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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