉、起肥、打畜草、扬场及其他只需一两人干的零散杂工。我俩一“打零活”她从不按时到工地，我几乎干了定额的一半，她才扛着铁锹或拿着镰刀慢腾腾地走来，到我视线以内就小跑几步，在我跟前就装出气喘吁吁的样子总能说出一套理由，不是要给“麻雀”做饭就是孩子病了要去医务室。后来经我证实多半也是真的，她大大小小有三个孩子，难怪“麻雀”要设法减轻她在生产队的劳动，好让她腾出手干家务活。我也看出来她走到我视线以内开始小跑其实是对我表示尊重和因来晚了而内心不安，如果她像一般群众那样摆出高我一等的“革命”派头，来晚了就来晚了，根本勿须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我又能把她怎么样？
有一次她来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别，那是在马自起粪，大清早我已经将马囵的粪起了一半，太阳也升到房顶上，她才扛着铁锹疲惫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说，你倒好，活还没干一锹人倒乏了，一早晨你干什么去了？她笑了笑叹道：
“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x个起床x，不x不起床。唉”
这个x分别代表两个词，前面一个是动词后面一个是名词，是劳动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语言，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学她的口气说他要x你你不会不让他x，是干活重要还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脸上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表情，又叹了口气说：
“唉！有啥办法？给男人当女人男人啥时候想x就得给男人支上让男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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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语境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粗鄙化。所有传统观念中“非礼”的动词名词口语俗话方言及“国骂”都登堂人室，甚至大大方方地成为文学语言与官方语言，如“政局”“狗屎堆”等等，所以怎能怪一般老百性的口语越来越直言不讳，越来越不堪人耳。我想，姓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礼崩乐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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