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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工作组很快就正式进入了工作。
他们做了分工，邓一群随苗得康去这个县最穷的一个乡，沟墩乡。
沟墩乡离邓一群的老家不远。邓一群想起来，他大学时谈过的那个对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沟墩乡的，具体那个地方的村名，叫作“二洼村”
分工的当天，苗得康就领着邓一群去了。县里的领导提出要用车子送，苗得康却拒绝了。那些人看他一脸严肃，一个个也就不好再坚持。邓一群看在眼里，知道这老头正在犯马列主义严肃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着说，不必麻烦。心里却想：做做样子罢了，过不了几天，肯定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像他这样的干部，一定是做戏的老手了。初来乍到，这样是对的，不要一下来就产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着苗得康来到小车站，自己掏钱买票，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往那个乡里赶。车里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人视而不见。
往乡里的路很不好走，中巴开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着大风大浪的海里行进。俗话说：“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烂成这样，你就能想到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了。邓一群心里说：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会来。但是，既然来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现自己，怎么能赢得政治资本呢？退一万步讲，不论怎么说，他们的待遇肯定比乡里的干部要好，再与农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好歹也只是一年时间，说快也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乍到乡里，还是有种新鲜感、陌生感，还有对贫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子。说是镇子，其实那根本就不像是个镇，只是房子相对集中，有商店、邮所、税务所、派出所、粮站等等而已。也许，在当地人的眼里，它不仅是个镇，而且是个很不错的镇子呢。乡政府有一个小院子，院门外挂着木板牌子，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党委两块牌子，字迹都早已经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个大概。
对他们的到来，乡里已经知道了，并早就着手作了安排。乡里没有招待所，临时把食堂边上的一排房子腾出来，清扫干净，让他们住进去。一人一间，每间十多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齐，看来都是新洗过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脚盆、新毛巾。
邓一群这边和苗得康那边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间里多了一部新电话、一台新彩电和一只半旧的书橱。这就是厅级和处级的不同。邓一群想：走到哪里都会有身份的标志。电话和彩电明显是特意为了苗得康而准备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官？就是因为给你的待遇不一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我要消除这种差别，就要努力向上奋斗，扶贫结束以后要是一切顺利，他就能升到正处。正处是一个台阶。到了正处，未来的位置就是副厅。他还年轻，只要取得了正处，未来的副厅也并不是不可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他到隔壁，看到苗得康组长正在用热水洗脚。苗让他随便坐，他有聊天的欲望。于是，两人聊了一会，这中间邓一群对苗得康说了很多关心敬仰的话。那些话都是邓一群过去在县里一直没机会说的，这时单独的两人相处终于让他逮到了拍马的机会。苗听了好像并不反感，但也没有表现出喜欢。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苗问了邓一群的一些情况，个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这边的情况。邓一群一一向他说了。苗组长一边擦脚一边听，说自己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这样，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作了几十年，才能如今这样。
说到机械厅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龚厅长为首的那一班领导时，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说到刘副厅长时，他微微一笑，说：“刘志新是个机械行家，他能称得上是‘专家’。”
邓一群心里想：看来他对刘副厅长印象不错，就对他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过刘副厅长的照顾和赏识。
苗得康默默，好久，说：“专家当官是最要不得的。”
邓一群感觉他话语里有些叹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刘志新是否适合当官，但肯定比做一个所谓的专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专家过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着说话不知站着人的苦处啊。看到他洗好了脚，邓一群就忙着抢着要去给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轻，连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但邓一群还是把盆抢过来倒了。
凡事一定从小处做起，他在心里说。过去在厅里，有机会单独随龚厅长出差，洗脚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将来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帮苗得康倒完了水后，老苗对他格外亲热。他是内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老苗对他说：我们来了这里，一定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做点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邓一群说：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老苗有点语重心长地说：你年轻呢，这次扶贫对你是个很好的锻炼，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邓一群说：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却对邓一群说：你在这里看看电视吧。我是不怎么看电视的。邓一群赶紧说：不了，我也不怎么爱看。除了有球赛的时候，才看一看。老苗说：有什么球赛，你把它搬过去。邓一群笑笑，说：不用的。
邓一群一脚出了门槛，老苗说：听说乡里还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建议他们不要搞，有什么意义啊？明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邓一群说：当然。
［72］
沟墩乡地处偏僻，镇子边上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干旱的年景，运河浅得看上去像条小河，稍大点的船就能搁浅。发水的年景，这里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乡政府要了两辆自行车，和邓一群各骑一辆，沿着运河边，各个村子跑。
