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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章
见皇上心心念念的还是商税的事情，叶向高只能硬着头皮讲道：“皇上，今年的商税税额已经摊派各省，今年的商税税银有望增至五百万两，至于那个累进税制，臣等还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更何况，朝廷刚刚增加了商税，又紧锣密鼓的将累进税制颁行天下，臣唯恐弹压商贾过甚，以致百业萧条。”
皇帝冷冷的瞥了眼叶向高，有些失望的说道：“叶阁老，自打你入阁以来，朕未尝不对于报以深切的期待，考成法、整顿九边、重修商税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朝廷最要紧的政务，朕没有委托他人，朕选择了信重叶阁老你这样的老臣......可是叶阁老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诿？谋身还是谋国，看来叶阁老终究是选择了前者。”
叶向高从座椅上起身，跪倒在地，但他既没有自称有罪，也没有替自己辩解。
皇帝站起身来，一路走到殿门外，他倚门远望，用一种心事忡忡的口吻说道：“老秦素来积弱，为山东六国不耻。遂有商君之法，削贵族以致宗庙富强；隋唐之世，历经南北朝之乱，国家枝强干弱，世家大族，地主豪强林立，上达宗庙，下至江湖，势力铺张，无孔不入。遂有选举科考之法，废九品中正，以致朝廷日日中天。叶阁老，你不觉着今时今日的大明也已经走到了某种节骨眼上了吗？假如不能效法秦汉隋唐以改革自强，恐有社稷倾颓，神器易主之虞。宋之崖山，滔滔悲叹，历历在目，音犹在耳，我大明绝不可重蹈覆辙，再将神器易于塞外夷狄之手。”
皇帝背对着叶向高、孙承宗两人，一番或慷慨激昂或默默梦呓的话讲下来，闹得叶向高、孙承宗二人面面相觑。因为在大明朝的这些文武眼中，大明朝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天敌，事实上即便是崇祯朝时代，绝大多数大明朝的文武百官还是坚信大明朝能够渡过难关，无论是关外的皇太极还是关内的李自成都不能动摇大明朝统治的根基。毕竟大明朝有着两百多年辉煌的历史，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惯性？天下民心更多的还是站在明廷这边的，即便近百年来，大明朝的所作所为正不断地消磨着天下百姓的耐心。
叶向高跟孙承宗对视一眼，两个人都十分的奇怪，不知道皇帝哪儿来的焦虑感。事实上，两个人早就看出来皇帝似乎无时无刻不活在一种刻不容缓，火烧眉头的焦虑感、紧迫感之中——自打皇帝登基以来就如此。
皇帝到底在恐惧什么呢？
是内地不断涌现的叛军、农民军还是关外的努尔哈赤？亦或者是空虚的国库？
可是天启朝的农民军都是零散的，规模极小，远不及崇祯朝那样具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至于努尔哈赤？叶向高、孙承宗二人更是嗤之以鼻，他们两人虽然都不能否认努尔哈赤的确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天才统帅，可那又如何？
大明朝在过往的历史中遇到过的天才对手还少吗？
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汗曾经在土木堡之战中颠覆了明廷自太祖、成祖及仁宣二帝四世以来的积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也曾经兵围北京城，在嘉靖朝制造了庚戍之变。无论是也先汗还是俺答汗都曾经一度造成整个明帝国的军事危机，但现在也先汗的瓦剌部落何在？早已经淹没于茫茫大漠之中，而曾经一度称雄于漠南草原，迫使正宗的蒙古雄主察哈尔部落迁移辽东避祸的土默特部落也已经分化成东西两个部分，再也无力对明帝国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
之所以叶向高跟孙承宗并不拿努尔哈赤的后金兵当回事，或者说整个明帝国的统治阶级都不曾将建州女真当作生死大敌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以往的历史经验！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无法同同一时期的农耕民族比肩！这是历史铁律。游牧民族的政权架构是极为粗糙的，特别是他们那令中原人不耻的权力继承制度。不像中央政权早早的确定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一整套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向来没有类似的制度或者说没有遵守类似制度的政治惯例。受限于整个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天然的信奉强者独尊的道理，这就于温和持久的长子继承制背道而驰。
