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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
我怀着十二万分的感激收到了您赐与我的满怀器重与信任的信函，它使我义不容辞地双倍努力，忠贞不贰地永远将一切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置于殿下的耳目所及的地方。
首先我想说说那些所谓的阴谋，关于它的谣传也许已风传到了贵府。有人断言，阴谋是由警察一手制造或挑起的。抛开事件本身不说，也不去强调那些阴谋是真是假和它本身应该谴责的东西，我只就发现我们的国家在处理这类事情时要么大轻率、要么大直率的做法来谈谈。正因为这样，四十年来，这种应受谴责的做法总是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听到一个法国人公开吹嘘自己是个阴谋家更平常的事了：他可以把细节给你讲得详详细细，日子啦、地点啦、时间啦，他把什么样的密探当同道啦，一一都不会漏掉；他粗声大气地讲，更加确切说是向行人扯开嗓子嘶叫：我们有千军万马，我们有几万个炸药筒，在什么什么街，多少多少号，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云云。然后，这个吹牛家跳呀，笑呀，得意志形。
秘密结社光是时间就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它是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阴谋来进行的；因为它在改变人和事之前，必须先改变教义、思想和风俗；其进展是缓慢的，但结果是肯定的。思想的公开会摧毁秘密团体的影响，现在的法国是公众舆论支配着秘密团体在尚未解放的人民群众中所做的工作。
当局似乎想通过专横的手段和暴力把西部和南部各省往绝路上逼，那里还保留着区别于古代道德的那种忠贞不贰的精神；这占了法兰西一半面积的西部、南部地区永远也不会搞阴谋，更确切点说，这里类似于在武器下休.整的兵营。作为正统派的后备军固然可佩可敬，但前锋部队人力不够，永远无法成功地主动进击。要发动这么一场战果累累的内战不可能，因为文明的步子走得太快了，这是各个世纪的对策与灾难；这两者受基督教的影响深一些，而受启发却少一些。
如今法兰西国土上存在的不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制；说到底，这是一种更糟糕、更差劲的制度。它以王权为胸甲抗击着各种冲向政府的刀剑袭击。
此外，如果说正统派的力量可观的话，那么选举制即使形同虚设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尤其是在这个人们靠虚荣过活的国度里，法国人的激情通过选举把平等吹得神乎其神。
路易菲力普政府致力于查理十世政府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专断与巴结相结合的双重政策。为什么人们容忍这种两面做法？因为较之于别人创立的严刑峻法，人们更容易忍受那些自己播下的骄横暴政。
四十年的暴风雨摧毁了一切顽强的精神：冷漠无情的情绪在增长，自私自利几乎到处都有；为了摆脱危险，人们躲躲闪闪，看守着各自的坛坛罐罐，求得一生平安。革命过后，仍然残留着某些腐朽堕落之辈，他们满身污垢就像战争留下的腐尸一样。如果亨利五世能如愿平平安安、体体面面被拥进了杜伊勒利宫，那么我们高复辟不远了。不过，要想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成功的希望就会大大减少。
七月王朝既没有给人民带来甜头，也没有给军队带来荣誉，更没有给文学、艺术、商业、工业带来利润。国家成了职业大臣们和那个视祖国如聚宝盆、视公共事务如家务的阶级的战利品。夫人，您是很难从远处理解这里的所谓“中庸政府”的。王子殿下在升华的灵魂、高尚的心灵、可爱的性格方面想象力贫乏，而对那些权欲膨胀、为高升着魔、为金钱发狂、为薪金被杀的人却记忆犹新，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同这些分开，这是生与死的搏斗。他们像高卢人之与剑、骑兵之与方形王旗、胡格诺派1之与亨利四世的白羽饰、拿破仑的士兵之与三色旗一样连缀在一起。他们在最后的领地上流完最后一滴血后，才会终因厌透对所有政体的立誓而死去。那些准正统派的宦官们一面把市民击昏在街头，把作家塞进监狱，一面却大讲独立自主；一面应英国一名大臣的指令从比利时撤军，一面应奥地利一名二级下士的命令从安科纳撤离时，还唱起了胜利的凯歌；在圣佩拉热派与欧洲内阁大门前，他们趾高气扬，神气活现，打着自由的旗号，虚张声势，招摇过市。
1十六一十八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我所讲的有关对法国的印象不应让殿下灰心丧气，我只是想要人们能更好地了解通向亨利五世王冠的道路。
您明白我对幼主的教育问题的方式的思考，其中的一些观点已写在我的那本小册子的后一部分。我只能反复讲这同一件事，但愿亨利五世为了他的世纪，能被后世的人予以承认；那两行字概括了我所有的方案。把他提高不是为了让他当王，他可以明天统治天下，也可以在十年后统治天下，甚至永远不统治天下。因为，如果正统派利用各种机会走回头路的话，我将立马摧毁它；可是，如果当前的政治大厦不走出废墟的话，极有可能自行倒塌。您是一位相当坚定的女性，夫人，假设一下吧，您不让自己受挫，上帝的一项判决也会把您那著名的家族重新置入普通人的源头的；正如您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怀有合理的希望却不让自己因此而陶醉一样。我现在应向您呈上画面的另一部分了。
王子殿下以他的年纪可以藐视一切，对抗一切：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他的余生比他度过的年龄要多得多。然而，最近这些年看到了什么呢？当共和国、帝国、正统派已成往事时，中庸政府的骑墙政策会一点也行不通的！什么！我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祸乱、不幸，耗费了那么多的才智，失去了那么多的自由、光荣，得到的却是人类的灾难、此时此刻的一切！什么！欧洲被搅得乱七八糟，王位一个个倒塌，一代代人死在刀剑之下埋进了坟墓，世界遭受半个世纪的折磨与痛苦，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孕育出一个准正统派吗？人们将设计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它将从这个灾难深重的社会废墟上飞腾兴起，至少它善于继承革命传统即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地位平等、就业充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参加选举和掌权。然而，设想一下吧，一群肮脏、平庸、苟延残喘之辈如何能运用这些原则呢？他们还有什么没有打折扣呢？他们不喜欢这些原则，只对某些特殊的法令情有独钟。他们想在他们已铸就的王冠底下囊取一切自由，就像在陷阱里大喊要自由那样；然后怡然自得地对运河、铁路大干蠢事，胡乱摆弄艺术、稀里糊涂地给文学、巨著排定等级，喋喋不休地吹嘘那所谓的模范社会。这些对所有上流社会，对所有渴望自由论坛、诗歌、武器、胜利、荣誉和甘愿牺牲的天才人们是个极大的不幸！可他们在这个倒霉的社会里有朝一日或许会升迁。
夫人，准正统派要想继续混下去的话，只有一个机会了：那就是社会目前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自然状态。如果年老的人适合于衰败的政府，如果政府与臣民之间存在衰弱与软弱协调一致的关系，那么，夫人，对王子殿下来说，一切都将完蛋，对其余的法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衰老，而且共和国不可能马上建立的话，那么正统派似乎就要应运复生了。愿您的青春常驻，夫人，您将会看到这个可怜巴巴的、称之为七月王朝的鹑衣百结、饔飨不继的。把您的祖先布朗什皇后1在圣路易幼时对她的亲信说的话告诉您的敌人吧：“等待与我毫无关系。”生命中的美好时光是对您不幸的补偿，而未来会把现在从时日中夺走的幸福如数奉还。
1布朗什皇后(blanche一一八八—一二五二)，路易八世的妻子，圣路易的母亲，她丈夫一二三四年死后，她成了摄政者。
夫人，对您有利的第一个原因是：您的事业是正义的，您的儿子是无辜的。一切意外的情况都不会对有理的一方不利。
在详细论述了这些我不大抱希望、而我又尽力夸大它来安慰这位皇太后的原因之后，我继续写道：