重新回到乡下，邓一群倒还是有种新鲜感，同时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来，全乡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庄的情况，是他们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村民都很穷，在向阳村的一户人家，他们看到，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个半是残废。女人是个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么病，细得像根芦秆，两个孩子都有点傻，最大那个十多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把那个黑黑的小jī巴露在外面，歪着头，斜眼看你，眼睛里白多黑少，瘆得很，而嘴里还不停地往下流着口水。而所谓的那半个，是男主人，神经正常，只是有点耳聋，地里的活还能干。那家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像这样的家庭，也还不算是那种最坏的，更有那精神病什么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残。看了让人心里格外难受。邓一群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农村有这么多的不幸家庭，也许同水土，同这里的医疗条件，同近亲繁殖有关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种穷得非常可怜的，就会从身上掏出点钱来，救济他们。那些人感激得热泪滚滚，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却连感激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给他们钱有什么用。他们是痴呆者。邓一群也跟着给，老苗倒劝他说不必这样，说：你我情况不一样，你要养家的。我是没有负担的。但邓一群还是坚持给，这是一种风度（或者说是一种风格、境界）。
全面调查结束了的那个晚上，邓一群在苗组长的房间里，两人感慨了很久。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恶劣，应该还是能想出脱贫致富的办法的，关键还是县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那些农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们并没有强烈的脱贫的想法，也许这几十年来，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了安于现状的想法，他们不去接触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心理反差。或许，他们对生活可能还有一种满足，有饭吃，也有衣穿，这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还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么他们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所以，一户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他们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
那些村子都还没有通电。通电对他们没有实在的意义。一个村里，往往连一台电视都没有。白天要是农田里有活，他们就会下田；要是没有活就靠在墙边晒太阳，在他们的身边往往还偎着一条狗。不晒太阳，就是在村里闲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里平静得很，间或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碰运气也能看到村民们打架，有夫妻对打，也有家族与家族之间。家族间的争斗还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晚上，村民们早早就会熄灯睡觉。一来省煤油，二来是无聊。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自然是睡不着的，于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样的事情是否会乏味，可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有点乐子的事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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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很快就正式进入了工作。
他们做了分工，邓一群随苗得康去这个县最穷的一个乡，沟墩乡。
沟墩乡离邓一群的老家不远。邓一群想起来，他大学时谈过的那个对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沟墩乡的，具体那个地方的村名，叫作“二洼村”
分工的当天，苗得康就领着邓一群去了。县里的领导提出要用车子送，苗得康却拒绝了。那些人看他一脸严肃，一个个也就不好再坚持。邓一群看在眼里，知道这老头正在犯马列主义严肃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着说，不必麻烦。心里却想：做做样子罢了，过不了几天，肯定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像他这样的干部，一定是做戏的老手了。初来乍到，这样是对的，不要一下来就产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着苗得康来到小车站，自己掏钱买票，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往那个乡里赶。车里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人视而不见。
往乡里的路很不好走，中巴开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着大风大浪的海里行进。俗话说：“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烂成这样，你就能想到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了。邓一群心里说：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会来。但是，既然来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现自己，怎么能赢得政治资本呢？退一万步讲，不论怎么说，他们的待遇肯定比乡里的干部要好，再与农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好歹也只是一年时间，说快也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乍到乡里，还是有种新鲜感、陌生感，还有对贫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子。说是镇子，其实那根本就不像是个镇，只是房子相对集中，有商店、邮所、税务所、派出所、粮站等等而已。也许，在当地人的眼里，它不仅是个镇，而且是个很不错的镇子呢。乡政府有一个小院子，院门外挂着木板牌子，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党委两块牌子，字迹都早已经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个大概。
对他们的到来，乡里已经知道了，并早就着手作了安排。乡里没有招待所，临时把食堂边上的一排房子腾出来，清扫干净，让他们住进去。一人一间，每间十多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齐，看来都是新洗过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脚盆、新毛巾。
邓一群这边和苗得康那边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间里多了一部新电话、一台新彩电和一只半旧的书橱。这就是厅级和处级的不同。邓一群想：走到哪里都会有身份的标志。电话和彩电明显是特意为了苗得康而准备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官？就是因为给你的待遇不一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我要消除这种差别，就要努力向上奋斗，扶贫结束以后要是一切顺利，他就能升到正处。正处是一个台阶。到了正处，未来的位置就是副厅。他还年轻，只要取得了正处，未来的副厅也并不是不可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他到隔壁，看到苗得康组长正在用热水洗脚。苗让他随便坐，他有聊天的欲望。于是，两人聊了一会，这中间邓一群对苗得康说了很多关心敬仰的话。那些话都是邓一群过去在县里一直没机会说的，这时单独的两人相处终于让他逮到了拍马的机会。苗听了好像并不反感，但也没有表现出喜欢。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苗问了邓一群的一些情况，个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这边的情况。邓一群一一向他说了。苗组长一边擦脚一边听，说自己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这样，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作了几十年，才能如今这样。
说到机械厅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龚厅长为首的那一班领导时，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说到刘副厅长时，他微微一笑，说：“刘志新是个机械行家，他能称得上是‘专家’。”
邓一群心里想：看来他对刘副厅长印象不错，就对他说自己当时如何受过刘副厅长的照顾和赏识。
苗得康默默，好久，说：“专家当官是最要不得的。”
