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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