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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杨朔铭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天皇统帅权’其实是扯淡，应该是山县出于个人的野心而提出来的。”一力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蔡锷想到至今仍然健在的山县有朋，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道。
山县有朋是日本明治时代留下来的元老重臣之一，曾历任陆军卿（后来的陆军大臣）、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山县有朋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日本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被人称为“首相制造者”，可以说声名显赫，但也因制定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禁止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而声名狼藉。
“日本当时不乏能人，山县有朋的主张难道没有人看得破和出来阻挡吗？”徐世昌问道。
“因为当时的日本各地叛乱的消息不断，日本政府焦头烂额，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军队勾结起来。军队不参与政治是求之不得之事。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所谓‘饮鸩止渴’，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但没有表示反对，也大力支持山县的提议。”杨朔铭说道，“为了做到统帅权独立呢？方便天皇掌军，因此才有了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先是将陆军省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接掌握军队了。而首任参谋总长，就是山县有朋。”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得严重一点，也就是政治和军事的分离。可对一个国家来说，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日本陆军的这种倒行逆施反而引起了日本海军的羡慕，日本海军不愿受制于人，后来也效法陆军，成立了差不多的机构，但名称为‘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区分。而当时日本国内也有人看出了军政军令如此分离会导致海陆军各行其是，因而至甲午之役前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又发明了所谓的‘战时大本营’，以求能够在战时把海陆军统一起来指挥。”
“伊藤博文用‘战时大本营’制度暂时解决了海陆军二元化的问题，然后把陆相海相也塞到了大本营里面去，解决了军政军令二元化的问题，但是伊藤没有认识到一条，他只是凭自己的资格和威望在办事，没有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大本营制度虽然在甲午甲辰两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重臣们逐渐退出，其制度上的缺陷就不可避免的显现了出来。”
“瀚之果然博学多才，”曾经留学美国算得上是法学专家的外交部次长王正廷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杨朔铭，说道，“‘天皇统帅海陆军’是日本宪法第11条明确写明的，正如瀚之所言，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而是‘天皇统帅陆海军’，这当中的差别很大，伊藤博文虽极有谋略，但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
“任何东西，要开一个坏头很简单，但开了坏头再要想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日本前首相桂太郎曾经说过：‘日本建设军事力量的目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袭击，维持中立的二等国，一种是威武辉煌，在需要时能诉诸武力一决雌雄，不受外国欺侮，在海外也能自由行动的一等国。日本建军虽然历时甚短，但不能总停留在第一个目标上，而要和欧洲列强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从征兵开始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他这些话也就是说明，日本陆军从建军开始就是把向外扩张作为目标的。”杨朔铭说道，“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因为这个‘军事优先’的关系，民生一直困窘，如今日本原敬内阁首开日本政党政治之先河，欲顺民意而改善民生，不欲穷兵黩武，故而对我国有示好之意。此举必然和日本军方以扩张为目的有大冲突，为日本军方所反对。而日本军方若要逼其政府就范，挑起战争是最便捷的办法。”
说到这里，所有的与会者都明白了杨朔铭的意思。
“依瀚之所言，我国当如何应对？”冯国璋问道。
