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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狡辩王跃文
没想到国画出版后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各地报刊约写与国画有关的文章，很多读者来信来电提各种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还三天两头碰上没法推辞的应酬，吃饭或是喝茶。我本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却无法回避热闹了。
不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很专业的文学圈内人士，他们都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国画里的荆都是哪里？朱怀镜是谁？袁小奇是谁？望着我的一脸无奈，他们还得追问：这些人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有次在饭桌上闲聊，朋友们又问到这个话题，我哈哈大笑之后，口占几句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不才只爱哈哈哈；何必问道谁是谁，无非写的你我他。朋友们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起来。
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时一事而武断地说谁是坏人，就像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评判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感到温暖，为的是朋友们的笑声意味着自嘲。自嘲是文明人才具备的可贵品质。朋友们的自嘲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任和理解。但那张小小的饭桌并不是现实的缩影。现实太缺乏自嘲意识了。我们在现实的官场看到的多是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士。他们成天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通常用思想不解放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作辩解，可当他们有一天被押上审判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干某些勾当的时候思想解放得吓人；他们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谨小慎微，背地里却很可能在偷天换日。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智商和能耐，甚至无法低估他们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怀揣着名牌大学的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或博士。国画里张天奇的硕士文凭尽管有水分，可他到底还是绝顶聪明的那类人。你同张天奇们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温文雅尔和老成持重，倘若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你会感慨他们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会多么幸福！他们在仕途上风头正劲，绝无心思自嘲或自省。望着这类人，你有时真会联想起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可是，精英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他们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尽管朱怀镜在当今官场算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那类人，他遵守着实用的游戏规则，办事老道灵活，左右逢源，让人佩服。可认真说起来，他的灵魂早已经堕落。朱怀镜属于明知自己堕落却偏要堕落的那种人，且为自己的堕落而沾沾自喜。他或许会有片刻的良心发现或自责，而这仅仅只能是他进一步堕落的心理疗药罢了，就像信奉天主教的职业杀手在手刃无辜之后双手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宽恕我吧，阿门！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知书达礼。可现实告诉我们，先人们太过天真了。如果书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知识和文化人应有的种种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书对人的浸润远远抵不过现实功利对人的迷人诱惑。比尔？盖茨的财富使得“富可敌国”这句话不再是中国式的夸张，而“有钱就有一切”的定理让人们的眼睛都喷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可在中国赚钱实在不易，人们在遍试种种赚钱招式之后发现，最省事的赚钱办法依然是当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再是对前朝的声讨。腐败排行榜一天天刷新着，眼看着就过了几千万，说不定哪天就会揪出个贪污过亿的巨贪让你开开眼界。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量，已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有限的想像能力。尽管不断有社会蛀虫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明眼人心里有数，这些栽了的人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朱怀镜和张天奇一样，依然官运亨通。中国不可能过早结束官本位，当官的好处还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何况金钱已经很诱人了。
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个中况味自己却说不清楚。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觉得我没义务向谁去普及文学常识。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些中篇小说发表后，有人就说里面的人物看谁像谁。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我创作的人物形象如何成功，而是现实太悲哀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用上红学家惯用的索隐法考证国画，从人物名字破译去，硬说谁是谁。我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只有微笑王跃文
我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就出笼了。目前我见到的盗版国画版本不下十种，行家估计，全国各种版本的盗版国画不会低于两百万册。另外几本小说集也都被盗版，无一幸免。
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性，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国画，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黄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交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情，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国画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干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情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创作谈王跃文
我的小说每次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会有些惶恐，因为这篇创作谈实在不好交差。
没这回事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小说中有关明逊帝建文皇帝的传奇倒是有史可证，而所谓铜匣子的故事就是那些严肃的学者和正经的君子颇为不屑的小说家言了。
