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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门边“上船，上船”生意拉到我了。我一声不响就跟着下了河岸边，上了小船。
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响起脚步声，跟着人就到了船上，到了跟前。那个自称护士的年轻女人消失了，我看出原先在她身边的两个人，以及追我的人，已经围拢上来。
“中国女人”那个跟踪的人说话了。“我们谈谈好吗？”他彬彬有礼，但是船夫马上明白他们是什么人，马上消失了，实际上我们周围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我被一连串不同的人连续审问，问的问题莫名其妙：名字，假名，真名，笔名，地址，电话，工作地点，教育，父母，来印度目的，与什么人接触过，到过什么地方，现在住在何处。我对此当然不会惊惶，也不会拒绝回答。我的回答他们相信不相信，就不是我的事了。他们反复问这种事，是想抓住我前后不一的破绽。这也未免太小儿科，我应付自如。
房间算得上大，窗口也不小，可还是亮着一盏长日光灯。地方很像肯顿门区，虽然他们的吉普车在路上绕着圈，我仍然有点方向感。
没多久换上那个追我的人，粗腰，但鼻子生得又直又大。他直截了当，问我“阿难是什么人？”
我早明白他们会问：那个女人跟这些人一伙。我反过来问：“你们是什么人？你先说清这个问题。”
看来他是负责人，已经看出我不是个容易吓倒的角色。于是他说：“我们是国际刑警组织，与贵国有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早料到的。我说：“对不起，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中国作家，来采访大壶节，顺便打听一个唱歌的朋友。你们无权拘禁我审问我。”
“谈不上拘禁审问”他说。“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他打个手势，外面送进两杯刚挤好的菠萝饮料。我跑累了，实在是恰到好处，我接过一杯。“当然，这是在你没有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法？”
“这正是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劝你合作的原因。”
看见我一口气狂饮掉菠萝汁，他把那杯没有动过的菠萝汁推给我，还说“过一会儿，我们上这里最好的餐馆，算是我们局里的一点敬意。”
我喝得噎气，没法说同意不同意，说也没用：对于软硬兼施，我只能装聋作哑。他继续问：“苏菲，香港传媒界女老伴，为什么对阿难如此感兴趣，特地派你来找？”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苏菲？哪个国家的人？澳大利亚人？”
那男人看看手表，大概明白跟我磨没有用。就啪的一声按上了桌上的电脑屏幕，上面立即跳出阿难的照片：苏菲传过来的那张。
看见我脸上毫无表情，他打了几下键盘，立即跳到苏菲给我的信。
我一下子跳起来：这些坏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儿下载过来。他们肯定一路截了我的电话和电子信。不对，他们进了辛格的房子搜查遍了。我的电脑留在辛格家里，而且是打开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密码就看到一切，下载一切。我真是太愚蠢，太不防备，以为这个国家的人，真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看到我脸涨得通红，这个人得意地笑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说什么？电子信是隐私，你们才违法。苏菲是我的朋友，她也认识阿难。她关心我这次旅行，因为我是她的报纸的作者。”
“不那么简单吧！还是说出来为好。”
“你们的中文译者看得懂我所有的信，还要我说什么？”
“信里没有写的事？”
“我不明白，你何妨告诉我？”
我开始觉得饿了，而且饿得很难受：毕竟这一天事情太多。我几乎要抗议了：让我吃晚饭吧，你们轮流吃，虐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很不人道。
