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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现在革命已经完结，只要人们正视一下开始所发生的事，人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人们担心削弱他们已经取得的地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在事情开始时没有看到事情结束时的严重性，那他行事未免太贸然了。
当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从闺房中出来为克洛维添圣油时，当长发的国王们在盾牌前站起来时，当圣路易，因为有早熟的美德，颤抖地宣誓只为上帝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行使他的权力时，当亨利四世到巴黎后，在圣母院前跪拜，人们看见或者说人们以为看见在他右边有一个漂亮的孩子护卫他，人们说那是护守天神时，我想那加冕是神圣的；那焰形装饰旗放到圣体柜中了。有一个君主，当他在公共场所时，他的马被人家杀了，反对他的在他身后联合了起来，他在鼓声中在利刃前低下了头；另一个君主在另一个公共场所，被庶民们团团围住，在同样的鼓声中乞求选票的时候，谁还会对王冠抱有幻想呢？谁又相信这个杀人的被玷污的王权仍然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呢？又有哪个感到他的心还在跳动的人愿意在菲力普一下子倒空他所有凝结着耻辱与恶心的苦难时，毫不作呕地去侵吞所有的权力呢？假如法国要保留这个圣人加伟人的女儿——古老的君主专制，那么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许能继续存在下去。可是人们对此到处在宣传说：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国王离开圣克卢——王妃来到特里阿农——外交使团
您刚才看到沙滩广场的王族在三色旗下，在那些盛气凌人的朋友的簇拥下，风尘仆仆，气喘吁吁地前进着；现在来看看按预定计划撤离的兰斯王族吧：他们在神父和卫兵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移着，没听到他们说一句不敬的话，即使是仇恨它的人。卫兵们曾为它效命沙场，往往一命呜呼，所以他们对它淡然处之。放在那副总有一天要合拢的棺材上的白旗仿佛在风中说：“向我致敬吧！我曾去过伊沃利；我曾看到蒂雷纳死去；英国人在丰特鲁瓦认识了我；我使华盛顿时代的自由获胜；我解放了希腊；我至今还在阿尔及尔的城墙上飘扬。”
三十一日黎明时分，当德奥尔良公爵到达巴黎准备接见少将时，在圣克卢供职的人来到了赛沃尔桥边的宿营地，说他们已被解职，国王早晨三点半走了。士兵们很激动，王太子的出现使他们平静了下来：他骑着马前进，好像是在用这样的话在鼓励士兵们的斗志：在他的领导下，法国人不是死就要走向胜利。他在队伍前停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转过身，跑着回城堡去了。他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言语。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我们这些长族的王子们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他们经不起舌剑唇枪的辩论，不能像别人一样抒发己见，也不能与其他人抱成一团，同舟共济。
在赛沃尔高地上和美景饭店露天平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在交战。指挥赛沃尔桥旁前锋的上尉投向敌人，他带去了一门大炮和一部分聚集在光明大道上的兵士。而巴黎市民和卫队在从圣克卢和赛沃尔撤退时，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敌对行动。撤退一开始，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就被赛沃尔的居民包围了。他们放下了武器，但很快轻骑兵又帮他们夺了回来，轻骑兵的中校受了伤。部队经过凡尔赛时，国民卫队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就与罗什雅克兰1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在那里值勤；他们中的一支打着三色旗，另一支打着白旗。王太子夫人从维希赶来，与在特里阿农的王室家庭重聚；在这之前，她喜欢在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逗留。在特里阿农，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和他的主人分了手。
1罗什雅克兰(roehejaquelein)是军官，范德昂(vendeen)将军(一七八三—一八六三)的弟弟。被强行编入拿破仑的军队后，在莫斯科作战时，脸部受过伤。他是个狂热的正统派(即波旁王朝长系的强烈拥护者)。
有人说王妃是反对七月敕令的：从本质去判断事物，这是认清事物的唯一方法：老百姓总渴望自由，王子总倾向于要权。这不能算是他们的罪过，当然也不是他们的长处，这是他们的天性。王妃可能喜欢那些敕令在一个更适当的时候即在已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之后，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希望时发表；但事实上，敕令使她很高兴，也应该使她高兴；贝利公爵夫人对此也很满意。两位亲王夫人认为，借此，王室将最终克服代议制政府所造成的阻碍君主制度的困难。
七月事件没有与外交使团交锋，人们很感惊讶。它曾经是宫廷的常任顾问，它插手我们的事，手太长了。
在最近的动乱中，就有两位大使插了手。一个在进城门时被逮住，他带着一包东西要送到市政大楼去，里面是一封洛旺埃尔先生1给瑞典国王的电报。博德先生原封未动地交给了瑞典公使馆。洛尔斯托阿尔2的信也落到了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也原封未动地被送了回去。这种事在伦敦干得更出色。洛尔斯托阿尔和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外国陷入混乱：他的外交政策来自密探，他的电文来自泄密。我当大臣时，他很喜欢我，因为我待他很随便，我的门对他时刻敞开着；他有时穿着长统靴、全身汗淋淋的、穿得像贼一样，也可以随时闯到我家里来：那时他总是从那些称他为“斯托阿尔”的太太们家里出来、跑了好几条街之后到我家里的；他付给她们的钱很少很少。
1洛旺埃尔(loevenhiem)，当时在巴黎的瑞典大臣。
2洛尔斯托阿尔(lordstuart)，英国驻巴黎大使。
我那时构思了一个新的外交计划：我不隐藏什么，有话明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我的电文，因为为了法兰西的光荣，我没有什么计划要避开我的反对派来作的。
我微笑着但又很严肃地对查理斯托阿尔说过一百遍：“不要跟我拐碴儿吵架，如果您要跟我决斗，我马上与您决斗。法兰西从来没有用你们的计谋同你们打过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把我们打败了的原因，不过俐门不要因此而翘尾巴哕。”3
3这段话同我一八二三年写给卡宁先生的信的内容差不多(见维罗纳代表大会)。
洛尔斯托阿尔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七月起义中的混乱的，他对我们的不幸狂喜异常，但外交团其他仇视人民事业的成员，或多或少推动查理十世制定了敕令。然而，敕令出来后，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来挽救君主制。如果说波佐蒂玻尔戈1对政变显得担心，他这种担心既不是为了国王，也不是为了人民。
1波佐蒂玻尔戈(pozzodiborgo)，俄国驻巴黎大使。
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第一件：七月革命冲击了四国联盟的条约：波旁家族的法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波旁王朝的权力一旦被强行剥夺，欧洲新的政治权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二件：在君主制度下，外国公使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他们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公使们最基本的义务是聚集在查理十世的周围，无论他在法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得追随他。
有一个唯一的大使，这种思想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就是贝尔拿多特——一个不属于君主古老家族的国王——的代理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波佐，蒂玻尔戈反对债权函件强加的和荣誉迫使其做出的手段时，德洛旺埃尔先生却使德韦尔泰男爵2赞成了他的意见。
2德韦尔泰(dewerther)，当时在巴黎的普鲁士公使。
外交团之所以去到了圣克卢，是因为查理十世的地位有了变化：王位支持者们在选举委员会取得了他们开始时缺少的势力；工业家们害怕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保住亨利五世就保住了和平的思想已深入到了王室青少年圈子里的大部分成员当中。
