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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我初次见到苏抑卮教授，是在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我终于离开远在郊外的小工厂，踏进盼望已久的大学门槛，对用功读书有着无限的热情。我向往着成为陈景润那样的人物，在学问的蓝色海洋里能有一番作为。记得是在一场雨后，秋老虎的余威已不复存在，天高气爽，我捧着祖父最新出版的一本旧作，在学校宿舍区向人打听苏教授家的确切位置。尽管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宿舍区的脏乱，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恐怖。
我的手里捏着写有地址的小字条，可是挂在大楼上的红底白字搪瓷标牌，都让小孩用弹弓给射坏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典型场景，原来的蓝底白字的标牌，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在运动初期都换了象征革命的粉红底色。看上去仿佛是有计划的破坏，因为所有的射击，都是以让人认不出标牌上的编号为目的。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正在来临，但是这个庞大的宿舍区，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痕迹，用暗红色油漆写的毛主席语录随处可见，而且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宿舍区，竟然也像大杂院一样，被称做某某“向阳院”我找到了居委会，一个负责人模样的老太太，不信任地看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她说她并不知道谁是苏抑卮教授，在这一大片房子里，教授副教授和看上去像教授的多如牛毛。
我手上的小纸条，表明苏教授不是住在27幢，就是37幢。老太太觉得在居委会里说不清楚，她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十字路口，指指东面，然后又掉过头来指指西面，告诉我这两幢楼的位置，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两个方向我恰恰已经都去过了，于是，我又一次陷于摸不着头脑的茫然之中。如此混乱的宿舍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八年以后，作为留校的青年教师，我有幸成为这个宿舍区的居民，几乎所有来找我的人，都有过我初次拜访苏教授时问路的尴尬。从两层一幢的小洋楼，到正在修建的七层楼，从只有一个单元门一个公用厕所的仓库式建筑，到有五个单元的新式大楼，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大学里的房子永远不够住，据说自从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以后，或者说从1927年蒋介石来到南京这城市以后，这个宿舍区就没停止过盖房子，但是从来都是小动作，零打碎敲，滴滴答答不急不慢，结果不同的年代里，就盖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房子。
最后带我找到苏教授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长发、身穿一身黑衣服的姑娘。印象中，她应该是穿了一身黑的丝绸衣服，上身是民族风格的小褂，下面是一条飘逸的喇叭裤，一双黑颜色的高跟皮鞋。她涂着鲜红的唇膏，描着极细的黑眉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进口香水的味道。时至今日，我对自己当时的印象，常常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因为这毕竟是在陈旧的1978年，这样的打扮不仅可疑，而且完全对不上号。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就很信任地跟着她走了，在苏教授住的那幢楼下，她突然转过身来，指了指四楼关着的窗户，然后扬长而去。这时候，夕阳西下，一幢幢宿舍大楼，拖着长长的阴影，让人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感觉。
黑衣姑娘消失在楼群之中。我沿着窄窄的楼梯道往上走，满脑子都在想那黑衣服的姑娘。这一年我21岁，脸上仍然不断地长青春痘。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口号，好像就是在这一年提出来的，我毕竟是在一个保守压抑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小伙子，由于和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事实上我都没仔细地看过那姑娘一眼。我根本就没看清那姑娘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只是匆匆扫了她一下，然后胆战心惊地跟在她后面。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是用想象在猜度和完善，我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她应该怎么样。每当我想起和苏教授的交往，就忍不住会想到这位神秘莫测的黑衣姑娘。时隔差不多20年，关于黑衣姑娘的记忆，已经带很大的想象，甚至有着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总是把她和现在街面上最时髦的姑娘混同起来，然而我就是忍不住要想。
老式的教授楼陈旧不堪，黑黑长长的楼道里，堆满了弃之可惜留着无用的杂物。到处都是灰尘，看得出已经很久没人打扫过。听得见有人在咳嗽，那是一种干咳，是那种没有痰可咳可不咳的习惯性声响。二楼的一家门敞着，收音机里正用记录速度播放着天气预报，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播音，现在再也听不到了。我终于到达了四楼，在苏教授家的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找到了门铃按钮，轻轻地揿着。
2
就像人有意无意总要回味自己的第一次性经验一样，我对对苏教授的初次拜访，始终保持着一种亲切的记忆。和苏教授的交往，是我人生轨迹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也许在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因为最初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拜访，我不过是奉父亲的命令，送一本祖父的书给苏教授。这完全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苏教授曾和我的祖父有过短暂的交往，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以后，父亲去北京出差，祖父告诉父亲，说我将要去读的那个大学，有一位叫苏抑卮的教授很有学问。祖父并没有让我前去拜师的意思，他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功底实在太浅，根本就不配给苏教授当学生。祖父当时只是随口向父亲提到了苏抑卮这个人。
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选择了作家这个行当。他对我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我千万不要子承父业，再去当什么倒霉的作家。在上大学以前，我是一家街道的小工厂的工人，也许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父亲一直过得很坎坷，他对我能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感到十分欣慰。他为自己的家庭终于有了工人阶级感到自豪。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多少年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报纸上，都是很认真地这么说。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想法，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的父亲总觉得我不想继续当工人的念头，十分幼稚十分错误，而且隐隐地潜藏着几分危险。他觉得我迫不及待地想投考大学的欲望，有些过分，有些不可理喻。他觉得我完全没理由，也没必要把上大学那么当回事。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展，大学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的祖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伯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父亲没上过大学，我的三个堂哥也没上大学，按照这种推理，我即使不上大学，一样也可以做出成就。
我所在的工厂，离家很遥远，每天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几乎要穿过整个城区，到了郊区，还要沿一段土路骑十分钟车。在下雨天，为了不迟到，我不仅要提早出门，而且不得不在泥泞的土路上，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前进。我的工作是操作牛头刨床，这是一种较为落后的金属加工，程序十分简单。进厂以后，一位改行不久的中年妇女当了我的师傅，她教我怎么操作，过了一个月，我便完全熟练地掌握了操作。在做学徒的第一年里，因为是和师傅共同操作一台刨床，显得很清闲，我们轮流工作，闲着的那个人，可以躲在一旁看书，或是打毛线。车间里就只有一台刨床，原来已经有了两位师傅，一个夜班，一个白班，现在添了我和另外一名徒弟，人手多了，便考虑再添一台刨床。
一年以后，新的一台刨床买回来了。除了新一点，这台刨床在外形和性能方面，和老的那台机器没有任何区别。新刨床安装好了以后，我的师傅和我开玩笑，说这台新机器就是我的嫁妆。我记不清自己当时如何回答的，只是心里感到不是滋味，我又不是什么女孩子，要什么嫁妆。坦白地说，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我感到不痛快，是因为我所干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我意识到自己正在逐步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每天固定的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夹紧加工部件，按动操作按钮，加工开始加工完毕，然后继续重复。我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包办婚姻的沼泽，这台新刨床只是我不得不娶的一个小媳妇。我对这台金属的机器毫无感情。
在我成为小说家以后，我写的小说，很少反映这一段生活。四年的工人生活，真正让我感到亲切的地方，并不多。如果硬要我说老实话，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喜欢当工人。我没办法讴歌工厂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工人和我一样，并不热爱他们所干的活。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工人和我一样，既不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但是也不觉得当了工人就一定伟大。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工人，肯定不行，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才能像名牌的商标一样，一针见血地说明工人的伟大。事实上，在我做工人的那个年代里，工人与其说伟大，还不如说幸运，这种幸运是和下乡的知青相比，和农村的农民相比。
不能不承认工人的生活，其实是最单调的。在机器轰鸣的八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将自己变成这台牛头刨床的附加部分。如果是加工那种小零件，每道工序很快就结束，我不得不站在刨床旁边，不停地换上换下。如果是大的加工部件，则意味着一旦加工开始，我可以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刨床一旦开动，我便被机器拴死了，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越是那种看上去技术不很强的操作，越容易疏忽出事，我的师傅就是因为干活时偷偷地打毛线，导致了刨床的牛头和加工部件相撞，结果她那部刨床不得不提前大修。
活永远干不完，想偷懒也不行。每人都有一台机器，谁的机器停下来，都会引人注意。车间里，人和人之间交往，也就是吃饭那短暂的一会儿，要不就得等到交接班的时候。在工厂的四年，我几乎没有交过一个朋友。我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内向，四年的工人生活，使得我的脾气变得更加古怪。我继续保持着在中学时的传统，坚决不和同年龄的女孩子交谈。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天敌，从来不进行对话。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是清教徒，所有和女孩子搭讪的小伙子，都将受到蔑视和嘲笑，而女孩子如果主动和男孩说话，那必是轻薄和不自重。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总是情不自禁地注视一位操作磨床的青年女工。我承认自己对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好感。这是一个比我早两年进厂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是戴着大口罩，因此始终带有一种神秘感。磨床和刨床一样，操作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唯一不同的是磨床所产生的金属灰尘，要比刨床大得多。我们的机床紧紧挨着，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我们时不时地眉来眼去。我一直在偷眼看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同时觉得自己的举动，也都在她的监视之下。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十分多余地做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举动。她显然已意识到我的不同寻常的目光。在中学时，我曾用同样的目光，留意过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姑娘。和我同年龄的小伙子，在青少年时期，一定有许多像我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恋爱经历可以回忆。我们的青春期，和“文化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爱情问题是一个很可笑的话题。“爱”这个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意味着不学好，意味着下流的色情。所有的爱情歌曲，在当时都是黄色歌曲。我们早年的爱情生活，说白了，也就是脉脉含情地看看女孩子。