尽管如今做小说很让有些人见笑，我倒是知道自重的，并不想玩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去让人更加看不起。所以我的小说没这回事想表达的其实是“有这回事”那空空如也的铜匣子在我们民族其实被承传了千百年，并在继续承传。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乃至政治，都有形形色色的空铜匣，被我们视如至宝，顶礼膜拜。我们或者并不知道铜匣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物，或者知道铜匣子里从来就是空的，或者知道铜匣子里的宝物早就被哪位祖先窃取了不论如何，只因为这铜匣子是先人传下来的，就神圣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极不愿做的事，就并不觉得奇怪了。于是，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教世界，遍地是飘浮着虚伪空气的教堂，到处是面慈目善却口是心非的牧师。倒是牧师们只要表演得敬业和虔诚，或许有机会熬成一方红衣主教，而他们是否会给教民们带得福音就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在各式各样铜匣子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许最懂得铜匣子百无一用的，就是极力维护铜匣子权威的史老太爷那类人了。不为别的，只因那铜匣子能给史老太爷们绝对的威严。想探究铜匣子秘密的人倒是常有，譬如小说中的史维、史纲和史仪，但他们要么陷入莫名其妙的使命意识的魔圈，要么凿穿了秘密而被神圣的铜匣子抛弃。史维三兄妹最终都知道那个铜匣子原来并不值得奉为神灵，只是不想让老太爷生气，就暂时依了老人家吧。老太爷生气了，家里就不会稳定。家和万事兴啊。他们知道老太爷毕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只是心照不宣，免得落下不孝的罪名。哪知老太爷百年之后，老奶奶尚健在。老奶奶虽不是嫡亲的，但老太爷遗教在耳，谁敢违拗？老奶奶想私下打开铜匣子，这也许正是史家列祖列宗瞒着别人都做过的事，只是她运气不好没能打开匣子看个究竟。不过她仍要把这个铜匣子传给史家后人的，她相信这个神秘家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寓言，演绎的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会继续演绎下去。记得当时我写完这个小说，恍惚间有种疑惑：到底是铜匣子错了，还是钥匙错了？
您可以不高兴王跃文
我从不幻想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小说。上帝还有人诅咒哩，何况我一介书生。小说不被有些人喜欢，并不让我沮丧。有人喜欢的东西，必然有人不喜欢。世事大抵如此，不足为怪。相反，我的小说让一些人不高兴了，倒令我十分高兴。
有意思的是，不喜欢我小说的人并不一定不爱看我的小说。有的人捧着我的书，边看边骂，也还是看完了。有的人因为身价而傲慢，尽管在我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却只说随便翻了翻。还有人看了我的小说却硬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实在好笑。到底有多少人看我小说的时候是骂骂咧咧？我没法知道。从小听老辈人讲，你若打喷嚏，肯定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幸好这是迷信，不然我就成天喷嚏不断了。
倒是我真的偶感风寒时，朋友们在电话的另一端听我打个喷嚏，会十分关切，嘱我多多珍重。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从遥远的北方来信，特意关照说，最近气候变化无常，请您保重身体。我的爱人特意买了块玉雕花生，挂在我脖子上。据说北方叫花生长生果，我爱人买的这块玉佩又是两颗连着的花生，寓意双生，也是祝我平安的意思。我突然发现自己被亲人和许多陌生的人关心着，可掠过心田的却是淡淡的忧伤。我真的那么值得别人关心吗？我的健康和平安真的很令人担心吗？
我尽管很少打喷嚏，但我知道自己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实在太多了。大凡心智健全的人，都是容得下别人批评的。我还从没在任何场合回应过别人的批评，希望朋友们别误会我对什么意见都置若罔闻。别人有批评或不批评的自由，我有回应或不回应的自由。想侃侃一种批评意见，也纯粹是好玩，算不得对批评的正经回答。正经的回答文章，就得按批评文章起承转合的套路写来，而且应该有些学术味，而我前面绕舌了老半天还不知要领，也闻不到半点儿理论气味。
这种很好玩的批评意见是：我的小说有诲淫诲盗之嫌。他们说我把官场套路写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果别人照着学，不更加助长了官场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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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狡辩王跃文
没想到国画出版后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各地报刊约写与国画有关的文章，很多读者来信来电提各种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还三天两头碰上没法推辞的应酬，吃饭或是喝茶。我本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却无法回避热闹了。
不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很专业的文学圈内人士，他们都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国画里的荆都是哪里？朱怀镜是谁？袁小奇是谁？望着我的一脸无奈，他们还得追问：这些人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有次在饭桌上闲聊，朋友们又问到这个话题，我哈哈大笑之后，口占几句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不才只爱哈哈哈；何必问道谁是谁，无非写的你我他。朋友们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起来。
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时一事而武断地说谁是坏人，就像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评判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感到温暖，为的是朋友们的笑声意味着自嘲。自嘲是文明人才具备的可贵品质。朋友们的自嘲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任和理解。但那张小小的饭桌并不是现实的缩影。现实太缺乏自嘲意识了。我们在现实的官场看到的多是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士。他们成天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通常用思想不解放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作辩解，可当他们有一天被押上审判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干某些勾当的时候思想解放得吓人；他们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谨小慎微，背地里却很可能在偷天换日。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智商和能耐，甚至无法低估他们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怀揣着名牌大学的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或博士。国画里张天奇的硕士文凭尽管有水分，可他到底还是绝顶聪明的那类人。你同张天奇们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温文雅尔和老成持重，倘若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你会感慨他们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会多么幸福！他们在仕途上风头正劲，绝无心思自嘲或自省。望着这类人，你有时真会联想起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可是，精英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他们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尽管朱怀镜在当今官场算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那类人，他遵守着实用的游戏规则，办事老道灵活，左右逢源，让人佩服。可认真说起来，他的灵魂早已经堕落。朱怀镜属于明知自己堕落却偏要堕落的那种人，且为自己的堕落而沾沾自喜。他或许会有片刻的良心发现或自责，而这仅仅只能是他进一步堕落的心理疗药罢了，就像信奉天主教的职业杀手在手刃无辜之后双手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宽恕我吧，阿门！