波佐蒂玻尔戈先生很克制没有多说话了，因为交易所和银行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尤其是他的地位也毫无危险。然而他对加佩王朝的灭亡起了百分之五的作用，这种灭亡对其他活着的国王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他会不失时期地、根据为他所用的原则，用这个为个人私利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错误的做法来开脱罪责的。
大使们在同一个宫廷里待得太久，已养成了他们居住国的生活习俗，喜欢生活在荣誉里，他们不再如实地看待事物，他们担心他们的电文透露出去，动摇他们的地位。事实上，埃斯特拉齐、韦尔泰、波佐在柏林，在彼德堡，在维也纳，或者在法国宫廷的大使阁下们，不是同一回事。有人说，波佐先生因其手艺高明的女厨师和贵族议员的称号的事，而对路易十八和对查理十世心怀恨意。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对的，他恨他的同乡1波拿巴，但他是在波旁王朝供职。但是，如果是在根特，他决定王冠问题，引起路易十八突然去巴黎，他可以自夸他能阻止外交使团在七月里所做的事，他帮助他兄弟戴上的王冠，他一定能够从查理十世的头上摘下来。
1他知道波佐蒂玻尔戈是科西嘉人。
我想了很久，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外交使团置于人们的另一种权力之下，将不再会与新的社会发生关系：公众的政府，方便的交通将做今天那些内阁同时直接处理或由领使馆官员这个中间人处理的事；那时还会增加其数量，改善其处境，因为那时欧洲已经工业化了。那些封了头衔的间谍，非常自负，他们为了效忠于他们失去了的那个王朝，只会在他们代理的王国里捣乱，培养着他们想象中的主子。查理十世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到他的宫廷里去，从他那方便来讲，他可错了；但他所看到的，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他越来越感到惊讶。这样，他没有把德奥尔良公爵召到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想到了危险来自共和党方面，而从未想到会有被篡位的威胁。
朗布伊埃
查理十世同王后和德波尔多公爵在当晚去了朗布伊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扮演的新的角色在国王的头脑里第一次产生了退位的念头。王太子先生，一直呆在后卫部队，但一点也没有同士兵接触，他在特里阿农派人给他们分发剩下的酒和食物。
晚上八点一刻，各兵种部队开始行动。那时，第五轻骑兵营的忠诚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没有被卷入到那场运动里去；回到巴黎后，他们把他们的军旗交给查理十世，而查理十世拒绝接受它，就像他曾拒绝第五十营的军旗一样。
几个旅的士兵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种不同的武器混杂在一起；骑兵连超过了步兵连，在一旁休息。七月三十一日半夜，他们精疲力尽，在特拉佩斯停了下来。王太子就在这个村子后面的一间房子里休息。
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他让部队驻扎在特拉佩斯，自己去了朗布伊埃。部队在十一点拔营；有几个士兵去村子里买面包，被人暗杀了。
到朗布伊埃后，军队驻扎在城堡周围。
八月一日至二日的晚上，胸甲骑兵的三个团重新踏上了去他们原来驻地的路。有人认为，指挥卫队胸甲骑兵团的博尔德苏尔将军已在凡尔赛投降了。
第二投弹兵连把军旗交给国王后，也于二日早晨出发了。王太子碰到了这些投弹兵逃兵，他们马上排成战斗队形向王太子致意，然后继续赶路了。不忠和礼节混合在一起，多么奇特！在这三天的革命中，没有人有激情了，每个人只是依据他的权利或义务所形成的想法在行动：权利已经取得，义务已经完成，敌意和爱一样，都已不复存在；一些人担心享受权利不会长久，另一些人则担心尽义务会无止境。也许机会只有这一次，也许今后不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人们在胜利面前止步不前；过去当他们愿意战斗的时候曾经保卫过国王的士兵，而今当他们要离开国王的时候却又把他们的军旗交还给了他。敕令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誓言；战场上的撤退使投弹兵放弃了他们的军旗。
八月三日会议的召开——查理十世写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信
查理十世引退了，共和党人却退却了，什么都不能阻止君主选举制前进的步伐。外省对巴黎向来是绵羊般顺从，奴才般响应，发到巴黎的每封电报和插在车上的三色旗，无不在高呼：菲力普万岁！或者，革命万岁！
决定在八月三日召开的会议开幕了，贵族议员去了众议院：我去了那里，因为一切都还是临时的。那里上演了一幕滑稽喜剧：王位空着，反国王的人士坐在王位旁边，像是由掌玺大臣主持召开的一次没有国王参加的英国议会。
菲力普说为了拯救我们，他认为接受下列事项是非常必要的：摄政王之职，宪章第14条的修改，以及像维持欧洲和平一样，他，菲力普十分关心让我们得到充分的自由。在讲演中，在句子的结构上不厌其烦地玩弄手段，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已延续了半个世纪。但当王子发表下面的申明时，大家的注意力就特别集中了：
贵族议员和众议员先生们：
两个议院一建立，我就把查理十世国王陛下引退的消息告诉你们；与此同时，法国的路易安东民王太子也放弃了他的权力。这件事已于昨天，八月二日晚上由我着手解决。我今天上午已下令把这件事的材料存入贵族议院，我会将其在箴言报官方的通报栏中予以公布。
用卑鄙的计谋和卑劣的不哼不哈的策略，德奥尔良公爵在这里略去了亨利五世的名字，两个国王正是为了他而引退的。假如这个时候，挨个地询问每个法国人，大部分人可能会赞成亨利五世，一部分共和党人甚至已接受了他，还会把拉斐特送给他做老师。他这根合法的苗子其所以留在法国，是因为两个年老的国王将去罗马度过他们的余生；另外，他留在法国，围绕着权利的移交不会出现任何困难，各个政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任用波旁王朝的后代不只是一种危险，还是政治上背道而驰的行为：新法国属于共和党人的，它不需要国王，至少它不需要占老家族的国王。再过几年，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和平是什么；在那种自由和和平的国度里，人们将是怎样的心花怒放，兴高采烈。我们很了解这位新当选者的脾性，如果人们能够依据他的性情来判断他的动向，那么，为了维护他的君主专制，他只会对内进行压迫，对外实行投降。
路易菲力普的错处不是接受了王冠(这种野心勃勃的举动已有成百上千的例子，它只是攻击一种政治机关)，他真正的不法行为是：他曾是个背信弃义的监护人；他曾扔下孩子和孤儿不管这在圣经里是够不上该诅咒的一种轻罪：然而，在道德法庭上(人们把它叫做命运或天意，我这样称它，我只强调罪过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会放过对那些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进行制裁的。
菲力普以及他的政府，所有这一类不可能的事和相矛盾的事，或早或迟都注定会失败的。那是因为有偶然的因素，有国内外利益的复杂因素，有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和被收买被腐蚀的因素，有某些人的轻率、麻痹大意的因素；但不管现政权能够维持多久，它永远也不会持续到奥尔良这个家族支系能够扎稳它的根的时候。
查理十世了解到革命取得了进展，明白到了他那种年纪以及他的为人，要想阻止革命的进程，他是无能为力的；他知道，只有像菲力普对众议员宣布的那样，他和他的儿子引退下来，才能避免使他的家族受到打击。在八月一日，他就写了批示，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而且，他相信他侄儿奥尔良公爵对他的忠诚，便亲自委任他侄儿当了王国总兵。八月二日，他走得更远了，因为他只想登船走了，他请求派特派员护送他一直到谢尔堡。这些特派员开头没有被国王卫队所接受。波拿巴也曾用特派员当过卫兵，第一次是俄国人，第二次是法国人，但他并没有去求过他们。
下面是查理十世的信：
表弟：
我很痛心，因为有许多麻烦会使得人民受苦，或使他们受到威胁，而我又没有办法告之他们。因此我决定把我的王冠让给我的孙子波尔多公爵。
王太子也分担着我的痛苦，他将让位给他的侄子1。
1贝利公爵的遗腹子，波尔多公爵即亨利五世，当时还不足十岁。
因你的才华出众，你将成为王国的摄政王(王国总兵)，由你负责宣布亨利五世登上王室的宝座。另外，在新国王因年幼不能执政的期间，你应采取各种措施拟定政府的形式。我对你说的仅仅是这些安排，这是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的一种措施。
你把我的安排与外交团通通气，你要让我尽快知道我的孙子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登基的消息。
我再次向你表达我对你的信任，并向你致意；表弟，我是永远爱着你的表兄。
查理于朗布伊埃
一八三年八月二日
假如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能动之以情或有悔意，这个“爱着你的表兄”的签名应该会打动他的心吧？人们怀疑在朗布伊埃放弃王位的这一举动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准备让年轻的王子出发了：三色旗及保护措施都已由那些狂热支持敕令的信徒们安排好了。假如贝利公爵夫人与她的儿子突然出发，出现在众议院里，而那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正在他召集的会议上演说，那他就只有两个可能了，而这两个可能都很棘手。但至少，灾难来临时，那个被捧到天上的孩子不必在异国的土地上过那段悲惨的日子了。