然而在车间里，老工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荤笑话，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不同年龄层次的男人，都愿意和我师傅调笑，而她似乎也很乐意从中得到一种乐趣。有传闻说师傅的丈夫是阳痿，男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得出了一致结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师傅既然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正当的性爱，很自然地便会寻找另一种途径发泄。我刚做学徒的时候，师傅还有所忌惮。她总是假装生气地将男人不怀好意的手打开，把那些围着她转的男人轰走。但是，她很快地便忘却了我的存在，口无遮拦地说起粗话，张口男人的家伙，闭口女人的玩意。她真心地喜欢开那种粗俗的玩笑，喜欢别人和她动手动脚，喜欢被人吃豆腐。她喜欢那种被男人围绕的感觉，这是一种近乎于车间女王的待遇，在短暂的交接班期间，在吃饭期间，在偶尔的停电休息的时候，她成了男人们注意的中心。一阵阵插科打诨，一阵阵欢声笑语，所有的名词和动词都有了新的意义。
渐渐地，这种玩笑甚至扯到了我的头上。那些人根本不管我是否脸红，十分露骨地和师傅调笑，说她想吃童子鸡。师傅越是想保护我，他们就越起劲，叫喊得越凶。师傅很愤怒，说:“你们他妈的真不要脸，再不像话，别怪我说出不好听的话来。”
他们就说:“你什么不好听的话，我们没听过？”
师傅说:“我徒弟就跟我儿子一样。”
他们便话里有话地说:“像儿子和是儿子，究竟不一样！”
类似的玩笑永远没个够。一旦从机器的桎梏中逃离出来，大家没别的乐趣可找，于是就靠打情骂俏调节情绪。说荤话和荤段子，是车间里调剂身心健康的工间操，是大家相互交流感情的润滑剂，有伤风雅无伤风化。师傅最看不惯那些假装正经的女人，她的脾气是有什么话，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告诉你，越是不声不响的女人，骨子里越骚，”师傅显然注意到我对离我们不远处那位磨工的目光，十分善意地提醒我“我是过来人，女人不吭声，这是砂锅里煨肉，闷‘骚’，你要是谈对象，可千万不要找这样的货色。”
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师傅的英明判断。十年以后，我已经离开工厂，正读着研究生，有一次，遇见当年车间里的同事，听他谈起这位一度让我丢魂失魄的青年女磨工，这位已经当了车间主任的同事，十分惊讶我对她的风流韵事，竟然一无所知。他一口气报了一大串名单，其中有好几个男人我都熟悉。他告诉我当年那位神秘的、常常一声不响的女磨工，对于婚外的爱情，有一种病态的嗜好。他不无感叹地说:“她可是来者不拒，真枪真刀，不像我们厂的那些老女人，光是在嘴上耍流氓。”
3
出来开门的是苏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从打开的门缝里，我首先看到了一张布满皱纹、满脸不耐烦的老太太的面孔。音乐门铃在我松手之后好半天，还在叮叮咚咚地响着，由于电池不足，那拖长的声音非常古怪。最初的见面，显而易见地让人感到不愉快。李老太太紧绷着脸，不友好地冷眼看着我，我的解释和说明，对她似乎没有任何作用。要是我能知道苏教授老夫妇正在赌气，我身上所有的局促不安也许会荡然无存。经过后来连续十年的弟子生涯，习惯成自然，我已经完全熟悉了李老太太的坏脾气，但是第一次会面，我的确让她弄得非常狼狈。她的神情是根本就不想理睬，当我问起苏教授是不是住在这时，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我几乎是从李老太太肥胖的身躯旁边硬挤进去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反感。明摆着我的手肘碰到了她的什么地方，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我听见她充满怨气地哼了一声。我回过头，想说声对不起，然而她虎着的脸却让我又把话赶快咽了回去。苏教授的小书房正对着大门，里面灰暗而且黯淡。事实上，在一开始，我就从打开的门缝里，看见苏教授端坐在书房里。听见我的声音，苏教授随手拧开了台灯，嘴里大声招呼着，站了起来。台灯将苏教授细细长长的身影，像打幻灯似的投在迎面的墙壁上。墙壁上的教授像一头巨熊，摇摇晃晃地走出书房。
苏教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一种很瘦的高。在我的记忆中，上了年纪又有学问的老人，十有八九都是矮个子。我的祖父就很矮，他的很多充满智慧的老朋友也很矮。我不由得想起南京一家十分有名的中医院，那里面的权威老中医，都是矮得像日本人。苏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看上去并没怎么老态龙钟。他的打扮很有些滑稽，穿着一件睡衣似的宽大绒线衫，上面绣着虎皮一样的紫色花纹。天气并不太冷，他已经披上了一条长得有些过分的大围巾，脚上是白色的棉袜，搭配了一双红颜色的塑料拖鞋。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协调，我发现自己好像正面对着一位电影或话剧舞台上的人物。
我向苏教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硬着头皮自我介绍，然后将祖父的书递给了苏教授。苏教授接过书，带着我往书房里走。在我们走进书房时，三只猫从里面轰的一下窜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养猫没什么奇怪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养三只，而且那三只猫都是成年猫，一只比一只巨大，两只偏黑，一只发黄，肉乎乎的，在房间里匆匆跑过，像出了什么大事一样。苏教授若无其事地拿起老花眼镜戴上，伏在台灯下，匆匆地翻了翻我祖父的那本书，抬起头来，很平静地说:“噢，这书当年我曾看过。”
接下来，是令人尴尬的沉默。苏教授对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而我又不知道应该找些什么话出来敷衍。也许是我扛着招牌的自我介绍，让苏教授感到有些不快，他的脸上阴沉沉的，让你明显地觉得他有什么不高兴。多少年来，不管我自己是否乐意，别人介绍我时，总喜欢添上注解，说明我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谁的儿子。这种介绍不仅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而且也让我感到别扭，感到不自在。我变得十分敏感，总觉得这种介绍中，隐隐地包含了指责我的不学无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可是非要同时扮演名人后代的角色，就要吃力得多。
苏教授在很多年前，曾和我祖父共过事，有一度曾经看着我父亲成长，因此，我一旦踏进苏教授所在的这所大学门槛，父亲首先想到的，便是如果我有什么困难，完全可以向苏教授请教。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颇有些像想学戏，就去拜梅兰芳为师，想踢足球，就去当贝利或马拉多纳的徒弟，完全是自说自话，完全是想当然。老实说，隔行如隔山，苏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和学问，父亲也不清楚。多年来，父亲仗着和苏教授原来就认识，又一直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断断续续地有过几次接触，而苏教授又因为祖父的关系，对他一向很客气，因此父亲只是凭直觉，认定我去麻烦麻烦苏教授，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冒昧。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对苏教授说，今后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向他请教。苏教授没有接我的茬，我们的谈话简直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然尚未形成，苏教授自然也无话可说。时隔很多年，重新回忆往事，我想自己当时一定有许多年少气盛的地方。我毕竟刚刚跨进大学的门槛，在苏教授这样的大师面前，无论我怎么故作谦虚，仍然忍不住小人得志，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就真的寄托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身上。毫无疑问，我当时显然踌躇满志，一头一脸大有作为的模样。为了摆脱冷场，我开始夸夸其谈，描绘自己今后的打算。书房里就只有一个沙发，苏教授客气地让我坐沙发，结果他自己便只好坐在写字桌前的硬板凳上。
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纯属礼节性的。我意识到他对我空洞的宏伟蓝图没有任何兴趣。我和我的书呆子父亲一样，对苏教授根本没什么了解，不过是泛泛地知道他很有学问。作为一个刚进入大学门槛的年轻学子，我对什么叫学问，还弄不清楚，事实是我们之间还不具备对话的资格。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恐怕都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里，我们的关系会如此密切。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碰撞，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火花，我们似乎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初次见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苏教授回忆起和我祖父有过的短暂交往，说了一个关于我父亲小时候的笑话，然后就把话题扯开了。事实上，那天苏教授和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自己可能已经感冒了，说着说着，就接二连三地擤起了鼻涕。在十分钟内，他令人难以相信地连吃了三次药，每吃一种药，都非常认真地向我说明药的名称和用途。多吃药肯定有副作用，年老多病又不能不吃药，他不厌其烦地解释着自己的两难处境，说到后来，像玩杂技一样地向我高举起了他穿着白色棉袜的脚，在半空中摇着晃着，然后告诉我一个秘密，这就是人一旦老了，最先感到的不安，便是火气不足。
苏教授说:“你知道人什么地方最怕冷，对了，是脚底心。”
4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读书不仅认真，而且勤奋。在车间里，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埋头干活，但是由于我常常利用吃饭和停电的空隙看书，人们便觉得我不安心于当工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十分做作。其实我当时的读书完全是盲目的，因为我的性格内向，是一个羞涩的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小伙子，读书只是我排遣无聊的一种方法。记得那时候什么书都看，除了八小时上班，我的精力都放在了阅读各种不同的书籍上面。我的家庭环境，让我处于一种永远也不会感到书籍匮乏的状态。由于我们家原来的住房，被造反派占用了一间，我不得不住在一间压缩了的书房里面。我的周围放着密密麻麻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多余的书就堆在地上。事实上，小小的书房里，除了我的那张小钢丝床，其他地方都是书。
从高中开始，我的人生经验，差不多都来自书本。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常常要下乡体验生活，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书呆子气。胡乱看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开始没完没了地阅读外国小说。我知道了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知道了海明威、萨特、加缪、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一种叫做黄皮书的内部出版物，无意中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对这些书之所以会入迷，就是因为它们是非法读物。这些书是以“仅供批判”的名目，由国家级的正式出版社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它们是毒草，然而正因为是毒草，像鸦片一样诱惑力也就越大。除了小说，我对诗歌也有些发痴，既看古典的唐诗宋词，也看外国人写的现代诗。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外国诗人的名字，什么洛尔迦、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巴尔蒙托，我对那些疙里疙瘩翻译过来的句子，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感，我总是很矫情地默默背诵着勃柳索夫的致青年诗人：
脸色苍白目光如烧的青年！
我现在给你三个约言。
请接受第一：别过现在的生活，
只有未来——才是诗人的领域。
记住第二条：谁也别同情，
自己无限地爱自己。
牢守第三条：崇拜艺术，
只崇拜它。不加思考，没有目的
我的兴趣不停地变换着，捞到什么就看什么，越是禁书越想看，越想弄明白为什么不让看。阅读不仅让我不再感到孤独，而且还让我处于自以为是的感觉良好之中。我年纪轻，火气旺，精力过盛，阅读量与日俱增。能读的书实在太多，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书可以读。我与当时十分封闭和压抑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老气横秋是免不了的，同时又有些自怨自艾，我觉得自己已经懂了许多事，然而还有许多事仍然一窍不通。我开始很猥琐地偷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厚厚的书籍，是父亲准备下放去农村时买的，后来下放没有成为事实，这书也就被他忘却了。既然我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正常的性知识，于是就恰到好处地把这本赤脚医生手册，当做了解女人的入门教科书。
