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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换星移,秋去冬来。
1983年1月15日，跟历年放寒假回家一样，我“背包撂散”地用两只旅行袋装着镇赉特产30斤“黄小米”、10斤“黄米面”、5斤“干蘑”、5斤“鲫鱼干”，一路风尘仆仆地返回了故乡江城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的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在全国乡村实现了“全覆盖”。
自此，一个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国储库粮囤充盈；农民家家仓廪丰实的新局面已经到来。此时，尽管为城镇居民专供商品粮的“粮油店”还在“凭证供应”，“粮票”还在各家饭厅餐馆流通，但其象征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硬通货”功能，正日渐褪去它特有的“法定色彩”。
因凭手中握有的“人民币”，几乎在城乡集贸市场上随处都可以买到“米面油肉蛋奶”等过去的“稀罕物”了。遍布城乡的“农业万元户”、“养殖专业户”和“城市个体工商户”一时间成为全体国民热捧的“明星一族”；“发家致富者光荣，懒惰受穷者可耻”迅速升华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民意”。
伴随着百废俱兴的新形势，全国城乡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城市的街办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的乡镇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衍生出来，不仅极大丰富了对城乡居民的生活供应，而且也活化了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流动；各类进口和国产“家电”，如电视机、洗衣机、电饭煲等象“变着戏法似的”推动着百姓生活的改善；遍地流动的都是“缕缕行行”做“对缝”生意的人，好像做啥买卖都赚钱，遍地是“商机”，到处是“陷阱”，只要你手中有商品就不愁找不到“买方市场”。
准确地说，那既是个典型的“商品经济”时代，也是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整个城乡经济正在由1978年前的“一潭死水”，顿时变成了一锅滚烫的“沸水”。在这轮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一些有胆有识且兼有“社会背景”的“弄潮人”在价格双轨制的“缝隙”中巧妙钻营竟一时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不能审时度势，一个“猛子”扎到那沸腾的商海中却被活活给“烫死、呛死、淹死”了。
当全国范围内的以“国退民进”为主基调的城市经济改革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时，一大批亏损型国企被陆续推上了“承包经营”之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的姐夫金魁竺也从江城市拖拉机配件厂被船营区做为人才引进调至船营区政府劳动服务公司任总经理。在此期间，他顺应市场需求先后创办多家区属集体企业公司，且取得了不斐的经济效益。然而，正当他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那时年仅有33岁的淑峰姐却被查出患上了令人谈虎色变的不治之症——“腺线胃癌”。
当全家人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情况后，毎个人都象瞬间遭了“雷劈”一样全都蒙圈了，随后便是哭声一片……
我是全家人最晚一个知道的。其实，淑峰姐“罹患胃癌”的事早在一个月前就发现了。因怕我知道着急上火，故姐姐说啥都不让告诉我。直到我这次寒假回到临江门老宅那一刻，母亲才流着泪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在突然得知这一噩讯后，我的头顶象炸响了一声“闷雷”，泪水顿时夺框而出……我一边如波浪鼓般地摇着头……一边仰天长啸：“我的老天爷呀——！你为何要如此不公地对待一个善良的女人哪——！”喊罢，我随即冲出屋子跑向江边号啕大哭起来……
半个小时后，当我带着两行残泪重回老宅的时候，魁竺姐夫陪淑峰姐刚好从医院“化疗”回到家中。在第一时间见到姐姐那一刻，我又一次难掩悲情与姐姐抱在一起相拥而泣……，此情此景，让站在一旁的母亲、魁竺姐夫、贵章哥等人都一并流下了热泪……
良久之后，当该流的泪近乎流尽，所有的人自然也就回归了平静。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半年不见的淑峰姐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一双曾经非常漂亮的双眼变得混浊而又呆滞；两个最美的酒窝因过度消瘦也难觅踪影；原本白净圆润的脸庞一下变成了失去整体美感的“黄脸婆”……
看到这里我不敢再看下去了……，我恨不得立刻举起“刀剑”去斩杀那把病痛带给姐姐的病魔……或让那“腺性癌病”长到我的身上也行啊……，然而这种种念头都是徒劳无益的，待一切回归理性后，还照样得直面现实。
自打姐姐“罹患癌病”之后，一则为方便姐姐去医院化疗：二则为方便魁竺姐夫上下班和照顾姐姐；三则为让姐姐在生命后期多跟家人呆上一段时间，故淑峰姐便一直住在临江门老宅。而在我回来之后，两个外甥女也从大长屯来到了临江门老宅。
此时，一个10口之家因淑峰姐的身体原因再一次汇集到一起。往后的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贵章哥在吉林市三十六中因工作突出和文笔出色已被提拔为该校的工会主席；老五会章依然在毛纺厂干着“三班倒”的机修工；老六久章还在江北化工技校读书；小妹于丽还在船营五小上学；母亲还象往常一样骑着“倒骑驴”整日不知疲倦地卖着“雪糕”……
淑峰姐“罹患绝症”，对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是情感上的重重一击。因为姐姐对我们这个“苦难之家”承担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倘若她做得要是差一些的话，对每个人的情感伤害可能会轻一些，可她却凡事又都做得那么优秀让弟弟们无可挑剔。如此一来，又岂能不让我们痛彻心肺？
