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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些人，你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读他，比如尼采。”
1
“这些分头占据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各部门的‘有教养的市侩’们，构成了一个乏味相投的群体，他们共同的阴谋是要控制现代人的闲暇和思绪，操纵其生活中‘有文化’的片刻，用文字印刷品蛊惑、麻醉和毒化他。”
十九世纪末德国文化界的现象，正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我们身处的世界“有教养的市侩”们无处不在，他们把持着文化、文学、艺术、宣传的领域，为现代中国人制造着时尚和思想的价值标准，充当着生活与精神导师的角色。神圣的文学殿堂变成了江湖派系盘踞、充斥着各种鄙俗交易的地方，严肃的学术研究也能变着花样地腐败，文化垃圾对我们后代的损害程度早已超过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一切“过渡时期”的价值混乱和批评标准的缺乏，导致了“有教养市侩”的产生，令人悲哀的是，在当今中国，更多的时候，领导我们的是纯粹的市侩，他们毫无教养可言。“过渡时期”可以作为一时的托辞，或者说对自己的安慰，但我们不可能总呆在过渡时期，什么时候能进入“正式时期”？这个正式时期，符合广大民众心中的希望吗？
2
“任何人只要具备学问家的资历，就能以权威的声音发言。”拥有某一种学问，也就拥有了某一种权力。现在这种权力的拥有已不在乎学问者本身的学问如何，而更看重身份、资历等物化的东西。形式大于内容，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又岂能免俗？人们拚命地捞文凭、争党票，谋官职，这些是门槛，是台阶，只要爬到了某个位置上，就可以名利双收，封妻荫子。追求自身的修为和玩弄手段之间，哪个容易些呢？当一个社会将拥有物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时，它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公民呢？是一些物欲膨胀的人，他们为了获取物质而变得虚伪、可恶、然而又十分地可怜。“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对物质的欲求，原本无可厚非，但要物为己用，不能心为物役。更不能把它看作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能凌驾于内容之上。
什么时候，心灵能挣脱物欲的羁绊，精神之花能大放光华呢？
3
“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奋斗不已，他们生于忧患，却有着强烈的政治冲动和明确而不妥协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批判意识。他们在当代人难以想像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把中国文化推向前进。但今天，在基本实现了小康的中国，中国文化面临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即未曾参与世界文明主流的上升，就已经加入它的衰落。”
什么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它以哪一种文明或者说哪一国的文明为主？一种文化成为世界的主导文化，与该文化拥有者的经济、政治的强大、与该拥有者对它国的文化渗透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未能参与到这种以文化占领世界的事件中去，应该说未必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国文化不是要参与到什么中去，而是应该继续实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像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化，它正在被异己化，失去它自身的特色和面貌。我们所期望的，是民族自身的觉醒，是有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的人来拯救、创新我们的文化。依附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成为入主他族的精神武器，这是文化霸权主义，这已远离文化的本质。一种充满生机的、富有魅力的、张扬着民族精神和个性的文化，自有人前来朝拜，比如我们曾有过的大唐文化。中国文化在所谓的主流文化的衰落中，难道没有崛起的希望吗？
4
法兰西内战爆发，卢浮宫被烧，尼采和他的朋友布克哈特为此哭泣，尼采说：“这场战争，我最深沉的悲哀就是焚烧罗浮宫。”
在园明园的废墟上，有谁哭泣？
破四旧，毁去了多少艺术品？文化大革命，毁去岂止是艺术品？谁在哭泣？
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有珍贵的眼泪。
5
崇高的友谊，有思想见地的朋友，对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是特别重要的。人需要朋友，生活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里。“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所以尼采离开托里普森和瓦格纳夫妇时，异常悲伤。他必竟是幸运的，有过充满信任与欢乐的三年时光。而且，正是通过瓦格纳这位伟大的朋友，尼采开始了一个哲学家思考的步伐。
我们按部就班地工作，过着平平淡淡的家庭生活，除了工作和家人，什么也没有，没有理想，没有精神，没有思想，我们的所思所想，不过一己之私。我们是这样的人：表面上从善如流，内心却痛恨并鄙视着自己的世俗生活，遭受着种种不圆满的折磨，比如经济上的困窘，比如可恶的老板。我们没有崇高的友谊，只有平凡的交情，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见地，我们的目光所及，也就是我们思想的范围。
6
“积极地献身于文化的产生”
所谓的那些作家、评论家、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为我们的文化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二十世纪，中国有哲学家吗？现在的中国，有思想家吗？那些为政治服务的人们，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唯利是图感到羞愧吗？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命运？人性的崇高，与政治、经济有多大的亲和力呢？
我们的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平庸时期，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激情、伪文化蜂涌而起的时期。人们乐在其中，各捞各的好处，谁也不为文化的命运负责任。
没有谁在经济大潮中站出来说，我愿为文化的产生献身。站到生活的对立面上去，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因窘和难堪。当然也有人站过去了，批鲁迅，就是一例，但那不过是一出别出心裁的获取名利的表演而已。有谁能象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先辈们一样？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呐喊犹在耳边，先辈们的脚印余温尚存，快一百年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做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上，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怀着期待的心情在等待。
7
苏格拉底说：“除了思想，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
这是拿着笔书写自己的人安贫乐道的原因，他相信他是人生最终的胜利者。
他的生命将长于那些平庸的人，以文字的形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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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些人，你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读他，比如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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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头占据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各部门的‘有教养的市侩’们，构成了一个乏味相投的群体，他们共同的阴谋是要控制现代人的闲暇和思绪，操纵其生活中‘有文化’的片刻，用文字印刷品蛊惑、麻醉和毒化他。”