仅仅是阅读小说上的爱情章节，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的色情描写段落，开始让我感到不安。我在这本印数极大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寻找着自从童年时，就困扰我的男女差别的答案。我总是很快地就找到“产科和妇科疾病”这一章。通过这一章，我不仅纸上谈兵地了解了女性内外生殖器的解剖学，而且还无师自通地顺带学习了有关接生小孩的知识。我像研究军事地图一样地琢磨着手册上的插图，对照着带有阿拉伯数字的注解。我忘不了当时的惊奇，在接触这本手册之前，我了解的女人，只是穿开裆裤的小女孩和断了胳膊的维纳斯。我记得自己曾经一度感到很不高兴，理由是女人如果真像手册上所说的那样，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
我的秘密活动让我感到自卑。虽然从来没有被人揭穿过，但总是有一种犯罪的恐慌。我知道自己这是不学好，是下流，是心中的魔鬼在作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恍惚，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我沉浸在个人的小秘密中，无论是邓小平出山后的整顿，还是后来针对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甚至包括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都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局外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胡乱翻书，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为了督促自己，我开始没完没了地去夜校上课。我当时还未满18岁，是一个失学青年，夜校让我有机会向往着重新去做一个好学生。在读中学的时候，从来没感觉到学习有什么好，可是一旦走上社会，才知道做学生是多么幸福。
在我当工人的那个年代里，所有的夜校都是免费的。那个年代，绝对不会一切向钱看。既然我在中学没有好好地上过课，那么为什么不在夜校中得到补偿？我对夜校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是即使在上夜班的日子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请两个小时假，这种假是法定的，是工厂里对要求上进的青年工人的奖励。因为上了夜校，在应该上夜班的那一周里，我实际上要比别人少上12小时的班，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夜校的生活让我感到充实，让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除了守候在机床旁边，真是有许多东西可以学。当然，还有一个让我对夜校痴迷的原因，是我被排除在了本厂的工人大学之外。这件事，一度使我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每当我回想起来，心口就感到一阵阵发疼。
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在我进厂第二年，办了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这种工人大学半脱产性质，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年工人的文化技术。条件自然很简陋，在厂里胡乱找一间办公室，请一两个教师来上课。记得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和夜校相比，这毕竟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一开始报名的人很少，人太少了，就没办法开课。为了促成这件好事，我热心过度地在车间里活动，挨个动员同车间的青工报名。由于平时我和别人接触很少，突如其来的游说收获不小，很多人觉得不妨给我一个面子，反正是占用上班时间。报名之类的事情向来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车间里有好几位青工公开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帮他们写申请书，他们就报名。在短短的数分钟里，我用不同的字体，一气写了四份申请书，分别签上那些青工的名字。
结果是车间里所有报名的青工，都录取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才算恰当，才能准确无误地再现自己曾经有过的沮丧。事实上，那次落选的，在全厂范围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记得当时人一下子就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初的反应，是自己的名字可能被不小心地遗漏。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连教材都买好了，这样的结局实在出乎意料。大家都相信这是个误会，开学那天，我还有些将信将疑，不死心地厚着脸皮去询问，答案是名额已满，我的眼睛不太好，没什么培养前途。不存在任何误会，我是唯一一名被刷掉的青工。工人大学是工会出面办的，由工会的一位姓吴的领导具体负责，他敢做敢当，自说自话地就把我的名字给画掉了。
我知道这位姓吴的负责人对我心存疙瘩，但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如此赤裸裸地和我作对。自从我进厂以后，这个姓吴的工会领导人，就没停止过向我借书。他借书从来不还，所谓借书，其实就是变相地要书。什么时候都有那种脸皮特别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里，我的家庭总是十分容易地就成为勒索对象，借钱不还是常事，更何况借书。尽管我所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但是我的父亲对自己的藏书，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样吝啬。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借无还，老实巴交的父亲开始感到忍无可忍，他很气愤我这个儿子和他一样没出息，一样软弱可欺，为什么就不能堂而皇之地予以拒绝，为什么不能义正词严地说一个“不”字。
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厂工会领导，就会那么横行，就会那么让我们感到为难。有种人，你越是忍让，他越要进攻，越是得寸进尺。那时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我父亲觉得也可以挺起腰杆做回人，他决定不再借书给那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如果那天这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只是一个人上门借书，父亲的拒绝也许还不会引起太大的愤恨。问题是那天他竟然还带了一个女人上门，这个女人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然而有一点不容怀疑，工会领导想向这位女人证明，他和我们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不仅自己要继续借书，还要让我父亲借书给这位神秘莫测的女人。这女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青年，正借调在机械局的一个什么写作班子里面，她对我父亲很客气，言必称老师。我父亲犹豫了一下，用商量的口吻说：
“你们要借书，先把以前借的书，还了再借，怎么样？”
工会领导的脸色立刻很难看，他退了一步说:“这次我不借，你只要借给她就行了。”
接下来，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反正那位女士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打起了退堂鼓，后来两人就告辞了。第二天上班，工会领导在厂门口等着我，看见我，气鼓鼓地丢了一句话：“你们家不就是有几本书，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无话可说，只有不理他。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害怕过他，我只是从内心深处讨厌他。过去之所以借书给他，是因为我们家向来没有拒绝人的习惯。我的祖父总是教育我的父亲，永远不要拒绝那些向你求助的人，只要有可能，就不应该轻易拒绝别人。父亲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教导我的，这种家教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让自己陷入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其实拒绝也是一门艺术，一个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的人，永远也别想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没有去找那位工会领导讨饶，也没有去吵架。讨饶和吵架都不是我的擅长。我知道那位工会领导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只要送一包香烟，或是威胁要揍他一顿，他便立刻没有任何原则。事实上，工会领导一职，在我们那个200号人左右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里，是个最不起眼的位置。而那个赶时髦办的工人大学，也没多少天就偃旗息鼓。剥夺我上厂工大的权利，也许是这位工会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干的最成功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我的心在流血，总觉得这是对自己很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事实证明并没有多严重。一个人真要想学习是阻挡不了的。对于我来说，失去同样意味着得到，既然厂里的工人大学没有我的份儿，我只有继续到夜校去寻找满足。那个时期，我几乎成了夜校专业户，天天晚上都不放弃。从机械制图到古典文学知识，从解析几何到微分积分，从电工基础到机床维修到液压原理，只要时间允许，什么样的课我都上。
我的近乎疯狂的好学精神，给车间主任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车间主任是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偷偷向我许诺，说一旦有了机会，就调我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技术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恢复高考制度，像我这样的书呆子会怎么样。我想自己既然那么不安心当刨床操作工，也许真会混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个技术员。不管怎么说，我除了好学之外，在车间主任眼里，还是一个听话的大孩子。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学徒期间就谈恋爱，在停电的时间里喝酒，给车间主任起绰号，上夜班时在车间角落里撒尿。事实上，我比厂里任何一位上工大的青年工人都用功，都勤奋。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渴望读书。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当学生，像海绵一样什么知识都吸收，像向日葵渴望阳光那样渴望学习。根据我当时的处境，只要有可能，我会永远在夜校里读下去。
第二章
1
也许正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很多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大批像我这样削尖了脑袋，有什么书都想读的书呆子。靠推荐才能去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显然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我所在的工厂太小了，就算老天爷开眼，有了这样的好事，机会也肯定属于那些比我更具有竞争能力的人。我在厂里没有什么后台，家庭成分仍然还有些问题，在夜校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上大学的欲望也就越强，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就好像是爱上了电影上的美人一样。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如何获得工农兵大学名额的传闻，开后门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提到工农兵大学生，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怀疑他有来头，怀疑他是公社书记的儿子，或者某某厂长的千金。
夜校成了想上大学，却无大学可上的人的福地。不管学了究竟有没有用，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能有机会坐在教室里，重温学生时代的情景就行。学习成了大家的寄托，成了单纯的奋斗目标，代替了很多精神上的东西。我忘不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以后的动人情景，夜校沸腾起来，一时间，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惊呆，激动得都没办法继续上课，人们窃窃私语，对即将来临的高考，作着种种想当然的猜测。上课铃已经响了半天，同学们还是不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围着兼课老师喋喋不休。兼课老师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不得不停止上课，也显得十分兴奋，和学生共同探讨高考可能会怎么进行，具体会考哪些课程。这位老牌的大学生，甚至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作为过来人，他几乎立刻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所有和高考有关的课程，顿时身价百倍，夜校在转眼间，顺理成章地成为高考补习班。那些和高考无关的课程，开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时间是那么的紧迫，事到临头，大家突然发现自己在夜校里，其实学了许多根本没必要学的东西。恢复高考，大家一下子都变得现实起来，突然发现夜校的学习，只是属于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当务之急，是如何货真价实地考进大学，不管白猫黑猫，能考进大学，就是好猫。记得刚恢复高考的那一段时期，除了激动之外，我变得非常浮躁，变得心神不定犹豫不决，我对自己到底是准备考文科，还是考理科，打不定最后的主意。学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只要能上大学，只要能踏进大学的门槛，文科理科本科专科都无所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吃不准，自己究竟考什么把握更大。