夫人，您瞧，准正统派在国内的形势是不稳定的；在国外，它的地位也得不到保障。如果路易菲力普政府早些感到7月革命会废除先前的和约，早些感到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宪法能带来另一种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的利害关系，如果它从一开始便有判断能力和勇气的话，那么它就能毫不费劲地使法国夺回它失去的边界，那时人民会积极拥护，各国国王则会惊诧不已，刮目相待的。准正统派要想扩充自己的领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丢掉自己的王冠，躲藏到林荫大道的阴暗处去了。为了走得快些，它不但不去利用共和党的成功要素，反而害怕它的原则，把它踩在脚下，抛弃为它和被它发动起来了的民众，把本是自己依靠对象的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它扑灭了他们的战斗激情，把我们与邻国重建势力均衡、至少要从那些过分扩张了领土的国家收回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几块周边失地的正当要求，转为了胆怯的和平谈判。由于胆怯和缺乏才智，路易菲力普不得不承认那些并非革命性质的、外国人可以任意违反的条约。
中庸政府给外国的内阁留下了自我认识和训练军队的充分时间。而且，由于民主君主制的存在与大陆君主制的存在是水火不相容的，其间的敌意，有着外交上的协议，有财政困难问题，相互害怕，延长的停战协定，用美丽的外交辞令，友好的表示，这种敌意，我说，还是可以走出困境，化干戈为王帛的。如果有产者的王国政府甘心受辱，如果他们幻想和平，则战争迟早会强加到他们的头上。
不管战争能否粉碎准正统派，我明白您永远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身上，夫人；您宁愿亨利五世永不登上统治宝座也不愿看到他得到欧洲同盟的施舍；您只把希望寄托在您自己和您的儿子身上。不管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那些敕令，它永远也伤害不了亨利五世；一切无辜的他，有数个世纪供他选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幸。如果在坟墓的寂寞中不幸触及到我们，那么，当它在摇篮旁熬夜的时候，它更会恭候着我们：因为那时已不是对往事、对悲惨人生的追忆，而是对那些已停止受苦受难的人的回忆。这是痛苦的现实；让本应该只懂得愉快的年龄的人悲伤，让对他不构成伤害、不该受到惩罚的人终生担惊受怕。
对您，夫人，在您的不幸中，有一种强大的权威，您，身染您丈夫的鲜血，腹中怀着政治上称为“欧洲的孩子”而宗教上称之为“圣迹的孩子”的婴儿。当大家看到您独自照料着那被驱逐的孤儿、看护着那顶从查理十世花白头发上抖落下来的那顶沉重的王冠时，您对公众舆论什么影响不能施加啊！为了允许其甩掉这个新的负担，在王冠的重压下已有另外两张满足痛苦表情的脸逃走了。您给我们记忆中的印象，是那种端坐在御座上，举止优雅，似乎在师承他们的职位。人民对您不抱任何成见，他们同情您的苦难，敬佩您的勇气；他们把您的哀悼日深深刻在记忆里，他们感谢您后来融入到了他们的快乐之中，感谢您分享了他们的欢乐；他们感谢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法国女人，她为了我们的荣耀，一路经过福尔农、马里尼昂、阿里科尔和马雷戈的日日夜夜后仍精力充沛，魄力无穷。诗才们却为在意大利美丽的天空下出生的他们的捍卫者、让意大利唤起了对艺术的热爱、由亨利四世的女儿变成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女儿而深感遗憾。
自从那次革命以来，法兰西的头目频频更换，但至今仍未看到过女人执掌政权。上帝也许想把那顶统治桀骜不驯的人民的王冠从凶残的国民议会手中拿掉，交由波拿巴那顺当的大手折断，后又由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相继徒劳地抓住后重新交给一位年轻的王妃吧；只有她懂得如何使王冠少一点脆弱，多一点怀柔。
最后，我提醒这位夫人，如果她想我成为秘密政府的一员，我是这样结束这封信的：
在里斯本，耸立着一块宏伟的纪念碑，上书的碑文是这样的：“巴斯科菲盖拉违心地长眠在这里。”我的陵墓将十分简陋，也无心埋在那里。
夫人，您知道，我是如何按思维逻辑秩序看到了复辟的可能性的，其他的组合办法则超出了我的思维范围。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在露骨地说自己是您忠实、可信赖之徒时，我找到了某种力量。然而，作为夜间的全权使者，在黑暗中为他人越俎代庖，这便是我为何感觉不到自己有才的原因。如果王子殿下委任我为新法兰西人民永远的大使，我将在门上用粗体字刻上如下的几个宇：旧法兰西公使馆。这样做，上帝也会高兴的；但我对隐匿的忠诚一窍不通，只有使自己去犯罪，才知道自己是名忠诚的罪犯。
夫人，在不回绝王子殿下有权向我提出为他效劳的情况下，我恳求王子殿下同意我的决定，那就是让我在退休后度过我的残生。我的思想无法使那些坚信在奥利洛德的流亡贵族的人满意：不幸已成往事，对我的人品和原则有一种自然的反感的人，随着他们的得势将再度复生。我看到我为祖国富强，使法兰西赖以生存、防御侵略而应拥有的边界，为让它摆脱维也纳——巴黎条约的耻辱而提出的计划遭到了拒绝。当我捍卫宗教时，人家当我是叛教者；当我竭力想在公众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王权时，人家说我是革命分子。我似乎觉得，因仇恨而使同样的障碍增加了，而这种仇恨可能会是宫廷中、城市里和外省的那些忠贞不贰的人从我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在不幸的那一天得到的教训中设想出来的。我的抱负不大，志向不高，只是太需要休息以卸下王冠上的重负，使它接受令人腻烦的我。我尽职尽责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刻也没有想过利用威严的家族捞取特权；幸运的是我可以拥抱自己的对手！在这项荣誉之上，我什么也没看到；它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忠实的仆人了，但它可以找到比我更年轻狡黠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人，而且我还认为今天已不再有必不可少的人了。现在一切已于事无补，我要在寂静处处理过去的事了。我希望，夫人，希望您长寿，用您命定的未来给法兰西复辟的历史添上光辉的一页。
谨向王子殿下呈上我的一片崇敬之情。
您的最谦卑的仆人夏多布里昂
这封信得有一名可靠的驿夫传递，时间过去了，我便在这封快信后面又加了下面这段附言：
夫人：
法国的一切变化很快，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向政界敞开，出现了一系列事件。我们中有的人得了佩里埃先生的那种病：上帝病1。我把圣路易与亨利四世遭流放的女儿拨出的用以慰藉不幸者的一万二千法郎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先生。多么高尚而又可怜的家族啊！夫人，我将竭力成为您情感的忠实表达者，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使命。
1即霍乱。这种病发生于三月末，致使近一万八千人死亡。卡齐米尔佩里埃四月四日得病，后一病不起。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二日
在谈及一万二千法郎的事之前，为了上述附言中所述的霍乱患者，我不得不讲讲霍乱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去东方旅行途中没有遇到这种瘟疫，倒是在国内遇上了。厄运在我四周游荡之后，就坐在我的门前等着我。
意外事故
瘟疫
在雅典的瘟疫时期，公元前四三一年，二十二种大瘟疫蹂躏着整个世界。雅典人认为有人在井里投了毒；所有感染者的脑中都产生幻想。迪西第德给我们留下了阿提喀灾难，在古人吕克雷斯、维吉尔、奥维德、吕坎，今人博卡斯、芒左尼的书里都作了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雅典的瘟疫，迪西第德对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只字未提，如同谈到阿尔西毕阿德时不提苏格拉底一样。这种瘟疫先袭击人的大脑，然后下降到胃部，再从胃部进入内脏，最后蔓延到小腿。如果瘟疫在穿越全身后从脚下出来，像蛇那样，那么这样的病人就会痊愈。希波克拉底把它称为“邪恶之神”迪西毕德则称它为“圣火”他们两人都把它看做“天怒之火”
