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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恢复生机，簇簇花开，汩汩泉涌，商旅开始往来，驼铃开始悠扬。
“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
首先是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民族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
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如此写道。
是的，我们今天说起丝绸之路，总会想起张骞，但不能忘了霍去病。
有趣的是，霍去病与张骞还一起打过仗，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走一路，张骞与历史上著名的“飞将军李广”走一路。结果，只有霍去病大捷，李广冒进，被匈奴包围，死伤惨重，张骞救援来迟，犯下行军滞留而延误军机的罪过，被判为死刑。
张骞当时因出使西域之功，被封为博望侯，交了赎金，爵位被免，成为平民百姓。公孙敖因为迷路，没能与霍去病会合，结果跟张骞一样，被判为死刑，交了赎金，削爵为民。
连最熟悉地形的张骞都迷了路，不得不佩服霍去病的精准定位啊。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许多年，汉朝名将辈出，连获胜利，而匈奴大势已去，只能一路向西。
公元160年左右，匈奴来到位于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古称“康居”的国家，随后又离开了，从此消失于历史记载，直到公元260年左右，他们出现在亚洲的另一端，顿河以东的阿兰国。
他们在此恢复雄风，开始西征欧洲，“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道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骤然来临”（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历史》），引发了改变欧洲历史命运的多米诺式的族群迁徙，“蛮族”被更野蛮的匈奴人驱赶，把罗马帝国搅得支离破碎。
《走向陌生的地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一书中写道：
“从某种角度来说，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他们一起如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历史的消失，带来了由各个封建国家组成的西欧多元政治格局的开始。”
这就是历史的“蝴蝶效应”。
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洛被废黜，如果能够穿越，他会不会哀怨地跟霍去病抱怨：“600年前，你干嘛把匈奴打得那么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个伟大的民族，大多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奠定了“汉人”这个词。也正是在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有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国家责任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一直延续至今，流淌着无穷的自信与自豪。
今天回溯历史，可以说，是汉匈之战，影响了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而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又帮助汉朝取得了对匈奴辉煌的胜利。
辉煌，来自于艰难。要知道，这是历史上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少有的压倒性的胜利，而且是打出长城去，以游牧民族最擅长的骑兵作战方式，在游牧民族最熟悉的草原地带，打败了游牧民族。
匈奴是个马背民族，骑兵极其剽悍。西汉初年，晁错曾说：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但霍去病华丽丽地以骑兵对骑兵，最终打败了匈奴人，打败、打垮、打服。说起“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人也是服气的。
在卫青、霍去病之前，匈奴还是一个可怕的强国，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南抵长城，北达贝加尔湖，乃欧亚大陆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汉朝人从卫青霍去病开始，在与匈奴的一次次死磕中，磨砺了坚不可摧的民族性格。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汉朝人的性格，那就是血性。
长达七十余年的匈奴凌辱，再加上延续百年的汉匈战争，炼就了汉朝人的血性，这是他们能够有尊严活着的依托。他们尚武，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
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爱好习武，虎虎有生气，霍去病自然是武林高手，擅长骑射，连生活在深宫中的汉武帝，也有一身好功夫，史载他“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
东汉时期，先后被封为“冠军侯”的，还有贾复和窦宪。消灭北匈奴主力、留下“燕然勒石”典故的窦宪之神威，自不必说。
另一位贾复，出身文士，但是临阵果敢、身先士卒，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在民间评书中，贾复甚至留下了“拖肠大战”的传说，在某次战斗中，他被强敌挑出肠子，杀出重围后，发现小伙伴不见了，于是杀回去，拖肠大战，救出小伙伴。虽是演义，也可见其之威猛。
汉朝人尚武有血性，绝不是窝里斗，他们以报效国家、沙场杀敌为荣，在远离家乡的边塞，用血性写下男儿战斗史诗。
比如，霍去病的姑姑是皇后，他完全可以在富贵乡中过纨绔少年的日子，却选择了到危险的前线建功立业。用伏波将军马援的话来说，就是“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汉朝人的主流价值观。
马援本人即如此，他是东汉开国功臣之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后于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身体力行了“马革裹尸”的气概。
今天读汉朝故事，常常感慨于有那么多传奇或孤军坚守，任狂风暴雨也不屈服，或数人远征，虽九死一生亦不放弃；有杀出重围的悍勇，有战胜孤独的坚韧，有千里奔袭的自信，有以硬碰硬的豪迈……
两汉400年，人性朴拙，精神强健，重视荣誉，极具血性，元气淋漓，以英雄为荣，以爱国为荣，民族因此有超级的向心力，也因此爆发了极强的战斗力。
这般气度，如同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一点都不花哨雕琢，跟繁琐俗艳无关，但其中的血性与力量，虽已凝固静默千年，仍能感觉喷薄而出。
后，恢复生机，簇簇花开，汩汩泉涌，商旅开始往来，驼铃开始悠扬。
