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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施县衙内堂，几十名兵丁手摁腰刀将二堂外的院落团团围住，县中的衙役一个个被推搡到一边，脸上均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院落当中，一张舒适的靠背椅上稳稳端坐着一个人，脸上颇带着些从容不迫的神色，却正是延州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延州节度使高允权的儿子高绍基。
高绍基今日来，是来寻肤施县令秦固的晦气的。
北临党项地界，延州境内的流民问题始终是困扰延州军政当局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从高允权的父亲高万金时代开始，银夏地区的原住民就开始不断南逃延州，后唐同光年间甚至因此而在延州境内闹出来一次大范围的饥荒，一次性饿死了将近十万人，延州原本也算是个边陲大郡，经那一次后元气大伤，至今仍没能够恢复过来。
对于延州而言，流民问题和党项的问题威胁同样严重，这些流民不断地消耗着延州的资源储备，使得延州的经济状况始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也使得延州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中，无论是扩军还是屯田，都只能想想，却做不起来。高万兴如此、高万金如此，周密如此，到了高允权，同样如此。
延州的流民政策已经经历了数次改变了，后唐年间那次饥荒之前，延州几乎年年接收北方的流民，这些流民当时因为延州官方对他们采取了赈济的政策，便常驻不走，这样一来渐渐在延州城北形成了一个流民大营。这些外地流民不但带来了党项人的敌视，同时也带来了疾病和瘟疫。因此没过多久，延州方面就告诫这些难民，他们必须离开延州。
结果是流民在几个中坚分子的带头下揭竿而起，一度围攻延州城未遂，结果抢劫了延州附近的丰林县，而后一哄而散。
在那次教训以后，延州军事当局便开始对流民不报好感，这许多年以来，延州的文官系统一直希望能够利用流民的廉价劳动力来推动本州的农业和人口发展；而军方则一直在驱赶和杀戮那些进入延州的新流民。
延州的文官和军方之间关于流民问题的这种政策性争执绵延了几十年。几十年来双方一直未能就此问题达成过妥协。按道理来说，流民问题牵涉广大，属于民政事务范畴，而民政却又恰恰是文官的权力范畴。但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国的文官政府体系被一百零八个节度使藩镇所取代，军阀林立的结果便是，自大唐贞观年间开始在数代君臣的小心呵护下建立起来的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体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打击，直至今天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
然则事物都有两面，即便是军阀，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毕竟军队最擅长的还是破坏而非建设，因此在任何一个藩镇中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官的存在，黄巢那样根本不考虑建设和政权稳定性的流寇却又要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团体和文官团体的权力之争便变成了很常见的事情。这种权力斗争在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藩镇内部都存在，只不过表现模式和剧烈程度各有不同罢了。
延州的这种情况也是由来已久，只要藩镇们任用文官来主持辖境内的民政事务，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文官的权限，而这在客观上又必然会导致军方的利益和权力受到挑战。双方的矛盾一旦产生，便不容易消弭。在双方的这种斗争中，军方因为握有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因而zhan有天然的优势。每当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乃至不可调和的时候，藩镇往往会牺牲文官的利益而迁就军方的态度。这个时候的文官集团就面临妥协或者灭亡的命运。
最起码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文官集团在这种时候会选择妥协求存以待来日，挂过四朝相印的冯道便是这些文官中的杰出代表。
延州的文武之争当中，文官集团唯一的一次占据相对优势是在后晋天福年间，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掌国时间在五代的皇帝当中相对算比较长的，加上石重贵的那几年前后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时间内中原的局势相对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增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随之增强，而天下文官集团同气连枝的性质更刺激了延州藩镇内部文官力量的增强。当时的延州节度使周密在人地生疏的延州采取了与文官集团结盟以壮大自己权势的策略，导致后晋年间文官集团在延州的发言权一度达到鼎盛时期。目前延州九县的所有县令县丞县主簿和县尉都是当时任命的，文官集团把持了地方实权。
但是这种情况直接触犯了延州军方的利益，心怀不满的军队发动了兵变，夺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长高允权抬出来领头，将周密赶到了东城。原本这种几乎等同于公然聚众造反的行为必然将导致后晋朝廷的讨伐，但当时面对契丹强大军事入侵的后晋朝廷根本没有实力再派出军队平叛。兵变爆发时，石重贵政权已经在契丹面前轰然倒下，这也是延州的军人们敢于公然对抗周密的前提。