我的建议、我的愿望、我的呼喊，都不起作用；玛丽卡罗莉娜1是贝亚尔的母亲，她正准备离开城堡，我求她也白搭。仆人卢瓦亚尔2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怜呢，好心善良的母亲轮到最后一个出去，她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皮埃尔，我的朋友，谦虚礼貌点吧！切忌骄傲自满！对任何人要彬彬有礼，言行一致，也就是说，对穷人，对孤儿寡母，对单身汉，都要乐于施舍，这样，上帝会保佑你的！’那位善良的母亲当即从她的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皮夹子，里面只有六个金埃居，她把它递给了她的儿子。”
1玛丽卡罗莉娜(marie-caroline)，贝利公爵夫人。
2卢瓦亚尔(loyal)，贝亚尔传记的不具名作者，十九世纪人士。
那位骑士带着装有六个金埃居的皮夹子，既不害怕，也无怨言地出发了，为的只是要成为最勇敢、最有声誉的上尉。亨利的身上可能还没有六个金埃居，但他会有许多其他的战斗要去完成，他必须与所有的不幸作斗争，还要打败世界上最厉害的对手。英雄母亲给予她们儿子的是无限的关怀与教导！贝妮，我的母亲，从你那里，我学会了让我的生活充满荣耀，并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原谅我写了这些回忆，但正因为我这些回忆也许让我从过去回到了现在，从而把现在的不幸去掉了一部分。
拥护查理十世的三个众议院委员分别是：德肖南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梅松元帅。他们被兵站送了回来，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人民群众的一次游行又把他们赶到了朗布伊埃。
人民群众朝朗布伊埃进发——国王出逃——思考
八月二日晚上，在巴黎纷纷传说：查理十世一直拒绝离开朗布伊埃，非得等到他的孙子被承认为止。三日早晨，一大群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高呼道：“到朗布伊埃去！到朗布伊埃去！不能让一个波旁王朝分子溜掉！”一些有钱的人也混到了人群里面。但是时间到了，他们让以帕若1将军为首的那群坏蛋逃走了；帕若曾让雅克米诺2上校当他的参谋长。往回赶的委员们在途中遇到了特遣队的侦察兵，跟着他们的足迹，他们被带到了朗布伊埃。国王向他们打听暴动者的势力，回宫后，他让人把梅松1叫去了；梅松掌握着他的命运和军队指挥权。国王对梅松说：“梅松，我要你以军人的荣誉和信仰回答我：那些委员们同我讲的是真的吗？”这位元帅回答道：“他们跟您讲的只有一半是真的。”
1帕若(pajol)，拿破仑的将军。
2路易菲力普后来让他当了将军，贵族院议员。
1查理十世在一八二九年封他为元帅；路易菲力普后来任命他为大使大臣。
八月三日，在朗布伊埃还有三千五名卫队步兵和四个轻骑兵团；这四个团组成二十个骑兵队，共二千人。兵站、卫兵等加上骑兵、步兵一千三百人。总共兵力八千八百人，七个炮兵连，四十二门大炮。晚上十点，听到备鞍上马声，整个军营开拔前往曼特农，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也在这群忧伤的人群里，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里露出脸来，照着他们。
他们在谁面前撤退？在一支几乎手无寸铁、坐着破旧的凡尔赛和圣克卢的小马车赶来的队伍前撤退。帕若将军迫不得已领着这帮人往前赶时，他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因为这帮人加上前来汇合的鲁昂人在一起，也没超过一万五千人，而且有一半人老在路上拖拖拉拉。几个激进、勇敢、大度的年轻人夹杂在这支队伍里，他们乐于作出牺牲；而其他的人则不堪一击。在朗布伊埃这个光秃秃的平原上，只有炮火才构成威胁；因此根据各种迹象来看，他们似乎获得了胜利。在巴黎人民获得胜利的基础上和国王在朗布伊埃得胜的情况下，谈判也许能进行。
什么！在这么多官员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有勇气以亨利五世的名义掌握指挥大权？因为，不管怎么说，查理十世和王太子已不是国王了！
他们不想战斗，躲在夏特雷有什么用？在那里，他们在群众袭击目标之外；在都尔会更好，因为那里有外省正统派可作依靠。查理十世仍留在法国，军队的大部分仍会忠于他。布洛涅和吕维尔的军营已经拔营，正行进在解救他的路上。我的侄儿，路易伯爵带领他的那个团——第四轻骑兵团，得知国王已从朗布伊埃撤离，才松了一口气。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不得不护送国王骑着小马回到他的小船上。查理十世如果是在一座小城市里，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如果他召集两院会议，大多数议员还是会表示服从他的。卡齐米尔佩里埃、赛巴斯蒂阿尼将军和其他百来号人曾经等待过，他们极力反对三色的标志，他们害怕人民革命对他们的危害：我能说什么呢？王国的总兵是由国王任命的，他没见到过他打过一次胜仗，他只好避开那些拥护者，而一味地听从国王的命令。外交团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只有当它与国王站在同一条线上时，才去尽它的职责。共和政体在一片混乱中于巴黎建立之后，面对外省建立的符合宪法的合法政府时，它一个月都会维持不了。人们从来还不曾在这么有利的形势下输过，如果就这样输掉，恐怕再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因此，在七月敕令和从圣克卢撤退之后，我们要向市民倡导自由，向士兵宣传荣誉！
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取代了目前的社会制度，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也许将会到来，那时战争将会变成极为荒谬的事，战争的理论本身将再也不会让人知晓，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博爱家把战争区分开来，而他们即将遇到的是名声那么坏的内战：“同胞自相残杀！兄弟、父亲、儿子水火不相容！”这一切多么凄惨；然而人民却在这种内部的分裂中不断地受到磨炼，得到新生，它永远不会在国内战争中灭亡，但它会在国外的侵略战争中消亡。看看分裂时期的意大利吧，再看看如今的它吧。被迫去夺取邻国的土地，又被迫看到自己被邻国血洗的家园，这是多么悲惨与不幸啊！但是，坦白地讲，难道残害一个你不认识的德国的农民家庭，远比你去偷，比你毫无怜悯之心地杀人，比你心安理得地去玷污妇女和姑娘要人道得多吗？难道就因为这是战争吗？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发动对外战争不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那么国内战争就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公平、不令人反感、反而显得更加自然了。国内战争至少是以个人的凌辱和公认的憎恨为基础的，是与弱者的决斗，正是在这些战争中，对手们懂得了他们为什么要手拿武器。要是激情辩护不了罪愆，它还是会为它开脱，为它解释，它会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它会存在。对外战争呢，它是怎样被辩护的呢？民族之间的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国王感到厌倦，某个野心家想篡权，某个大臣想搞垮对方。是该惩罚那些年老而神经过敏的人了，他们更适合于做诗人而不是做历史学家：如蒂西迪德、赛扎尔、蒂特一利韦，他们满足于一个表示痛苦的句子而不管其他。
国内战争，尽管带来许多灾难，但它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叛乱分子求助于外国，或者外国利用人民的四分五裂，对人民进攻，那么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被征服，如大不列颠、西班牙、古代的希腊和今天的波兰，我们列举的这些例子，大家应该不会忘记。然而，在神圣联盟时期，两个派别都呼吁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他们的力量相互抵销了，一点也没有影响武装了的法国人在它们之间的平衡。
查理十世用刺刀去支持敕令是不对的；可他的大臣们却不能以服从与否来为自己让人民和士兵流血而辩解；人民和士兵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可以把他们分开，如同那些理论恐怖主义分子在不存在恐怖时想制造出一种恐怖理论的方案一样。查理十世在战争打来了，并丢失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之后，还不肯承认战争也是错误的。他把王位给他的孙子之后，就无权对新国王若阿斯说：“我让你登上王位，是为了让你在尘世间经受锻炼、熟悉情况、受到考验；你肩负的担子不轻：我老了，我或许被流放，我的王位要你保住。”不应该在查理十世被迫离开法国的同时，让亨利五世登上王位。而在让他当上国王的同时，人们就判处他要死在这块掺和了圣路易和亨利四世骨灰的土地上。
再说，在这阵热血沸腾之后，我又恢复了理智，而且在这些事情中，我只看到了人类命运的终结。以武力取胜的宫廷，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它不会在某一天里被推翻，反而会在这些年里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所有广泛包含君主专制的东西都遭到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圣会的谴责。最后的结果是，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上帝造就了符合它秘密目标的强大的人类：它给了他们当他们应该扔掉就扔掉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不希望用低下的智力养成的不良的品行与天意作对。