我正要说话，有人在外面说了什么，只有他的座位上能听清，我听见也不懂印地语。他站了起来，把门打开，恭恭敬敬地请我走出讯问室。隔了两个空房间，就是一间像机场贵宾室一样的房间。那里坐着一个东亚人，西装领带笔挺，旁边有个拖包，好像真是飞机场。
我几乎要觉得这个场面好笑了，才看见那个已经在与这个印度人握手的东亚人，不是别人，就是茅林。
茅林没有转过脸来与我握手，只是与印度人说了两句，就拖了包，递眼神示意我跟着他走，那个印度警官倒是很客气地说：“小姐，希望不久我们有机会再见，我们做东。”
我对他伸出的手瞅也不瞅，自顾自走出去。我心里正在七上八下，明白这些印度警察给我捅了大漏子。他如果拦我，我会给他当面一拳。
我们走到外面，也没有说话。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搭上车，还是没有说话。我们进了一家饭店，依然没有说话。他不说话，我也不愿意说。明显他为我的事而来，说不定昨天通知，他今晨赶飞机到德里或加尔格答，然后转印度国内航线赶过来。
我不知道印度警方说了什么，给我什么罪名？也许根本就没有罪名，不过是想在中方代表没有到达之前，从我嘴里打听出任何有用的情报。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说话。但是我的电脑是被他们看了，所有的地址都拿去了，可能就是在上面发现茅林的地址，就直接联系上了。这是我理亏之处，所以我等着挨训。
饭店里的人热心地邀请我们进去坐，正好解了我们各怀心思不言说的尴尬。
鞋，坐在卧垫上，喝着侍者端上的热茶。茅林的英语，较以前进步很大，肯定比我用功，这点令我佩服。
菜上来，不管是柯雷特还是欧姆雷特，不管是对折成半圆形的马沙拉豆沙和清蒸米糕还是烤鱼，味道变化不大，吃在嘴里都差不多，八九离不了咖喱。老板专门拿来两副刀叉，照顾我们是外国人。我更愿意用手，用心洗过的手比任何餐具干净。“印度风俗，左手擦屁股，右手管吃，”我故意挑茅林说话。茅林冷冷地说“用哪只手都不对，用筷子才称得上吃饭。”
一开腔之后，他似乎觉得不必再板着脸。接着他说起印度菜来。因为南部气候炎热，有许多来自非洲的移民，口味重，嗜好刺激性的食物，且是越刺激越好。相比南菜，北印度的人口味就清淡多了。
我没话找话，让他说说咖喱。
他看了我一眼，说：印度咖喱有十几种，颜色也有好多种，比如黄色、橙色、淡黄色、橘红色，口味也有几种，辣的、不辣的，五味杂陈，色彩缤纷。形成咖喱的主要香料有胡荽粉，辣椒粉，小茴香粉，肉桂片，豆蔻，丁香及胡椒粒，还有椰汁，郁金香粉等作为基本调味，再做其它风味的延伸变化。可做咖喱鸡、咖喱牛奶、咖喱奶酪、咖喱蔬菜。他说，信不信？享受美味的印度菜有35%来自嗅觉，35%来自味觉，其余30%来自视觉、听觉和触觉。
我说，第一次听见用这种科学方式说菜。
这顿饭吃得沉闷，毫无滋味。没有吃完，菜剩下一半。侍者端来温热的柠檬水，让我们洗手去油。一小盘香料和冰糖。我捻一小撮香料入口，细细咀嚼，满口芳香，比口香泡泡糖清爽。我让茅林也试试，他不愿意，说受不了，咖喱少吃还行，吃多了受不了，应该找家中国餐馆吃饭，反正他也没有入乡随俗，穿印度传统服装。他态度暧昧，而且酸酸的，带着讥讽和埋怨。
等到两个人都解了饥，我们对着一桌子的餐盘，无法再不说到正题。我知道茅林只会在电子信上抒情，当面说出的话，哪怕不是今天这样的场合，也不会带任何华丽辞藻。他是一个典型的新型技术官僚——如果你把文学也当作一种技术的话——效率极高，任何混乱局面，他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
“好吧，说正题。这些印度人没有找麻烦的理由。”
我松了一口气。我没有任何错处被抓住，没有给国家带来麻烦，这就好。
“他们监视你，因为中国人太暴露——你更加惹眼。”
我耸耸肩，我依然没有任何错。不过我开始回忆一路上，除了那个护士，还有多少人是侦探：火车上的兄弟？旅馆里敲门卖酒的人？是不是辛格上校本人也是警局探子？一想到落到别人罗网里，还以为自由自在，我不由得对自己生气了。
“你让我来的。我撤回去就是。”
这下子茅林脸色铁青。我这话，的确不应该对上司说。茅林尽量控制自己，慢慢说话：
“但是他们与此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借合作的名义，想知道究竟，看看有什么可以今后讨价还价的地方，所以才在我到达之前拘禁你，算是给我一个面子，放我们的人。”
