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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
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的成见是那么深,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只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往外散放煤气!
还要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贬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着。说真的,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十分关心;要不然,到后来,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便有些费解了。是呀,我长着一个脑袋,不是一块破砖头!
尽管如此,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的。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居孀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
我也调查清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虽然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给她造谣: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1,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不过,不管她多么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甚至于混战,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其说不一了。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
那的确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后来,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应否继续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一直转一夜。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这叫作“鬼打墙”
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万确,没有一个遇上“鬼打墙”的!当然,那一晚上,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但是,这都与鬼毫无关系。鬼,不管多么顽强的鬼,在那一晚上都在家里休息,不敢出来,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欣赏他们来回转圈圈了。
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1的呀!天一黑,他们便点上灯笼,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们吆喝的越起劲,洪亮而急切。过了定更2,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还卖给谁去呢!就凭这一片卖糖的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急切,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据说,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
再听吧,从五六点钟起,已有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不用说鬼,就连黑、黄、大、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打哆嗦。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闪一闪,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
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这么一想,姑母对我就不能不在讨厌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
灶王对我姑母的态度如何,我至今还没探听清楚。我可是的确知道,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她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她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讪着过来,可有可无地向神像打个问心1。假若我恰巧在那里,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儿转世,在那儿监视她呢!
说到这里,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她的气派很大。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及顶棚,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2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干鲜果品。财神、灶王,和张仙3(就是“打出天狗去,引进子孙来”的那位神仙)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倒好象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关公。赶到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威的时候,她的气派是那么大,以至把神佛都骂在里边,毫不留情!“你们这群!”她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鲜苹果,可不管我的事,什么东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这位连神佛都敢骂的老太太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地争辩,实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么不喜爱姑母,当她与大姐婆婆作战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1问心——拜一拜。心字轻读。
2碗——供品的单位量词。旧俗,过年时,献给神佛供品的底坐,常垫以饭碗,内盛小米,与碗口齐平,并覆盖红绵纸,然后上面再摞月饼、蜜供等食品,谓之一碗。
3张仙——送子之神。传说是五代时游青城山而得道的张远霄。宋代苏洵曾梦见他挟着两个弹子,以为是“诞子”之兆,便日夜供奉起来,以后果然生了苏轼和苏辙两个儿子,都成为有名的文学家。
经过客观的分析,我从大姐婆婆身上实在找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么“虚张声势”、“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来。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见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还是马上冲杀,她的眼总是瞪着。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在别人看来却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地下垂,象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她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她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就必有说服力。她什么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可是,她会瞪眼与放炮,于是她就懂了一切。
虽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烟袋锅子(特别是那里面还有燃透了的兰花烟的),可是从全面看来,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从模样上说,姑母长得相当秀气,两腮并不象装着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一阵风暴。风暴一来,她的有神的眼睛就变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气逼人!不过,让咱们还是别老想她的眼睛吧。她爱玩梭儿胡1。每逢赢那么三两吊钱的时候,她还会低声地哼几句二黄。据说: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戏的!在那个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只顾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变1!
说也奇怪,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听到“行头”、“拿份儿”2等等有关戏曲的名词,便立刻把话岔开。只有逢年过节,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她才透露一句:“唱戏的也不下贱啊!”尽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没听她说过: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
大家也都怀疑,我姑父是不是个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3。可是,玩票是出风头的事,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他也许真是个职业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对头:那年月,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戏为业,不是有开除旗籍的危险么?那么,姑父是汉人?也不对呀!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呢?
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姑父是唱戏的不是,关系并不大。我总想不通:凭什么姑母,一位寡妇,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为什么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还可能是汉人,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给我姑母留下几份儿钱粮呢?看起来呀,这必定在什么地方有些错误!——
1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指这年六月光绪皇帝推行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又叫“百日维新”
2行头——戏曲术语,指演员扮戏时所穿戴的衣服、头盔等。行读作xing(型)拿份儿——即“戏份儿”戏曲演员的工资。最早的工资按月计算,叫“包银”后来改按场次计算,即是“戏份儿”
3票友儿——指不是“科班”出身的、偶一扮演的业余戏曲演员。与下文“玩票”同义。
不管是皇上的,还是别人的错儿吧,反正姑母的日子过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开销的少——白住我们的房子,又有弟媳妇作义务女仆。她是我们小胡同里的“财主”
恐怕呀,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顶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1。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我说她“爱”吃,而没说她“讲究”吃。她只爱吃鸡鸭鱼肉,而不会欣赏什么山珍海味。不过,她可也有讲究的一面: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2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这些,可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当她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不管怎么说吧,她经常拉下亏空,而且是债多了不愁,满不在乎——
1骁骑校——“佐领”下面的小军官。子爵——古代五等爵公、侯、伯、子、男的第四等。清代子爵又分一二三等,是比较小的世袭爵位。佐领——八旗兵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后增至四百人),统领“牛录”的军官,满语叫做“牛录额真”汉译“佐领”是地位比较低的武官。
2暖洞子——温室。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凤,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大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她的刚柔相济,令人啼笑皆非。
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使大家都感到遗憾。可是,气派与身分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该穿亮纱,她万不能穿实地纱;该戴翡翠簪子,决不能戴金的。于是,她的几十套单、夹、棉、皮,纱衣服,与冬夏的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博得当铺的好评。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
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摸不清她的丈夫怎么会还那么快活。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爱!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
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 -->>
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
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的成见是那么深,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只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往外散放煤气!