王宫——谈话——最后的政治意图——德圣奥莱尔先生
王室在隐退的同时，把我的作用也大大缩小了。我只希望能被召到贵族议院去发言。写是不可能的：如果攻击来自宫廷的敌人，如果查理十世被来自外部的阴谋所推翻，我会拿起我的笔的；另外，他们要是让我独立自由，我会在王室残部的周围全力以赴重建一个大党。但是攻击来自王室的内部；大臣们违背了自由的两大原则；他们使王权背誓，也许是偶然，但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甚至使我丧失了作用。为敕令，我能去冒什么险？我怎么还能去称赞依然合法的君主的可靠性，他的坦率和荣誉呢？我又怎么能说它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独立自主的最强大的保障呢？真是古老君主制度的典范！可这个君主制度却夺去了我的武器，让我在我的敌人面前手无寸铁了。
当我被弄得势单力薄南风不竞时，看到新的王室竟来找我，我不免大为震惊。当年查理十世对我的提议嗤之以鼻，而菲力普却不遗余力地想让我为其效力。先是阿拉戈先生激昂而生动地同我谈到了阿代拉伊德夫人的事，后来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一天上午来到雷卡米耶夫人家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德奥尔良公爵夫妇将会很高兴接见我，如果我愿意去王宫的话。当时他们正忙于发表一个声明：把王国总兵的头衔正式更名为摄政王。也许，在我发表看法之前，新王室早就已决定削弱我的对立面的力量；它也可能在想，我会因为三个国王的离位而把自己看作无所事事的人。
德孟德斯鸠先生这场开场白使我大吃一惊，然而我不能拒绝他所说的，因为，不是自吹自擂，我能成功，我想我能让人弄明白事实的真相。于是我跟未来王后的荣誉骑士去了王宫。带进面对瓦卢瓦大街的大门后，我在他们的小客厅里见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和阿代拉伊德夫人。以前我曾很荣幸见过她们。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让我坐在她旁边，马上对我说道：“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们非常的不幸呢！如果所有的党派都能联合起来，我们也许还能得救。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夫人，”我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更明了了：查理十世和王太子殿下已经让位，亨利现在当了国王，德奥尔良公爵大人是王国总兵。在亨利五世年幼期间，请他执政好了，这样，一切都会结束的。”
“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老百姓们很不安，我们会在这种混乱中垮台的。”
“夫人，我斗胆问一句，德奥尔良公爵大人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把王位让给他，他会接受吗？”
两位夫人犹豫着没有回答。片刻沉默之后，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反问道：“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请您想一想可能会到来的不幸。为了把我们从革命中拯救出来，‘所有明事理的人必须精诚合作，互相理解。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在罗马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您不再离开法国，您在这里可是大有所为的哩。”
“夫人不知道我是效忠于年轻的国王和他母亲的吗？”
“哦！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们待您可真好啊！”“王太后不希望我这一生有违旨行为。”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不了解我侄媳，她太轻佻了！可怜的卡罗利娜！我马上派人去找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来，让他劝劝您，这方面他比我强。”
公爵夫人吩咐人去找公爵，半刻钟以后，路易菲力普来了。这位公爵夫人穿着随便，显得很疲倦。我站了起来，这位王国总兵走过来对我说道：“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大概已对您说过，我们现在的处境多么的不利吧。”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根据他当年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欢乐情景吟了一首表达草原上宁静生活的田园诗。我抓住两节诗中的空隙时间，恭恭敬敬地重复了我刚给公爵夫人说过的话。
“啊！”他叫道“我的欢乐在那里！能成为这个孩子监护人和依靠，我是多么满足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同您一样，对这一切都想过了：带着德波尔多公爵肯定会是最好的做法，我只是担心那些事件来势凶猛，我们敌不过他们。”
“敌不过他们，大人？您不是享有一切权力吗？去同亨利五世汇合在一起，把议会和军队召到您身边，并离开巴黎。在您离开之后，一切动荡都会平息。那时人们会在您强大的权力和保护下寻求庇护的。”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不断地观察菲力普。我的话让他浑身不自在。我在他脸上看出来了，他想当皇帝。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没看着我，对我说道“事情远比您想象的要困难呢，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您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危险。一群愤怒的人反对议会已达到了极点，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招架不住。”
从德奥尔良公爵嘴里不意中说出的这句话，使我很高兴，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不容置辩的反驳机会：
“我想到了这种困境，大人，但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可以摆脱它。如果您不愿意像我刚才建议的那样去与亨利五世汇合，您也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议会马上要召开了：不管众议员们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您就声明说，目前的议会无权(这是铁的事实)决定政府的形式：您就告白天下，法国需要咨询，要选举新的议会以及成立专门的权力机构，以决定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太后陛下就会照此站在最具人民性的立场；目前把您捧上天的共和党，是您的真正威胁。在最近的两个月里，一直到新议会任期开始，您把国民卫队组织起来；您所有的朋友和年轻国王的朋友将在外省与您共同奋斗。到时您让那些众议员们都来，让他们在法庭上当众为我所辩护的案子作证。这案子，由您私下里支持，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无政府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您将再也不会害怕共和党的暴力了。我甚至认为把拉华耶特将军和拉菲特先生拉过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大人，一切都以您为中心了！国王还小，您可以统治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这些人都该退下来了；您将获得历史上一项唯一的荣誉——登上王位并将它传给合法继承人。同时，您可以让这孩子用本世纪之精神与智慧把他培养成人，以便将来能统治法国：您女儿中的一个将来某一天会同他一起共撑王权的。”
菲力普不时仰望头顶上空，他对我说道：
“对不起，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抽空离开了一个代表团是为了同您谈谈，等会儿我还得回去。公爵夫人会告诉您我是多么地高兴能做您所期望做的事的；但请您相信好了，是我一个人阻止了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说保皇党没有被屠杀，那是全靠了我的努力。”
我是这样来回答这个出乎意料又离我们谈话主题甚远的这番话的：
“大人，我曾目睹过一些大屠杀：那些在革命中闯过来的人都是些经受过战争锻炼的人。那些老兵不会被那些让新手吓得发抖的事所吓倒的。”
国王陛下退引之后，我去找我的朋友们：
“怎么样啊？”他们问道。
“是这样，他想当国王。”
“那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呢？”
“她想当王后。”
“他们俩都对您说了？”
“一个对我朗颂田园诗，另一个同我大谈法国所面临的危险和可怜的卡罗利娜的轻佻；他们两个都想让我明白我对他们很有用，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把我当对手。”