看到姐姐一天比一天消瘦的模样，家里边的每个人都只能强颜欢笑，但内心却在暗自流泪……，每个人都知道“死神”正在一天天的迫近……，每个人随时都在想着趁姐姐还活着的时候能为她做点什么……
在我看来，那段时间因淑峰姐患病给全家人至少带来了三个重大改变：
首先，是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忧郁而又苦闷。魁竺姐夫原本是个废寝忘食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事业上的“工作狂”，自从姐姐生病他几乎是一有空儿就抱着医书可哪“淘换偏方” ，祈盼某味“神药”能让姐姐的生命出现“奇迹”，工作的分量在他心中明显退出了第一位；母亲赚钱也不再象以往那么拼命了，每天都是早早回家，不是给姐姐“掂当”点小时爱吃的东西，就是陪姐姐“唠唠嗑儿”，在她看来此时此刻让自已姑娘有一份好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三四五六”四个弟弟更是没有极特殊的事情绝不走出家门，或陪姐姐唠嗑“解闷”，或给姐姐开个“小灶”，或给姐姐烧水“烫脚”，就连10岁的于丽妹妹都知道用自己腰包的零用钱偶尔还给姐姐买回一串“糖葫芦”或两块“蛋糕”啥的呢。
其次，是每个家中成员的“亲情观”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淬炼”。姐姐本次“罹患癌症”对全家人的“心灵震撼”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远远超出了生父和继父离世对整个家庭造成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定义，是因为“母女姐弟情分”与生父和继父情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就性质而言：生父与我们虽有血缘关系，但因他离世时我们都年龄尚小，不谙世事，受到沉重打击的是母亲而不是我们，所以才不具有可比性。
继父的离世对我们家庭生活影响甚大，但对情感伤害却相对较轻，故同样不具有可比性。站在一脉“血亲”的角度来说，当一家人要眼巴巴地瞅着与我们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姐姐即将离我们而去，又怎能不让全家人“肝肠寸断”？正因如此，故全家人才对刚刚淬炼过的“亲情观”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即深入骨髓的“母女情”和“姐弟情”永远是人类社会最值得回忆和赞美的“人间真情”。
再次，是因淑峰姐“罹患绝症”让全家人对“生命的意义”又有了新的认知。一个人究竟怎么活？为什么而活？对于这个问题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说法。我们是普通百姓，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学问家，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讨论生命... -->>
物换星移,秋去冬来。
1983年1月15日，跟历年放寒假回家一样，我“背包撂散”地用两只旅行袋装着镇赉特产30斤“黄小米”、10斤“黄米面”、5斤“干蘑”、5斤“鲫鱼干”，一路风尘仆仆地返回了故乡江城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的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在全国乡村实现了“全覆盖”。
自此，一个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国储库粮囤充盈；农民家家仓廪丰实的新局面已经到来。此时，尽管为城镇居民专供商品粮的“粮油店”还在“凭证供应”，“粮票”还在各家饭厅餐馆流通，但其象征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硬通货”功能，正日渐褪去它特有的“法定色彩”。
因凭手中握有的“人民币”，几乎在城乡集贸市场上随处都可以买到“米面油肉蛋奶”等过去的“稀罕物”了。遍布城乡的“农业万元户”、“养殖专业户”和“城市个体工商户”一时间成为全体国民热捧的“明星一族”；“发家致富者光荣，懒惰受穷者可耻”迅速升华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民意”。
伴随着百废俱兴的新形势，全国城乡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城市的街办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的乡镇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衍生出来，不仅极大丰富了对城乡居民的生活供应，而且也活化了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流动；各类进口和国产“家电”，如电视机、洗衣机、电饭煲等象“变着戏法似的”推动着百姓生活的改善；遍地流动的都是“缕缕行行”做“对缝”生意的人，好像做啥买卖都赚钱，遍地是“商机”，到处是“陷阱”，只要你手中有商品就不愁找不到“买方市场”。
准确地说，那既是个典型的“商品经济”时代，也是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整个城乡经济正在由1978年前的“一潭死水”，顿时变成了一锅滚烫的“沸水”。在这轮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一些有胆有识且兼有“社会背景”的“弄潮人”在价格双轨制的“缝隙”中巧妙钻营竟一时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不能审时度势，一个“猛子”扎到那沸腾的商海中却被活活给“烫死、呛死、淹死”了。
当全国范围内的以“国退民进”为主基调的城市经济改革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时，一大批亏损型国企被陆续推上了“承包经营”之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的姐夫金魁竺也从江城市拖拉机配件厂被船营区做为人才引进调至船营区政府劳动服务公司任总经理。在此期间，他顺应市场需求先后创办多家区属集体企业公司，且取得了不斐的经济效益。然而，正当他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那时年仅有33岁的淑峰姐却被查出患上了令人谈虎色变的不治之症——“腺线胃癌”。
