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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杨朔铭知道，“大萧条”的到来，却给了中国夺回金融自主权的绝好机会！
在这场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信用制度的危机中，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而对于当时的中国，通过自甲午战争以来这样的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已经在中国赚到了极大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的资产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而且交易中使用实银是西方金融货币掠夺的软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已经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货币榨取，同时中国的巨大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国家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才是西方列强考虑的重点。而在日本两次入侵中国失败后英美等国一直支持中国改革币制，要求中国在发行统一的“国币”银元同时发行纸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日本在战后一直向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渗透，不让日本控制中国也是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之一。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施。
由于中国也是西方国家倾销产品的市场，为了加强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力，向中国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就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了中国进入中央银行时代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我明白瀚之的意思了。”满头大汗的梁士诒抬头看着杨朔铭，哑着嗓子问道，“你是不是早就有计划了？”
“是。”杨朔铭点了点头，“但这个计划，需要你帮我。”
“你要我做什么，就赶快吩咐吧。”梁士诒苦着脸说道，“只要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你叫我做什么都行。”
“这一关是不太好过，喊口号容易，做实事难，有时甚至可能还要顶着卖国贼的骂名。”杨朔铭看着窗外的天空中缓缓飘过的大片乌云，说道，“这里面博弈的，是千年国运，而不是一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老百姓未必能马上理解。但他们将来是会明白的。”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略略感到心宽了些，杨朔铭看到他吓得太厉害，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安慰他道：“梁公放心，这一次，咱们一定成功。你就等着当名副其实的财神爷好了。”
杨朔铭说着，取出另外一封信，交给了他。
“我为了这一天，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杨朔铭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看完了这封信，梁士诒终于完全镇定了下来，他有些恼火地看着杨朔铭，“刚才你简直吓死我了。”
“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杨朔铭看着他，目光突然变得如同刀锋般锐利，“否则，梁公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当然当然。”梁士诒打了一个冷战，陪着笑说道，此时虽然他的额头虽然还有汗珠，但已经流得不是那么厉害了。
1934年11月12日，日本，东京，皇宫，御书房。
尽管1934年的冬天一直让已经成了“昭和天皇”的裕仁感到分外的寒冷，但此时坐在御书房里的他，看着手中的一份份报告，身上却因为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兴奋而冒出了热汗。
“……日本将货币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后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银，重新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支那和投资于支那，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远大于以武力征服支那之所得。米国虽然在经济上试图控制支那，但支那仍然以白银为主币，大量的支那对日借款和投资、贸易都是以白银计算，同时还有大量日元贷款也是以支那的白银收入担保的，因而在支那国内，日元和米元英镑具有同等之重要地位……”
“去年米国宣布脱离金本位，使支那的汇率上升更加严峻，米国政府放弃金本位后，将货币准备金改为‘金三银一’的比例，为了达到这一比例，米国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白银，使得白银价格大幅度上升，因而支那白银开始流失，白银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支那之对外贸易变为入超（贸易逆差），并最终造成支那经济的一场大灾难。”
“自昭和三年（1929年）之后，上海原公共租界的房地产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当时此种情形称之为‘狂热’一点也不过分。从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昭和三年，上海房地产的总价值增加约40亿支那银元，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去年和前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200万银元，有时竟达2000万银元之多。毫无疑问，投机造就了房地产的繁荣，因为投机者一旦购买了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之为抵押，去购买另外的房地资产。在房价地价上涨同时，上海地产交易额也不断攀高。昭和四年（1930年）地产交易总额约11442万元，昭和五年（1931年）地产交易总额即升至24322万元。然自今年下半年，上海地价突然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进入了冰冻期，观望气氛浓厚，即使有少量成交，其价格也只及昭和五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国在支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惨跌至票面价的十分之一左右。上海原公共租界地价约跌落7亿元，就整个上海市而言，其地价跌落恐在20亿元之上。大批房地产商包括一些著名外国在支房地产公司纷纷宣告破产，房地产危机导致个人倾家荡产者时有所闻……”
“支那的房地产危机因银价上涨而加剧。由于支那金融业银根收紧、只收不放，抵押活动停滞，导致多家房地产企业倒闭，房屋空置率达到10.9%，使得地价暴跌、房地产买卖惨淡。房地产商因无力偿还利息，又收不回放出去的款子，个个债台高筑。为了保持上海的国际都市的形象，对此支那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上海开始建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用于解决平民的居住困难问题。这些平民住宅里设有仪式厅、人民学校、消费合作社、体育场和人民信贷中心；并有水电配套，且有宿舍供未婚者居住。每座房屋有厨房、起居室和卧室。上海工务局曾于昭和二年（1928年）成立平民住所建筑委员会负责推行贫民住宅安置工程，内容包括建造‘平民住所’、‘平民村’、‘模范村’等。第一批已经建造了800套此类住宅，老百姓开始于当年年5月入住。昭和三年上海市政府在闸北分三批建造平民住宅，第一批有1000套平民住宅。第二批2450套于昭和四年（1930年）年完工，第三批2290套于前年完工。昭和五年（1931年）第... -->>