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希望能与我再次会面，而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却没有参与这项谈话。阿代拉伊德夫人和第一次一样也在那里。德奥尔良公爵夫人更加详尽地谈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打算给我许多的荣誉和好处。而且她友善地让我回忆起她通过舆论让我获得权力和我做出的贡献，还有尽管我尽心尽职，查理十世和他的家族对我仍表示的反感。她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部去，国王陛下将会很高兴我做出的选择；但如果我更喜欢回到罗马去，那么，她(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会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为我们圣教的利益而作出的最后的选择。
由。
现在革命已经完结，只要人们正视一下开始所发生的事，人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人们担心削弱他们已经取得的地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在事情开始时没有看到事情结束时的严重性，那他行事未免太贸然了。
当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从闺房中出来为克洛维添圣油时，当长发的国王们在盾牌前站起来时，当圣路易，因为有早熟的美德，颤抖地宣誓只为上帝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行使他的权力时，当亨利四世到巴黎后，在圣母院前跪拜，人们看见或者说人们以为看见在他右边有一个漂亮的孩子护卫他，人们说那是护守天神时，我想那加冕是神圣的；那焰形装饰旗放到圣体柜中了。有一个君主，当他在公共场所时，他的马被人家杀了，反对他的在他身后联合了起来，他在鼓声中在利刃前低下了头；另一个君主在另一个公共场所，被庶民们团团围住，在同样的鼓声中乞求选票的时候，谁还会对王冠抱有幻想呢？谁又相信这个杀人的被玷污的王权仍然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呢？又有哪个感到他的心还在跳动的人愿意在菲力普一下子倒空他所有凝结着耻辱与恶心的苦难时，毫不作呕地去侵吞所有的权力呢？假如法国要保留这个圣人加伟人的女儿——古老的君主专制，那么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许能继续存在下去。可是人们对此到处在宣传说：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国王离开圣克卢——王妃来到特里阿农——外交使团
您刚才看到沙滩广场的王族在三色旗下，在那些盛气凌人的朋友的簇拥下，风尘仆仆，气喘吁吁地前进着；现在来看看按预定计划撤离的兰斯王族吧：他们在神父和卫兵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移着，没听到他们说一句不敬的话，即使是仇恨它的人。卫兵们曾为它效命沙场，往往一命呜呼，所以他们对它淡然处之。放在那副总有一天要合拢的棺材上的白旗仿佛在风中说：“向我致敬吧！我曾去过伊沃利；我曾看到蒂雷纳死去；英国人在丰特鲁瓦认识了我；我使华盛顿时代的自由获胜；我解放了希腊；我至今还在阿尔及尔的城墙上飘扬。”
三十一日黎明时分，当德奥尔良公爵到达巴黎准备接见少将时，在圣克卢供职的人来到了赛沃尔桥边的宿营地，说他们已被解职，国王早晨三点半走了。士兵们很激动，王太子的出现使他们平静了下来：他骑着马前进，好像是在用这样的话在鼓励士兵们的斗志：在他的领导下，法国人不是死就要走向胜利。他在队伍前停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转过身，跑着回城堡去了。他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言语。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我们这些长族的王子们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他们经不起舌剑唇枪的辩论，不能像别人一样抒发己见，也不能与其他人抱成一团，同舟共济。
在赛沃尔高地上和美景饭店露天平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在交战。指挥赛沃尔桥旁前锋的上尉投向敌人，他带去了一门大炮和一部分聚集在光明大道上的兵士。而巴黎市民和卫队在从圣克卢和赛沃尔撤退时，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敌对行动。撤退一开始，瑞士人组成的部队就被赛沃尔的居民包围了。他们放下了武器，但很快轻骑兵又帮他们夺了回来，轻骑兵的中校受了伤。部队经过凡尔赛时，国民卫队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就与罗什雅克兰1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在那里值勤；他们中的一支打着三色旗，另一支打着白旗。王太子夫人从维希赶来，与在特里阿农的王室家庭重聚；在这之前，她喜欢在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逗留。在特里阿农，德波利尼亚克先生和他的主人分了手。
1罗什雅克兰(roehejaquelein)是军官，范德昂(vendeen)将军(一七八三—一八六三)的弟弟。被强行编入拿破仑的军队后，在莫斯科作战时，脸部受过伤。他是个狂热的正统派(即波旁王朝长系的强烈拥护者)。
有人说王妃是反对七月敕令的：从本质去判断事物，这是认清事物的唯一方法：老百姓总渴望自由，王子总倾向于要权。这不能算是他们的罪过，当然也不是他们的长处，这是他们的天性。王妃可能喜欢那些敕令在一个更适当的时候即在已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之后，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希望时发表；但事实上，敕令使她很高兴，也应该使她高兴；贝利公爵夫人对此也很满意。两位亲王夫人认为，借此，王室将最终克服代议制政府所造成的阻碍君主制度的困难。
七月事件没有与外交使团交锋，人们很感惊讶。它曾经是宫廷的常任顾问，它插手我们的事，手太长了。
在最近的动乱中，就有两位大使插了手。一个在进城门时被逮住，他带着一包东西要送到市政大楼去，里面是一封洛旺埃尔先生1给瑞典国王的电报。博德先生原封未动地交给了瑞典公使馆。洛尔斯托阿尔2的信也落到了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也原封未动地被送了回去。这种事在伦敦干得更出色。洛尔斯托阿尔和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外国陷入混乱：他的外交政策来自密探，他的电文来自泄密。我当大臣时，他很喜欢我，因为我待他很随便，我的门对他时刻敞开着；他有时穿着长统靴、全身汗淋淋的、穿得像贼一样，也可以随时闯到我家里来：那时他总是从那些称他为“斯托阿尔”的太太们家里出来、跑了好几条街之后到我家里的；他付给她们的钱很少很少。
1洛旺埃尔(loevenhiem)，当时在巴黎的瑞典大臣。
2洛尔斯托阿尔(lordstuart)，英国驻巴黎大使。
我那时构思了一个新的外交计划：我不隐藏什么，有话明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我的电文，因为为了法兰西的光荣，我没有什么计划要避开我的反对派来作的。
我微笑着但又很严肃地对查理斯托阿尔说过一百遍：“不要跟我拐碴儿吵架，如果您要跟我决斗，我马上与您决斗。法兰西从来没有用你们的计谋同你们打过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把我们打败了的原因，不过俐门不要因此而翘尾巴哕。”3
3这段话同我一八二三年写给卡宁先生的信的内容差不多(见维罗纳代表大会)。
洛尔斯托阿尔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七月起义中的混乱的，他对我们的不幸狂喜异常，但外交团其他仇视人民事业的成员，或多或少推动查理十世制定了敕令。然而，敕令出来后，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来挽救君主制。如果说波佐蒂玻尔戈1对政变显得担心，他这种担心既不是为了国王，也不是为了人民。
1波佐蒂玻尔戈(pozzodiborgo)，俄国驻巴黎大使。
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第一件：七月革命冲击了四国联盟的条约：波旁家族的法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波旁王朝的权力一旦被强行剥夺，欧洲新的政治权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二件：在君主制度下，外国公使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他们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公使们最基本的义务是聚集在查理十世的周围，无论他在法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得追随他。
有一个唯一的大使，这种思想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就是贝尔拿多特——一个不属于君主古老家族的国王——的代理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波佐，蒂玻尔戈反对债权函件强加的和荣誉迫使其做出的手段时，德洛旺埃尔先生却使德韦尔泰男爵2赞成了他的意见。
2德韦尔泰(dewerther)，当时在巴黎的普鲁士公使。
外交团之所以去到了圣克卢，是因为查理十世的地位有了变化：王位支持者们在选举委员会取得了他们开始时缺少的势力；工业家们害怕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保住亨利五世就保住了和平的思想已深入到了王室青少年圈子里的大部分成员当中。