这次兵变的结果是以李彬为代表的延州文官集团再次妥协，在与高允权进行了秘密协商之后，延州的文官集团放弃了对周密的支持，转而支持高允权，同时，李彬利用自己在中原政权内部的活动能力为高允权与新兴的中原霸主刘知远建立了联系，成功解决了高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作为回报，高允权对于文官集团在后晋年间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确认，不再进行秋后算账。
高允权此人世居延州，对延州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本人并不善军伍，更像一个文官。因此高实际上是延州士族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之间妥协的一个产物。高允权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集团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一面逐渐地将一些军方元老重将排挤出军队，而以自己的亲朋故旧甚至家人子弟取代之；另外一面则在尊重文官利益的同时在自己的节度府中培植一些亲信文官作为预备资源，在各县长吏出缺的时候见缝插针将这些年轻文官补充进去，一步一步夺取延州的实际主控权。
因此高允权通过自己的儿子高绍基逐渐将军权控制在手中，同时不时大力重申李彬在延州节度当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严禁延州军方任何人做出敢于冒犯李彬权威的事情。事实上也确乎如此，高允权十分清楚，高家之所以能够被中原的皇帝所认定，并不是因为高家的实力有多么强悍，而是因为李彬的存在始终令汴梁方面感到放心。控制汴梁的军阀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控制汴梁的文官集团却是雷打不动，在这种诸侯纷争的乱世，文官集团的生命力要明显强于他们所效忠的藩镇本身。
因此高允权很清楚，得罪军方会招致眼前的祸患，但是得罪文官集团从长远角度来讲对高家更加的不划算。
他试图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便是将军队和文官都变成自己私人的势力，用这种手段，将可以保证高家势力在延州的延续。
高绍基便是延州军方在高允权府中的最高代表。
而新上任还不到一年的肤施县令秦固，则是高允权亲自培植笼络的年轻文官代表。
两人的争执，实际上源于一份被称之为《延州流民安置告示》的文件。
一般而言，起草安民告示是文官的份内事，流民安置告示理应由文官起草。
但是这份告示却是高绍基一手炮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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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施县衙内堂，几十名兵丁手摁腰刀将二堂外的院落团团围住，县中的衙役一个个被推搡到一边，脸上均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院落当中，一张舒适的靠背椅上稳稳端坐着一个人，脸上颇带着些从容不迫的神色，却正是延州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延州节度使高允权的儿子高绍基。
高绍基今日来，是来寻肤施县令秦固的晦气的。
北临党项地界，延州境内的流民问题始终是困扰延州军政当局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从高允权的父亲高万金时代开始，银夏地区的原住民就开始不断南逃延州，后唐同光年间甚至因此而在延州境内闹出来一次大范围的饥荒，一次性饿死了将近十万人，延州原本也算是个边陲大郡，经那一次后元气大伤，至今仍没能够恢复过来。
对于延州而言，流民问题和党项的问题威胁同样严重，这些流民不断地消耗着延州的资源储备，使得延州的经济状况始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也使得延州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中，无论是扩军还是屯田，都只能想想，却做不起来。高万兴如此、高万金如此，周密如此，到了高允权，同样如此。
延州的流民政策已经经历了数次改变了，后唐年间那次饥荒之前，延州几乎年年接收北方的流民，这些流民当时因为延州官方对他们采取了赈济的政策，便常驻不走，这样一来渐渐在延州城北形成了一个流民大营。这些外地流民不但带来了党项人的敌视，同时也带来了疾病和瘟疫。因此没过多久，延州方面就告诫这些难民，他们必须离开延州。
结果是流民在几个中坚分子的带头下揭竿而起，一度围攻延州城未遂，结果抢劫了延州附近的丰林县，而后一哄而散。
在那次教训以后，延州军事当局便开始对流民不报好感，这许多年以来，延州的文官系统一直希望能够利用流民的廉价劳动力来推动本州的农业和人口发展；而军方则一直在驱赶和杀戮那些进入延州的新流民。
延州的文官和军方之间关于流民问题的这种政策性争执绵延了几十年。几十年来双方一直未能就此问题达成过妥协。按道理来说，流民问题牵涉广大，属于民政事务范畴，而民政却又恰恰是文官的权力范畴。但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国的文官政府体系被一百零八个节度使藩镇所取代，军阀林立的结果便是，自大唐贞观年间开始在数代君臣的小心呵护下建立起来的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体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打击，直至今天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