但是杨朔铭知道，“大萧条”的到来，却给了中国夺回金融自主权的绝好机会！
在这场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信用制度的危机中，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而对于当时的中国，通过自甲午战争以来这样的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已经在中国赚到了极大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的资产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而且交易中使用实银是西方金融货币掠夺的软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已经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货币榨取，同时中国的巨大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国家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才是西方列强考虑的重点。而在日本两次入侵中国失败后英美等国一直支持中国改革币制，要求中国在发行统一的“国币”银元同时发行纸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日本在战后一直向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渗透，不让日本控制中国也是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之一。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施。
由于中国也是西方国家倾销产品的市场，为了加强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力，向中国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就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了中国进入中央银行时代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我明白瀚之的意思了。”满头大汗的梁士诒抬头看着杨朔铭，哑着嗓子问道，“你是不是早就有计划了？”
“是。”杨朔铭点了点头，“但这个计划，需要你帮我。”
“你要我做什么，就赶快吩咐吧。”梁士诒苦着脸说道，“只要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你叫我做什么都行。”
“这一关是不太好过，喊口号容易，做实事难，有时甚至可能还要顶着卖国贼的骂名。”杨朔铭看着窗外的天空中缓缓飘过的大片乌云，说道，“这里面博弈的，是千年国运，而不是一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老百姓未必能马上理解。但他们将来是会明白的。”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略略感到心宽了些，杨朔铭看到他吓得太厉害，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安慰他道：“梁公放心，这一次，咱们一定成功。你就等着当名副其实的财神爷好了。”
杨朔铭说着，取出另外一封信，交给了他。
“我为了这一天，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杨朔铭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看完了这封信，梁士诒终于完全镇定了下来，他有些恼火地看着杨朔铭，“刚才你简直吓死我了。”
“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杨朔铭看着他，目光突然变得如同刀锋般锐利，“否则，梁公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当然当然。”梁士诒打了一个冷战，陪着笑说道，此时虽然他的额头虽然还有汗珠，但已经流得不是那么厉害了。
1934年11月12日，日本，东京，皇宫，御书房。
尽管1934年的冬天一直让已经成了“昭和天皇”的裕仁感到分外的寒冷，但此时坐在御书房里的他，看着手中的一份份报告，身上却因为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兴奋而冒出了热汗。
“……日本将货币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后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银，重新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支那和投资于支那，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远大于以武力征服支那之所得。米国虽然在经济上试图控制支那，但支那仍然以白银为主币，大量的支那对日借款和投资、贸易都是以白银计算，同时还有大量日元贷款也是以支那的白银收入担保的，因而在支那国内，日元和米元英镑具有同等之重要地位……”
“去年米国宣布脱离金本位，使支那的汇率上升更加严峻，米国政府放弃金本位后，将货币准备金改为‘金三银一’的比例，为了达到这一比例，米国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白银，使得白银价格大幅度上升，因而支那白银开始流失，白银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支那之对外贸易变为入超（贸易逆差），并最终造成支那经济的一场大灾难。”
“自昭和三年（1929年）之后，上海原公共租界的房地产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当时此种情形称之为‘狂热’一点也不过分。从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昭和三年，上海房地产的总价值增加约40亿支那银元，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去年和前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200万银元，有时竟达2000万银元之多。毫无疑问，投机造就了房地产的繁荣，因为投机者一旦购买了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之为抵押，去购买另外的房地资产。在房价地价上涨同时，上海地产交易额也不断攀高。昭和四年（1930年）地产交易总额约11442万元，昭和五年（1931年）地产交易总额即升至24322万元。然自今年下半年，上海地价突然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进入了冰冻期，观望气氛浓厚，即使有少量成交，其价格也只及昭和五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国在支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惨跌至票面价的十分之一左右。上海原公共租界地价约跌落7亿元，就整个上海市而言，其地价跌落恐在20亿元之上。大批房地产商包括一些著名外国在支房地产公司纷纷宣告破产，房地产危机导致个人倾家荡产者时有所闻……”
“支那的房地产危机因银价上涨而加剧。由于支那金融业银根收紧、只收不放，抵押活动停滞，导致多家房地产企业倒闭，房屋空置率达到10.9%，使得地价暴跌、房地产买卖惨淡。房地产商因无力偿还利息，又收不回放出去的款子，个个债台高筑。为了保持上海的国际都市的形象，对此支那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上海开始建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用于解决平民的居住困难问题。这些平民住宅里设有仪式厅、人民学校、消费合作社、体育场和人民信贷中心；并有水电配套，且有宿舍供未婚者居住。每座房屋有厨房、起居室和卧室。上海工务局曾于昭和二年（1928年）成立平民住所建筑委员会负责推行贫民住宅安置工程，内容包括建造‘平民住所’、‘平民村’、‘模范村’等。第一批已经建造了800套此类住宅，老百姓开始于当年年5月入住。昭和三年上海市政府在闸北分三批建造平民住宅，第一批有1000套平民住宅。第二批2450套于昭和四年（1930年）年完工，第三批2290套于前年完工。昭和五年（1931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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