波佐蒂玻尔戈先生很克制没有多说话了，因为交易所和银行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尤其是他的地位也毫无危险。然而他对加佩王朝的灭亡起了百分之五的作用，这种灭亡对其他活着的国王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他会不失时期地、根据为他所用的原则，用这个为个人私利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错误的做法来开脱罪责的。
大使们在同一个宫廷里待得太久，已养成了他们居住国的生活习俗，喜欢生活在荣誉里，他们不再如实地看待事物，他们担心他们的电文透露出去，动摇他们的地位。事实上，埃斯特拉齐、韦尔泰、波佐在柏林，在彼德堡，在维也纳，或者在法国宫廷的大使阁下们，不是同一回事。有人说，波佐先生因其手艺高明的女厨师和贵族议员的称号的事，而对路易十八和对查理十世心怀恨意。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对的，他恨他的同乡1波拿巴，但他是在波旁王朝供职。但是，如果是在根特，他决定王冠问题，引起路易十八突然去巴黎，他可以自夸他能阻止外交使团在七月里所做的事，他帮助他兄弟戴上的王冠，他一定能够从查理十世的头上摘下来。
1他知道波佐蒂玻尔戈是科西嘉人。
我想了很久，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外交使团置于人们的另一种权力之下，将不再会与新的社会发生关系：公众的政府，方便的交通将做今天那些内阁同时直接处理或由领使馆官员这个中间人处理的事；那时还会增加其数量，改善其处境，因为那时欧洲已经工业化了。那些封了头衔的间谍，非常自负，他们为了效忠于他们失去了的那个王朝，只会在他们代理的王国里捣乱，培养着他们想象中的主子。查理十世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到他的宫廷里去，从他那方便来讲，他可错了；但他所看到的，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他越来越感到惊讶。这样，他没有把德奥尔良公爵召到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想到了危险来自共和党方面，而从未想到会有被篡位的威胁。
朗布伊埃
查理十世同王后和德波尔多公爵在当晚去了朗布伊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扮演的新的角色在国王的头脑里第一次产生了退位的念头。王太子先生，一直呆在后卫部队，但一点也没有同士兵接触，他在特里阿农派人给他们分发剩下的酒和食物。
晚上八点一刻，各兵种部队开始行动。那时，第五轻骑兵营的忠诚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没有被卷入到那场运动里去；回到巴黎后，他们把他们的军旗交给查理十世，而查理十世拒绝接受它，就像他曾拒绝第五十营的军旗一样。
几个旅的士兵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种不同的武器混杂在一起；骑兵连超过了步兵连，在一旁休息。七月三十一日半夜，他们精疲力尽，在特拉佩斯停了下来。王太子就在这个村子后面的一间房子里休息。
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他让部队驻扎在特拉佩斯，自己去了朗布伊埃。部队在十一点拔营；有几个士兵去村子里买面包，被人暗杀了。
到朗布伊埃后，军队驻扎在城堡周围。
八月一日至二日的晚上，胸甲骑兵的三个团重新踏上了去他们原来驻地的路。有人认为，指挥卫队胸甲骑兵团的博尔德苏尔将军已在凡尔赛投降了。
第二投弹兵连把军旗交给国王后，也于二日早晨出发了。王太子碰到了这些投弹兵逃兵，他们马上排成战斗队形向王太子致意，然后继续赶路了。不忠和礼节混合在一起，多么奇特！在这三天的革命中，没有人有激情了，每个人只是依据他的权利或义务所形成的想法在行动：权利已经取得，义务已经完成，敌意和爱一样，都已不复存在；一些人担心享受权利不会长久，另一些人则担心尽义务会无止境。也许机会只有这一次，也许今后不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人们在胜利面前止步不前；过去当他们愿意战斗的时候曾经保卫过国王的士兵，而今当他们要离开国王的时候却又把他们的军旗交还给了他。敕令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誓言；战场上的撤退使投弹兵放弃了他们的军旗。
八月三日会议的召开——查理十世写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信
查理十世引退了，共和党人却退却了，什么都不能阻止君主选举制前进的步伐。外省对巴黎向来是绵羊般顺从，奴才般响应，发到巴黎的每封电报和插在车上的三色旗，无不在高呼：菲力普万岁！或者，革命万岁！
决定在八月三日召开的会议开幕了，贵族议员去了众议院：我去了那里，因为一切都还是临时的。那里上演了一幕滑稽喜剧：王位空着，反国王的人士坐在王位旁边，像是由掌玺大臣主持召开的一次没有国王参加的英国议会。
菲力普说为了拯救我们，他认为接受下列事项是非常必要的：摄政王之职，宪章第14条的修改，以及像维持欧洲和平一样，他，菲力普十分关心让我们得到充分的自由。在讲演中，在句子的结构上不厌其烦地玩弄手段，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已延续了半个世纪。但当王子发表下面的申明时，大家的注意力就特别集中了：
贵族议员和众议员先生们：
两个议院一建立，我就把查理十世国王陛下引退的消息告诉你们；与此同时，法国的路易安东民王太子也放弃了他的权力。这件事已于昨天，八月二日晚上由我着手解决。我今天上午已下令把这件事的材料存入贵族议院，我会将其在箴言报官方的通报栏中予以公布。
用卑鄙的计谋和卑劣的不哼不哈的策略，德奥尔良公爵在这里略去了亨利五世的名字，两个国王正是为了他而引退的。假如这个时候，挨个地询问每个法国人，大部分人可能会赞成亨利五世，一部分共和党人甚至已接受了他，还会把拉斐特送给他做老师。他这根合法的苗子其所以留在法国，是因为两个年老的国王将去罗马度过他们的余生；另外，他留在法国，围绕着权利的移交不会出现任何困难，各个政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任用波旁王朝的后代不只是一种危险，还是政治上背道而驰的行为：新法国属于共和党人的，它不需要国王，至少它不需要占老家族的国王。再过几年，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和平是什么；在那种自由和和平的国度里，人们将是怎样的心花怒放，兴高采烈。我们很了解这位新当选者的脾性，如果人们能够依据他的性情来判断他的动向，那么，为了维护他的君主专制，他只会对内进行压迫，对外实行投降。
路易菲力普的错处不是接受了王冠(这种野心勃勃的举动已有成百上千的例子，它只是攻击一种政治机关)，他真正的不法行为是：他曾是个背信弃义的监护人；他曾扔下孩子和孤儿不管这在圣经里是够不上该诅咒的一种轻罪：然而，在道德法庭上(人们把它叫做命运或天意，我这样称它，我只强调罪过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会放过对那些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进行制裁的。
菲力普以及他的政府，所有这一类不可能的事和相矛盾的事，或早或迟都注定会失败的。那是因为有偶然的因素，有国内外利益的复杂因素，有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和被收买被腐蚀的因素，有某些人的轻率、麻痹大意的因素；但不管现政权能够维持多久，它永远也不会持续到奥尔良这个家族支系能够扎稳它的根的时候。
查理十世了解到革命取得了进展，明白到了他那种年纪以及他的为人，要想阻止革命的进程，他是无能为力的；他知道，只有像菲力普对众议员宣布的那样，他和他的儿子引退下来，才能避免使他的家族受到打击。在八月一日，他就写了批示，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而且，他相信他侄儿奥尔良公爵对他的忠诚，便亲自委任他侄儿当了王国总兵。八月二日，他走得更远了，因为他只想登船走了，他请求派特派员护送他一直到谢尔堡。这些特派员开头没有被国王卫队所接受。波拿巴也曾用特派员当过卫兵，第一次是俄国人，第二次是法国人，但他并没有去求过他们。
下面是查理十世的信：
表弟：
我很痛心，因为有许多麻烦会使得人民受苦，或使他们受到威胁，而我又没有办法告之他们。因此我决定把我的王冠让给我的孙子波尔多公爵。
王太子也分担着我的痛苦，他将让位给他的侄子1。
1贝利公爵的遗腹子，波尔多公爵即亨利五世，当时还不足十岁。
因你的才华出众，你将成为王国的摄政王(王国总兵)，由你负责宣布亨利五世登上王室的宝座。另外，在新国王因年幼不能执政的期间，你应采取各种措施拟定政府的形式。我对你说的仅仅是这些安排，这是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的一种措施。
你把我的安排与外交团通通气，你要让我尽快知道我的孙子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登基的消息。
我再次向你表达我对你的信任，并向你致意；表弟，我是永远爱着你的表兄。
查理于朗布伊埃
一八三年八月二日
假如德奥尔良公爵先生能动之以情或有悔意，这个“爱着你的表兄”的签名应该会打动他的心吧？人们怀疑在朗布伊埃放弃王位的这一举动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准备让年轻的王子出发了：三色旗及保护措施都已由那些狂热支持敕令的信徒们安排好了。假如贝利公爵夫人与她的儿子突然出发，出现在众议院里，而那时，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正在他召集的会议上演说，那他就只有两个可能了，而这两个可能都很棘手。但至少，灾难来临时，那个被捧到天上的孩子不必在异国的土地上过那段悲惨的日子了。