最令人恐惧瘟疫是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那场瘟疫。那时犹太人统治天下，基督教早改变了人们的想象，给灾难以新的特性，就像他们改变诗歌的性质那样：病人以为看见周围鬼魂游荡，鬼哭狼嚎，令他毛骨悚然。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起源于中国，以黑死闻名，人们把它想象成散发着恶臭气味、到处蔓延的烟雾。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五分之四的人口。
一五七五年，瘟疫传染到了米兰，使圣夏尔博罗梅的仁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五四年以后，即一六二九年，这座不幸的城市仍然笼罩在灾难之中。芒佐尼曾绘制过一幅比毕加索的名画还要杰出的灾难之画。
一六六年，瘟疫重卷欧洲，一六二九年和一六六年的两次病症都显示出与君士坦丁堡那里的病症相同的狂热性。
勒蒙蒂1先生说过：“马赛2于一七二年从曾给瓦卢瓦小姐即莫德娜公爵夫人指明通道的狂欢节中心走出来。在仍装饰着花环、佩备着乐师的帆桨战船两侧，漂浮着几只从叙利亚港口开来的军舰，上面载有最严重的瘟疫病人。”
1勒蒙蒂(le摸ntey一七六二—一八二六)，立法议会前任议员，他曾写几部历史方面的书。
2见译文786页注1。
勒蒙蒂先生谈到的倒霉的战舰在出示了无疫证3以后，被获准停靠4在港口内一会儿。一会儿的功夫对毒化空气绰绰有余。一阵狂风暴雨过后，瘟疫便随着一声响雷传开了。
3合乎卫生检测标准的证书。
4准许过往船只在停泊的港口与当地居民接触。
城门和各家各户的窗子都关得严严实实；在一片寂静中，人们偶尔听到一扇窗户被打开，放下来一具尸体；墙面上流淌着生了坏疽的血水，无主的野狗在下面等待着掉下来的尸体。在一个所有居民死光了的街区，人们在那里筑起了围墙，像是要阻止死神外出似的。从那些堆垒着家庭大墓的街上，到交叉路口，路上满是病人和躺在褥垫上无人救护的垂死者；一具具裹在沾满污泥的破烂衣服里的骨架在渐渐腐烂，还有一些人倚墙而立，他们早已断气。
所有的人都逃走了，连医生也不例外。德贝尔占斯主教写道：“真应该吊销这些医生的行医证，或者至少给我们派些医术较好、胆子较大的医生来。我真不忍心让人把我的房子周围那150具半腐烂的尸体运走。”
一天，一些苦役犯正犹豫着是否要去完成他们的丧事任务，一个传教者爬上一座坟冢，坐在一堆尸首上命令苦役犯干活。死神与美德在罪恶与恐怖的奇怪的淫乱引导下在坟墓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靠海的图雷特广场上，三周以来搬来的尸体被置放在太阳底下，阳光灼烤着尸体，最后成了一弯臭味熏天的湖泊了。在这片液化的尸体上只有一些蛆虫在上面匆匆爬行，留下了一道道模糊的痕迹。
当瘟疫传播的速度开始减慢时，教士首领德贝尔占斯先生领教士前往阿库尔教堂，登上一个嘹望台，从那里看到马赛、广阔的乡村、港口和大海，他像罗马教皇给城市居民祝圣一样，祈求降福。还有什么比这只更勇敢、更纯洁的手能让上天的恩惠降临到这些不辜人儿的身上呢？
瘟疫就这样蹂躏了马赛，5年之后，人们在马赛旅馆正面墙上题写了下面这段铭文，就像墓碑上那些浮夸的碑文那样：
“massiliaphocensiumfilia，romaesoror，carthaginucarthaginisterror，athenarumaemula1。
1“马赛，福塞昂的女儿，罗马的姐妹，迦太基的恐怖，雅典的对手。”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霍乱
霍乱自一八一七年在恒河三角洲发现以来，由南往北蔓延八千八百多公里，由东往西蔓延宁万二千八百多公里，它使一千四百个城市遭劫，四千多万人口丧生。我们有张霍乱行迹图：从印度蔓延到巴黎要十五年的时间，这与波拿巴军队的速度不相上下。他用了大约同样多的时间远征到了莫斯科，不过他只葬送了二、三百万人的生命。
霍乱是什么？是死神旋风吗？是我们吞食或鲸吞我们的昆虫吗？穿越高山与大海、像一座坐落在恒河河边的恐怖黑塔一样，把我们碾碎在塞纳河边。这个携着双柄刮肉刀的黑死病是什么呢？假如这场灾难在宗教世纪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话，在风俗习惯和民众信仰的诗歌里加以扩充的话，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便是一幅颇为显目的作品了。想象一下那些兜尸布像旗子高高飘扬在圣母院塔楼上空、大炮声不时孤独地响几下以告之粗心的旅客尽快逃离的情景吧，想象一下层层军队包围一座城市、无人能进无人能出、教堂里满是呻吟的人群吧，想象一下神甫日日夜夜像念经一样单调地诵读着临终祷告、临终圣体在大蜡烛和钟声的陪伴下抬进抬出、丧钟不停地敲打着、僧侣们手执耶稣受难像在十字路口号召人们苦修苦赎、布讲上帝的恼怒与判决、当这些判决传到尸体上时尸体早已被地狱之火熏得漆黑一般的情景吧。
接着是店铺关门，被教士团团围住的高级神甫带着各个教会堂区的神甫去领取圣日耳曼的遗骸盒。圣骨绕城一周，后面紧跟着长长的由众多修会、同工公会、苦修修士圣会、戴面纱的妇女城市代表团、大学生、济贫院助理神甫、没带武器或倒扛着长矛的士兵等等组成的队伍。教士唱起的上帝怜我与孩子、姑娘们唱的感恩歌融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随着一定的信号一会儿寂寂无声，一会怒声再起。
这一切于事无补：霍乱在我们这个博爱、怀疑、报纸和物质至上的世纪里发生了。这场没有想到的瘟疫既未发生在古旧修院的游廊、修道士身上，也未发生在地下墓室和哥特式的坟冢里。它像一七九三年那场浩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带着讥讽的样子，随着医治它的药方、它吞噬的和正在吞噬的受害者名录、人们希望看到它被消灭的希望、人们为了预防它采取的措施、应该吃什么和怎样穿衣服才合适等，在到处游荡。每个人继续忙于自己的事务，剧院里一仍其旧，场场满座。我曾看见数名醉汉坐在栅栏处的酒店门前一张小木桌旁喝酒，他们一面举杯，一面说道：“祝你健康，虎列拉1！”虎列拉出于感激，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他们全死在桌子底下。孩子们玩霍乱游戏，他们把这称之为“尼古拉虎列拉”或者叫“无赖虎列拉”霍乱也有它害怕的东西：一束阳光，人群的冷漠，到处在继续的生命列车，这些都给霍乱存在一个新的特性和一种恐怖。人们感到四肢不适；一阵干冷的北风吹得你憔悴消瘦；空气中混有呛喉咙的金属味。在谢尔什——米蒂街上，炮兵车在运送尸体，在被瘟疫完全洗劫的色沃尔街上，尤其是街边，柩车挨家挨户，来往不断。窗口里常有人喊：“柩车上这里来！”车夫则回答说，他正运着尸体，不能顾及所有的人。我的一个朋友，普凯维尔先生复活节那天来我家吃晚饭，在到达蒙帕尔那斯大街时，被来往不断、几乎由人力扛着的棺材挡住了去路。他看见队伍里有口棺材，死者是位年轻姑娘，上面放着一顶由白色玫瑰编织成的花圈。柩车过后是一股氯气样的恶臭气味。
1指霍乱。
交易所广场，工人排着队聚在那里唱着巴黎女人之歌2。直到晚上十一点，人们还经常看到殡仪队伍用沥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马特公墓而去。巴黎新桥被抬着送往医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断气的死者的担架堵得水泄不通。艺术桥1上收过桥税的工作也停了几天，各种摊点不见了，像被东北风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摊店、站台店铺纷纷关门停业。路上遇到的是些盖着遮阳布的马车，后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裤的教士，为首是一名身着丧服、手里拿着名单的文职官员。由于缺乏公证人，人们不得不到圣日耳曼、维莱特和圣克卢去请公证人。柩车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绳子捆在一起；四轮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都用来做柩车了；看到一辆装有身穿骑马裙的死者的轻便马车路过已不是稀罕的事了。几具尸体堆在教堂里，一名神父正朝这些来生相聚的忠实信徒身上洒圣水。
2为纪念7月革命，由卡齐米尔德拉维涅谱写的一首歌曲。
1过此桥要收少量过桥费。