我参加了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考试，情形十分壮观。当时所有的中学、小学、专科学校，都成为临时考场。由于是第一次恢复高考，从“文革”中的老三届，到应届的毕业生，过去的十几年间从中学里走出来的想继续读书的人，都抱着美好的大学梦，浩浩荡荡涌向了考场。人们从知识的沙漠里，一下子看到了知识的绿洲。我记得自己当时因为想上大学，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任何妨碍我考大学的人和事，都被当做仇敌，都被当做是故意刁难。与考试无关的话题，我已经听不进去，与考试无关的活动，能不参加就坚决不参加。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考试题目，上班时精神恍惚，下了班拼命做习题。中学毕业以后，尽管表面上一直还在继续读书学习，但是一旦真正的高考来临，我发现自己平时学的那些鸡零狗碎，对高考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帮助。
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背诵那些自己平时不屑一顾的所谓复习材料。随着考期的临近，我终于决定报考文科，这个断然决定，意味着我必须没完没了地死记硬背，必须死记硬背一大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没有死记硬背，我肯定进不了大学的殿堂，也不可能一次次通过大学里的考试，而且后来考上研究生。从这一点说，我是死记硬背的受益者，应该感谢死记硬背，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死记硬背给我带来的伤害，丝毫也不比它能带来的成功逊色。时到今日，我一见到中心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学史地位之类的提问，便会产生一种仿佛吃了苍蝇的恶心。我讨厌那些强加于人的标准答案，讨厌那些注明了阿拉伯数字的要点。死记硬背是对一个人想象力的残酷扼杀，是把人变得越来越无知的凶手之一。
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竟然有将近20个人报名参加高考。厂长很着急，因为这意味着有近20个年轻人，不肯安心工作。尽管国家规定，凡是报名投考大学的人，都可以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是厂长以生产任务太重为借口，毫不手软地剥夺了应该属于我们的半个月时间。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大家本来就觉得时间不够，立刻义愤填膺。胆大的开始混病假，请事假，胆小的只好硬着头皮上班。我忘不了自己一边干活，一边偷偷背书的狼狈情景。牛头刨的刨刀来回削着金属，我守候在刨床旁边，心里一遍遍地默诵考试要点。由于晚上睡得太少，到了吃饭时间，我总是狼吞虎咽，然后抓紧时间，头枕在工具箱上呼呼大睡，车间里男男女女的说笑，那种赤裸裸的荤段子，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妨碍。
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我和家里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父亲觉得我的行为像个赌徒，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押在高考上有些莫名其妙。一个人如果为了上大学，结果弄坏了自己的身体，这将得不偿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这个本钱，干什么事都不行。母亲嫌我一点家务事都不做，还没有上大学，就有这么大的架子，真的上了大学，那还了得。我为父母变得唠唠叨叨，感到很烦、很苦闷，越唠叨越敌对，越敌对越要唠叨。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日子，我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与我为敌。我天天看书到深更半夜，废寝忘食，上班想，下班想，骑自行车在路上也想，没出什么事真算幸运。到了休息日，我便骑车去公园，胡乱找一个角落，捧着复习资料，像个机器人一样，嘴里振振有词，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来来回回兜圈子。书越背越难背，越背越发现有不通的地方，然而越是难背越是不通，越是不得不背。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怪圈。
2
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就不会认识马路，要不是认识马路，我和苏抑卮教授之间，就不可能建立那么亲密的关系。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常常说到连锁反应，说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时隔了许多年，我对自己当年能考上大学，仍然感到意外和庆幸。在上大学之前，我一向认为自己运气很差，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我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成为大家取笑和捉弄的对象，因此心灵深处一直有层抹不了的阴影。我羡慕别人都有兄弟姐妹，有了兄弟姐妹，在父母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自己便不至于那么孤立无援。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变得很矛盾，一方面，人的性格绝不会轻易就改变，我仍然有些内向，仍然不善于和同学打交道，另一方面，因为进了大学门，我难免感觉良好，开始有些忘乎所以。
就在这时候，我和马路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马路是连接我和苏教授的桥梁，没有他，我的大学生涯，也许就是另一回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学习方向，显然都和马路的引导有关。尽管大家都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尽管大家的学习都很用功，可是马路的实际水平，在班上鹤立鸡群，远远高于其他人。马路是一名来自广东沿海的考生，是老三届，他入学成绩不仅是全班最高分，年龄在班上也最大，比我整整大了10岁，和班上的应届考生相比，马路的岁数大得几乎可以做他们的爹。事实上，他的确也已经结过婚了，而且还有了两个小孩，是一儿一女。从一开始，马路就表现出了和大家的截然不一样，他显得过于成熟，与其说是像个学生，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位老师。事实也是如此，马路在一所公社中学，已经教了10年的数学，他虽然考的是文科，他的数学得分是98分，这样优异的成绩，在当年报考数学系也绰绰有余。
我和马路的关系之所以会密切起来，是因为他无意中听说，我竟然去拜访过苏抑卮教授。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苏教授的了解，还远不能和马路相比。那时候，苏教授甚至都不和我们在一个系。我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成分，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的拜访完全是因为父亲的意思，而父亲也是糊涂到不知道苏教授的人事关系，其实并不在中文系。苏教授是文科教授中的万金油，他的学问太大了，什么课程都可以教，多少年来，除了中文系，他在外语系待过，在哲学系待过，最后又在历史系退休。据说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历史系去的，调他的目的，是去帮助当时研究欧洲史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文献。他调到那里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稍稍受了些冲击，就退休在家养老。那时候他大约60刚出头。
是马路最初向我说起了苏教授超人的学问，我没想到他会知道那么多的关于苏教授的事。我没想到苏教授是马路心目中的偶像，也没想到他不远千里，之所以投考现在这所大学，完全是因为这所名震东南的名牌大学，曾经有过一位大名鼎鼎的苏抑卮。苏抑卮应该是传奇中的人物，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就像我们小时候，崇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我忘不了马路谈起苏教授时的神情，他以十分仰慕的口吻说着，眼睛一阵阵地发亮。虽然我根本就没有和马路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他似乎还心存疑窦，不太相信我真能和苏教授这样的历史性人物发生联系，并且在不久前，竟然去他家拜访过。马路的相貌看上去有几分苍老，表情永远是很认真，他的脸上有好几道竖着的纹路，总让人觉得他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了不得的苦难。最有趣的是，多少年来，马路一直以为苏教授早就不在人世，他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说：
“你知道，苏抑卮教授竟然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总以为他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
说起来也可笑，马路谈起苏教授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然而所有有关苏教授的知识，又都是从当年他所任教的那所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那里“贩”来的。这位语文老师是一位旧式的老先生，抗战前毕业于上海某个教会大学。老先生自己的学问十分了得，可是一提到苏抑卮的学问，立刻五体投地赞不绝口。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正是从这位老先生处传染的，那时候，马路借调在公社中学里教数学，对古文却情有独钟，课余常常向老先生请教，老先生一肚子旧学问，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很乐意收马路作为私淑弟子。在那个地处偏僻的南海边，一切就仿佛现代桃花源里的情景，什么都落后，中学生的实际水平，不过和小学生差不多，唯一的好处，是天高皇帝远，和外面世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先生自得其乐，读旧书，写旧诗，临了，还收了马路这么一位半路出家的学生。谈到学问，老先生言必称苏抑卮如何如何，马路因此一直以为苏抑卮应该是老先生师长一辈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想到苏教授不仅还活着，其实只比他拜师的老先生虚长了两岁。
马路决定拜苏教授为师，可能是害怕遭到拒绝，他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见苏教授。他显然觉得有了我，把握会更大一些。马路反复向我说明人生中，投拜名师的重要性。人生中会有许多难得的机遇，对于一个求学的人来说，能遇上名师是最幸运的事情。人生有几难，所谓好人难做，佛门难进，名师难遇。放过好机会也是最大的犯罪。有传闻说苏教授这个人很难亲近，马路不仅决定自己要拜苏教授为师，而且不遗余力地说服我和他一起成为苏门弟子。马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的学识要比我们高得多，是我们大家都想效仿的榜样。我想自己当时能够被说服，与其说是想向苏教授学，还不如说是为了向马路学。我终于糊里糊涂地答应了马路，完全忘记了自己实际的学习水平。
“我们究竟能向苏教授学什么呢？”尽管已经答应了马路，然而我忍不住还是要提这种在马路看来极幼稚的问题。
“学什么？”马路充满了感叹，他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的学问，我们一辈子，不，我们几辈子都不可能学完。”
“学不完，干吗还要学呢？”我笑着说。
3
苏抑卮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多得数不清。不管怎么说，在他晚期的弟子中，我和马路应该算是比较特别的两位。苏教授曾因为马路的英年早逝而老泪纵横，在和我谈起马路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马路的相貌，有古人之遗风。古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现在的人很难说得清楚，然而苏教授对于人的外貌，始终有非常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今天的人和古人，无论身高还是脸部轮廓，都有着非常本质的不同。历史在变，人心在变，人的相貌必然也在变，他曾用自己保存的图片资料，向我和马路论证他的观点。
我和马路很容易地就成为了苏教授的弟子。一切都是那么轻而易举，已经退休在家的苏教授，十分乐意我们前去向他请教。那时候，苏教授还很寂寞，还没有被人当回事，不像再过几年，他将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声名显赫，光是研究生就好几十位。苏教授终于在垂暮之年，一下子得到了许多辉煌的头衔，他时来运转，成了学校的金字招牌，成了中文系的镇系之宝，然而在我们刚去拜师的时候，苏教授除了是一名退休十几年的老先生之外，什么都不是。他早就被人忘却了，正在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记得那天苏教授正坐在书桌前，举着放大镜，十分吃力地读原版的莎士比亚著作。由于我和苏教授已经见过面，加上很乐意想向马路表明这一点，在一开始，我和苏教授像老熟人一样地说着话。与前一次的经验全然不同，这一次苏教授的情绪似乎特别好，他可能是看书看得疲倦了，正好希望有人来聊聊天，调节一下情绪。