我的建议、我的愿望、我的呼喊，都不起作用；玛丽卡罗莉娜1是贝亚尔的母亲，她正准备离开城堡，我求她也白搭。仆人卢瓦亚尔2说过这样一句话：“可怜呢，好心善良的母亲轮到最后一个出去，她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皮埃尔，我的朋友，谦虚礼貌点吧！切忌骄傲自满！对任何人要彬彬有礼，言行一致，也就是说，对穷人，对孤儿寡母，对单身汉，都要乐于施舍，这样，上帝会保佑你的！’那位善良的母亲当即从她的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皮夹子，里面只有六个金埃居，她把它递给了她的儿子。”
1玛丽卡罗莉娜(marie-caroline)，贝利公爵夫人。
2卢瓦亚尔(loyal)，贝亚尔传记的不具名作者，十九世纪人士。
那位骑士带着装有六个金埃居的皮夹子，既不害怕，也无怨言地出发了，为的只是要成为最勇敢、最有声誉的上尉。亨利的身上可能还没有六个金埃居，但他会有许多其他的战斗要去完成，他必须与所有的不幸作斗争，还要打败世界上最厉害的对手。英雄母亲给予她们儿子的是无限的关怀与教导！贝妮，我的母亲，从你那里，我学会了让我的生活充满荣耀，并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原谅我写了这些回忆，但正因为我这些回忆也许让我从过去回到了现在，从而把现在的不幸去掉了一部分。
拥护查理十世的三个众议院委员分别是：德肖南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梅松元帅。他们被兵站送了回来，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人民群众的一次游行又把他们赶到了朗布伊埃。
人民群众朝朗布伊埃进发——国王出逃——思考
八月二日晚上，在巴黎纷纷传说：查理十世一直拒绝离开朗布伊埃，非得等到他的孙子被承认为止。三日早晨，一大群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高呼道：“到朗布伊埃去！到朗布伊埃去！不能让一个波旁王朝分子溜掉！”一些有钱的人也混到了人群里面。但是时间到了，他们让以帕若1将军为首的那群坏蛋逃走了；帕若曾让雅克米诺2上校当他的参谋长。往回赶的委员们在途中遇到了特遣队的侦察兵，跟着他们的足迹，他们被带到了朗布伊埃。国王向他们打听暴动者的势力，回宫后，他让人把梅松1叫去了；梅松掌握着他的命运和军队指挥权。国王对梅松说：“梅松，我要你以军人的荣誉和信仰回答我：那些委员们同我讲的是真的吗？”这位元帅回答道：“他们跟您讲的只有一半是真的。”
1帕若(pajol)，拿破仑的将军。
2路易菲力普后来让他当了将军，贵族院议员。
1查理十世在一八二九年封他为元帅；路易菲力普后来任命他为大使大臣。
八月三日，在朗布伊埃还有三千五名卫队步兵和四个轻骑兵团；这四个团组成二十个骑兵队，共二千人。兵站、卫兵等加上骑兵、步兵一千三百人。总共兵力八千八百人，七个炮兵连，四十二门大炮。晚上十点，听到备鞍上马声，整个军营开拔前往曼特农，查理十世和他的家人也在这群忧伤的人群里，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里露出脸来，照着他们。
他们在谁面前撤退？在一支几乎手无寸铁、坐着破旧的凡尔赛和圣克卢的小马车赶来的队伍前撤退。帕若将军迫不得已领着这帮人往前赶时，他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因为这帮人加上前来汇合的鲁昂人在一起，也没超过一万五千人，而且有一半人老在路上拖拖拉拉。几个激进、勇敢、大度的年轻人夹杂在这支队伍里，他们乐于作出牺牲；而其他的人则不堪一击。在朗布伊埃这个光秃秃的平原上，只有炮火才构成威胁；因此根据各种迹象来看，他们似乎获得了胜利。在巴黎人民获得胜利的基础上和国王在朗布伊埃得胜的情况下，谈判也许能进行。
什么！在这么多官员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有勇气以亨利五世的名义掌握指挥大权？因为，不管怎么说，查理十世和王太子已不是国王了！
他们不想战斗，躲在夏特雷有什么用？在那里，他们在群众袭击目标之外；在都尔会更好，因为那里有外省正统派可作依靠。查理十世仍留在法国，军队的大部分仍会忠于他。布洛涅和吕维尔的军营已经拔营，正行进在解救他的路上。我的侄儿，路易伯爵带领他的那个团——第四轻骑兵团，得知国王已从朗布伊埃撤离，才松了一口气。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不得不护送国王骑着小马回到他的小船上。查理十世如果是在一座小城市里，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如果他召集两院会议，大多数议员还是会表示服从他的。卡齐米尔佩里埃、赛巴斯蒂阿尼将军和其他百来号人曾经等待过，他们极力反对三色的标志，他们害怕人民革命对他们的危害：我能说什么呢？王国的总兵是由国王任命的，他没见到过他打过一次胜仗，他只好避开那些拥护者，而一味地听从国王的命令。外交团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只有当它与国王站在同一条线上时，才去尽它的职责。共和政体在一片混乱中于巴黎建立之后，面对外省建立的符合宪法的合法政府时，它一个月都会维持不了。人们从来还不曾在这么有利的形势下输过，如果就这样输掉，恐怕再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因此，在七月敕令和从圣克卢撤退之后，我们要向市民倡导自由，向士兵宣传荣誉！
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取代了目前的社会制度，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也许将会到来，那时战争将会变成极为荒谬的事，战争的理论本身将再也不会让人知晓，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博爱家把战争区分开来，而他们即将遇到的是名声那么坏的内战：“同胞自相残杀！兄弟、父亲、儿子水火不相容！”这一切多么凄惨；然而人民却在这种内部的分裂中不断地受到磨炼，得到新生，它永远不会在国内战争中灭亡，但它会在国外的侵略战争中消亡。看看分裂时期的意大利吧，再看看如今的它吧。被迫去夺取邻国的土地，又被迫看到自己被邻国血洗的家园，这是多么悲惨与不幸啊！但是，坦白地讲，难道残害一个你不认识的德国的农民家庭，远比你去偷，比你毫无怜悯之心地杀人，比你心安理得地去玷污妇女和姑娘要人道得多吗？难道就因为这是战争吗？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发动对外战争不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那么国内战争就没有对外战争那么不公平、不令人反感、反而显得更加自然了。国内战争至少是以个人的凌辱和公认的憎恨为基础的，是与弱者的决斗，正是在这些战争中，对手们懂得了他们为什么要手拿武器。要是激情辩护不了罪愆，它还是会为它开脱，为它解释，它会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它会存在。对外战争呢，它是怎样被辩护的呢？民族之间的互相残杀通常是因为国王感到厌倦，某个野心家想篡权，某个大臣想搞垮对方。是该惩罚那些年老而神经过敏的人了，他们更适合于做诗人而不是做历史学家：如蒂西迪德、赛扎尔、蒂特一利韦，他们满足于一个表示痛苦的句子而不管其他。
国内战争，尽管带来许多灾难，但它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叛乱分子求助于外国，或者外国利用人民的四分五裂，对人民进攻，那么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被征服，如大不列颠、西班牙、古代的希腊和今天的波兰，我们列举的这些例子，大家应该不会忘记。然而，在神圣联盟时期，两个派别都呼吁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他们的力量相互抵销了，一点也没有影响武装了的法国人在它们之间的平衡。
查理十世用刺刀去支持敕令是不对的；可他的大臣们却不能以服从与否来为自己让人民和士兵流血而辩解；人民和士兵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可以把他们分开，如同那些理论恐怖主义分子在不存在恐怖时想制造出一种恐怖理论的方案一样。查理十世在战争打来了，并丢失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之后，还不肯承认战争也是错误的。他把王位给他的孙子之后，就无权对新国王若阿斯说：“我让你登上王位，是为了让你在尘世间经受锻炼、熟悉情况、受到考验；你肩负的担子不轻：我老了，我或许被流放，我的王位要你保住。”不应该在查理十世被迫离开法国的同时，让亨利五世登上王位。而在让他当上国王的同时，人们就判处他要死在这块掺和了圣路易和亨利四世骨灰的土地上。
再说，在这阵热血沸腾之后，我又恢复了理智，而且在这些事情中，我只看到了人类命运的终结。以武力取胜的宫廷，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它不会在某一天里被推翻，反而会在这些年里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所有广泛包含君主专制的东西都遭到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圣会的谴责。最后的结果是，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上帝造就了符合它秘密目标的强大的人类：它给了他们当他们应该扔掉就扔掉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不希望用低下的智力养成的不良的品行与天意作对。
王宫——谈话——最后的政治意图——德圣奥莱尔先生