“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
首先是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民族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
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如此写道。
是的，我们今天说起丝绸之路，总会想起张骞，但不能忘了霍去病。
有趣的是，霍去病与张骞还一起打过仗，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走一路，张骞与历史上著名的“飞将军李广”走一路。结果，只有霍去病大捷，李广冒进，被匈奴包围，死伤惨重，张骞救援来迟，犯下行军滞留而延误军机的罪过，被判为死刑。
张骞当时因出使西域之功，被封为博望侯，交了赎金，爵位被免，成为平民百姓。公孙敖因为迷路，没能与霍去病会合，结果跟张骞一样，被判为死刑，交了赎金，削爵为民。
连最熟悉地形的张骞都迷了路，不得不佩服霍去病的精准定位啊。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许多年，汉朝名将辈出，连获胜利，而匈奴大势已去，只能一路向西。
公元160年左右，匈奴来到位于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古称“康居”的国家，随后又离开了，从此消失于历史记载，直到公元260年左右，他们出现在亚洲的另一端，顿河以东的阿兰国。
他们在此恢复雄风，开始西征欧洲，“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道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骤然来临”（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历史》），引发了改变欧洲历史命运的多米诺式的族群迁徙，“蛮族”被更野蛮的匈奴人驱赶，把罗马帝国搅得支离破碎。
《走向陌生的地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一书中写道：
“从某种角度来说，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他们一起如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历史的消失，带来了由各个封建国家组成的西欧多元政治格局的开始。”
这就是历史的“蝴蝶效应”。
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洛被废黜，如果能够穿越，他会不会哀怨地跟霍去病抱怨：“600年前，你干嘛把匈奴打得那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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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民族，大多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奠定了“汉人”这个词。也正是在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有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国家责任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一直延续至今，流淌着无穷的自信与自豪。
今天回溯历史，可以说，是汉匈之战，影响了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而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又帮助汉朝取得了对匈奴辉煌的胜利。
辉煌，来自于艰难。要知道，这是历史上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少有的压倒性的胜利，而且是打出长城去，以游牧民族最擅长的骑兵作战方式，在游牧民族最熟悉的草原地带，打败了游牧民族。
匈奴是个马背民族，骑兵极其剽悍。西汉初年，晁错曾说：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但霍去病华丽丽地以骑兵对骑兵，最终打败了匈奴人，打败、打垮、打服。说起“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人也是服气的。
在卫青、霍去病之前，匈奴还是一个可怕的强国，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南抵长城，北达贝加尔湖，乃欧亚大陆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汉朝人从卫青霍去病开始，在与匈奴的一次次死磕中，磨砺了坚不可摧的民族性格。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汉朝人的性格，那就是血性。
长达七十余年的匈奴凌辱，再加上延续百年的汉匈战争，炼就了汉朝人的血性，这是他们能够有尊严活着的依托。他们尚武，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
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爱好习武，虎虎有生气，霍去病自然是武林高手，擅长骑射，连生活在深宫中的汉武帝，也有一身好功夫，史载他“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
东汉时期，先后被封为“冠军侯”的，还有贾复和窦宪。消灭北匈奴主力、留下“燕然勒石”典故的窦宪之神威，自不必说。
另一位贾复，出身文士，但是临阵果敢、身先士卒，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在民间评书中，贾复甚至留下了“拖肠大战”的传说，在某次战斗中，他被强敌挑出肠子，杀出重围后，发现小伙伴不见了，于是杀回去，拖肠大战，救出小伙伴。虽是演义，也可见其之威猛。
汉朝人尚武有血性，绝不是窝里斗，他们以报效国家、沙场杀敌为荣，在远离家乡的边塞，用血性写下男儿战斗史诗。
比如，霍去病的姑姑是皇后，他完全可以在富贵乡中过纨绔少年的日子，却选择了到危险的前线建功立业。用伏波将军马援的话来说，就是“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汉朝人的主流价值观。
马援本人即如此，他是东汉开国功臣之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后于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身体力行了“马革裹尸”的气概。
今天读汉朝故事，常常感慨于有那么多传奇或孤军坚守，任狂风暴雨也不屈服，或数人远征，虽九死一生亦不放弃；有杀出重围的悍勇，有战胜孤独的坚韧，有千里奔袭的自信，有以硬碰硬的豪迈……
两汉400年，人性朴拙，精神强健，重视荣誉，极具血性，元气淋漓，以英雄为荣，以爱国为荣，民族因此有超级的向心力，也因此爆发了极强的战斗力。
这般气度，如同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一点都不花哨雕琢，跟繁琐俗艳无关，但其中的血性与力量，虽已凝固静默千年，仍能感觉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