马路在旁边一言不发，事后他告诉我，他为自己最初的表现感到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一个不学无术的乡巴佬，笨嘴笨舌，肯定已给苏教授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坏印象。马路问我是否注意到，当苏教授问起我们的年龄时，听说马路已经三十多岁了，竟然无意识地皱了皱眉头，然后故意把头扭向了别处。“苏抑卮在我这年纪，早就是学已有成的名教授，而我呢，刚刚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新生！”马路垂头丧气，不无感叹地说着。从苏教授家出来，马路一直闷闷不乐，他显得很沮丧，脸上竖着的纹路加深了许多。去食堂吃饭，他排队站在我前面，临到打饭的时候，将饭盒递给服务员，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看得出马路是真心地感到不愉快。苏教授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似乎明白自己无论怎么用功，都不可能达到苏教授的境界。马路告诉我，这一段时期，他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一些有关苏教授的资料，经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他对苏教授有了进一步的全新认识。事实上，苏教授要比马路想象得更有学问。正是从马路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做学问也讲究童子功。马路告诉我，早在28岁以前，苏教授便遵从其恩师黄侃的要求，读完了唐以前的所有典籍。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是当代著名的大学者，他所以对苏教授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觉得唐以前留下来的典籍并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个基本功，往后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就好办得多。据说为了检验苏教授的学力，黄侃曾让他重新圈点十三经。苏教授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终于圈点完毕，这样的故事如今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
大学前三年留给我的印象，是大家都拼命用功。“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已经结束了，百废待兴，同学们的经历差不多，好不容易有了学习机会，谁都想把虚度的年华，尽快弥补过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少年失学的一代。和苏教授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相比，我们几乎都是文盲。世界上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些失去的东西，因为失去，所以珍贵，因为珍贵，就格外珍惜。追回失去的时间是当时的主旋律，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刻苦用功的情景，到晚上10点钟，是规定拉闸的时间，寝室里的灯灭了，几乎没有人立刻睡觉，人们捧着书来到楼道上，围坐在昏黄的路灯下继续看书，窄窄的过道人满为患，有的人干脆钻到厕所里去用功。我不知道女生宿舍的情况怎么样，反正在男生宿舍里，能憋在厕所里看书的人，必须有非凡的忍受能力才行。那么多的大男人共用一个厕所，那里面的尿臊味弥漫，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划一根火柴说不定就能点着。虽然大学里永远会有刻苦用功的学生，但是像恢复高考那几年的不要命的，也许是有史以来不多见的。
苏教授最初给我们讲解的是古文观止。由于对我和马路的实际水平，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了解，苏教授决定从这本旧的古文入门教材开始。在正式开讲之前，他好像只是挺随意地点到了这本书，让我们回去好好准备，说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逐一查字典找注解。说好了下一讲，是讲解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时间定在一个星期以后。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只是把书找来了，然后在临睡觉前，匆匆地看了一遍。相比之下，马路要比我认真得多，他一本正经地准备着，显然想向苏教授证实自己的水平。看得出马路稍稍有些不快，因为他觉得古文观止里的很多文章，自己不光是看过，而且有许多已经能背诵，好不容易拜了师，只是教这些浮浅老掉牙的文章，颇有一点不甘心。这显然又是一种中学老师的教法，马路觉得以苏教授的学问，应该和我们讲莎士比亚，讲东西方文学的比较，讲西方的红楼梦研究，或者讲美国人的敦煌考证。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马路正式去苏教授处上课。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从这节课开始，除了寒暑假，我和马路风雨无阻，坚持在每周的同一时刻，去苏教授家听他讲课。我们本来的目的，只是想开个小灶，从苏教授那里偷学一些东西，然而没想到苏教授讲得实在太精彩了，于是去他那里听课，反而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听苏教授讲述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课。我们从苏教授那里得益匪浅，第一次上课，由于我没有做准备，苏教授让我把全文先通读一遍，结果我大出洋相，有几个字念错了，还有好几个根本不知道怎么念。苏教授不动声色，让马路纠正我的讹音，然后又让他给我串讲。马路尽其所能地粗粗讲了一遍，这篇文章他曾经背过，在水平上，一下就和我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苏教授依然不动声色，既不批评我，也不表扬马路，等马路说完了，他点了点头，就“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一句，侃侃而谈，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
我忘不了第一次课后，从苏教授家出来，马路脸上洋溢着的幸福感。由于马路有着比我好得多的基础，他对苏教授讲学的精到之处，有更深的体会。他承认自己在来上课以前，曾经一度怀疑过苏教授的真诚。他承认自己曾怀疑苏教授答应给我们上课，很可能是一种敷衍，只不过是糊弄糊弄中学生。事实让马路再度对苏教授充满激情，现在，他开始十分具体地感受到了苏教授的博大精深。苏教授的讲学，从表面上看，带有一种非常随意的闲谈性质，他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同时又是绝对的深入浅出，常常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水平，是不是能真的弄懂。苏教授的本事就在于，就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短句，都可以由此及彼，带出一连串的有趣话题。在后来的讲课前，他总是要我们先精读原文，去查一切可以查到的注解，认真比较前人解释的不同之处。在正式开讲前所做的准备工作，永远是越多越好。事实上，他教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古人的观点，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譬如通过学习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从史学看，可以触类旁通三国史，从文体看，对“表”的写作方法，可以作一系列瞻前顾后的比较，区别出异同，从文风看，又可以认识与两汉以及先秦文章，在遣词造句上的差别。
在那段时间里，我实际上同时拜了两位老师，一位是苏教授，一位则是马路。每当我有什么疑问的时候，总是先直截了当地向马路请教，马路不仅是我学习上的老大哥，而且成了我偷懒取巧的活字典。人和人之间的水平差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只有通过学习，然后才能知道不足，只有通过学习，然后才能知道别人的学问究竟有多大。马路在学习上的刻苦精神，一直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用功，都不可能像他那样玩命地学习，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他那么杰出。我本来就不如他，而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在越来越大。就像他觉得苏教授深不可测一样，我对马路也感到一种无奈的敬佩。马路无疑是我们中间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我们被乱七八糟的课程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马路居然还能分出精力，去哲学系旁听德国古典哲学，此外，受苏教授能掌握多门外语的影响，他还开始了第二外语的学习。
马路足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那是一个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知识突然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当时活跃在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偶像，是进行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一时间，书呆子再也不是骂人的话，知识突然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砝码，由于马路骄人的学习成绩，他成了我们这一代学子心目中的当代英雄。
4
马路死于大学四年级，现在回想起来，马路只是死于贫血，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大家心目中，马路是班上的一面旗帜，他刻苦用功，废寝忘食，有着用不完的旺盛精力。时代在进步，大家似乎不太相信，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什么叫做贫血的毛病，就算是有，好像也应该是女人的专利。一个人死法可以有许多种，可以死于癌症，死于艾滋病，死于意外的车祸，但是无论怎么样，也不应该跟说笑话似的死于贫血。这是一种应该属于旧小说上的疾病，应该和旧社会的长袍马褂联系在一起。没人注意到马路的脸色十分难看，在那个玩命死读书的年代里，很多学子脸上都是面如菜色。校方已经意识到这样下去的危险，一再警告大家要加强体育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便意味着失去一切。
不管怎么说，校园永远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地方，这里永远也不该成为年轻人的墓地。这里将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不断地产生出最新最活跃的想法。美好未来和辉煌前途，正在不远处等待着大家，为了不辜负社会的厚望，同学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各式各样的体育锻炼，有人学打拳，有人去练单杠双杠，还有人打排球。大多数的人却是跑步，这显然是一种最简单省时，又非常有效的锻炼方法。记得那时候，每天天刚蒙蒙亮，马路总是第一个爬起来，穿着那种裤腿很小，小腹部开着小便开口的旧式棉毛裤，哆哆嗦嗦地从过道跑过，然后沿着宿舍楼，一气跑上三圈。谁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状况正越来越差，他总是越跑越慢。先还是一路小跑，后来就只剩下跑步的下意识动作，到最后完全已是散步。谁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的生命之火，正在慢慢地熄灭。他跑得实在太慢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马路从来不和大家一起锻炼，体育课测试1500米，他比别人少跑了近一圈，成绩仍然是不及格，还差一点昏倒在操场上。
也许是做了父亲的缘故，马路的衣着打扮，显得有些过于随便。他不修边幅，永远是差不多的打扮，就那一身外套，就那一双鞋。上体育课时，他总是喜欢脱去外套，穿着一身到处都开始绽线的白色棉毛衫裤，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他的行为难免有伤风化，小腹部的小便开口像一张裂开的小孩嘴，嚣张而且放肆地张开着，十分显眼地露出了里面的旧花短裤。最过分的是，旧花短裤甚至会突出一块，挤在那张开的小嘴里。操场上有很多女生，有本班的，也有外班的，他自己无动于衷，别人见了，忍不住要为他着急。没人从经济上去找原因，那时候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死读书，没时间去琢磨别人的私生活。同学们只是在事后，在回想中，才突然想明白他当时实在是太不容易。大家突然十分感叹，觉得他苦苦地读了三年书，什么也没得到，就这么说走就走了，真是太冤枉。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马路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他妻子那份极其微薄的工资。马路虽然已经当了十年的公社中学教师，由于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式的教师编制，因此享受不了工作五年可以带薪读书的待遇。换句话说，马路是靠老婆养着才上大学的。他和班上那些比他小得多、仍然要靠父母寄钱养着的同学一样，每个月都盼着邮局汇钱来。通过回忆，大家突然想到了他的生活在当时有多艰难。马路总是像和尚一样吃着长素，早饭和晚饭常常只是最简单的白馒头，有时加上一点食堂里卖的那种酱菜。就算是如此节省，他仍然时不时地要向同学借钱，在整理马路的遗物时，有人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一份记录十分详细的账单，上面写着他向同学们借的每一笔款项，多则十元，少则五元，甚至是两元，从借款数额到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我的记忆中，马路用得最多的一笔钱，就是与我各人拿出20块钱，买了一个送给苏教授的生日蛋糕。这是一笔他觉得绝对不能再省的钱。虽然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但是看得出这钱他花得十分开心。马路病故以后，马路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前来奔丧，和马路显得苍老如出一辙，他的妻子看上去也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现在回想起来，马路的妻子在当时也不过三十多岁，但是她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像一名饱经了沧桑的中年妇人。如果马路是我们的老大哥的话，马路的妻子看上去，便仿佛是马路的老大姐。马路的两个孩子已经很懂事，大的那位十二三岁模样，神态很像马路，两个大眼睛滴溜溜直转，到什么地方都保护着自己的小妹妹。
