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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记述过人类这样一种普遍境况：人们常常感到自己只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存，不能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意愿使自己成为自己，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也就是说，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理论中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表述，认为一个人可能会在社会中丧失真正的自我，把自我埋葬在他扮演的角色、他的社会作用之中。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只有在成为他自身的主人的时候，才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存在物，而且只有他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存在归之于自身的时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这就是说，人只有以多种方式占有他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是独立的，因而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尽管一八四四年之后马克思较少使用人性和人的本质等概念，但是青年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仍然极大地扩展了对人类本性的心理学解释范畴。
马克思之后出现的精神分析理论、存在主义哲学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它们认为人不仅仅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人还是其自身，也就是说，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社会的某种无意识和某些抑制因素，必然要同既定的人类需要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精神压抑，人类在感受和摆脱这种精神压抑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发展和社会变动其实都具有如下特点——正如在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史上都占有显赫位置的哲学家弗洛姆所言——“人只有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才能够解决他的存在问题。一个社会愈是使人变得畸形残缺，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即使他可以有意识地忍受自己的命运。但是，从无意识上讲，他是不会甘于忍受的，正是这种无法忍受本身构成了他去改变畸形社会制度的愿望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它更是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本性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革命不仅是作为新的生产力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也是作为人的本性受到压抑的部分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革命才能够最终完成。”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历史，所获得的概念意义也许会更清晰准确一些。
既然人类的不健全来源于社会的不健全和人类本性自身的不健全，那么，健全的人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形态？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曾进行过论证和描述，有人认为，健全的人对自身进行评价的基点存在于自身内部，他不需要寻求他人的赞许或者否定，不倚赖他人提出的信条，也不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为自己做出决定或者进行选择。换一句话说，他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愿做某种单纯的既定社会组织规范出来的成品。还有人认为人会产生出一种成为真正的自己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将促使他摈弃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面具，促使他去发现和体验隐藏在面具后面的陌生人——他自己被遮盖起来的那个部分。这时候，人是什么了呢？人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试题；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而非坚硬的顽石；是潜能不断变化实现的集锦，而非若干固定特征的简单汇集。”（[美]罗杰斯：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人自身和对于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的探讨。
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免不了要和历史打交道。我常常想，历史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他用何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在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还是被扭曲了？
这正是本书探讨并力图向读者揭示的东西。
2
必须承认，在探讨中很多宿命的东西困扰着我，这就是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曾经在写作札记中表述的：“在强固的历史面前，人的全部命运展现反映的都是：虚弱。”是的，是虚弱，这是我的基本看法。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会让整个人类感到虚弱？
我的看法是：历史不是某种我们无法了解的力量汇集而成的社会情态，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换一句话说，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动机汇集而成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变动。历史无所谓正义或者非正义，它仅仅是一种不能被进行价值判断的强固存在，就像一座巍然而立的高山，人类用自己的行为造就了它，而它又很难因为人的愿望和要求被改变，所有个体为了生存都必须与它共处。这时候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某种脱离于人类自身的强固客体，在它面前，人类任何向自我回归的渴望都会演变成为一场斗争，一场在灵魂深处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人生的起点就像掷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无法逃避的事实之中。这使我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致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基因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被给予”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我们必须按照这一切开始我们的生活。很多被人当作真实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暗示影响所造成的虚幻。一个人的道德态度（他的伦理特征）来源于他本人的心理结构，但是，这些态度又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生着联系，因此也必然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征。
我们所说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大抵也是这样一种状况。
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不是现在进行式的描述，它是一种过去式的述说，一种能够依据某种理性原则联结成为线索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它具有强固的必然性，它的质地和方向不容许质疑，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细节，就会发现有许多或然性，只有在或然性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人类心灵的轨迹。这就像物理学上的不确定原则：“我们不能非常确切地同时知道一个粒子在哪里和它的运动速度是多少；如果我们能够测出它的准确位置，我们就无法测量出它的速度。”我们把它引申一下：如果你检测历史，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你就不可能确知它的速度或者说运动方向。这很耐人寻味。
在文学的意义上，我宁可认为不知道历史在哪里，我只能在看到它的那个地方观察它，而我观察它的那个地方肯定不是别人的地方。历史就像浩渺的星空一样，虽然有点点星光，但其深处仍是巨大的虚无，或者换一句话说，尽管历史是一个必须赋予内容——不管必然性还是或然性——的概念，但是，我的主人公经历的所谓历史没有内容，他们仅仅是时间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人物。所以，我不希望读者过于看重本书的历史叙述，那是为了演出不得不搭建的舞台，历史在这里是一个借助的概念，实际上，把它理解为“时间的过程”更为合适。我更为关注的是人类自身，我描写的是在时间过程中的人。
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3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二十多年探索和发展，终于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历史会对它做出评价，但这需要时间。就我个人来说，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的核心区域，按照通常规律，这段时间应当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但是我并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其中原因多多，感慨也多多。进入新的世纪，当我完全彻底地把文学作为惟一生存方式以后，我感觉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感觉自己正在接近这个目标——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突然加力，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速度写作
长篇小说的原因。
