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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代文学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代文学，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付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短暂，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世间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
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表在现代文学。今夏“联副”有一个餐会，设宴在松江路的“金玉满堂”我去一看，原来这家巍峨堂皇的大饭店竟坐落在从前我家的旧址上。真是巧，那天韩国诗人许世旭赫然在场，一别二十载，旧地相逢，令人感到时空交错。去年许世旭寄了一本韩文版的台北人给我，是他译的，我当然很兴奋，只是看不懂韩文，满纸的小圈圈，觉得很好玩。许世旭的汉文修养如此深厚，译笔必是好的。可惜他早返韩国，未克参加这次现代文学诗人欢聚。明星的西式午餐很简单，一菜一汤，与“金玉满堂”的华筵不能比，但我看见大家还是满兴高采烈的，故人相聚，何况又在怀有共同回忆的地方。有的白了几根头发，有的添了几条时间的痕迹，然而我讶异诗人们豪情不减当年，意兴飞扬，尤有过之。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尚文精神勇猛如昔？大概还是他们的诗吧！这群拓荒者已经替台湾的现代诗铺下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崎岖，有时惊险重重，而且分歧，但路总是筑成了，后人走起来，至少有条途径可循。
第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作者李捷金，他本来属于第二天的聚会，因有事，提前来。前年在“联副”上我读到一篇小说猫，笔调沉着老练，老年人的心境写得体贴入微，我原以为作者李捷金一定是个阅世已深的中年人，没料到竟是个在学的青年学生，大为诧异。可惜那篇小说没有得到那年“联合报小说比赛奖”甚感不平，去年李捷金荣获“中国时报小说奖”第二名，夏志清先生特别推崇他那篇窄巷，所见略同。现在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真不得了，又多又好，各有千秋。第二天到了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陈铭，还有七等生——我和七等生神交已久，这次却是首次见面。他支持现代文学，十数年如一日，投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稿，篇数第二多。宋泽莱、吴念真、陈雨航今年都得到联合报的小说奖，古蒙仁也得到中国时报的小说推荐奖，皆大欢喜。台湾文学，现在属于小说时代，年轻小说家，扬眉吐气，比比皆是，真为他们高兴。从前我们写小说，是没有几个人看的，谁还会想到给我们奖金？台湾新生代的小说家，给我的感觉是扎扎实实，不飘不浮。到底他们土生土长，跟台湾这块土地完全认同了，台湾文学的旗纛应该由他们扛下去。我跟七等生坐在一起，突然感到我们是同一辈的人，我们的哀乐大概是可以沟通的。难为七等生特地从外埠赶来台北，大概也是为着对现代文学多年的那一份情吧。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十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十七日晚还有奚淞、姚一苇、沈登恩，五个人一起在“明星”三楼喝了几瓶啤酒。姚先生的结论是：只有文学值得奋斗。廉颇未老，豪兴依旧。沈登恩的勇气也不小，现代文学这付重担“远景”也敢来扛。西谚“人生短暂，艺术长存”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人世间里，这句话大概还有几分真理吧。
我跟奚淞离开“明星”台北已经渐入深夜。我们沿着重庆南路一路徜徉了下去。奚淞与我有许多共同的了解，我们谈起话来，很省力。奚淞建议我回来居留一个时期，我说我很想这样做。我有根深蒂固的怀旧习惯，对台北这份执着，情不能已。台北虽然变得厉害，但总还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说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