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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小元为能源集团提供的第二批煤炭的价格与第一批一样,仍然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但是这次她没有亏本,不但没有亏本,而且还赚钱了,因为李必恒给她搞的是“三七价”所谓“三七价”就是百分之三十是计划内价格,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外价格,这样合起来,价格还是比市场价低不少。由于量大,所以即便这样,蒲小元也有的赚。
同样,这次王天容还要感谢蒲小元,又让蒲小元拿点发票来报销,并且一再强调:这次一定要蒲小元给自己买。
蒲小元表现得很乖,这次报销完之后果然就没有再给王天容送东西。蒲小元觉得,既然王天容是真心不想让她送,那么她就不能送。如果她再坚持,那就过分了,就可能搞得王天容不敢跟她继续打交道了。蒲小元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都必须有一个“度”都要掌握一个“分寸”根据这些年当领导秘书的经验,领导同志都怕跟做事情没有分寸的人打交道。做事没有分寸的即便热情,即便能为领导同志两肋插刀,也不受领导同志的欢迎,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捅娄子。当领导的人最怕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
其实,送礼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候送礼,送什么样的礼,以什么理由和什么方式送礼,都是有讲究的。在蒲小元看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送对方最想要的礼物,就是送礼这门学问的核心。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比如对王天容,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外人知道吗?外人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么实践这门学问的前提就不存在。幸好,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就等于掌握了在王天容身上实践这门学问的诀窍。
根据这个“诀窍”蒲小元这次不但没有给王天容送礼,反而还给王天容添“麻烦”
这次签完报销单临走的时候,蒲小元对王天容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大姐?”
“什么事情?”王天容问。
王天容这样问就表明她具备了做领导的素质。如果不是领导,而是一般的“大姐”那么肯定还没有弄清楚对方要麻烦什么,马上就先答应“没问题”
“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蒲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小彤就是郑小彤,王天容的儿子。
“没有问题。”王天容说。
当然没有问题。蒲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王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王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蒲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
现在王天容就是这样。所以,王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蒲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蒲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蒲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蒲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不用了,”蒲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王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蒲小元。王天容在把信封交给蒲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蒲小元一个托付。
王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是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蒲小元问。
王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王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蒲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蒲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王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王天容被说动了,因为蒲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王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走,”蒲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两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蒲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王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了。
在商场出口埋单的时候,本来蒲小元站在更方便埋单的位置,要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埋了,但是今天她没有。她没有抢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蒲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作为女人,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的身上还是有与生俱来的母性,所以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王天容... -->>
蒲小元为能源集团提供的第二批煤炭的价格与第一批一样,仍然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但是这次她没有亏本,不但没有亏本,而且还赚钱了,因为李必恒给她搞的是“三七价”所谓“三七价”就是百分之三十是计划内价格,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外价格,这样合起来,价格还是比市场价低不少。由于量大,所以即便这样,蒲小元也有的赚。
同样,这次王天容还要感谢蒲小元,又让蒲小元拿点发票来报销,并且一再强调:这次一定要蒲小元给自己买。
蒲小元表现得很乖,这次报销完之后果然就没有再给王天容送东西。蒲小元觉得,既然王天容是真心不想让她送,那么她就不能送。如果她再坚持,那就过分了,就可能搞得王天容不敢跟她继续打交道了。蒲小元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都必须有一个“度”都要掌握一个“分寸”根据这些年当领导秘书的经验,领导同志都怕跟做事情没有分寸的人打交道。做事没有分寸的即便热情,即便能为领导同志两肋插刀,也不受领导同志的欢迎,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捅娄子。当领导的人最怕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
其实,送礼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候送礼,送什么样的礼,以什么理由和什么方式送礼,都是有讲究的。在蒲小元看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送对方最想要的礼物,就是送礼这门学问的核心。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比如对王天容,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外人知道吗?外人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么实践这门学问的前提就不存在。幸好,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就等于掌握了在王天容身上实践这门学问的诀窍。
根据这个“诀窍”蒲小元这次不但没有给王天容送礼,反而还给王天容添“麻烦”
这次签完报销单临走的时候,蒲小元对王天容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大姐?”
“什么事情?”王天容问。
王天容这样问就表明她具备了做领导的素质。如果不是领导,而是一般的“大姐”那么肯定还没有弄清楚对方要麻烦什么,马上就先答应“没问题”
“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蒲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小彤就是郑小彤,王天容的儿子。
“没有问题。”王天容说。
当然没有问题。蒲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王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王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蒲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
现在王天容就是这样。所以,王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蒲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蒲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蒲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蒲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不用了,”蒲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王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蒲小元。王天容在把信封交给蒲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蒲小元一个托付。
王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是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蒲小元问。
王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王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蒲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蒲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王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王天容被说动了,因为蒲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王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走,”蒲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两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蒲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王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了。
在商场出口埋单的时候,本来蒲小元站在更方便埋单的位置,要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埋了,但是今天她没有。她没有抢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蒲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作为女人,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的身上还是有与生俱来的母性,所以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王天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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