所以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即便能够强盛一时，但随着一代雄主的陨落，整个游牧部落也会继而陷入内部的分裂与争权夺利之中，进而不攻自破。
正是基于游牧民族无法长久保持强盛，正是基于北方政权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律认识，明帝国才不厌其烦的修筑长城，采取消极防守的国家战略。因为明帝国的顶层设计者们深切的知道，只有当草原上角逐出像也先汗、俺答汗那样的一代雄主的时候，明帝国的北部边疆才会出现危机，而这样的雄主，在明帝国以往的两百年的历史中，只诞生了两位，平均一百年一个，当这些草原雄主们过了春秋鼎盛的年纪以后，北方的游牧政权又会迅速的衰落，现如长久的分裂之中。与中原的农耕文明长久的统一短暂的分裂恰恰相反，北方的政权总是长久的分裂而短暂的统一。
所以明帝国只需要一道长城挨过草原雄主们鼎盛的壮年期，便仍旧稳稳地掌握着泛东北亚的宗主权，因为分裂的游牧部落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依靠明帝国的施舍与庇护。
虽然中原王朝的历史总是对北方政权的南侵大书特书，但是不能磨灭的一个事实则是——即便是宋朝，在于北方政权的博弈中，也总是胜少败多，或者说占上风的时间要多与处下风的时间。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在叶向高、孙承宗或者其余明帝国的有识之士眼中，努尔哈赤的崛起不过是明帝国遭遇的另一个也先汗跟俺答汗罢了。而且努尔哈赤现如今已经垂垂老朽，他还能继续金戈铁马多久？等努尔哈赤这个雄主老去，他的继任者还能跟努尔哈赤媲美吗？至少按照以往大明朝的经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直到崇祯朝末期，直到崇祯皇帝陷入满清、大顺以及西南奢安之乱三线战场无法抽身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集团才慌了神，才意识到亡国之期已至。
叶向高跟孙承宗不能跳出既有的经验，预知未来，但是皇帝却心知肚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皇太极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任者。或许皇太极的军事天赋不及父亲，乃至连弟弟多尔衮也不如，但是在政治上，皇太极确确实实是游牧民族中少有的大政治家，在皇太极之前，北方的游牧部落产生过无数努尔哈赤、多尔衮那般不可一世的战将，譬如成吉思汗、王保保等，但是像皇太极一样的政治家，大概只有忽必烈一个。
但从后来满清朝廷将近三百载的统治期与元朝不足百年的寿命比起来，作为彼此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确实又比忽必烈更加高瞻远瞩，英明神武。
但叶向高跟孙承宗的经验也并没有错，像蒙古族一样的游牧政权容易从内部分裂，女真族这个文明程度更低的渔猎民族也一样。至少天启皇帝就直到清朝初期，满清贵族统治阶级之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权力斗争。
一次是努尔哈赤崩殂，皇太极跟其余贝勒争夺汗位，以及皇太极逐步削弱其余贝勒、旗主的兵权，从而爆发的内部矛盾。
第二次是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福林一系的人马争夺帝位。
第三次就是顺治帝死后，玄烨一派的人同四位顾命大臣，主要是鳌拜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这三次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假如有一次没有处置妥当，那么八旗兵只有败退回关外老家的份儿。但幸运的是，每一次满清贵族之间都达成了聪明的和解，一次又一次的找到了利益平衡的那个点。
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明帝国的残余政权，无论是南明弘历政权，还是后来龟缩到帝国西南部的永历帝政权，都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攻自破。假如明帝国残余的政权内部能够像靖康之耻后的南宋或者八王之乱后的东晋那样达成利益平衡，也可依托黄河或者长江天堑同北方政权继续抗争，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万里江山须臾间披发左衽！
站在殿门外，皇帝背负双手，眺望远方，他想了很多。他的目光甚至已经迈过了大明、大清，到了更加遥不可及的远方。
“有人同朕讲，... -->>