“他们日本可以政治军事各行其是，咱们中国可不学他。日本既然没有对我国宣战，我国也就不必急于对日本宣战。因为如今欧战已息，欧洲列强都想要休养生息，一旦宣战，其必严守中立，则我国之外援断绝矣。”杨朔铭答道，“日本政府和军方既然步调并不一致，咱们也就分别对待。外交方面，不妨提出来严正交涉，并请列国派团彻查，军事上，因为咱们前线的兵力相对日军还是不足，所以海陆军应当抓紧时间部署，以应付大战的到来。”
“这一次咱们的兵力比上一次要充裕得多，可以好好的教训一下日本人了。”冯国璋看了看陆军部长蔡锷、海军部长刘冠雄和参谋总长张孝准，满怀期望的说道。
听了冯国璋的话，蔡锷和张孝准全都表现得斗志昂扬，但刘冠雄的脸上却突然现出了一丝痛楚之色，竟然不由自主的用手捂住了腹部。
“子英是不是肠病又犯了？”杨朔铭注意到了刘冠雄的脸色变化，立刻关切的问道。
“嗯。”刘冠雄有些难受地点了点头，“还行，还行。”他强忍痛楚，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瓶药来，打开倒出了几片白色的药片，冯国璋见状起身，亲手取过保温水壶，给他倒了一杯温水，端了过来。刘冠雄将药片放进了嘴里，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咽下了药片。
杨朔铭看着刘冠雄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忧色。
他当然知道，刘冠雄的肠病是如何落下的。
当年“海天”舰触礁事件发生后，刘冠雄自知罪无可免，一度精神崩溃，险些自杀，后来虽然经袁世凯搭救得以免死，但却因过度焦虑饮食俱废，以致罹患肠疾，久治不愈。而后来担任海军部长后，海军部繁重的公务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使他每每有心力交瘁之感。
“同日本开战，海战是关键，瀚之认为，我海军当如何用兵？”刘冠雄吃下药后，感觉能好受一些了，他注意到了杨朔铭关切的目光，不由得微微一笑，问道。
杨朔铭没有想到刘冠雄会如此发问，不由得微微一愣，但他兼任海疆巡阅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对中国海军应该如何付日本海军考虑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马上回答道：“我海军可主动出击，取得制海权，封锁朝鲜和日本沿海，切断其本土同大陆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在黄海和东海实施战斗巡航，封锁朝鲜西部海域和黄海，取得胶州湾到辽东半岛的制海权，然后进攻日本沿海地区，主动寻找日本舰队发起攻击，炮击日本海岸和港口，迫使日本海军无法支援陆军作战，轻型舰艇组成舰队配合潜艇出击，切断日本本土和朝鲜及满洲、远东日本陆军的联系。”
日本天皇。”杨朔铭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天皇统帅权’其实是扯淡，应该是山县出于个人的野心而提出来的。”一力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蔡锷想到至今仍然健在的山县有朋，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道。
山县有朋是日本明治时代留下来的元老重臣之一，曾历任陆军卿（后来的陆军大臣）、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山县有朋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日本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被人称为“首相制造者”，可以说声名显赫，但也因制定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禁止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而声名狼藉。
“日本当时不乏能人，山县有朋的主张难道没有人看得破和出来阻挡吗？”徐世昌问道。
“因为当时的日本各地叛乱的消息不断，日本政府焦头烂额，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军队勾结起来。军队不参与政治是求之不得之事。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所谓‘饮鸩止渴’，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但没有表示反对，也大力支持山县的提议。”杨朔铭说道，“为了做到统帅权独立呢？方便天皇掌军，因此才有了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先是将陆军省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接掌握军队了。而首任参谋总长，就是山县有朋。”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得严重一点，也就是政治和军事的分离。可对一个国家来说，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日本陆军的这种倒行逆施反而引起了日本海军的羡慕，日本海军不愿受制于人，后来也效法陆军，成立了差不多的机构，但名称为‘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区分。而当时日本国内也有人看出了军政军令如此分离会导致海陆军各行其是，因而至甲午之役前夕，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又发明了所谓的‘战时大本营’，以求能够在战时把海陆军统一起来指挥。”