王室在隐退的同时，把我的作用也大大缩小了。我只希望能被召到贵族议院去发言。写是不可能的：如果攻击来自宫廷的敌人，如果查理十世被来自外部的阴谋所推翻，我会拿起我的笔的；另外，他们要是让我独立自由，我会在王室残部的周围全力以赴重建一个大党。但是攻击来自王室的内部；大臣们违背了自由的两大原则；他们使王权背誓，也许是偶然，但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甚至使我丧失了作用。为敕令，我能去冒什么险？我怎么还能去称赞依然合法的君主的可靠性，他的坦率和荣誉呢？我又怎么能说它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独立自主的最强大的保障呢？真是古老君主制度的典范！可这个君主制度却夺去了我的武器，让我在我的敌人面前手无寸铁了。
当我被弄得势单力薄南风不竞时，看到新的王室竟来找我，我不免大为震惊。当年查理十世对我的提议嗤之以鼻，而菲力普却不遗余力地想让我为其效力。先是阿拉戈先生激昂而生动地同我谈到了阿代拉伊德夫人的事，后来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一天上午来到雷卡米耶夫人家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德奥尔良公爵夫妇将会很高兴接见我，如果我愿意去王宫的话。当时他们正忙于发表一个声明：把王国总兵的头衔正式更名为摄政王。也许，在我发表看法之前，新王室早就已决定削弱我的对立面的力量；它也可能在想，我会因为三个国王的离位而把自己看作无所事事的人。
德孟德斯鸠先生这场开场白使我大吃一惊，然而我不能拒绝他所说的，因为，不是自吹自擂，我能成功，我想我能让人弄明白事实的真相。于是我跟未来王后的荣誉骑士去了王宫。带进面对瓦卢瓦大街的大门后，我在他们的小客厅里见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和阿代拉伊德夫人。以前我曾很荣幸见过她们。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让我坐在她旁边，马上对我说道：“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们非常的不幸呢！如果所有的党派都能联合起来，我们也许还能得救。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夫人，”我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更明了了：查理十世和王太子殿下已经让位，亨利现在当了国王，德奥尔良公爵大人是王国总兵。在亨利五世年幼期间，请他执政好了，这样，一切都会结束的。”
“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老百姓们很不安，我们会在这种混乱中垮台的。”
“夫人，我斗胆问一句，德奥尔良公爵大人的意图是什么？如果把王位让给他，他会接受吗？”
两位夫人犹豫着没有回答。片刻沉默之后，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反问道：“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请您想一想可能会到来的不幸。为了把我们从革命中拯救出来，‘所有明事理的人必须精诚合作，互相理解。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在罗马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您不再离开法国，您在这里可是大有所为的哩。”
“夫人不知道我是效忠于年轻的国王和他母亲的吗？”
“哦！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们待您可真好啊！”“王太后不希望我这一生有违旨行为。”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不了解我侄媳，她太轻佻了！可怜的卡罗利娜！我马上派人去找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来，让他劝劝您，这方面他比我强。”
公爵夫人吩咐人去找公爵，半刻钟以后，路易菲力普来了。这位公爵夫人穿着随便，显得很疲倦。我站了起来，这位王国总兵走过来对我说道：“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大概已对您说过，我们现在的处境多么的不利吧。”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根据他当年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欢乐情景吟了一首表达草原上宁静生活的田园诗。我抓住两节诗中的空隙时间，恭恭敬敬地重复了我刚给公爵夫人说过的话。
“啊！”他叫道“我的欢乐在那里！能成为这个孩子监护人和依靠，我是多么满足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同您一样，对这一切都想过了：带着德波尔多公爵肯定会是最好的做法，我只是担心那些事件来势凶猛，我们敌不过他们。”
“敌不过他们，大人？您不是享有一切权力吗？去同亨利五世汇合在一起，把议会和军队召到您身边，并离开巴黎。在您离开之后，一切动荡都会平息。那时人们会在您强大的权力和保护下寻求庇护的。”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不断地观察菲力普。我的话让他浑身不自在。我在他脸上看出来了，他想当皇帝。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他没看着我，对我说道“事情远比您想象的要困难呢，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您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危险。一群愤怒的人反对议会已达到了极点，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招架不住。”
从德奥尔良公爵嘴里不意中说出的这句话，使我很高兴，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不容置辩的反驳机会：
“我想到了这种困境，大人，但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可以摆脱它。如果您不愿意像我刚才建议的那样去与亨利五世汇合，您也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议会马上要召开了：不管众议员们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您就声明说，目前的议会无权(这是铁的事实)决定政府的形式：您就告白天下，法国需要咨询，要选举新的议会以及成立专门的权力机构，以决定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太后陛下就会照此站在最具人民性的立场；目前把您捧上天的共和党，是您的真正威胁。在最近的两个月里，一直到新议会任期开始，您把国民卫队组织起来；您所有的朋友和年轻国王的朋友将在外省与您共同奋斗。到时您让那些众议员们都来，让他们在法庭上当众为我所辩护的案子作证。这案子，由您私下里支持，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无政府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您将再也不会害怕共和党的暴力了。我甚至认为把拉华耶特将军和拉菲特先生拉过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大人，一切都以您为中心了！国王还小，您可以统治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们这些人都该退下来了；您将获得历史上一项唯一的荣誉——登上王位并将它传给合法继承人。同时，您可以让这孩子用本世纪之精神与智慧把他培养成人，以便将来能统治法国：您女儿中的一个将来某一天会同他一起共撑王权的。”
菲力普不时仰望头顶上空，他对我说道：
“对不起，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抽空离开了一个代表团是为了同您谈谈，等会儿我还得回去。公爵夫人会告诉您我是多么地高兴能做您所期望做的事的；但请您相信好了，是我一个人阻止了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说保皇党没有被屠杀，那是全靠了我的努力。”
我是这样来回答这个出乎意料又离我们谈话主题甚远的这番话的：
“大人，我曾目睹过一些大屠杀：那些在革命中闯过来的人都是些经受过战争锻炼的人。那些老兵不会被那些让新手吓得发抖的事所吓倒的。”
国王陛下退引之后，我去找我的朋友们：
“怎么样啊？”他们问道。
“是这样，他想当国王。”
“那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呢？”
“她想当王后。”
“他们俩都对您说了？”
“一个对我朗颂田园诗，另一个同我大谈法国所面临的危险和可怜的卡罗利娜的轻佻；他们两个都想让我明白我对他们很有用，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把我当对手。”
德奥尔良公爵夫人希望能与我再次会面，而德奥尔良公爵先生却没有参与这项谈话。阿代拉伊德夫人和第一次一样也在那里。德奥尔良公爵夫人更加详尽地谈到了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打算给我许多的荣誉和好处。而且她友善地让我回忆起她通过舆论让我获得权力和我做出的贡献，还有尽管我尽心尽职，查理十世和他的家族对我仍表示的反感。她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部去，国王陛下将会很高兴我做出的选择；但如果我更喜欢回到罗马去，那么，她(德奥尔良公爵夫人)会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为我们圣教的利益而作出的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