十九世纪末德国文化界的现象，正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我们身处的世界“有教养的市侩”们无处不在，他们把持着文化、文学、艺术、宣传的领域，为现代中国人制造着时尚和思想的价值标准，充当着生活与精神导师的角色。神圣的文学殿堂变成了江湖派系盘踞、充斥着各种鄙俗交易的地方，严肃的学术研究也能变着花样地腐败，文化垃圾对我们后代的损害程度早已超过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一切“过渡时期”的价值混乱和批评标准的缺乏，导致了“有教养市侩”的产生，令人悲哀的是，在当今中国，更多的时候，领导我们的是纯粹的市侩，他们毫无教养可言。“过渡时期”可以作为一时的托辞，或者说对自己的安慰，但我们不可能总呆在过渡时期，什么时候能进入“正式时期”？这个正式时期，符合广大民众心中的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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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只要具备学问家的资历，就能以权威的声音发言。”拥有某一种学问，也就拥有了某一种权力。现在这种权力的拥有已不在乎学问者本身的学问如何，而更看重身份、资历等物化的东西。形式大于内容，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又岂能免俗？人们拚命地捞文凭、争党票，谋官职，这些是门槛，是台阶，只要爬到了某个位置上，就可以名利双收，封妻荫子。追求自身的修为和玩弄手段之间，哪个容易些呢？当一个社会将拥有物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时，它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公民呢？是一些物欲膨胀的人，他们为了获取物质而变得虚伪、可恶、然而又十分地可怜。“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对物质的欲求，原本无可厚非，但要物为己用，不能心为物役。更不能把它看作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能凌驾于内容之上。
什么时候，心灵能挣脱物欲的羁绊，精神之花能大放光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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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奋斗不已，他们生于忧患，却有着强烈的政治冲动和明确而不妥协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批判意识。他们在当代人难以想像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把中国文化推向前进。但今天，在基本实现了小康的中国，中国文化面临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即未曾参与世界文明主流的上升，就已经加入它的衰落。”
什么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它以哪一种文明或者说哪一国的文明为主？一种文化成为世界的主导文化，与该文化拥有者的经济、政治的强大、与该拥有者对它国的文化渗透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未能参与到这种以文化占领世界的事件中去，应该说未必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国文化不是要参与到什么中去，而是应该继续实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像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化，它正在被异己化，失去它自身的特色和面貌。我们所期望的，是民族自身的觉醒，是有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的人来拯救、创新我们的文化。依附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成为入主他族的精神武器，这是文化霸权主义，这已远离文化的本质。一种充满生机的、富有魅力的、张扬着民族精神和个性的文化，自有人前来朝拜，比如我们曾有过的大唐文化。中国文化在所谓的主流文化的衰落中，难道没有崛起的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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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爆发，卢浮宫被烧，尼采和他的朋友布克哈特为此哭泣，尼采说：“这场战争，我最深沉的悲哀就是焚烧罗浮宫。”
在园明园的废墟上，有谁哭泣？
破四旧，毁去了多少艺术品？文化大革命，毁去岂止是艺术品？谁在哭泣？
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有珍贵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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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友谊，有思想见地的朋友，对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是特别重要的。人需要朋友，生活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里。“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所以尼采离开托里普森和瓦格纳夫妇时，异常悲伤。他必竟是幸运的，有过充满信任与欢乐的三年时光。而且，正是通过瓦格纳这位伟大的朋友，尼采开始了一个哲学家思考的步伐。
我们按部就班地工作，过着平平淡淡的家庭生活，除了工作和家人，什么也没有，没有理想，没有精神，没有思想，我们的所思所想，不过一己之私。我们是这样的人：表面上从善如流，内心却痛恨并鄙视着自己的世俗生活，遭受着种种不圆满的折磨，比如经济上的困窘，比如可恶的老板。我们没有崇高的友谊，只有平凡的交情，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见地，我们的目光所及，也就是我们思想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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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献身于文化的产生”
所谓的那些作家、评论家、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为我们的文化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二十世纪，中国有哲学家吗？现在的中国，有思想家吗？那些为政治服务的人们，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唯利是图感到羞愧吗？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命运？人性的崇高，与政治、经济有多大的亲和力呢？
我们的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平庸时期，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激情、伪文化蜂涌而起的时期。人们乐在其中，各捞各的好处，谁也不为文化的命运负责任。
没有谁在经济大潮中站出来说，我愿为文化的产生献身。站到生活的对立面上去，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因窘和难堪。当然也有人站过去了，批鲁迅，就是一例，但那不过是一出别出心裁的获取名利的表演而已。有谁能象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先辈们一样？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呐喊犹在耳边，先辈们的脚印余温尚存，快一百年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做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上，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怀着期待的心情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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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除了思想，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
这是拿着笔书写自己的人安贫乐道的原因，他相信他是人生最终的胜利者。
他的生命将长于那些平庸的人，以文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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