这群卑鄙的家伙！我生气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们！”茅林接上嘴，语含讽刺。然后，他一字一板地说出他心里肯定焖烧了很久的话：“局里让你处理这个案子，已经有六年了吧？多少次派你到香港，查阿难的踪迹，你却让他跑了。”
“没有让我逮捕他，我还能锁住他的腿？我到现在还没能见到此人。”我也开始生气了。这案子束手束脚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几次决定让局里另请高明，最好是茅林自己来做。但是都因为我与苏菲处得太好，茅林主持的这个小组一定要把我留住。
“好吧，你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茅林松开一把，这是他当领导的技术。“但是不能让他再跑了。这个案子到了下结论的时候；国内的账，基本也有了个眉目；资金肯定转到苏菲所在的报业集团，可能从那里又转了出去相当部分。”
“那还有什么办法？”
“应当尽快把阿难逮捕，递解回国。印度方面同意在我们通报后代行逮捕，这些手续我来处理，你不必问。”
我很高兴总算可以了结我六年的任务，这件事让我几乎没法继续我的“业余爱好”写作。我问：“先得找到他。”
“这是你的任务”他看见我皱眉头，又添加说：“看来这次可以按住他。辛格是他的亲戚，究竟什么亲戚，尚不清楚。但是1950年是这个辛格送他到新德里我国大使馆，说他是个中国孤儿，应送回国。这点从档案里查出来了。”
“这不说明问题”我抗议说。我不能把太少的信息作为根据。
“但是印方似乎了解更多的情况，所以他们搜查辛格的房子。他的情妇怎么说？”
我皱了一下眉头：我不喜欢这个词。“苏菲昨天起非常着急，说是发现自己是半英国人，非常感慨。”“什么臭商人！知道她是半英国血统的人，难道她自己会不知道？”
“我当然明白她是又放一点水给我。不过她怀疑，阿难一旦找出自己的身世，会受不了。阿难会有什么身世呢？她可能还知道什么，一股劲儿催我赶快行动。我今天就得向他汇报进展。”
“好！着急了。”茅林拍了一下桌子，兴奋起来。“她自己不敢来，怕被一网打尽！”
“阿难的身世呢？要打听吗？”
“我们对此人的身世不感兴趣。”茅林说。大概是觉得太严厉了一些。“我们是抓他的现行经济问题。”“不打听，怎么知道他的行踪？”
他想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你的主要任务是逮捕阿难。其余的事，服务于这个主要目的。”
子门边“上船，上船”生意拉到我了。我一声不响就跟着下了河岸边，上了小船。
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响起脚步声，跟着人就到了船上，到了跟前。那个自称护士的年轻女人消失了，我看出原先在她身边的两个人，以及追我的人，已经围拢上来。
“中国女人”那个跟踪的人说话了。“我们谈谈好吗？”他彬彬有礼，但是船夫马上明白他们是什么人，马上消失了，实际上我们周围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我被一连串不同的人连续审问，问的问题莫名其妙：名字，假名，真名，笔名，地址，电话，工作地点，教育，父母，来印度目的，与什么人接触过，到过什么地方，现在住在何处。我对此当然不会惊惶，也不会拒绝回答。我的回答他们相信不相信，就不是我的事了。他们反复问这种事，是想抓住我前后不一的破绽。这也未免太小儿科，我应付自如。
房间算得上大，窗口也不小，可还是亮着一盏长日光灯。地方很像肯顿门区，虽然他们的吉普车在路上绕着圈，我仍然有点方向感。
没多久换上那个追我的人，粗腰，但鼻子生得又直又大。他直截了当，问我“阿难是什么人？”
我早明白他们会问：那个女人跟这些人一伙。我反过来问：“你们是什么人？你先说清这个问题。”
看来他是负责人，已经看出我不是个容易吓倒的角色。于是他说：“我们是国际刑警组织，与贵国有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早料到的。我说：“对不起，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中国作家，来采访大壶节，顺便打听一个唱歌的朋友。你们无权拘禁我审问我。”