在雅典，民众以为皮雷附近的水井里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们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饮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里放了毒。几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后塞进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纳河。当局对这种笨拙、邪恶的做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场似电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的灾难是怎样从伦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们无从解释，这种怪异的瘟疫常常是一块一块、一家一家地传染上，而且其周围地区即使没有触及到它也同样会招灾，它甚至会半途折回，重复着它忘了做的事情。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乱，小腿不停地发抖抽筋。我不想按铃吓坏夏多布里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间里凡能找到的东西全塞在床上，然后蒙头大睡。一场大汗把我救了回来，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正是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提笔写下了有关贝里公爵夫人那一万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该在一怒之下气冲冲地在维什诺长子的眼皮底下离开的。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地球上的人口只不过少一些，它会继续独自旋转，甚至不需要曾经为它测量过的天文工作者来计算它的步伐。对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来说，不会发生丝毫变化，他们会看到它在那里发挥着它惯有的作用。在地球表面上，我们那些小小的工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纪念物会为狮子的统治恢复原来的森林；天地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空坪隙地。只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类智慧下降了，但它会得到提高，一直达到它原有的水平。咽，你怎么啦！那是上帝的杰作，人类的才智懂得世间万物，如果它万一消失，连一颗细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万二千法郎
贝里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帮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帮人一样：人们收到了以她的名义救助那些最贫困的保王党人的一笔小小的款子。我提出把这一万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亲的名义分发给霍乱患者，人们写信到马萨1，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这笔资金的安排，而且另拨了一笔更为可观的救灾款。她的认可书就在我把资金寄给市长的当天到达的。就这样，在我对流亡者的天赋进行诠释的一节里，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给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贫困阶层的全部款子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当我的信到他那里时，德邦迪先生(塞纳省省长)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厅。他的秘书拆开我的信，认为无权接受这笔钱。三天后，德邦迪先生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不能收下这一万二千法郎，因为他不想让表面的善行掩盖住全巴黎人强烈反对的政治手腕。我的秘书于是把钱转赠给十二位区长。在场的五位区长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馈赠，一人拒绝。在七名缺席的区长中，五名保持沉默，两名拒绝。于是我马上被一大堆穷人包围了：济贫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各个行业的工人，妇女和孩子，流亡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文学家，艺术家，军人等等，他们纷纷写信要求分领一部分救济金。假如我手头有一百万，几个钟头下来也会分得一干二净的。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说的“全体巴黎人民会用拒绝救济来表示”反对那样。谁说巴黎人不需要钱？政府的惊慌失措也许要让人笑破肚子的；他们或许会说：“正统派这笔不义之财会煽动霍乱患者在医院里举行暴动，袭击杜伊勒利宫，捣毁棺材，敲响丧钟，裹尸布会在死神的指挥下在空中飘扬。我与区长们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长的回绝而弄得迟迟不能了结。我的几位朋友中，有的写信来要退回我那笔款子，有的则再向我索要贝里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于是，我坦坦荡荡地收回那笔钱，把收据交给了第十二区的区长。收据是这样写的：“兹收到第十二区区长起初收下后又在塞纳省长的授意下退回给我的一千法郎。”
1托斯卡纳靠海的一个小城市，贝里夫人就住在那里。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第九区区长克罗尼埃先生是比较勇敢的。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职。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我怀着深深的歉疚心情得悉贝里公爵夫人的善行成了他们免除您的职务的理由或借口，让您蒙受不幸。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您那独立和为不幸者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大众的尊重。
顺致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四区区长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他叫卡代德加西库尔，他既是药剂师又是诗人，喜欢赋些小诗，在自由和帝国时期写过一篇优美的浪漫派的散文，攻击我和史塔尔夫人。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是一位使者，他曾攻击过圣日耳曼一奥克塞罗瓦正门上的十字架，在关于霍乱的一项声明中，他说歹毒的卡洛斯派可能是人们早已做出公正判决的毒酒肇事者。这位赫赫有名的斗士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先生：
当您派的人到达我区时，我正好不在区里，这是我为什么回信较迟的原因。
塞纳省省长先生没有收下由您负责捐献的那笔钱，这在我看来，他这一做法给市议会委员定下了一个应该遵守的准则。我自认为很了解省长先生，我完全赞同那些可能促使他拒绝接受的看法，我会要更加效仿他的。
我要顺便提提亲王殿下的头衔问题，那是出于某种友好的情谊给他这个人戴上去的；您是属于他那个机构的成员。查理十世的儿媳妇在法国不再是亲王殿下，因为她的公公不再是国王！而且，先生，没有人会从道义上承认这位女士积极主动行事的。她为了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事端，挑起内战，不惜到处输出大量金钱要派您来支配。这种慷慨的施舍不过是她想掩盖其真正意图，使之抓不到把柄和... -->>