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知书达礼。可现实告诉我们，先人们太过天真了。如果书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知识和文化人应有的种种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书对人的浸润远远抵不过现实功利对人的迷人诱惑。比尔？盖茨的财富使得“富可敌国”这句话不再是中国式的夸张，而“有钱就有一切”的定理让人们的眼睛都喷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可在中国赚钱实在不易，人们在遍试种种赚钱招式之后发现，最省事的赚钱办法依然是当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再是对前朝的声讨。腐败排行榜一天天刷新着，眼看着就过了几千万，说不定哪天就会揪出个贪污过亿的巨贪让你开开眼界。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量，已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有限的想像能力。尽管不断有社会蛀虫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明眼人心里有数，这些栽了的人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朱怀镜和张天奇一样，依然官运亨通。中国不可能过早结束官本位，当官的好处还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何况金钱已经很诱人了。
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个中况味自己却说不清楚。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觉得我没义务向谁去普及文学常识。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些中篇小说发表后，有人就说里面的人物看谁像谁。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我创作的人物形象如何成功，而是现实太悲哀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用上红学家惯用的索隐法考证国画，从人物名字破译去，硬说谁是谁。我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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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性，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国画，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黄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交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情，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国画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干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情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创作谈王跃文
我的小说每次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会有些惶恐，因为这篇创作谈实在不好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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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今做小说很让有些人见笑，我倒是知道自重的，并不想玩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去让人更加看不起。所以我的小说没这回事想表达的其实是“有这回事”那空空如也的铜匣子在我们民族其实被承传了千百年，并在继续承传。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乃至政治，都有形形色色的空铜匣，被我们视如至宝，顶礼膜拜。我们或者并不知道铜匣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物，或者知道铜匣子里从来就是空的，或者知道铜匣子里的宝物早就被哪位祖先窃取了不论如何，只因为这铜匣子是先人传下来的，就神圣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极不愿做的事，就并不觉得奇怪了。于是，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教世界，遍地是飘浮着虚伪空气的教堂，到处是面慈目善却口是心非的牧师。倒是牧师们只要表演得敬业和虔诚，或许有机会熬成一方红衣主教，而他们是否会给教民们带得福音就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在各式各样铜匣子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许最懂得铜匣子百无一用的，就是极力维护铜匣子权威的史老太爷那类人了。不为别的，只因那铜匣子能给史老太爷们绝对的威严。想探究铜匣子秘密的人倒是常有，譬如小说中的史维、史纲和史仪，但他们要么陷入莫名其妙的使命意识的魔圈，要么凿穿了秘密而被神圣的铜匣子抛弃。史维三兄妹最终都知道那个铜匣子原来并不值得奉为神灵，只是不想让老太爷生气，就暂时依了老人家吧。老太爷生气了，家里就不会稳定。家和万事兴啊。他们知道老太爷毕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只是心照不宣，免得落下不孝的罪名。哪知老太爷百年之后，老奶奶尚健在。老奶奶虽不是嫡亲的，但老太爷遗教在耳，谁敢违拗？老奶奶想私下打开铜匣子，这也许正是史家列祖列宗瞒着别人都做过的事，只是她运气不好没能打开匣子看个究竟。不过她仍要把这个铜匣子传给史家后人的，她相信这个神秘家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寓言，演绎的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会继续演绎下去。记得当时我写完这个小说，恍惚间有种疑惑：到底是铜匣子错了，还是钥匙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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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幻想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小说。上帝还有人诅咒哩，何况我一介书生。小说不被有些人喜欢，并不让我沮丧。有人喜欢的东西，必然有人不喜欢。世事大抵如此，不足为怪。相反，我的小说让一些人不高兴了，倒令我十分高兴。
有意思的是，不喜欢我小说的人并不一定不爱看我的小说。有的人捧着我的书，边看边骂，也还是看完了。有的人因为身价而傲慢，尽管在我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却只说随便翻了翻。还有人看了我的小说却硬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实在好笑。到底有多少人看我小说的时候是骂骂咧咧？我没法知道。从小听老辈人讲，你若打喷嚏，肯定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幸好这是迷信，不然我就成天喷嚏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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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管很少打喷嚏，但我知道自己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实在太多了。大凡心智健全的人，都是容得下别人批评的。我还从没在任何场合回应过别人的批评，希望朋友们别误会我对什么意见都置若罔闻。别人有批评或不批评的自由，我有回应或不回应的自由。想侃侃一种批评意见，也纯粹是好玩，算不得对批评的正经回答。正经的回答文章，就得按批评文章起承转合的套路写来，而且应该有些学术味，而我前面绕舌了老半天还不知要领，也闻不到半点儿理论气味。
这种很好玩的批评意见是：我的小说有诲淫诲盗之嫌。他们说我把官场套路写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果别人照着学，不更加助长了官场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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