“谈不上拘禁审问”他说。“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他打个手势，外面送进两杯刚挤好的菠萝饮料。我跑累了，实在是恰到好处，我接过一杯。“当然，这是在你没有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法？”
“这正是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劝你合作的原因。”
看见我一口气狂饮掉菠萝汁，他把那杯没有动过的菠萝汁推给我，还说“过一会儿，我们上这里最好的餐馆，算是我们局里的一点敬意。”
我喝得噎气，没法说同意不同意，说也没用：对于软硬兼施，我只能装聋作哑。他继续问：“苏菲，香港传媒界女老伴，为什么对阿难如此感兴趣，特地派你来找？”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苏菲？哪个国家的人？澳大利亚人？”
那男人看看手表，大概明白跟我磨没有用。就啪的一声按上了桌上的电脑屏幕，上面立即跳出阿难的照片：苏菲传过来的那张。
看见我脸上毫无表情，他打了几下键盘，立即跳到苏菲给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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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电子信是隐私，你们才违法。苏菲是我的朋友，她也认识阿难。她关心我这次旅行，因为我是她的报纸的作者。”
“不那么简单吧！还是说出来为好。”
“你们的中文译者看得懂我所有的信，还要我说什么？”
“信里没有写的事？”
“我不明白，你何妨告诉我？”
我开始觉得饿了，而且饿得很难受：毕竟这一天事情太多。我几乎要抗议了：让我吃晚饭吧，你们轮流吃，虐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很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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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要觉得这个场面好笑了，才看见那个已经在与这个印度人握手的东亚人，不是别人，就是茅林。
茅林没有转过脸来与我握手，只是与印度人说了两句，就拖了包，递眼神示意我跟着他走，那个印度警官倒是很客气地说：“小姐，希望不久我们有机会再见，我们做东。”
我对他伸出的手瞅也不瞅，自顾自走出去。我心里正在七上八下，明白这些印度警察给我捅了大漏子。他如果拦我，我会给他当面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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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印度警方说了什么，给我什么罪名？也许根本就没有罪名，不过是想在中方代表没有到达之前，从我嘴里打听出任何有用的情报。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说话。但是我的电脑是被他们看了，所有的地址都拿去了，可能就是在上面发现茅林的地址，就直接联系上了。这是我理亏之处，所以我等着挨训。
饭店里的人热心地邀请我们进去坐，正好解了我们各怀心思不言说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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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话找话，让他说说咖喱。
他看了我一眼，说：印度咖喱有十几种，颜色也有好多种，比如黄色、橙色、淡黄色、橘红色，口味也有几种，辣的、不辣的，五味杂陈，色彩缤纷。形成咖喱的主要香料有胡荽粉，辣椒粉，小茴香粉，肉桂片，豆蔻，丁香及胡椒粒，还有椰汁，郁金香粉等作为基本调味，再做其它风味的延伸变化。可做咖喱鸡、咖喱牛奶、咖喱奶酪、咖喱蔬菜。他说，信不信？享受美味的印度菜有35%来自嗅觉，35%来自味觉，其余30%来自视觉、听觉和触觉。
我说，第一次听见用这种科学方式说菜。