夫人：
我怀着十二万分的感激收到了您赐与我的满怀器重与信任的信函，它使我义不容辞地双倍努力，忠贞不贰地永远将一切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置于殿下的耳目所及的地方。
首先我想说说那些所谓的阴谋，关于它的谣传也许已风传到了贵府。有人断言，阴谋是由警察一手制造或挑起的。抛开事件本身不说，也不去强调那些阴谋是真是假和它本身应该谴责的东西，我只就发现我们的国家在处理这类事情时要么大轻率、要么大直率的做法来谈谈。正因为这样，四十年来，这种应受谴责的做法总是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听到一个法国人公开吹嘘自己是个阴谋家更平常的事了：他可以把细节给你讲得详详细细，日子啦、地点啦、时间啦，他把什么样的密探当同道啦，一一都不会漏掉；他粗声大气地讲，更加确切说是向行人扯开嗓子嘶叫：我们有千军万马，我们有几万个炸药筒，在什么什么街，多少多少号，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云云。然后，这个吹牛家跳呀，笑呀，得意志形。
秘密结社光是时间就需要很长一个时期，因为它是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阴谋来进行的；因为它在改变人和事之前，必须先改变教义、思想和风俗；其进展是缓慢的，但结果是肯定的。思想的公开会摧毁秘密团体的影响，现在的法国是公众舆论支配着秘密团体在尚未解放的人民群众中所做的工作。
当局似乎想通过专横的手段和暴力把西部和南部各省往绝路上逼，那里还保留着区别于古代道德的那种忠贞不贰的精神；这占了法兰西一半面积的西部、南部地区永远也不会搞阴谋，更确切点说，这里类似于在武器下休.整的兵营。作为正统派的后备军固然可佩可敬，但前锋部队人力不够，永远无法成功地主动进击。要发动这么一场战果累累的内战不可能，因为文明的步子走得太快了，这是各个世纪的对策与灾难；这两者受基督教的影响深一些，而受启发却少一些。
如今法兰西国土上存在的不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制；说到底，这是一种更糟糕、更差劲的制度。它以王权为胸甲抗击着各种冲向政府的刀剑袭击。
此外，如果说正统派的力量可观的话，那么选举制即使形同虚设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尤其是在这个人们靠虚荣过活的国度里，法国人的激情通过选举把平等吹得神乎其神。
路易菲力普政府致力于查理十世政府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专断与巴结相结合的双重政策。为什么人们容忍这种两面做法？因为较之于别人创立的严刑峻法，人们更容易忍受那些自己播下的骄横暴政。
四十年的暴风雨摧毁了一切顽强的精神：冷漠无情的情绪在增长，自私自利几乎到处都有；为了摆脱危险，人们躲躲闪闪，看守着各自的坛坛罐罐，求得一生平安。革命过后，仍然残留着某些腐朽堕落之辈，他们满身污垢就像战争留下的腐尸一样。如果亨利五世能如愿平平安安、体体面面被拥进了杜伊勒利宫，那么我们高复辟不远了。不过，要想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成功的希望就会大大减少。
七月王朝既没有给人民带来甜头，也没有给军队带来荣誉，更没有给文学、艺术、商业、工业带来利润。国家成了职业大臣们和那个视祖国如聚宝盆、视公共事务如家务的阶级的战利品。夫人，您是很难从远处理解这里的所谓“中庸政府”的。王子殿下在升华的灵魂、高尚的心灵、可爱的性格方面想象力贫乏，而对那些权欲膨胀、为高升着魔、为金钱发狂、为薪金被杀的人却记忆犹新，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同这些分开，这是生与死的搏斗。他们像高卢人之与剑、骑兵之与方形王旗、胡格诺派1之与亨利四世的白羽饰、拿破仑的士兵之与三色旗一样连缀在一起。他们在最后的领地上流完最后一滴血后，才会终因厌透对所有政体的立誓而死去。那些准正统派的宦官们一面把市民击昏在街头，把作家塞进监狱，一面却大讲独立自主；一面应英国一名大臣的指令从比利时撤军，一面应奥地利一名二级下士的命令从安科纳撤离时，还唱起了胜利的凯歌；在圣佩拉热派与欧洲内阁大门前，他们趾高气扬，神气活现，打着自由的旗号，虚张声势，招摇过市。
1十六一十八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我所讲的有关对法国的印象不应让殿下灰心丧气，我只是想要人们能更好地了解通向亨利五世王冠的道路。
您明白我对幼主的教育问题的方式的思考，其中的一些观点已写在我的那本小册子的后一部分。我只能反复讲这同一件事，但愿亨利五世为了他的世纪，能被后世的人予以承认；那两行字概括了我所有的方案。把他提高不是为了让他当王，他可以明天统治天下，也可以在十年后统治天下，甚至永远不统治天下。因为，如果正统派利用各种机会走回头路的话，我将立马摧毁它；可是，如果当前的政治大厦不走出废墟的话，极有可能自行倒塌。您是一位相当坚定的女性，夫人，假设一下吧，您不让自己受挫，上帝的一项判决也会把您那著名的家族重新置入普通人的源头的；正如您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怀有合理的希望却不让自己因此而陶醉一样。我现在应向您呈上画面的另一部分了。
王子殿下以他的年纪可以藐视一切，对抗一切：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他的余生比他度过的年龄要多得多。然而，最近这些年看到了什么呢？当共和国、帝国、正统派已成往事时，中庸政府的骑墙政策会一点也行不通的！什么！我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祸乱、不幸，耗费了那么多的才智，失去了那么多的自由、光荣，得到的却是人类的灾难、此时此刻的一切！什么！欧洲被搅得乱七八糟，王位一个个倒塌，一代代人死在刀剑之下埋进了坟墓，世界遭受半个世纪的折磨与痛苦，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孕育出一个准正统派吗？人们将设计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它将从这个灾难深重的社会废墟上飞腾兴起，至少它善于继承革命传统即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地位平等、就业充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参加选举和掌权。然而，设想一下吧，一群肮脏、平庸、苟延残喘之辈如何能运用这些原则呢？他们还有什么没有打折扣呢？他们不喜欢这些原则，只对某些特殊的法令情有独钟。他们想在他们已铸就的王冠底下囊取一切自由，就像在陷阱里大喊要自由那样；然后怡然自得地对运河、铁路大干蠢事，胡乱摆弄艺术、稀里糊涂地给文学、巨著排定等级，喋喋不休地吹嘘那所谓的模范社会。这些对所有上流社会，对所有渴望自由论坛、诗歌、武器、胜利、荣誉和甘愿牺牲的天才人们是个极大的不幸！可他们在这个倒霉的社会里有朝一日或许会升迁。
夫人，准正统派要想继续混下去的话，只有一个机会了：那就是社会目前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自然状态。如果年老的人适合于衰败的政府，如果政府与臣民之间存在衰弱与软弱协调一致的关系，那么，夫人，对王子殿下来说，一切都将完蛋，对其余的法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衰老，而且共和国不可能马上建立的话，那么正统派似乎就要应运复生了。愿您的青春常驻，夫人，您将会看到这个可怜巴巴的、称之为七月王朝的鹑衣百结、饔飨不继的。把您的祖先布朗什皇后1在圣路易幼时对她的亲信说的话告诉您的敌人吧：“等待与我毫无关系。”生命中的美好时光是对您不幸的补偿，而未来会把现在从时日中夺走的幸福如数奉还。
1布朗什皇后(blanche一一八八—一二五二)，路易八世的妻子，圣路易的母亲，她丈夫一二三四年死后，她成了摄政者。
夫人，对您有利的第一个原因是：您的事业是正义的，您的儿子是无辜的。一切意外的情况都不会对有理的一方不利。
在详细论述了这些我不大抱希望、而我又尽力夸大它来安慰这位皇太后的原因之后，我继续写道：
