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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曾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棒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棗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徘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徘业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途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入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棗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戈.久“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命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敌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干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棗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棗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睑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
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曾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棒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棗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徘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徘业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途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入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棗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戈.久“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命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敌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干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棗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棗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睑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