我陪同着马路的妻子一起去看望苏教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自从来到学校以后，一直是在无声地抹着眼泪。她的平静让同学们感到不解和疑惑，即使是在太平间里，面对着马路的尸体，她也没有放声大哭。倒是那些陪她去医院的同学，忍不住号啕起来，大家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不明不白地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马路的英年早逝，像导火索一样，使得班上良好的学风顿时大变。在过去的三年里，人们寒窗苦读，废寝忘食，而从那时起，一种厌学的情绪，正在悄悄地积累。大家开始设想不要命的学习，究竟值不值得。眼看着就要毕业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到底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实惠，人们不得不在内心深处，重新进行盘算重新进行估价。社会风气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愤读书，已经不再是什么时髦的事情。成功的道路有许多种，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走过的道路，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苏教授对马路的早逝，感到十分悲伤。在苏教授的晚年，他的各种名目的弟子，多得连他自己也弄不清。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弟子也跟着吃香喝辣，在学问的小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然而真正能得到苏教授真传，却绝无仅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提到马路，苏教授都有一种无名的悲哀。毫无疑问，马路才是苏教授最称职的弟子，因为在那么多位弟子中，只有马路对纯粹的学问，能爆发出巨大的热情，只有他能真正地坐稳在冷板凳上。做学问没有一点死脾气还真不行，苏教授常常不无感叹地说:“为学务精习，韦编三绝，所以才会有一点成就。”他对其他弟子的不满意，关键就在于一个个都是聪明有余，而吃苦精神不足，不吃苦永远不会成为大学问家，不吃苦永远是个半吊子。苏教授一生都以自己是黄侃的弟子感到自豪，一提起先师黄侃，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用黄侃苦读的故事教诲我们，不厌其烦地说黄侃当年“日读礼经数纸，展转比勘，至夕，每觉头眩，是以知其苦也”学问只能从困苦中来，离开“困苦”二字，也就不会有什么学问。
当我陪着马路的妻子走进苏教授家以后，苏教授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哀恸起来，他嘴里振振有词念叨着，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楚。这种过激的表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很有些尴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苏教授平时并不和蔼可亲，他对弟子，尤其是对马路十分严厉，由于我和马路是他晚年生涯中，最先拜他为师的学生，马路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大弟子。我的印象中，苏教授几乎从没有当面表扬过马路。有时候作为鼓励，苏教授对我的回答，还能笑一笑，给个面子，然而对于马路，不管对错与否，苏教授总是板着脸。在对待弟子的态度上，苏教授多少还有些恪守旧传统，他显然是讲究师道尊严的，越是看重的学生，要求越严格。马路死了以后，我一度有望破格升为苏门大弟子，有那么一两年，苏教授对我也十分严格，他对我不苟言笑，布置了很沉重的学习任务，但是渐渐地就表现出了失望，他看出我并不是成为大学问家的料子，不仅是我，其他的弟子也是一样的不争气。
如今回想起来，苏教授在马路逝世后所表现出的极度悲哀，可以说是他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这些年来，做学问再一次被大家突然重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大师自有大师的过人之处，事实的发展果然不出苏教授的预料。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做学问的佼佼者越来越被尊重，地位越来越高，住好房子，出门有车，被授予各种灿烂辉煌的头衔，然而这丝毫不能表示学问本身有所提高。学习的风气说变就变了，而学问是旷日持久的事情，不可能仅仅因为风气的一时变化，就能彻底改变和颠覆。自古圣贤皆寂寞，这“寂寞”二字，可以有好几层意思。马路生前就对“寂寞”二字，做出有“难得”之义的独到见解，这见解颇得苏教授首肯。人生一世，真正能遇上做学问的机会，并不多，能持之以恒的机会更是百年难遇，所以寂寞也属难得。大家一窝蜂地刻苦学习，其结果只是一种表面的热闹，是热闹就不可能长久，是热闹注定昙花一现。做学问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既然少数人的事情，就不应该指望能得到多数人的效仿。人们不可能一直都在熄灯后，坚持在窄窄的过道上看书，人们迟早会有一天，忍受不了那厕所里的尿臊味。
马路的妻子终于受了苏教授哀恸的影响，捧着脸哇哇痛哭起来。两个小孩也跟着一起哭。苏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不动声色地在一旁看着。大家尽情号啕一阵，马路的妻子开始安慰苏教授，我也跟着在一旁劝慰。苏教授像小孩似的，越哭越伤心，用手帕一边抹眼泪，一边擤鼻子，抽噎着说:“白发人哭黑发人，此乃人间至痛。”
马路的妻子说:“苏老师，你不要哭了，你这样，马路他知道了，心里会难过的。”
苏教授让她这么一说，眼泪又刷刷地流出来，叹气说:“人都死了，马路又怎么知道难过！”
5
苏教授曾为马路写过一副挽联：
往日列师门最怜年少多才常指青云期远到
朔风传噩耗顿触老人旧感重回白首忆前游
随着大学里学习风气越来越不像话，苏教授对于已故的马路之厚望，也水涨船高地越来越重。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到马路，他总是以马路的捷悟和善于苦思，来挑剔其他弟子的不足。在回忆中，马路变得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大。在后来的岁月中，每到马路的忌日，苏教授一定让我寄一笔钱给他的遗孀，当年马路妻子带着马路的骨灰离去时，苏教授就给过她1000元钱，这钱还是我帮着去银行取的。虽然苏教授在后来没有中断过寄钱，但是马路的妻子一去杳无音讯，从来都没有给苏教授回过信。
对于我来说，马路夫妇之间，总是有些解不开的谜。首先，马路似乎并不怎么爱他的妻子，大学的四年里，他从没有回老家探过亲，也从未向我流露过自己如何想念妻子儿女。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马路很少向我提到过他的家庭，偶尔提到，每次都带有掩饰不住的不满。有一次，马路甚至向我提到了他妻子曾经有过的所谓不忠。马路的妻子在与马路结婚前，曾和自己的表哥谈过恋爱，当然不是一般的谈过，两人的关系一直是马路心头的耻辱。繁忙的学习生活期间，马路能与我促膝倾谈家事，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次一吐为快的谈话中，马路告诉我许多不为人知的个人隐私，由于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能够去公社中学教书，完全得力于未来的老丈人。马路的老丈人是公社的副书记，他有两个女儿，有意招赘喜欢读书的马路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他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小女婿，可是结果始料未及，马路却成为他的大女婿。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来学校看过马路，他就是马路妻子的表哥。三天里，这位表哥吃住都在学校里，白天吃食堂，晚上和马路睡同一张床上。他们之间看上去很客气，用一种十分怪的家乡口音对着话，大家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那位表哥已是一个地道的中年人，他的小孩已经成人。我和马路之间仅有的那次有关他家庭的谈话，就发生在送走了表哥的当天下午。我们从苏教授家出来，已经是吃饭时间，匆匆去食堂填饱了肚子，马路突然提出来要我陪他一起散散步。我们沿着校园走了一大圈，他显得十分疲惫，神色黯然，走走歇歇，一路都在谈那位表哥。越说越没有办法平静，越说越刹不住车，越说越沮丧。我们的谈话是从沿海一带的走私开始的，马路叹着气告诉我，说他家乡现在的走私活动非常厉害，那位表哥靠贩卖走私录音机，捞了不少钱。在80年代初期，最流行的走私商品，是日本的sanyo手提录音机，这位表哥此行的目的，是考虑到大学里有许多人在学外语，想让马路为他在大学生中推销他的走私录音机。
送马路妻子去火车站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在车站又一次遇到了她的表哥。因为来过学校，有许多人曾经都见过这表哥，大家都为这不期而遇感到高兴，觉得孤儿寡母的，一路上有个熟人照顾，毕竟是件好事。由于我是唯一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因此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会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和一年前相比，这位表哥现在是真正地阔了，手上戴着一个大的黄灿灿的戒指，金光闪烁十分耀眼，虽然他故作正经，然而我还是能看出他有些慌乱。马路逝世以后，班上同学曾经慷慨解囊，为他的遗属募捐集资。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募捐，或者是去邮局帮苏教授替马路的遗孀汇钱，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躲藏在背后的表哥。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在车站的情景，那位表哥伸出那只带着金戒指的手，去接马路的骨灰盒，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骨灰盒里马路痛苦的呻吟。
多少年来，大学同学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寒窗苦读，必然会谈起马路。大家必然会旧话重提，再一次谈论像马路那样，把性命都搭了进去，究竟值不值。马路是读书时代的一种终结，他是班上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个标签，他的死，实际上也是宣告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有一张大学的文凭就足够了，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找不到用武之地。事实证明，大学里苦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走上社会后并没有任何用处。马路死了六个月以后，系领导召集班上的同学开会，作毕业分配动员的形势报告。大家突然发现，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被一本正经地告知，由于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我们这些毕业生的前景十分看好。未来的社会，将非常看中一纸文凭，有了文凭，我们可以昂首挺胸、通行无阻地走向社会。
让同学们耿耿于怀的，是在这次形势大好的尾声部分，系党支部的一位胖子书记站了出来，笑容可掬地动员大家献血。献血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选择的时机似乎有些不妥。大家不得不把献血和具体的毕业分配，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经过四年的学习，肚子里的学问多少增加了一些，然而这并不意味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就一定会跟着提高。由于措辞听上去不是那么入耳，这位大胖子书记的话，很容易让别人产生别的联想。他的话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这就是是否积极参与献血，将影响校方对一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最终将决定一个人应该去什么地方。大胖子书记说完以后，一个瘦瘦的医生出来说话，他的风格和前者截然相反，他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大家，一个劲地说献血怎么无害。过多宣传献血无害，物极必反，人们反而要在肚子里产生疑问。没人会相信献血竟然比不献血更有利于健康，人血不是水，大学生毕竟不是小孩子，光说不负责任的大话蒙他们显然不对。
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义务献血，不能说都是心甘情愿，也不能说是因为担心不献血，会影响自己的毕业分配。有一点无可回避，这就是大家的心头，普遍地感到不太痛快。大家觉得应该换两个人来动员大家，换两个说话中听一些的人来，换两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来。这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典型事例，大家想到胖书记和瘦医生说话的样子，就反感，就觉得自己受到愚弄。在中心血站，同学们高高地捋起了袖子，看着自己的鲜血流进针筒，不能不又一次地想到因为贫血而死去的马路。要是我们献的血，能把马路救活就好了。事实上，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贡献点血，真算不了什么大事，献血以后，每个同学都拿到了30块钱的营养费，在当时，30块钱也不是什么小数字，反正就要毕业了，留着钱也没用，因此大家一起去上馆子，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第三章
1
苏教授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中文系，这一年他已76岁。事实上，他已经在家赋闲了十几年，工资关系等等一直都放在历史系。中文系师生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请他说几句，他的开场白，便是称自己为“出土文物”然后又即兴对“文物”二字，进行了一番考定。他笑着说，后世的人，一提到文物，就难免想到它是否值钱，其实今人所说的文物，和古人所说的文物，早就不是一回事了。今天的文物，是指那些遗留在社会上，或是仍然埋在地底下的历史文化遗物，是已经消失的往日的一部分。古人的文物，却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的统称，他随口就举了一个例子，左传？桓公二年中有这么一句:“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苏教授总是出口成章，然而毕竟是面对着几百号人，场面热闹，很多人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是从心里知道他很有学问。
