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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梁为光武帝亲封，身份上面没有任何问题，比起其他人要好处理很多！”鲍鸿笑着招呼道。
“不错！”李左车笑道，“像我先前的那些战友，很多的身份就有问题，所以招降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有所犹豫。”
“不说这个，先说正事吧！”鲍鸿笑道，“这次彭宠率军过来究竟算是怎么回事？他是率领本部全部人马杀过来的？”
“将军有所不知，我们这一批复活的两汉交替时期的义军，相互之间其实阵营立场并不像前面那几次的复活那么纯粹。要么就都是反秦义军，要么就都是汉初诸侯王之类的，相互之间的目的性算是比较一致的。”王梁开口说道。
“此事从一开是接触你们，我等就有所猜测了！”鲍鸿笑着说道，“有些人，是心理的确有很大的野心，一心想着割据自立，乃至是日后一统天下。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偏向于偏安甚至可以说暗弱，当然，你要说他们是比较适合务实的做事，而不能够做这个各据一方的领袖也是没错。”
“将军明鉴！”王梁笑道，“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却是更大的矛盾，那就是对待百姓的态度。”
“哦？”鲍鸿心中一动，这个事情他到没有考虑过，却是被王梁的话所吸引。
“公孙述、我家将军以及很多出身比较高的义军首领，自然是属于官僚阶级，对于平民百姓虽然不是说肆意屠戮，不管不顾，甚至公孙述还经常在百姓人家传扬名声。”王梁开口说道，“但是，终究双方不是一个阶层的，执政处理事务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义军首领樊崇等人则是平民出身，在组织义军抗击新朝的时候，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站在百姓的角度去做事的。所以说，之前将军以百姓说之，他们的立场就已经有所偏差了。”
鲍鸿点点头，难怪说自己没考虑过这个原因。归根究底，就是民本和君本思想的问题。民贵君轻思想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多思想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要实现却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既然是治世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要说儒法几大学派的治世思想了。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念。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他们所突出、关注的不是贵族威严，而是平民意志；不是贵族权益，而是平民命运。具体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表现在：
首先，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污吏欺榨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认其政治地位的。
其次，天命即人命，人民的意志便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比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定条件，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这说明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
第三，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摄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正所谓“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而“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是远比法律程序更为重要的因素。
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一种相当理性而早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早熟的文化，对于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太成熟的民族来说，人过早从神或超自然的畏惧中解放出业来，结果有可能使人滋生出毫无节制的欲望。没有外在权威的干预和牵制，人有可能毫无顾忌地充当权威，争权夺利。这样从结局上说并不能达到爱民的目的。另外“天意即民意”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没有民意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国家大一统后，百姓也无自由选择的可能，“民意”的表达便成了问题，统治者可以作这样的循环论：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便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也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
也就是说，思想是具有先进性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思想的先进性不能彻底决定制度的先进性。
这一点是任何思想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早期儒家的那些思想家，在这方面构建思想理论的时候，把天下人都认定为‘圣人’，把理论构建在人物道德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基础上，这就好比是空中阁楼，虽然在规划之中看似金碧辉煌甚至是高耸入云，实则不过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罢了。
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世界一切不外乎主观客观也就是物质与思想。... -->>
“王梁为光武帝亲封，身份上面没有任何问题，比起其他人要好处理很多！”鲍鸿笑着招呼道。
“不错！”李左车笑道，“像我先前的那些战友，很多的身份就有问题，所以招降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有所犹豫。”
“不说这个，先说正事吧！”鲍鸿笑道，“这次彭宠率军过来究竟算是怎么回事？他是率领本部全部人马杀过来的？”
“将军有所不知，我们这一批复活的两汉交替时期的义军，相互之间其实阵营立场并不像前面那几次的复活那么纯粹。要么就都是反秦义军，要么就都是汉初诸侯王之类的，相互之间的目的性算是比较一致的。”王梁开口说道。
“此事从一开是接触你们，我等就有所猜测了！”鲍鸿笑着说道，“有些人，是心理的确有很大的野心，一心想着割据自立，乃至是日后一统天下。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是偏向于偏安甚至可以说暗弱，当然，你要说他们是比较适合务实的做事，而不能够做这个各据一方的领袖也是没错。”
“将军明鉴！”王梁笑道，“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却是更大的矛盾，那就是对待百姓的态度。”
“哦？”鲍鸿心中一动，这个事情他到没有考虑过，却是被王梁的话所吸引。
“公孙述、我家将军以及很多出身比较高的义军首领，自然是属于官僚阶级，对于平民百姓虽然不是说肆意屠戮，不管不顾，甚至公孙述还经常在百姓人家传扬名声。”王梁开口说道，“但是，终究双方不是一个阶层的，执政处理事务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义军首领樊崇等人则是平民出身，在组织义军抗击新朝的时候，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站在百姓的角度去做事的。所以说，之前将军以百姓说之，他们的立场就已经有所偏差了。”
鲍鸿点点头，难怪说自己没考虑过这个原因。归根究底，就是民本和君本思想的问题。民贵君轻思想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多思想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要实现却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既然是治世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要说儒法几大学派的治世思想了。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念。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他们所突出、关注的不是贵族威严，而是平民意志；不是贵族权益，而是平民命运。具体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表现在：
首先，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污吏欺榨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认其政治地位的。
其次，天命即人命，人民的意志便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比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定条件，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这说明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
第三，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摄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正所谓“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而“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是远比法律程序更为重要的因素。
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一种相当理性而早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早熟的文化，对于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太成熟的民族来说，人过早从神或超自然的畏惧中解放出业来，结果有可能使人滋生出毫无节制的欲望。没有外在权威的干预和牵制，人有可能毫无顾忌地充当权威，争权夺利。这样从结局上说并不能达到爱民的目的。另外“天意即民意”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没有民意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国家大一统后，百姓也无自由选择的可能，“民意”的表达便成了问题，统治者可以作这样的循环论：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便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也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
也就是说，思想是具有先进性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思想的先进性不能彻底决定制度的先进性。
这一点是任何思想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早期儒家的那些思想家，在这方面构建思想理论的时候，把天下人都认定为‘圣人’，把理论构建在人物道德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基础上，这就好比是空中阁楼，虽然在规划之中看似金碧辉煌甚至是高耸入云，实则不过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罢了。
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世界一切不外乎主观客观也就是物质与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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