夫人，您瞧，准正统派在国内的形势是不稳定的；在国外，它的地位也得不到保障。如果路易菲力普政府早些感到7月革命会废除先前的和约，早些感到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宪法能带来另一种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的利害关系，如果它从一开始便有判断能力和勇气的话，那么它就能毫不费劲地使法国夺回它失去的边界，那时人民会积极拥护，各国国王则会惊诧不已，刮目相待的。准正统派要想扩充自己的领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丢掉自己的王冠，躲藏到林荫大道的阴暗处去了。为了走得快些，它不但不去利用共和党的成功要素，反而害怕它的原则，把它踩在脚下，抛弃为它和被它发动起来了的民众，把本是自己依靠对象的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它扑灭了他们的战斗激情，把我们与邻国重建势力均衡、至少要从那些过分扩张了领土的国家收回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几块周边失地的正当要求，转为了胆怯的和平谈判。由于胆怯和缺乏才智，路易菲力普不得不承认那些并非革命性质的、外国人可以任意违反的条约。
中庸政府给外国的内阁留下了自我认识和训练军队的充分时间。而且，由于民主君主制的存在与大陆君主制的存在是水火不相容的，其间的敌意，有着外交上的协议，有财政困难问题，相互害怕，延长的停战协定，用美丽的外交辞令，友好的表示，这种敌意，我说，还是可以走出困境，化干戈为王帛的。如果有产者的王国政府甘心受辱，如果他们幻想和平，则战争迟早会强加到他们的头上。
不管战争能否粉碎准正统派，我明白您永远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身上，夫人；您宁愿亨利五世永不登上统治宝座也不愿看到他得到欧洲同盟的施舍；您只把希望寄托在您自己和您的儿子身上。不管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那些敕令，它永远也伤害不了亨利五世；一切无辜的他，有数个世纪供他选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幸。如果在坟墓的寂寞中不幸触及到我们，那么，当它在摇篮旁熬夜的时候，它更会恭候着我们：因为那时已不是对往事、对悲惨人生的追忆，而是对那些已停止受苦受难的人的回忆。这是痛苦的现实；让本应该只懂得愉快的年龄的人悲伤，让对他不构成伤害、不该受到惩罚的人终生担惊受怕。
对您，夫人，在您的不幸中，有一种强大的权威，您，身染您丈夫的鲜血，腹中怀着政治上称为“欧洲的孩子”而宗教上称之为“圣迹的孩子”的婴儿。当大家看到您独自照料着那被驱逐的孤儿、看护着那顶从查理十世花白头发上抖落下来的那顶沉重的王冠时，您对公众舆论什么影响不能施加啊！为了允许其甩掉这个新的负担，在王冠的重压下已有另外两张满足痛苦表情的脸逃走了。您给我们记忆中的印象，是那种端坐在御座上，举止优雅，似乎在师承他们的职位。人民对您不抱任何成见，他们同情您的苦难，敬佩您的勇气；他们把您的哀悼日深深刻在记忆里，他们感谢您后来融入到了他们的快乐之中，感谢您分享了他们的欢乐；他们感谢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法国女人，她为了我们的荣耀，一路经过福尔农、马里尼昂、阿里科尔和马雷戈的日日夜夜后仍精力充沛，魄力无穷。诗才们却为在意大利美丽的天空下出生的他们的捍卫者、让意大利唤起了对艺术的热爱、由亨利四世的女儿变成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女儿而深感遗憾。
自从那次革命以来，法兰西的头目频频更换，但至今仍未看到过女人执掌政权。上帝也许想把那顶统治桀骜不驯的人民的王冠从凶残的国民议会手中拿掉，交由波拿巴那顺当的大手折断，后又由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相继徒劳地抓住后重新交给一位年轻的王妃吧；只有她懂得如何使王冠少一点脆弱，多一点怀柔。
最后，我提醒这位夫人，如果她想我成为秘密政府的一员，我是这样结束这封信的：
在里斯本，耸立着一块宏伟的纪念碑，上书的碑文是这样的：“巴斯科菲盖拉违心地长眠在这里。”我的陵墓将十分简陋，也无心埋在那里。
夫人，您知道，我是如何按思维逻辑秩序看到了复辟的可能性的，其他的组合办法则超出了我的思维范围。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在露骨地说自己是您忠实、可信赖之徒时，我找到了某种力量。然而，作为夜间的全权使者，在黑暗中为他人越俎代庖，这便是我为何感觉不到自己有才的原因。如果王子殿下委任我为新法兰西人民永远的大使，我将在门上用粗体字刻上如下的几个宇：旧法兰西公使馆。这样做，上帝也会高兴的；但我对隐匿的忠诚一窍不通，只有使自己去犯罪，才知道自己是名忠诚的罪犯。
夫人，在不回绝王子殿下有权向我提出为他效劳的情况下，我恳求王子殿下同意我的决定，那就是让我在退休后度过我的残生。我的思想无法使那些坚信在奥利洛德的流亡贵族的人满意：不幸已成往事，对我的人品和原则有一种自然的反感的人，随着他们的得势将再度复生。我看到我为祖国富强，使法兰西赖以生存、防御侵略而应拥有的边界，为让它摆脱维也纳——巴黎条约的耻辱而提出的计划遭到了拒绝。当我捍卫宗教时，人家当我是叛教者；当我竭力想在公众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王权时，人家说我是革命分子。我似乎觉得，因仇恨而使同样的障碍增加了，而这种仇恨可能会是宫廷中、城市里和外省的那些忠贞不贰的人从我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在不幸的那一天得到的教训中设想出来的。我的抱负不大，志向不高，只是太需要休息以卸下王冠上的重负，使它接受令人腻烦的我。我尽职尽责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刻也没有想过利用威严的家族捞取特权；幸运的是我可以拥抱自己的对手！在这项荣誉之上，我什么也没看到；它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忠实的仆人了，但它可以找到比我更年轻狡黠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人，而且我还认为今天已不再有必不可少的人了。现在一切已于事无补，我要在寂静处处理过去的事了。我希望，夫人，希望您长寿，用您命定的未来给法兰西复辟的历史添上光辉的一页。
谨向王子殿下呈上我的一片崇敬之情。
您的最谦卑的仆人夏多布里昂
这封信得有一名可靠的驿夫传递，时间过去了，我便在这封快信后面又加了下面这段附言：
夫人：
法国的一切变化很快，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向政界敞开，出现了一系列事件。我们中有的人得了佩里埃先生的那种病：上帝病1。我把圣路易与亨利四世遭流放的女儿拨出的用以慰藉不幸者的一万二千法郎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先生。多么高尚而又可怜的家族啊！夫人，我将竭力成为您情感的忠实表达者，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使命。
1即霍乱。这种病发生于三月末，致使近一万八千人死亡。卡齐米尔佩里埃四月四日得病，后一病不起。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二日
在谈及一万二千法郎的事之前，为了上述附言中所述的霍乱患者，我不得不讲讲霍乱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去东方旅行途中没有遇到这种瘟疫，倒是在国内遇上了。厄运在我四周游荡之后，就坐在我的门前等着我。
意外事故
瘟疫
在雅典的瘟疫时期，公元前四三一年，二十二种大瘟疫蹂躏着整个世界。雅典人认为有人在井里投了毒；所有感染者的脑中都产生幻想。迪西第德给我们留下了阿提喀灾难，在古人吕克雷斯、维吉尔、奥维德、吕坎，今人博卡斯、芒左尼的书里都作了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雅典的瘟疫，迪西第德对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只字未提，如同谈到阿尔西毕阿德时不提苏格拉底一样。这种瘟疫先袭击人的大脑，然后下降到胃部，再从胃部进入内脏，最后蔓延到小腿。如果瘟疫在穿越全身后从脚下出来，像蛇那样，那么这样的病人就会痊愈。希波克拉底把它称为“邪恶之神”迪西毕德则称它为“圣火”他们两人都把它看做“天怒之火”