然则事物都有两面，即便是军阀，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毕竟军队最擅长的还是破坏而非建设，因此在任何一个藩镇中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官的存在，黄巢那样根本不考虑建设和政权稳定性的流寇却又要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团体和文官团体的权力之争便变成了很常见的事情。这种权力斗争在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藩镇内部都存在，只不过表现模式和剧烈程度各有不同罢了。
延州的这种情况也是由来已久，只要藩镇们任用文官来主持辖境内的民政事务，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文官的权限，而这在客观上又必然会导致军方的利益和权力受到挑战。双方的矛盾一旦产生，便不容易消弭。在双方的这种斗争中，军方因为握有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因而zhan有天然的优势。每当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乃至不可调和的时候，藩镇往往会牺牲文官的利益而迁就军方的态度。这个时候的文官集团就面临妥协或者灭亡的命运。
最起码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文官集团在这种时候会选择妥协求存以待来日，挂过四朝相印的冯道便是这些文官中的杰出代表。
延州的文武之争当中，文官集团唯一的一次占据相对优势是在后晋天福年间，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掌国时间在五代的皇帝当中相对算比较长的，加上石重贵的那几年前后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时间内中原的局势相对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增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随之增强，而天下文官集团同气连枝的性质更刺激了延州藩镇内部文官力量的增强。当时的延州节度使周密在人地生疏的延州采取了与文官集团结盟以壮大自己权势的策略，导致后晋年间文官集团在延州的发言权一度达到鼎盛时期。目前延州九县的所有县令县丞县主簿和县尉都是当时任命的，文官集团把持了地方实权。
但是这种情况直接触犯了延州军方的利益，心怀不满的军队发动了兵变，夺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长高允权抬出来领头，将周密赶到了东城。原本这种几乎等同于公然聚众造反的行为必然将导致后晋朝廷的讨伐，但当时面对契丹强大军事入侵的后晋朝廷根本没有实力再派出军队平叛。兵变爆发时，石重贵政权已经在契丹面前轰然倒下，这也是延州的军人们敢于公然对抗周密的前提。
这次兵变的结果是以李彬为代表的延州文官集团再次妥协，在与高允权进行了秘密协商之后，延州的文官集团放弃了对周密的支持，转而支持高允权，同时，李彬利用自己在中原政权内部的活动能力为高允权与新兴的中原霸主刘知远建立了联系，成功解决了高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作为回报，高允权对于文官集团在后晋年间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确认，不再进行秋后算账。
高允权此人世居延州，对延州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本人并不善军伍，更像一个文官。因此高实际上是延州士族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之间妥协的一个产物。高允权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集团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一面逐渐地将一些军方元老重将排挤出军队，而以自己的亲朋故旧甚至家人子弟取代之；另外一面则在尊重文官利益的同时在自己的节度府中培植一些亲信文官作为预备资源，在各县长吏出缺的时候见缝插针将这些年轻文官补充进去，一步一步夺取延州的实际主控权。
因此高允权通过自己的儿子高绍基逐渐将军权控制在手中，同时不时大力重申李彬在延州节度当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严禁延州军方任何人做出敢于冒犯李彬权威的事情。事实上也确乎如此，高允权十分清楚，高家之所以能够被中原的皇帝所认定，并不是因为高家的实力有多么强悍，而是因为李彬的存在始终令汴梁方面感到放心。控制汴梁的军阀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控制汴梁的文官集团却是雷打不动，在这种诸侯纷争的乱世，文官集团的生命力要明显强于他们所效忠的藩镇本身。
因此高允权很清楚，得罪军方会招致眼前的祸患，但是得罪文官集团从长远角度来讲对高家更加的不划算。
他试图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便是将军队和文官都变成自己私人的势力，用这种手段，将可以保证高家势力在延州的延续。
高绍基便是延州军方在高允权府中的最高代表。
而新上任还不到一年的肤施县令秦固，则是高允权亲自培植笼络的年轻文官代表。
两人的争执，实际上源于一份被称之为《延州流民安置告示》的文件。
一般而言，起草安民告示是文官的份内事，流民安置告示理应由文官起草。
但是这份告示却是高绍基一手炮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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