这顿饭吃得沉闷，毫无滋味。没有吃完，菜剩下一半。侍者端来温热的柠檬水，让我们洗手去油。一小盘香料和冰糖。我捻一小撮香料入口，细细咀嚼，满口芳香，比口香泡泡糖清爽。我让茅林也试试，他不愿意，说受不了，咖喱少吃还行，吃多了受不了，应该找家中国餐馆吃饭，反正他也没有入乡随俗，穿印度传统服装。他态度暧昧，而且酸酸的，带着讥讽和埋怨。
等到两个人都解了饥，我们对着一桌子的餐盘，无法再不说到正题。我知道茅林只会在电子信上抒情，当面说出的话，哪怕不是今天这样的场合，也不会带任何华丽辞藻。他是一个典型的新型技术官僚——如果你把文学也当作一种技术的话——效率极高，任何混乱局面，他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
“好吧，说正题。这些印度人没有找麻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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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耸耸肩，我依然没有任何错。不过我开始回忆一路上，除了那个护士，还有多少人是侦探：火车上的兄弟？旅馆里敲门卖酒的人？是不是辛格上校本人也是警局探子？一想到落到别人罗网里，还以为自由自在，我不由得对自己生气了。
“你让我来的。我撤回去就是。”
这下子茅林脸色铁青。我这话，的确不应该对上司说。茅林尽量控制自己，慢慢说话：
“但是他们与此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借合作的名义，想知道究竟，看看有什么可以今后讨价还价的地方，所以才在我到达之前拘禁你，算是给我一个面子，放我们的人。”
这群卑鄙的家伙！我生气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们！”茅林接上嘴，语含讽刺。然后，他一字一板地说出他心里肯定焖烧了很久的话：“局里让你处理这个案子，已经有六年了吧？多少次派你到香港，查阿难的踪迹，你却让他跑了。”
“没有让我逮捕他，我还能锁住他的腿？我到现在还没能见到此人。”我也开始生气了。这案子束手束脚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几次决定让局里另请高明，最好是茅林自己来做。但是都因为我与苏菲处得太好，茅林主持的这个小组一定要把我留住。
“好吧，你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茅林松开一把，这是他当领导的技术。“但是不能让他再跑了。这个案子到了下结论的时候；国内的账，基本也有了个眉目；资金肯定转到苏菲所在的报业集团，可能从那里又转了出去相当部分。”
“那还有什么办法？”
“应当尽快把阿难逮捕，递解回国。印度方面同意在我们通报后代行逮捕，这些手续我来处理，你不必问。”
我很高兴总算可以了结我六年的任务，这件事让我几乎没法继续我的“业余爱好”写作。我问：“先得找到他。”
“这是你的任务”他看见我皱眉头，又添加说：“看来这次可以按住他。辛格是他的亲戚，究竟什么亲戚，尚不清楚。但是1950年是这个辛格送他到新德里我国大使馆，说他是个中国孤儿，应送回国。这点从档案里查出来了。”
“这不说明问题”我抗议说。我不能把太少的信息作为根据。
“但是印方似乎了解更多的情况，所以他们搜查辛格的房子。他的情妇怎么说？”
我皱了一下眉头：我不喜欢这个词。“苏菲昨天起非常着急，说是发现自己是半英国人，非常感慨。”“什么臭商人！知道她是半英国血统的人，难道她自己会不知道？”
“我当然明白她是又放一点水给我。不过她怀疑，阿难一旦找出自己的身世，会受不了。阿难会有什么身世呢？她可能还知道什么，一股劲儿催我赶快行动。我今天就得向他汇报进展。”
“好！着急了。”茅林拍了一下桌子，兴奋起来。“她自己不敢来，怕被一网打尽！”
“阿难的身世呢？要打听吗？”
“我们对此人的身世不感兴趣。”茅林说。大概是觉得太严厉了一些。“我们是抓他的现行经济问题。”“不打听，怎么知道他的行踪？”
他想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你的主要任务是逮捕阿难。其余的事，服务于这个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