那天苏教授的情绪特别好，大家起哄，要他表演节目。老师中有他昔日的弟子，便提议他来一段昆曲。苏教授也不推托，说自己嗓子不好，只能轻轻地哼几句，于是拉开嗓子就唱，有板有眼，而且声音并不低。同学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听到昆曲，都觉得怪怪的，一个个笑得十分开心。唱完了，一位教欧洲文学史的中年女教师站了起来，要求苏教授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朗诵雪莱的诗歌，说这是苏教授当年在外文系和同学们联欢时的绝活，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苏教授笑着说:“表演节目，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况且又是在中文系，老朽断无在这里卖弄洋文的道理。”女教师不肯放过，说不朗诵雪莱的诗，那就来一段莎士比亚的。苏教授拗不过她，于是当真又来了一段丹麦王子的自白。
联欢会以后，我和马路送苏教授回去。学校说好派小车接送，然而那小车就是迟迟不来，打电话去，说车早就出来了，可是一等再等，依然不见小车的影子。再去打电话，那边已不耐烦，说车子已经开出来了，什么时候到，跟他们没关系。苏教授在系办公室里坐了半天冷板凳，很知趣地说:“我走回去，这点路没问题。”说了，怕系领导不放心，又安慰他们“有马路他们送，就可以了。”那天苏教授的精神特别好，一路上有说有笑。从系里去他家也确实不远，苏教授走走歇歇，很快就到了。
苏教授回到中文系，发挥所谓余热，目的是让他挂名带研究生。系里有两位中年的副教授，看到这几年比较文学颇时髦，因此想开设比较文学专业，抢占这门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教授还十分稀罕，副教授就算是有学问，不像现在，教授副教授甚至博导，多如牛毛。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副教授不能授予硕士学位，不能授学位便不能吸引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考研究生，与其说是想多学一些东西，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学位。这两位副教授是明白人，知道要卖出狗肉，必须先挂羊头的重要性，于是想到把早就退休的苏教授请回中文系，挂苏教授的牌子招生。以苏教授在学术界的显赫地位，他的招牌绝对有号召力。事实上，中文系的其他专业，也正在动把苏教授请回来的念头。
苏教授好为人师，在回到中文系之前，前去向他请教的学生，只有马路和我。即使他回了中文系以后，真正登门求教学问的也不多。这两位副教授捷足先登，联袂上门，慷慨陈词，好一番游说，苏教授禁不起诱惑，很冒昧地就答应了。然而结局却是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双方为人处事的原则完全不一样。苏教授这人做事一向顶真，不明白只是让他挂名，和让他实际带研究生，是两回事。首先在录取上就有严重分歧，按照苏教授的观点，考研究生就得有研究生的实际水平，因此录取这一关马虎不得。其次读研究生，仍然应该是以打扎实的基础为主，不能急着写文章，急着发表那种半吊子的论文蒙人。这一年的比较文学专业，招了四名研究生，两名是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学理科的，还有一名所谓自学成才，是个作家，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发表了一些有反响的作品，得过一个省级的文学奖，因此被破格录取。
苏教授在家里替这几位研究生上课，让我和马路跟着旁听。在一开始，这几位研究生和苏教授就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只是本科生，不应该去蹭他们的课，让本科生和他们一起上课是看轻他们。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甚至比马路还小，但是他们很有些看不起我们的意思。他们嫌苏教授的讲课有些落伍，老是把别人当做了小学生，动不动就讲训诂，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天南海北没有任何重点。他们觉得苏教授太老了，对国外的最新思潮根本就不了解，对流行的现代派无动于衷，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极不尊重。最让他们容忍不了的，是苏教授坚决反对师生间的对话，他总是自顾自地说着，每当他的研究生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便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事实上，苏教授压根就不赞成比较文学成为一门专业，他觉得比较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把比较文学独立出来，有些莫名其妙。他身上有着太多老派的做法，不管学生怎么想，他要求弟子必须“恪守师承和博学多闻”先把老师身上的本事学到家，然后融会贯通，再去研究别的学问。
苏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谈到做学问的基础，常常把扎实的基础比作旧时代的八股文。苏教授始终认为，八股文并不像后人所说的一无是处，没有一篇好文章。正像儒林外史上鲁编修曾说过的那样:“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文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反过来“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这观点有些迂腐，然而也不无道理。苏教授谈起自己的学问，言必称师承，情不自禁地就会说到，当年章太炎怎么说的，黄侃又是怎么说的，他提起那些往日的大师们，脸上总是闪烁着一种童真的光芒。他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大师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学问上能够更上一步台阶。
几位研究生听苏教授的课，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尤其是那位作家，脸上屡屡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据说他喜欢开夜车写小说，写那种当年一度很流行的伤痕文学，有一次，在听苏教授谈屈原的时候，他竟然闭上眼睛睡着了。苏教授大为光火，喊他到隔壁卧房里去睡，或者是回自己的宿舍。苏教授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憋了半天，悻悻地说:“你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子，跑到我这来混什么？”那位作家很不好意思，脸上有些发红，嘴里嗫嚅着，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苏教授不依不饶，说:“有什么话，你大声一些，我快80岁的人了，耳朵背，听不见。”作家不敢吭声，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课于是上不下去了，苏教授不愿意继续往下说，我们很无趣地坐在那，等了好一会，苏教授说:“我刚刚说到哪了？”没人接他的话茬，苏教授又说:“你们都不在听我说什么，今天就讲到这，下次的课也不要上了。”
2
我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考取了苏教授的研究生。这时候，苏教授的弟子，不仅多，而且杂。时间已经到了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社会风气似乎又变了不少。我留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初出茅庐，还不够资格给学生上课，便当新生的辅导员。和我们当初上大学截然不同，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他们是各个中学的尖子，个人履历表上，中学时代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好生。他们看上去都还像是毛孩子，一个个聪明绝顶，充满了灵气。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年都应该算做是老夫子了。
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我的职权范围，也就是管管考勤，发发肉贴。由于我从小没做过什么官，在小学中学，在工厂，上大学，都是基本群众，当辅导员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了。我对学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想怎么就怎么。我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从来就没有和辅导员打过什么交道，既没有麻烦过他，他也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和我们当年一样，自己管理自己。这一年的辅导员生涯，实在没什么可以记录下来的，在前面的半年，我的精力放在准备考研究生上，后面的半年，我知道自己已经可以被录取，辅导员的工作想干也干不长了，系里不得不考虑物色接替我的人选。
我选择的方向是研究六朝文学。对于我来说，研究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行，都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一篇万把字的学位论文。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并不特别看重研究生的论文。述而不著，是这所学校保留下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或者说是我所在的这个系的老习惯。很多学校的研究生，早在读一年级时，就迫不及待地考虑论文怎么写，而在我们系的教授眼里，这是绝对的歪门邪道。按照苏教授的见解，研究生一定要写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形式主义。研究生仍然应该以打基础为主，基础扎实了，才可以考虑盖房子，才可以考虑盖高楼大厦，冒冒失失就老气横秋地写论文，结果肯定是贻笑大方。
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很得苏教授的器重，自从马路逝世以后，苏教授常常遗憾再也得不到像他那么肯用功的弟子。短短的几年中，苏教授便有了一大群弟子，各个专业都争先恐后地打他的牌子，然而他似乎也开始明白，自己作为招牌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让系里多招一些研究生。他并没有几位嫡传弟子，在联合招生的幌子下，他不过是那些副教授们招揽学生的商标。很多专业和学科的研究生，从表面上看和他都有关系，什么古代文献专业，训诂专业，前秦文学史，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等等，但是实际的指导教师都不是他。苏教授再次成为万金油似的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无所不通，他甚至还要给中文系之外的研究生开讲座，讲述中国古代哲学，讲述流落在西方汉学文献，讲述汉唐职官考证。对于一个快80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有些精力过剩。
我在苏门弟子中显然比较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拜师最早，也不是因为年龄最大，事实上，许多比我年级低的研究生，岁数都比我大。我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我追随在苏教授左右，做了许多辅助性的跑腿工作，这在当时难免引人注目。随着苏教授的名声越来越大，学校里想一睹他的风采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不得不一次次安排讲座，让本系和别的系的同学听课。这样的讲座，一般早在几天前，就在校门口贴出了巨幅的海报。苏教授总是坐在那讲，说到什么字，或者引用了某一段古文，某句古诗词，为了让大家都明白，得有一个弟子帮他写在黑板上，而这个弟子恰恰是选中了我。除此之外，虽然来回都有小汽车接送，但是必须得有一个人和司机联系，要算准时间，要事先知道教室，这种事同样也落在我头上。是苏教授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这就是他在公开场合离不开我，我成了苏教授晚年生活中的一根拐棍，只要他在大众场合露面，通常也就能见到我的身影。
在苏教授的晚年生涯中，人们喜欢在背后议论的有一点，是苏教授对招收女弟子，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据说每次招生时，苏教授都特别关照，要求对女学生要有所优待，要特殊照顾。说苏教授人老心不老，这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笑话。老实说，苏教授在公开场合举办的讲座，有时候并不精彩，他的演讲太专业了，那些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了一半，就溜之大吉。这使得苏教授很不高兴，也使那些主办者有些下不了台，然而仍然不影响他对下一次讲座的热情，因为只要是女学生，或者是女教师登门请求，他就一定不会拒绝。对于苏教授来说，最好的糖衣炮弹就是女人。苏教授喜欢讲台底下坐着一排排女学生，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气氛。
苏教授从不掩饰他对女学生的好感，讲课时，有没有女弟子，他的状态完全不同。同样是弟子，他的态度也总是男女有别。可惜那些招来的女研究生，十有八九对苏教授的讲课不感兴趣，而且最让人失望的，在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里，来中文系读硕士学位的女学生，一个比一个更不会打扮，容貌通常既无古典美，也没有现代美。漂亮的女大学生，反正已经有了本科的文凭，一个个赶紧嫁人，剩下来考研究生的，有许多都是嫁不了人的老姑娘。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在宿舍里，谈起苏教授对女学生的态度，一致认为他在年轻时，肯定风流得不像话。俗话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通过童年的窗口，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未来，反过来的道理也应该一样，在老年人的窗户里，同样可以看见那些失去的时光。我记得马路曾经偷偷地告诉过我，说苏教授在40年代追求某位校花，一度成为小报上十分热门的花边新闻。在背后议论自己的导师，很有些不恭敬，但是为人师表的苏教授，在对女学生的态度上，显然也不够检点。
几乎所有的弟子，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女人上门，李老太太总是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只要有女人在场，无论是女弟子，还是前来办事的徐娘半老的女教师，我们的师母李老太太，总是虎视眈眈地在一旁监视。我记得力翠华去苏教授家上课，出来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苏教授的老太太，一双眼睛真厉害，她怎么了？”
