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同恋是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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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同性恋是疾病
以同性恋倾向为疾病的调查对象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并没有负罪感,而仅仅抱怨自己命运不好,陷于可怕的痛苦和孤独之中。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说:“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寂寞、孤独、痛苦的。”另一位说:“对自己走上这条路感到很不幸。”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我是后悔走上这条路的,但后悔也没办法,一生的道路是很艰苦的。我碰上大学的女同学,好友们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并说,我们当初对你都不敢有奢望(他年轻时十分英俊,她们都不敢指望他能答应和自己交朋友)。由于没有满意的爱情生活和美好的家庭,给亲友带来很多痛苦。”还有一位说:“家里人全都不知道我这种倾向。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来承受吧。”“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个悲剧。”
除了认为自己没有错之外,持这类观点的同性恋者往往认为,社会上的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什么错。正如前面一位调查对象所说的:“别人不能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我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他觉得能够理解广大异性恋者对他们这种人的无知、怀疑甚至厌恶。这类同性恋者把自己的性倾向和社会的要求、同性恋和异性恋概括为欲望和义务,搞同性恋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社会的要求和异性恋是自己的义务。当一个人“欲望也有、义务也有”时“人都有点双重人格了”
持这类想法的同性恋者中,许多都有求医问药的经历。他们一般都是看神经科门诊或去作心理咨询。有一位调查对象说:“我曾去医院挂过号,跟大夫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感觉并不困难,在对我们的行为作科学研究的地方,气氛很不错。”
一位到心理咨询部门求过治的农民在我们的问卷上写道:“这件事是一件很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事。我认为有这种毛病的人虽不多,但都很苦恼,又不好向人说明希望你们有什么办法矫治。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还未结婚,一旦暴露,让异性朋友知道,可能又要吹。这不为此事正担心呢!希望快回信给我矫治吧!”另一位曾经求这治的同性恋者在问卷上写道:“本人曾两位同性朋友有过性关系,但那还是在五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只是出于好奇。有过四次性关系,往后一直没有过。哪知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和同性朋友在一起,看到那些风度潇洒的同性们,我就想吻他一下,虽然我控制住了,但心里又无限向往。现在我已二十七岁,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同性不能爱,异性不能爱,已对生活失去信心了。但我又留恋这个世界。现在只有求得你们的帮助,尽快地想出办法,救救我们这些患病的患者吧”
还有一位同性恋者写道:“我常常独自苦思冥想,痛苦万分,有时还想到一死了之。我希望会在一天,我会像正常人一样幸福。”但他对治好“病”似乎信心不足,于是又加了一句:“或此病不能好,能找到一个如意的男朋友(真是求之不得)!”一位从小希望自己是女孩子的调查对象,一心想做变性手术,他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什么道德问题,也不认为社会对他有什么不公正,只怨自己本应是女人却偏偏生成个男人,他甚至在问卷上这样写道:“请您们拿我当实验品吧!为我作变性手术。我知道如果真的这们做了,我会失去家庭、朋友等等许多的东西,但我因此却获得了新生,可以和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去爱和接受别人的爱。这是非常值得的。”
那些认定自己是“有病”的同性恋者的道德观点都属于这一类,因为疾病和罪恶毕竟是两回事,到医院治疗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或罪恶。一位“病人”这样写道:“有病总是痛苦的,无论这病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最大的痛苦除了自身的痛病痛之外,那便是找不到一个能治好自己病痛的医生了。”他希望“医生们”能够通过对“病人”的充分了解“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来,帮助所有想进行矫正的朋友们来进行矫正。”
拉里亚的调查结果表明,能否“治好”同性恋取决于两个因素:同性恋者自己有无改变愿望,以及他的经历中是否至少有过一些异性恋的感情。一个对参加治疗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报告说,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参加治疗的双性恋男子有百分之五十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向异性恋稳定转变的病人的平均比例约为百分之四十。(拉里亚,第150至151页)这个概括同我国一位专治同性恋的医生的观点十分接近,他也认为,同性恋有没有治疗的决心是能否治好的关键,事实上,所有下决心矫正的人都已见效,只可惜他接触的七百多名同性恋者当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想治,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中以只有百分之十五能坚持治到底。按照目前国际医学界惯例,对那些自认为有病的同性恋者,就应当加以治疗;而对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病、心理平衡的同性恋者则不必治疗,也并不认定为有病。