第一百零六章
见皇上心心念念的还是商税的事情，叶向高只能硬着头皮讲道：“皇上，今年的商税税额已经摊派各省，今年的商税税银有望增至五百万两，至于那个累进税制，臣等还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更何况，朝廷刚刚增加了商税，又紧锣密鼓的将累进税制颁行天下，臣唯恐弹压商贾过甚，以致百业萧条。”
皇帝冷冷的瞥了眼叶向高，有些失望的说道：“叶阁老，自打你入阁以来，朕未尝不对于报以深切的期待，考成法、整顿九边、重修商税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朝廷最要紧的政务，朕没有委托他人，朕选择了信重叶阁老你这样的老臣......可是叶阁老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诿？谋身还是谋国，看来叶阁老终究是选择了前者。”
叶向高从座椅上起身，跪倒在地，但他既没有自称有罪，也没有替自己辩解。
皇帝站起身来，一路走到殿门外，他倚门远望，用一种心事忡忡的口吻说道：“老秦素来积弱，为山东六国不耻。遂有商君之法，削贵族以致宗庙富强；隋唐之世，历经南北朝之乱，国家枝强干弱，世家大族，地主豪强林立，上达宗庙，下至江湖，势力铺张，无孔不入。遂有选举科考之法，废九品中正，以致朝廷日日中天。叶阁老，你不觉着今时今日的大明也已经走到了某种节骨眼上了吗？假如不能效法秦汉隋唐以改革自强，恐有社稷倾颓，神器易主之虞。宋之崖山，滔滔悲叹，历历在目，音犹在耳，我大明绝不可重蹈覆辙，再将神器易于塞外夷狄之手。”
皇帝背对着叶向高、孙承宗两人，一番或慷慨激昂或默默梦呓的话讲下来，闹得叶向高、孙承宗二人面面相觑。因为在大明朝的这些文武眼中，大明朝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天敌，事实上即便是崇祯朝时代，绝大多数大明朝的文武百官还是坚信大明朝能够渡过难关，无论是关外的皇太极还是关内的李自成都不能动摇大明朝统治的根基。毕竟大明朝有着两百多年辉煌的历史，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惯性？天下民心更多的还是站在明廷这边的，即便近百年来，大明朝的所作所为正不断地消磨着天下百姓的耐心。
叶向高跟孙承宗对视一眼，两个人都十分的奇怪，不知道皇帝哪儿来的焦虑感。事实上，两个人早就看出来皇帝似乎无时无刻不活在一种刻不容缓，火烧眉头的焦虑感、紧迫感之中——自打皇帝登基以来就如此。
皇帝到底在恐惧什么呢？
是内地不断涌现的叛军、农民军还是关外的努尔哈赤？亦或者是空虚的国库？
可是天启朝的农民军都是零散的，规模极小，远不及崇祯朝那样具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至于努尔哈赤？叶向高、孙承宗二人更是嗤之以鼻，他们两人虽然都不能否认努尔哈赤的确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天才统帅，可那又如何？
大明朝在过往的历史中遇到过的天才对手还少吗？
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汗曾经在土木堡之战中颠覆了明廷自太祖、成祖及仁宣二帝四世以来的积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也曾经兵围北京城，在嘉靖朝制造了庚戍之变。无论是也先汗还是俺答汗都曾经一度造成整个明帝国的军事危机，但现在也先汗的瓦剌部落何在？早已经淹没于茫茫大漠之中，而曾经一度称雄于漠南草原，迫使正宗的蒙古雄主察哈尔部落迁移辽东避祸的土默特部落也已经分化成东西两个部分，再也无力对明帝国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
之所以叶向高跟孙承宗并不拿努尔哈赤的后金兵当回事，或者说整个明帝国的统治阶级都不曾将建州女真当作生死大敌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以往的历史经验！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无法同同一时期的农耕民族比肩！这是历史铁律。游牧民族的政权架构是极为粗糙的，特别是他们那令中原人不耻的权力继承制度。不像中央政权早早的确定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一整套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向来没有类似的制度或者说没有遵守类似制度的政治惯例。受限于整个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天然的信奉强者独尊的道理，这就于温和持久的长子继承制背道而驰。