最令人恐惧瘟疫是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那场瘟疫。那时犹太人统治天下，基督教早改变了人们的想象，给灾难以新的特性，就像他们改变诗歌的性质那样：病人以为看见周围鬼魂游荡，鬼哭狼嚎，令他毛骨悚然。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起源于中国，以黑死闻名，人们把它想象成散发着恶臭气味、到处蔓延的烟雾。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五分之四的人口。
一五七五年，瘟疫传染到了米兰，使圣夏尔博罗梅的仁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五四年以后，即一六二九年，这座不幸的城市仍然笼罩在灾难之中。芒佐尼曾绘制过一幅比毕加索的名画还要杰出的灾难之画。
一六六年，瘟疫重卷欧洲，一六二九年和一六六年的两次病症都显示出与君士坦丁堡那里的病症相同的狂热性。
勒蒙蒂1先生说过：“马赛2于一七二年从曾给瓦卢瓦小姐即莫德娜公爵夫人指明通道的狂欢节中心走出来。在仍装饰着花环、佩备着乐师的帆桨战船两侧，漂浮着几只从叙利亚港口开来的军舰，上面载有最严重的瘟疫病人。”
1勒蒙蒂(le摸ntey一七六二—一八二六)，立法议会前任议员，他曾写几部历史方面的书。
2见译文786页注1。
勒蒙蒂先生谈到的倒霉的战舰在出示了无疫证3以后，被获准停靠4在港口内一会儿。一会儿的功夫对毒化空气绰绰有余。一阵狂风暴雨过后，瘟疫便随着一声响雷传开了。
3合乎卫生检测标准的证书。
4准许过往船只在停泊的港口与当地居民接触。
城门和各家各户的窗子都关得严严实实；在一片寂静中，人们偶尔听到一扇窗户被打开，放下来一具尸体；墙面上流淌着生了坏疽的血水，无主的野狗在下面等待着掉下来的尸体。在一个所有居民死光了的街区，人们在那里筑起了围墙，像是要阻止死神外出似的。从那些堆垒着家庭大墓的街上，到交叉路口，路上满是病人和躺在褥垫上无人救护的垂死者；一具具裹在沾满污泥的破烂衣服里的骨架在渐渐腐烂，还有一些人倚墙而立，他们早已断气。
所有的人都逃走了，连医生也不例外。德贝尔占斯主教写道：“真应该吊销这些医生的行医证，或者至少给我们派些医术较好、胆子较大的医生来。我真不忍心让人把我的房子周围那150具半腐烂的尸体运走。”
一天，一些苦役犯正犹豫着是否要去完成他们的丧事任务，一个传教者爬上一座坟冢，坐在一堆尸首上命令苦役犯干活。死神与美德在罪恶与恐怖的奇怪的淫乱引导下在坟墓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靠海的图雷特广场上，三周以来搬来的尸体被置放在太阳底下，阳光灼烤着尸体，最后成了一弯臭味熏天的湖泊了。在这片液化的尸体上只有一些蛆虫在上面匆匆爬行，留下了一道道模糊的痕迹。
当瘟疫传播的速度开始减慢时，教士首领德贝尔占斯先生领教士前往阿库尔教堂，登上一个嘹望台，从那里看到马赛、广阔的乡村、港口和大海，他像罗马教皇给城市居民祝圣一样，祈求降福。还有什么比这只更勇敢、更纯洁的手能让上天的恩惠降临到这些不辜人儿的身上呢？
瘟疫就这样蹂躏了马赛，5年之后，人们在马赛旅馆正面墙上题写了下面这段铭文，就像墓碑上那些浮夸的碑文那样：
“massiliaphocensiumfilia，romaesoror，carthaginucarthaginisterror，athenarumaemula1。
1“马赛，福塞昂的女儿，罗马的姐妹，迦太基的恐怖，雅典的对手。”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霍乱
霍乱自一八一七年在恒河三角洲发现以来，由南往北蔓延八千八百多公里，由东往西蔓延宁万二千八百多公里，它使一千四百个城市遭劫，四千多万人口丧生。我们有张霍乱行迹图：从印度蔓延到巴黎要十五年的时间，这与波拿巴军队的速度不相上下。他用了大约同样多的时间远征到了莫斯科，不过他只葬送了二、三百万人的生命。
霍乱是什么？是死神旋风吗？是我们吞食或鲸吞我们的昆虫吗？穿越高山与大海、像一座坐落在恒河河边的恐怖黑塔一样，把我们碾碎在塞纳河边。这个携着双柄刮肉刀的黑死病是什么呢？假如这场灾难在宗教世纪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话，在风俗习惯和民众信仰的诗歌里加以扩充的话，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便是一幅颇为显目的作品了。想象一下那些兜尸布像旗子高高飘扬在圣母院塔楼上空、大炮声不时孤独地响几下以告之粗心的旅客尽快逃离的情景吧，想象一下层层军队包围一座城市、无人能进无人能出、教堂里满是呻吟的人群吧，想象一下神甫日日夜夜像念经一样单调地诵读着临终祷告、临终圣体在大蜡烛和钟声的陪伴下抬进抬出、丧钟不停地敲打着、僧侣们手执耶稣受难像在十字路口号召人们苦修苦赎、布讲上帝的恼怒与判决、当这些判决传到尸体上时尸体早已被地狱之火熏得漆黑一般的情景吧。
接着是店铺关门，被教士团团围住的高级神甫带着各个教会堂区的神甫去领取圣日耳曼的遗骸盒。圣骨绕城一周，后面紧跟着长长的由众多修会、同工公会、苦修修士圣会、戴面纱的妇女城市代表团、大学生、济贫院助理神甫、没带武器或倒扛着长矛的士兵等等组成的队伍。教士唱起的上帝怜我与孩子、姑娘们唱的感恩歌融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随着一定的信号一会儿寂寂无声，一会怒声再起。
这一切于事无补：霍乱在我们这个博爱、怀疑、报纸和物质至上的世纪里发生了。这场没有想到的瘟疫既未发生在古旧修院的游廊、修道士身上，也未发生在地下墓室和哥特式的坟冢里。它像一七九三年那场浩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带着讥讽的样子，随着医治它的药方、它吞噬的和正在吞噬的受害者名录、人们希望看到它被消灭的希望、人们为了预防它采取的措施、应该吃什么和怎样穿衣服才合适等，在到处游荡。每个人继续忙于自己的事务，剧院里一仍其旧，场场满座。我曾看见数名醉汉坐在栅栏处的酒店门前一张小木桌旁喝酒，他们一面举杯，一面说道：“祝你健康，虎列拉1！”虎列拉出于感激，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他们全死在桌子底下。孩子们玩霍乱游戏，他们把这称之为“尼古拉虎列拉”或者叫“无赖虎列拉”霍乱也有它害怕的东西：一束阳光，人群的冷漠，到处在继续的生命列车，这些都给霍乱存在一个新的特性和一种恐怖。人们感到四肢不适；一阵干冷的北风吹得你憔悴消瘦；空气中混有呛喉咙的金属味。在谢尔什——米蒂街上，炮兵车在运送尸体，在被瘟疫完全洗劫的色沃尔街上，尤其是街边，柩车挨家挨户，来往不断。窗口里常有人喊：“柩车上这里来！”车夫则回答说，他正运着尸体，不能顾及所有的人。我的一个朋友，普凯维尔先生复活节那天来我家吃晚饭，在到达蒙帕尔那斯大街时，被来往不断、几乎由人力扛着的棺材挡住了去路。他看见队伍里有口棺材，死者是位年轻姑娘，上面放着一顶由白色玫瑰编织成的花圈。柩车过后是一股氯气样的恶臭气味。
1指霍乱。
交易所广场，工人排着队聚在那里唱着巴黎女人之歌2。直到晚上十一点，人们还经常看到殡仪队伍用沥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马特公墓而去。巴黎新桥被抬着送往医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断气的死者的担架堵得水泄不通。艺术桥1上收过桥税的工作也停了几天，各种摊点不见了，像被东北风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摊店、站台店铺纷纷关门停业。路上遇到的是些盖着遮阳布的马车，后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裤的教士，为首是一名身着丧服、手里拿着名单的文职官员。由于缺乏公证人，人们不得不到圣日耳曼、维莱特和圣克卢去请公证人。柩车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绳子捆在一起；四轮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都用来做柩车了；看到一辆装有身穿骑马裙的死者的轻便马车路过已不是稀罕的事了。几具尸体堆在教堂里，一名神父正朝这些来生相聚的忠实信徒身上洒圣水。
2为纪念7月革命，由卡齐米尔德拉维涅谱写的一首歌曲。
1过此桥要收少量过桥费。