第二节、同性恋是疾病
以同性恋倾向为疾病的调查对象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并没有负罪感,而仅仅抱怨自己命运不好,陷于可怕的痛苦和孤独之中。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说:“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寂寞、孤独、痛苦的。”另一位说:“对自己走上这条路感到很不幸。”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我是后悔走上这条路的,但后悔也没办法,一生的道路是很艰苦的。我碰上大学的女同学,好友们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并说,我们当初对你都不敢有奢望(他年轻时十分英俊,她们都不敢指望他能答应和自己交朋友)。由于没有满意的爱情生活和美好的家庭,给亲友带来很多痛苦。”还有一位说:“家里人全都不知道我这种倾向。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来承受吧。”“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个悲剧。”
除了认为自己没有错之外,持这类观点的同性恋者往往认为,社会上的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什么错。正如前面一位调查对象所说的:“别人不能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我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他觉得能够理解广大异性恋者对他们这种人的无知、怀疑甚至厌恶。这类同性恋者把自己的性倾向和社会的要求、同性恋和异性恋概括为欲望和义务,搞同性恋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社会的要求和异性恋是自己的义务。当一个人“欲望也有、义务也有”时“人都有点双重人格了”
持这类想法的同性恋者中,许多都有求医问药的经历。他们一般都是看神经科门诊或去作心理咨询。有一位调查对象说:“我曾去医院挂过号,跟大夫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感觉并不困难,在对我们的行为作科学研究的地方,气氛很不错。”
一位到心理咨询部门求过治的农民在我们的问卷上写道:“这件事是一件很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事。我认为有这种毛病的人虽不多,但都很苦恼,又不好向人说明希望你们有什么办法矫治。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还未结婚,一旦暴露,让异性朋友知道,可能又要吹。这不为此事正担心呢!希望快回信给我矫治吧!”另一位曾经求这治的同性恋者在问卷上写道:“本人曾两位同性朋友有过性关系,但那还是在五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只是出于好奇。有过四次性关系,往后一直没有过。哪知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和同性朋友在一起,看到那些风度潇洒的同性们,我就想吻他一下,虽然我控制住了,但心里又无限向往。现在我已二十七岁,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同性不能爱,异性不能爱,已对生活失去信心了。但我又留恋这个世界。现在只有求得你们的帮助,尽快地想出办法,救救我们这些患病的患者吧”
还有一位同性恋者写道:“我常常独自苦思冥想,痛苦万分,有时还想到一死了之。我希望会在一天,我会像正常人一样幸福。”但他对治好“病”似乎信心不足,于是又加了一句:“或此病不能好,能找到一个如意的男朋友(真是求之不得)!”一位从小希望自己是女孩子的调查对象,一心想做变性手术,他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什么道德问题,也不认为社会对他有什么不公正,只怨自己本应是女人却偏偏生成个男人,他甚至在问卷上这样写道:“请您们拿我当实验品吧!为我作变性手术。我知道如果真的这们做了,我会失去家庭、朋友等等许多的东西,但我因此却获得了新生,可以和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去爱和接受别人的爱。这是非常值得的。”
那些认定自己是“有病”的同性恋者的道德观点都属于这一类,因为疾病和罪恶毕竟是两回事,到医院治疗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或罪恶。一位“病人”这样写道:“有病总是痛苦的,无论这病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最大的痛苦除了自身的痛病痛之外,那便是找不到一个能治好自己病痛的医生了。”他希望“医生们”能够通过对“病人”的充分了解“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来,帮助所有想进行矫正的朋友们来进行矫正。”
拉里亚的调查结果表明,能否“治好”同性恋取决于两个因素:同性恋者自己有无改变愿望,以及他的经历中是否至少有过一些异性恋的感情。一个对参加治疗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报告说,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参加治疗的双性恋男子有百分之五十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向异性恋稳定转变的病人的平均比例约为百分之四十。(拉里亚,第150至151页)这个概括同我国一位专治同性恋的医生的观点十分接近,他也认为,同性恋有没有治疗的决心是能否治好的关键,事实上,所有下决心矫正的人都已见效,只可惜他接触的七百多名同性恋者当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想治,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中以只有百分之十五能坚持治到底。按照目前国际医学界惯例,对那些自认为有病的同性恋者,就应当加以治疗;而对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病、心理平衡的同性恋者则不必治疗,也并不认定为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