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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夭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进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 -->>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夭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进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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