在雅典，民众以为皮雷附近的水井里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们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饮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里放了毒。几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后塞进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纳河。当局对这种笨拙、邪恶的做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场似电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的灾难是怎样从伦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们无从解释，这种怪异的瘟疫常常是一块一块、一家一家地传染上，而且其周围地区即使没有触及到它也同样会招灾，它甚至会半途折回，重复着它忘了做的事情。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乱，小腿不停地发抖抽筋。我不想按铃吓坏夏多布里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间里凡能找到的东西全塞在床上，然后蒙头大睡。一场大汗把我救了回来，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正是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提笔写下了有关贝里公爵夫人那一万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该在一怒之下气冲冲地在维什诺长子的眼皮底下离开的。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地球上的人口只不过少一些，它会继续独自旋转，甚至不需要曾经为它测量过的天文工作者来计算它的步伐。对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来说，不会发生丝毫变化，他们会看到它在那里发挥着它惯有的作用。在地球表面上，我们那些小小的工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纪念物会为狮子的统治恢复原来的森林；天地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空坪隙地。只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类智慧下降了，但它会得到提高，一直达到它原有的水平。咽，你怎么啦！那是上帝的杰作，人类的才智懂得世间万物，如果它万一消失，连一颗细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万二千法郎
贝里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帮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帮人一样：人们收到了以她的名义救助那些最贫困的保王党人的一笔小小的款子。我提出把这一万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亲的名义分发给霍乱患者，人们写信到马萨1，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这笔资金的安排，而且另拨了一笔更为可观的救灾款。她的认可书就在我把资金寄给市长的当天到达的。就这样，在我对流亡者的天赋进行诠释的一节里，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给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贫困阶层的全部款子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当我的信到他那里时，德邦迪先生(塞纳省省长)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厅。他的秘书拆开我的信，认为无权接受这笔钱。三天后，德邦迪先生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不能收下这一万二千法郎，因为他不想让表面的善行掩盖住全巴黎人强烈反对的政治手腕。我的秘书于是把钱转赠给十二位区长。在场的五位区长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馈赠，一人拒绝。在七名缺席的区长中，五名保持沉默，两名拒绝。于是我马上被一大堆穷人包围了：济贫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各个行业的工人，妇女和孩子，流亡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文学家，艺术家，军人等等，他们纷纷写信要求分领一部分救济金。假如我手头有一百万，几个钟头下来也会分得一干二净的。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说的“全体巴黎人民会用拒绝救济来表示”反对那样。谁说巴黎人不需要钱？政府的惊慌失措也许要让人笑破肚子的；他们或许会说：“正统派这笔不义之财会煽动霍乱患者在医院里举行暴动，袭击杜伊勒利宫，捣毁棺材，敲响丧钟，裹尸布会在死神的指挥下在空中飘扬。我与区长们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长的回绝而弄得迟迟不能了结。我的几位朋友中，有的写信来要退回我那笔款子，有的则再向我索要贝里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于是，我坦坦荡荡地收回那笔钱，把收据交给了第十二区的区长。收据是这样写的：“兹收到第十二区区长起初收下后又在塞纳省长的授意下退回给我的一千法郎。”
1托斯卡纳靠海的一个小城市，贝里夫人就住在那里。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第九区区长克罗尼埃先生是比较勇敢的。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职。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我怀着深深的歉疚心情得悉贝里公爵夫人的善行成了他们免除您的职务的理由或借口，让您蒙受不幸。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您那独立和为不幸者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大众的尊重。
顺致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四区区长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他叫卡代德加西库尔，他既是药剂师又是诗人，喜欢赋些小诗，在自由和帝国时期写过一篇优美的浪漫派的散文，攻击我和史塔尔夫人。卡代德加西库尔先生是一位使者，他曾攻击过圣日耳曼一奥克塞罗瓦正门上的十字架，在关于霍乱的一项声明中，他说歹毒的卡洛斯派可能是人们早已做出公正判决的毒酒肇事者。这位赫赫有名的斗士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先生：
当您派的人到达我区时，我正好不在区里，这是我为什么回信较迟的原因。
塞纳省省长先生没有收下由您负责捐献的那笔钱，这在我看来，他这一做法给市议会委员定下了一个应该遵守的准则。我自认为很了解省长先生，我完全赞同那些可能促使他拒绝接受的看法，我会要更加效仿他的。
我要顺便提提亲王殿下的头衔问题，那是出于某种友好的情谊给他这个人戴上去的；您是属于他那个机构的成员。查理十世的儿媳妇在法国不再是亲王殿下，因为她的公公不再是国王！而且，先生，没有人会从道义上承认这位女士积极主动行事的。她为了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事端，挑起内战，不惜到处输出大量金钱要派您来支配。这种慷慨的施舍不过是她想掩盖其真正意图，使之抓不到把柄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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