邓一群感觉他话语里有些叹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刘志新是否适合当官，但肯定比做一个所谓的专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专家过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着说话不知站着人的苦处啊。看到他洗好了脚，邓一群就忙着抢着要去给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轻，连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但邓一群还是把盆抢过来倒了。
凡事一定从小处做起，他在心里说。过去在厅里，有机会单独随龚厅长出差，洗脚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将来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帮苗得康倒完了水后，老苗对他格外亲热。他是内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老苗对他说：我们来了这里，一定要帮助这里的人民做点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邓一群说：我一定服从您的安排。老苗有点语重心长地说：你年轻呢，这次扶贫对你是个很好的锻炼，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邓一群说：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却对邓一群说：你在这里看看电视吧。我是不怎么看电视的。邓一群赶紧说：不了，我也不怎么爱看。除了有球赛的时候，才看一看。老苗说：有什么球赛，你把它搬过去。邓一群笑笑，说：不用的。
邓一群一脚出了门槛，老苗说：听说乡里还有什么欢迎仪式，我建议他们不要搞，有什么意义啊？明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你说好不好？
邓一群说：当然。
［72］
沟墩乡地处偏僻，镇子边上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干旱的年景，运河浅得看上去像条小河，稍大点的船就能搁浅。发水的年景，这里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乡政府要了两辆自行车，和邓一群各骑一辆，沿着运河边，各个村子跑。
重新回到乡下，邓一群倒还是有种新鲜感，同时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来，全乡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庄的情况，是他们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村民都很穷，在向阳村的一户人家，他们看到，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个半是残废。女人是个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么病，细得像根芦秆，两个孩子都有点傻，最大那个十多岁了，还穿着开裆裤，把那个黑黑的小jī巴露在外面，歪着头，斜眼看你，眼睛里白多黑少，瘆得很，而嘴里还不停地往下流着口水。而所谓的那半个，是男主人，神经正常，只是有点耳聋，地里的活还能干。那家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像这样的家庭，也还不算是那种最坏的，更有那精神病什么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残。看了让人心里格外难受。邓一群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农村有这么多的不幸家庭，也许同水土，同这里的医疗条件，同近亲繁殖有关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种穷得非常可怜的，就会从身上掏出点钱来，救济他们。那些人感激得热泪滚滚，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却连感激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给他们钱有什么用。他们是痴呆者。邓一群也跟着给，老苗倒劝他说不必这样，说：你我情况不一样，你要养家的。我是没有负担的。但邓一群还是坚持给，这是一种风度（或者说是一种风格、境界）。
全面调查结束了的那个晚上，邓一群在苗组长的房间里，两人感慨了很久。从表面上看，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恶劣，应该还是能想出脱贫致富的办法的，关键还是县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那些农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们并没有强烈的脱贫的想法，也许这几十年来，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了安于现状的想法，他们不去接触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心理反差。或许，他们对生活可能还有一种满足，有饭吃，也有衣穿，这就行了。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还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么他们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所以，一户人家有四五个孩子并不奇怪。他们把生孩子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
那些村子都还没有通电。通电对他们没有实在的意义。一个村里，往往连一台电视都没有。白天要是农田里有活，他们就会下田；要是没有活就靠在墙边晒太阳，在他们的身边往往还偎着一条狗。不晒太阳，就是在村里闲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里平静得很，间或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碰运气也能看到村民们打架，有夫妻对打，也有家族与家族之间。家族间的争斗还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晚上，村民们早早就会熄灯睡觉。一来省煤油，二来是无聊。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呢？睡觉自然是睡不着的，于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样的事情是否会乏味，可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有点乐子的事情了。邓一群过去就听过这样的笑话：一个中央首长去某省贫困山区视察，问一位老大爷：“这里有没有实现机械化呀？”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耕地靠什么呀？”老大爷说：“俺们就靠个牛！”首长又问：“通电了没有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晚上照明用什么？”老大爷说：“俺们就靠油！”首长继而又问：“晚上还有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啊？”老大爷说：“没。”首长问：“那你们晚上干什么呀？”老大爷四顾众人，口气铁硬地说：“俺就靠个毬！”
邓一群事实上对这些情况很熟悉。这个乡的情况与他老家那个乡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农村生活就是这样。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经对这些司空见惯。然而当他现在跳出来，从省城的高度，从省委扶贫工作组一个组员的高度，再审视这样的生活，还是从内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们的麻木。他们自己感觉不到悲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认命了。他们发现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个问题。他们更多的人认为命该如此。所以，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74］
乡下和城里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邓一群就在这两个极端的连接点。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乡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里的生活。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反差，让他有点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时候，与下乡时相隔才不过一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是个晚上。他看见了满城的灯火，心情特别地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宽阔的大道，路两边高大而茂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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