还要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贬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着。说真的,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十分关心;要不然,到后来,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便有些费解了。是呀,我长着一个脑袋,不是一块破砖头!
尽管如此,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的。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居孀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
我也调查清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虽然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给她造谣: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1,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不过,不管她多么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甚至于混战,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其说不一了。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
那的确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后来,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应否继续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一直转一夜。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这叫作“鬼打墙”
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万确,没有一个遇上“鬼打墙”的!当然,那一晚上,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但是,这都与鬼毫无关系。鬼,不管多么顽强的鬼,在那一晚上都在家里休息,不敢出来,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欣赏他们来回转圈圈了。
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1的呀!天一黑,他们便点上灯笼,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们吆喝的越起劲,洪亮而急切。过了定更2,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还卖给谁去呢!就凭这一片卖糖的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急切,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据说,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
再听吧,从五六点钟起,已有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不用说鬼,就连黑、黄、大、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打哆嗦。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闪一闪,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
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这么一想,姑母对我就不能不在讨厌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
灶王对我姑母的态度如何,我至今还没探听清楚。我可是的确知道,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她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她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讪着过来,可有可无地向神像打个问心1。假若我恰巧在那里,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儿转世,在那儿监视她呢!
说到这里,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她的气派很大。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及顶棚,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2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干鲜果品。财神、灶王,和张仙3(就是“打出天狗去,引进子孙来”的那位神仙)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倒好象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关公。赶到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威的时候,她的气派是那么大,以至把神佛都骂在里边,毫不留情!“你们这群!”她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鲜苹果,可不管我的事,什么东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这位连神佛都敢骂的老太太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地争辩,实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么不喜爱姑母,当她与大姐婆婆作战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1问心——拜一拜。心字轻读。
2碗——供品的单位量词。旧俗,过年时,献给神佛供品的底坐,常垫以饭碗,内盛小米,与碗口齐平,并覆盖红绵纸,然后上面再摞月饼、蜜供等食品,谓之一碗。
3张仙——送子之神。传说是五代时游青城山而得道的张远霄。宋代苏洵曾梦见他挟着两个弹子,以为是“诞子”之兆,便日夜供奉起来,以后果然生了苏轼和苏辙两个儿子,都成为有名的文学家。
经过客观的分析,我从大姐婆婆身上实在找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么“虚张声势”、“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来。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见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还是马上冲杀,她的眼总是瞪着。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在别人看来却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地下垂,象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她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她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就必有说服力。她什么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可是,她会瞪眼与放炮,于是她就懂了一切。
虽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烟袋锅子(特别是那里面还有燃透了的兰花烟的),可是从全面看来,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从模样上说,姑母长得相当秀气,两腮并不象装着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一阵风暴。风暴一来,她的有神的眼睛就变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气逼人!不过,让咱们还是别老想她的眼睛吧。她爱玩梭儿胡1。每逢赢那么三两吊钱的时候,她还会低声地哼几句二黄。据说: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戏的!在那个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只顾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变1!
说也奇怪,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听到“行头”、“拿份儿”2等等有关戏曲的名词,便立刻把话岔开。只有逢年过节,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她才透露一句:“唱戏的也不下贱啊!”尽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没听她说过: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
大家也都怀疑,我姑父是不是个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3。可是,玩票是出风头的事,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他也许真是个职业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对头:那年月,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戏为业,不是有开除旗籍的危险么?那么,姑父是汉人?也不对呀!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呢?
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姑父是唱戏的不是,关系并不大。我总想不通:凭什么姑母,一位寡妇,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为什么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还可能是汉人,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给我姑母留下几份儿钱粮呢?看起来呀,这必定在什么地方有些错误!——
1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指这年六月光绪皇帝推行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又叫“百日维新”
2行头——戏曲术语,指演员扮戏时所穿戴的衣服、头盔等。行读作xing(型)拿份儿——即“戏份儿”戏曲演员的工资。最早的工资按月计算,叫“包银”后来改按场次计算,即是“戏份儿”
3票友儿——指不是“科班”出身的、偶一扮演的业余戏曲演员。与下文“玩票”同义。
不管是皇上的,还是别人的错儿吧,反正姑母的日子过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开销的少——白住我们的房子,又有弟媳妇作义务女仆。她是我们小胡同里的“财主”
恐怕呀,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顶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1。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我说她“爱”吃,而没说她“讲究”吃。她只爱吃鸡鸭鱼肉,而不会欣赏什么山珍海味。不过,她可也有讲究的一面: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2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这些,可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当她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不管怎么说吧,她经常拉下亏空,而且是债多了不愁,满不在乎——
1骁骑校——“佐领”下面的小军官。子爵——古代五等爵公、侯、伯、子、男的第四等。清代子爵又分一二三等,是比较小的世袭爵位。佐领——八旗兵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后增至四百人),统领“牛录”的军官,满语叫做“牛录额真”汉译“佐领”是地位比较低的武官。
2暖洞子——温室。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凤,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大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她的刚柔相济,令人啼笑皆非。
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使大家都感到遗憾。可是,气派与身分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该穿亮纱,她万不能穿实地纱;该戴翡翠簪子,决不能戴金的。于是,她的几十套单、夹、棉、皮,纱衣服,与冬夏的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博得当铺的好评。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
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摸不清她的丈夫怎么会还那么快活。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爱!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
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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