所以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即便能够强盛一时，但随着一代雄主的陨落，整个游牧部落也会继而陷入内部的分裂与争权夺利之中，进而不攻自破。
正是基于游牧民族无法长久保持强盛，正是基于北方政权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律认识，明帝国才不厌其烦的修筑长城，采取消极防守的国家战略。因为明帝国的顶层设计者们深切的知道，只有当草原上角逐出像也先汗、俺答汗那样的一代雄主的时候，明帝国的北部边疆才会出现危机，而这样的雄主，在明帝国以往的两百年的历史中，只诞生了两位，平均一百年一个，当这些草原雄主们过了春秋鼎盛的年纪以后，北方的游牧政权又会迅速的衰落，现如长久的分裂之中。与中原的农耕文明长久的统一短暂的分裂恰恰相反，北方的政权总是长久的分裂而短暂的统一。
所以明帝国只需要一道长城挨过草原雄主们鼎盛的壮年期，便仍旧稳稳地掌握着泛东北亚的宗主权，因为分裂的游牧部落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依靠明帝国的施舍与庇护。
虽然中原王朝的历史总是对北方政权的南侵大书特书，但是不能磨灭的一个事实则是——即便是宋朝，在于北方政权的博弈中，也总是胜少败多，或者说占上风的时间要多与处下风的时间。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在叶向高、孙承宗或者其余明帝国的有识之士眼中，努尔哈赤的崛起不过是明帝国遭遇的另一个也先汗跟俺答汗罢了。而且努尔哈赤现如今已经垂垂老朽，他还能继续金戈铁马多久？等努尔哈赤这个雄主老去，他的继任者还能跟努尔哈赤媲美吗？至少按照以往大明朝的经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直到崇祯朝末期，直到崇祯皇帝陷入满清、大顺以及西南奢安之乱三线战场无法抽身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集团才慌了神，才意识到亡国之期已至。
叶向高跟孙承宗不能跳出既有的经验，预知未来，但是皇帝却心知肚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皇太极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任者。或许皇太极的军事天赋不及父亲，乃至连弟弟多尔衮也不如，但是在政治上，皇太极确确实实是游牧民族中少有的大政治家，在皇太极之前，北方的游牧部落产生过无数努尔哈赤、多尔衮那般不可一世的战将，譬如成吉思汗、王保保等，但是像皇太极一样的政治家，大概只有忽必烈一个。
但从后来满清朝廷将近三百载的统治期与元朝不足百年的寿命比起来，作为彼此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确实又比忽必烈更加高瞻远瞩，英明神武。
但叶向高跟孙承宗的经验也并没有错，像蒙古族一样的游牧政权容易从内部分裂，女真族这个文明程度更低的渔猎民族也一样。至少天启皇帝就直到清朝初期，满清贵族统治阶级之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权力斗争。
一次是努尔哈赤崩殂，皇太极跟其余贝勒争夺汗位，以及皇太极逐步削弱其余贝勒、旗主的兵权，从而爆发的内部矛盾。
第二次是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福林一系的人马争夺帝位。
第三次就是顺治帝死后，玄烨一派的人同四位顾命大臣，主要是鳌拜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这三次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假如有一次没有处置妥当，那么八旗兵只有败退回关外老家的份儿。但幸运的是，每一次满清贵族之间都达成了聪明的和解，一次又一次的找到了利益平衡的那个点。
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明帝国的残余政权，无论是南明弘历政权，还是后来龟缩到帝国西南部的永历帝政权，都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攻自破。假如明帝国残余的政权内部能够像靖康之耻后的南宋或者八王之乱后的东晋那样达成利益平衡，也可依托黄河或者长江天堑同北方政权继续抗争，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万里江山须臾间披发左衽！
站在殿门外，皇帝背负双手，眺望远方，他想了很多。他的目光甚至已经迈过了大明、大清，到了更加遥不可及的远方。
“有人同朕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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