当全家人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情况后，毎个人都象瞬间遭了“雷劈”一样全都蒙圈了，随后便是哭声一片……
我是全家人最晚一个知道的。其实，淑峰姐“罹患胃癌”的事早在一个月前就发现了。因怕我知道着急上火，故姐姐说啥都不让告诉我。直到我这次寒假回到临江门老宅那一刻，母亲才流着泪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在突然得知这一噩讯后，我的头顶象炸响了一声“闷雷”，泪水顿时夺框而出……我一边如波浪鼓般地摇着头……一边仰天长啸：“我的老天爷呀——！你为何要如此不公地对待一个善良的女人哪——！”喊罢，我随即冲出屋子跑向江边号啕大哭起来……
半个小时后，当我带着两行残泪重回老宅的时候，魁竺姐夫陪淑峰姐刚好从医院“化疗”回到家中。在第一时间见到姐姐那一刻，我又一次难掩悲情与姐姐抱在一起相拥而泣……，此情此景，让站在一旁的母亲、魁竺姐夫、贵章哥等人都一并流下了热泪……
良久之后，当该流的泪近乎流尽，所有的人自然也就回归了平静。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半年不见的淑峰姐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一双曾经非常漂亮的双眼变得混浊而又呆滞；两个最美的酒窝因过度消瘦也难觅踪影；原本白净圆润的脸庞一下变成了失去整体美感的“黄脸婆”……
看到这里我不敢再看下去了……，我恨不得立刻举起“刀剑”去斩杀那把病痛带给姐姐的病魔……或让那“腺性癌病”长到我的身上也行啊……，然而这种种念头都是徒劳无益的，待一切回归理性后，还照样得直面现实。
自打姐姐“罹患癌病”之后，一则为方便姐姐去医院化疗：二则为方便魁竺姐夫上下班和照顾姐姐；三则为让姐姐在生命后期多跟家人呆上一段时间，故淑峰姐便一直住在临江门老宅。而在我回来之后，两个外甥女也从大长屯来到了临江门老宅。
此时，一个10口之家因淑峰姐的身体原因再一次汇集到一起。往后的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贵章哥在吉林市三十六中因工作突出和文笔出色已被提拔为该校的工会主席；老五会章依然在毛纺厂干着“三班倒”的机修工；老六久章还在江北化工技校读书；小妹于丽还在船营五小上学；母亲还象往常一样骑着“倒骑驴”整日不知疲倦地卖着“雪糕”……
淑峰姐“罹患绝症”，对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是情感上的重重一击。因为姐姐对我们这个“苦难之家”承担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倘若她做得要是差一些的话，对每个人的情感伤害可能会轻一些，可她却凡事又都做得那么优秀让弟弟们无可挑剔。如此一来，又岂能不让我们痛彻心肺？
看到姐姐一天比一天消瘦的模样，家里边的每个人都只能强颜欢笑，但内心却在暗自流泪……，每个人都知道“死神”正在一天天的迫近……，每个人随时都在想着趁姐姐还活着的时候能为她做点什么……
在我看来，那段时间因淑峰姐患病给全家人至少带来了三个重大改变：
首先，是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忧郁而又苦闷。魁竺姐夫原本是个废寝忘食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事业上的“工作狂”，自从姐姐生病他几乎是一有空儿就抱着医书可哪“淘换偏方” ，祈盼某味“神药”能让姐姐的生命出现“奇迹”，工作的分量在他心中明显退出了第一位；母亲赚钱也不再象以往那么拼命了，每天都是早早回家，不是给姐姐“掂当”点小时爱吃的东西，就是陪姐姐“唠唠嗑儿”，在她看来此时此刻让自已姑娘有一份好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三四五六”四个弟弟更是没有极特殊的事情绝不走出家门，或陪姐姐唠嗑“解闷”，或给姐姐开个“小灶”，或给姐姐烧水“烫脚”，就连10岁的于丽妹妹都知道用自己腰包的零用钱偶尔还给姐姐买回一串“糖葫芦”或两块“蛋糕”啥的呢。
其次，是每个家中成员的“亲情观”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淬炼”。姐姐本次“罹患癌症”对全家人的“心灵震撼”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远远超出了生父和继父离世对整个家庭造成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定义，是因为“母女姐弟情分”与生父和继父情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就性质而言：生父与我们虽有血缘关系，但因他离世时我们都年龄尚小，不谙世事，受到沉重打击的是母亲而不是我们，所以才不具有可比性。
继父的离世对我们家庭生活影响甚大，但对情感伤害却相对较轻，故同样不具有可比性。站在一脉“血亲”的角度来说，当一家人要眼巴巴地瞅着与我们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姐姐即将离我们而去，又怎能不让全家人“肝肠寸断”？正因如此，故全家人才对刚刚淬炼过的“亲情观”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即深入骨髓的“母女情”和“姐弟情”永远是人类社会最值得回忆和赞美的“人间真情”。
再次，是因淑峰姐“罹患绝症”让全家人对“生命的意义”又有了新的认知。一个人究竟怎么活？为什么而活？对于这个问题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说法。我们是普通百姓，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学问家，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讨论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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