人就是这样，你不能够躲避时代的发展变迁对于你的深刻影响，所有人都被时间改变着。同样，时间也改变着文学。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影响的那次大潮，就会产生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观感——那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那些进行艺术形式探索和表现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评论家连篇累牍的鼓噪，而是时代——你不能强求这些人去做时代不容许做的事情。实际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让人敬重的，他们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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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记述过人类这样一种普遍境况：人们常常感到自己只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存，不能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意愿使自己成为自己，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也就是说，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人的人。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理论中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表述，认为一个人可能会在社会中丧失真正的自我，把自我埋葬在他扮演的角色、他的社会作用之中。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只有在成为他自身的主人的时候，才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存在物，而且只有他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存在归之于自身的时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这就是说，人只有以多种方式占有他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是独立的，因而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尽管一八四四年之后马克思较少使用人性和人的本质等概念，但是青年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仍然极大地扩展了对人类本性的心理学解释范畴。
马克思之后出现的精神分析理论、存在主义哲学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它们认为人不仅仅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人还是其自身，也就是说，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社会的某种无意识和某些抑制因素，必然要同既定的人类需要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精神压抑，人类在感受和摆脱这种精神压抑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发展和社会变动其实都具有如下特点——正如在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史上都占有显赫位置的哲学家弗洛姆所言——“人只有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才能够解决他的存在问题。一个社会愈是使人变得畸形残缺，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即使他可以有意识地忍受自己的命运。但是，从无意识上讲，他是不会甘于忍受的，正是这种无法忍受本身构成了他去改变畸形社会制度的愿望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它更是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本性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革命不仅是作为新的生产力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也是作为人的本性受到压抑的部分的表现而发生的，而且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革命才能够最终完成。”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历史，所获得的概念意义也许会更清晰准确一些。
既然人类的不健全来源于社会的不健全和人类本性自身的不健全，那么，健全的人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形态？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曾进行过论证和描述，有人认为，健全的人对自身进行评价的基点存在于自身内部，他不需要寻求他人的赞许或者否定，不倚赖他人提出的信条，也不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为自己做出决定或者进行选择。换一句话说，他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愿做某种单纯的既定社会组织规范出来的成品。还有人认为人会产生出一种成为真正的自己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将促使他摈弃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面具，促使他去发现和体验隐藏在面具后面的陌生人——他自己被遮盖起来的那个部分。这时候，人是什么了呢？人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试题；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而非坚硬的顽石；是潜能不断变化实现的集锦，而非若干固定特征的简单汇集。”（[美]罗杰斯：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喜欢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人自身和对于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的探讨。
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免不了要和历史打交道。我常常想，历史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认识和了解？他是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他用何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在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还是被扭曲了？
这正是本书探讨并力图向读者揭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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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在探讨中很多宿命的东西困扰着我，这就是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曾经在写作札记中表述的：“在强固的历史面前，人的全部命运展现反映的都是：虚弱。”是的，是虚弱，这是我的基本看法。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会让整个人类感到虚弱？
我的看法是：历史不是某种我们无法了解的力量汇集而成的社会情态，它实际上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换一句话说，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动机汇集而成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变动。历史无所谓正义或者非正义，它仅仅是一种不能被进行价值判断的强固存在，就像一座巍然而立的高山，人类用自己的行为造就了它，而它又很难因为人的愿望和要求被改变，所有个体为了生存都必须与它共处。这时候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某种脱离于人类自身的强固客体，在它面前，人类任何向自我回归的渴望都会演变成为一场斗争，一场在灵魂深处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人生的起点就像掷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无法逃避的事实之中。这使我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致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基因被我们的父母生养出来，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被给予”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我们必须按照这一切开始我们的生活。很多被人当作真实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人生存其中的社会暗示影响所造成的虚幻。一个人的道德态度（他的伦理特征）来源于他本人的心理结构，但是，这些态度又和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生着联系，因此也必然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征。
我们所说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大抵也是这样一种状况。
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不是现在进行式的描述，它是一种过去式的述说，一种能够依据某种理性原则联结成为线索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它具有强固的必然性，它的质地和方向不容许质疑，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细节，就会发现有许多或然性，只有在或然性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人类心灵的轨迹。这就像物理学上的不确定原则：“我们不能非常确切地同时知道一个粒子在哪里和它的运动速度是多少；如果我们能够测出它的准确位置，我们就无法测量出它的速度。”我们把它引申一下：如果你检测历史，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你就不可能确知它的速度或者说运动方向。这很耐人寻味。
在文学的意义上，我宁可认为不知道历史在哪里，我只能在看到它的那个地方观察它，而我观察它的那个地方肯定不是别人的地方。历史就像浩渺的星空一样，虽然有点点星光，但其深处仍是巨大的虚无，或者换一句话说，尽管历史是一个必须赋予内容——不管必然性还是或然性——的概念，但是，我的主人公经历的所谓历史没有内容，他们仅仅是时间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人物。所以，我不希望读者过于看重本书的历史叙述，那是为了演出不得不搭建的舞台，历史在这里是一个借助的概念，实际上，把它理解为“时间的过程”更为合适。我更为关注的是人类自身，我描写的是在时间过程中的人。
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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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二十多年探索和发展，终于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历史会对它做出评价，但这需要时间。就我个人来说，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的核心区域，按照通常规律，这段时间应当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但是我并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其中原因多多，感慨也多多。进入新的世纪，当我完全彻底地把文学作为惟一生存方式以后，我感觉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感觉自己正在接近这个目标——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突然加力，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速度写作
长篇小说的原因。
人就是这样，你不能够躲避时代的发展变迁对于你的深刻影响，所有人都被时间改变着。同样，时间也改变着文学。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影响的那次大潮，就会产生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观感——那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那些进行艺术形式探索和表现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评论家连篇累牍的鼓噪，而是时代——你不能强求这些人去做时代不容许做的事情。实际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让人敬重的，他们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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