“伊藤博文用‘战时大本营’制度暂时解决了海陆军二元化的问题，然后把陆相海相也塞到了大本营里面去，解决了军政军令二元化的问题，但是伊藤没有认识到一条，他只是凭自己的资格和威望在办事，没有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大本营制度虽然在甲午甲辰两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重臣们逐渐退出，其制度上的缺陷就不可避免的显现了出来。”
“瀚之果然博学多才，”曾经留学美国算得上是法学专家的外交部次长王正廷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杨朔铭，说道，“‘天皇统帅海陆军’是日本宪法第11条明确写明的，正如瀚之所言，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而是‘天皇统帅陆海军’，这当中的差别很大，伊藤博文虽极有谋略，但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
“任何东西，要开一个坏头很简单，但开了坏头再要想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日本前首相桂太郎曾经说过：‘日本建设军事力量的目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袭击，维持中立的二等国，一种是威武辉煌，在需要时能诉诸武力一决雌雄，不受外国欺侮，在海外也能自由行动的一等国。日本建军虽然历时甚短，但不能总停留在第一个目标上，而要和欧洲列强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从征兵开始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他这些话也就是说明，日本陆军从建军开始就是把向外扩张作为目标的。”杨朔铭说道，“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因为这个‘军事优先’的关系，民生一直困窘，如今日本原敬内阁首开日本政党政治之先河，欲顺民意而改善民生，不欲穷兵黩武，故而对我国有示好之意。此举必然和日本军方以扩张为目的有大冲突，为日本军方所反对。而日本军方若要逼其政府就范，挑起战争是最便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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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瀚之所言，我国当如何应对？”冯国璋问道。
“他们日本可以政治军事各行其是，咱们中国可不学他。日本既然没有对我国宣战，我国也就不必急于对日本宣战。因为如今欧战已息，欧洲列强都想要休养生息，一旦宣战，其必严守中立，则我国之外援断绝矣。”杨朔铭答道，“日本政府和军方既然步调并不一致，咱们也就分别对待。外交方面，不妨提出来严正交涉，并请列国派团彻查，军事上，因为咱们前线的兵力相对日军还是不足，所以海陆军应当抓紧时间部署，以应付大战的到来。”
“这一次咱们的兵力比上一次要充裕得多，可以好好的教训一下日本人了。”冯国璋看了看陆军部长蔡锷、海军部长刘冠雄和参谋总长张孝准，满怀期望的说道。
听了冯国璋的话，蔡锷和张孝准全都表现得斗志昂扬，但刘冠雄的脸上却突然现出了一丝痛楚之色，竟然不由自主的用手捂住了腹部。
“子英是不是肠病又犯了？”杨朔铭注意到了刘冠雄的脸色变化，立刻关切的问道。
“嗯。”刘冠雄有些难受地点了点头，“还行，还行。”他强忍痛楚，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瓶药来，打开倒出了几片白色的药片，冯国璋见状起身，亲手取过保温水壶，给他倒了一杯温水，端了过来。刘冠雄将药片放进了嘴里，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咽下了药片。
杨朔铭看着刘冠雄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忧色。
他当然知道，刘冠雄的肠病是如何落下的。
当年“海天”舰触礁事件发生后，刘冠雄自知罪无可免，一度精神崩溃，险些自杀，后来虽然经袁世凯搭救得以免死，但却因过度焦虑饮食俱废，以致罹患肠疾，久治不愈。而后来担任海军部长后，海军部繁重的公务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使他每每有心力交瘁之感。
“同日本开战，海战是关键，瀚之认为，我海军当如何用兵？”刘冠雄吃下药后，感觉能好受一些了，他注意到了杨朔铭关切的目光，不由得微微一笑，问道。
杨朔铭没有想到刘冠雄会如此发问，不由得微微一愣，但他兼任海疆巡阅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对中国海军应该如何付日本海军考虑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马上回答道：“我海军可主动出击，取得制海权，封锁朝鲜和日本沿海，切断其本土同大陆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在黄海和东海实施战斗巡航，封锁朝鲜西部海域和黄海，取得胶州湾到辽东半岛的制海权，然后进攻日本沿海地区，主动寻找日本舰队发起攻击，炮击日本海岸和港口，迫使日本海军无法支援陆军作战，轻型舰艇组成舰队配合潜艇出击，切断日本本土和朝鲜及满洲、远东日本陆军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