透过近视眼镜的凸起的镜片，力翠华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了李老太太那种不可遏制的醋意。力翠华的年龄比我大了将近一岁，作为苏教授的研究生却比我低一届，这位毕业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当时相对而言，就可以算做是苏门弟子中，让大家眼睛发亮的一枝花了，她在李老太太的眼神下面，显然很难做到自然。李老太太喜欢搬一张小椅子，坐在书房对面的小房间，看着我们上课，这当然是在有女士的情况下。刚开始，她的这种古怪行为，经常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是一个从不开口的老太太，我们每次主动和她打招呼，她都是爱理不理。她永远都处在不高兴的状态中，总是让我们能感觉得到，她和苏教授中间，有着深深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在苏教授的诸弟子中，虽然我服务性的义务尽得最多，常常为苏教授打杂，然而李老太太对我，丝毫也不见得比其他人客气。
苏教授的博学，常让他的弟子感到他是无所不知。他常常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发问，从简单入手，显现出他深厚的学问功力。有一次，他讲累了，为了休息一会，让我们替“手心”注解，用文字说明什么叫手心。大家觉得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答案就在嘴边，可是偏偏找不到恰当的话语。这颇有些像“脑筋急转弯”上的提问，大家苦思冥想，仍然不得其解。也许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手心，然而真要用文字简明扼要的表达，却是十分的困难。苏教授让我们明白了一个规律，这就是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艺术的本质，就是为了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艺术有时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寻找表达。苏教授看见我们已经黔驴技穷，便把手指握了起来，很认真地说：
“手指握紧，所触及的地方，就是手心。”
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 -->>
第一章
1
我初次见到苏抑卮教授，是在1978年的秋天。那时候，我终于离开远在郊外的小工厂，踏进盼望已久的大学门槛，对用功读书有着无限的热情。我向往着成为陈景润那样的人物，在学问的蓝色海洋里能有一番作为。记得是在一场雨后，秋老虎的余威已不复存在，天高气爽，我捧着祖父最新出版的一本旧作，在学校宿舍区向人打听苏教授家的确切位置。尽管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宿舍区的脏乱，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恐怖。
我的手里捏着写有地址的小字条，可是挂在大楼上的红底白字搪瓷标牌，都让小孩用弹弓给射坏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典型场景，原来的蓝底白字的标牌，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在运动初期都换了象征革命的粉红底色。看上去仿佛是有计划的破坏，因为所有的射击，都是以让人认不出标牌上的编号为目的。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正在来临，但是这个庞大的宿舍区，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痕迹，用暗红色油漆写的毛主席语录随处可见，而且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宿舍区，竟然也像大杂院一样，被称做某某“向阳院”我找到了居委会，一个负责人模样的老太太，不信任地看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她说她并不知道谁是苏抑卮教授，在这一大片房子里，教授副教授和看上去像教授的多如牛毛。
我手上的小纸条，表明苏教授不是住在27幢，就是37幢。老太太觉得在居委会里说不清楚，她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十字路口，指指东面，然后又掉过头来指指西面，告诉我这两幢楼的位置，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两个方向我恰恰已经都去过了，于是，我又一次陷于摸不着头脑的茫然之中。如此混乱的宿舍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八年以后，作为留校的青年教师，我有幸成为这个宿舍区的居民，几乎所有来找我的人，都有过我初次拜访苏教授时问路的尴尬。从两层一幢的小洋楼，到正在修建的七层楼，从只有一个单元门一个公用厕所的仓库式建筑，到有五个单元的新式大楼，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大学里的房子永远不够住，据说自从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以后，或者说从1927年蒋介石来到南京这城市以后，这个宿舍区就没停止过盖房子，但是从来都是小动作，零打碎敲，滴滴答答不急不慢，结果不同的年代里，就盖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房子。
最后带我找到苏教授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长发、身穿一身黑衣服的姑娘。印象中，她应该是穿了一身黑的丝绸衣服，上身是民族风格的小褂，下面是一条飘逸的喇叭裤，一双黑颜色的高跟皮鞋。她涂着鲜红的唇膏，描着极细的黑眉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进口香水的味道。时至今日，我对自己当时的印象，常常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因为这毕竟是在陈旧的1978年，这样的打扮不仅可疑，而且完全对不上号。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就很信任地跟着她走了，在苏教授住的那幢楼下，她突然转过身来，指了指四楼关着的窗户，然后扬长而去。这时候，夕阳西下，一幢幢宿舍大楼，拖着长长的阴影，让人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感觉。
黑衣姑娘消失在楼群之中。我沿着窄窄的楼梯道往上走，满脑子都在想那黑衣服的姑娘。这一年我21岁，脸上仍然不断地长青春痘。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口号，好像就是在这一年提出来的，我毕竟是在一个保守压抑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小伙子，由于和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事实上我都没仔细地看过那姑娘一眼。我根本就没看清那姑娘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只是匆匆扫了她一下，然后胆战心惊地跟在她后面。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是用想象在猜度和完善，我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她应该怎么样。每当我想起和苏教授的交往，就忍不住会想到这位神秘莫测的黑衣姑娘。时隔差不多20年，关于黑衣姑娘的记忆，已经带很大的想象，甚至有着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总是把她和现在街面上最时髦的姑娘混同起来，然而我就是忍不住要想。
老式的教授楼陈旧不堪，黑黑长长的楼道里，堆满了弃之可惜留着无用的杂物。到处都是灰尘，看得出已经很久没人打扫过。听得见有人在咳嗽，那是一种干咳，是那种没有痰可咳可不咳的习惯性声响。二楼的一家门敞着，收音机里正用记录速度播放着天气预报，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播音，现在再也听不到了。我终于到达了四楼，在苏教授家的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找到了门铃按钮，轻轻地揿着。
2
就像人有意无意总要回味自己的第一次性经验一样，我对对苏教授的初次拜访，始终保持着一种亲切的记忆。和苏教授的交往，是我人生轨迹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也许在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因为最初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拜访，我不过是奉父亲的命令，送一本祖父的书给苏教授。这完全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苏教授曾和我的祖父有过短暂的交往，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以后，父亲去北京出差，祖父告诉父亲，说我将要去读的那个大学，有一位叫苏抑卮的教授很有学问。祖父并没有让我前去拜师的意思，他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功底实在太浅，根本就不配给苏教授当学生。祖父当时只是随口向父亲提到了苏抑卮这个人。
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选择了作家这个行当。他对我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我千万不要子承父业，再去当什么倒霉的作家。在上大学以前，我是一家街道的小工厂的工人，也许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父亲一直过得很坎坷，他对我能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感到十分欣慰。他为自己的家庭终于有了工人阶级感到自豪。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多少年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报纸上，都是很认真地这么说。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想法，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的父亲总觉得我不想继续当工人的念头，十分幼稚十分错误，而且隐隐地潜藏着几分危险。他觉得我迫不及待地想投考大学的欲望，有些过分，有些不可理喻。他觉得我完全没理由，也没必要把上大学那么当回事。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展，大学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的祖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伯父没有上过大学，我的父亲没上过大学，我的三个堂哥也没上大学，按照这种推理，我即使不上大学，一样也可以做出成就。
我所在的工厂，离家很遥远，每天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几乎要穿过整个城区，到了郊区，还要沿一段土路骑十分钟车。在下雨天，为了不迟到，我不仅要提早出门，而且不得不在泥泞的土路上，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前进。我的工作是操作牛头刨床，这是一种较为落后的金属加工，程序十分简单。进厂以后，一位改行不久的中年妇女当了我的师傅，她教我怎么操作，过了一个月，我便完全熟练地掌握了操作。在做学徒的第一年里，因为是和师傅共同操作一台刨床，显得很清闲，我们轮流工作，闲着的那个人，可以躲在一旁看书，或是打毛线。车间里就只有一台刨床，原来已经有了两位师傅，一个夜班，一个白班，现在添了我和另外一名徒弟，人手多了，便考虑再添一台刨床。
一年以后，新的一台刨床买回来了。除了新一点，这台刨床在外形和性能方面，和老的那台机器没有任何区别。新刨床安装好了以后，我的师傅和我开玩笑，说这台新机器就是我的嫁妆。我记不清自己当时如何回答的，只是心里感到不是滋味，我又不是什么女孩子，要什么嫁妆。坦白地说，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我感到不痛快，是因为我所干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我意识到自己正在逐步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每天固定的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夹紧加工部件，按动操作按钮，加工开始加工完毕，然后继续重复。我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包办婚姻的沼泽，这台新刨床只是我不得不娶的一个小媳妇。我对这台金属的机器毫无感情。
在我成为小说家以后，我写的小说，很少反映这一段生活。四年的工人生活，真正让我感到亲切的地方，并不多。如果硬要我说老实话，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喜欢当工人。我没办法讴歌工厂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工人和我一样，并不热爱他们所干的活。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工人和我一样，既不觉得做工人有什么不好，但是也不觉得当了工人就一定伟大。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工人，肯定不行，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才能像名牌的商标一样，一针见血地说明工人的伟大。事实上，在我做工人的那个年代里，工人与其说伟大，还不如说幸运，这种幸运是和下乡的知青相比，和农村的农民相比。
不能不承认工人的生活，其实是最单调的。在机器轰鸣的八个小时里，我不得不将自己变成这台牛头刨床的附加部分。如果是加工那种小零件，每道工序很快就结束，我不得不站在刨床旁边，不停地换上换下。如果是大的加工部件，则意味着一旦加工开始，我可以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刨床一旦开动，我便被机器拴死了，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越是那种看上去技术不很强的操作，越容易疏忽出事，我的师傅就是因为干活时偷偷地打毛线，导致了刨床的牛头和加工部件相撞，结果她那部刨床不得不提前大修。
活永远干不完，想偷懒也不行。每人都有一台机器，谁的机器停下来，都会引人注意。车间里，人和人之间交往，也就是吃饭那短暂的一会儿，要不就得等到交接班的时候。在工厂的四年，我几乎没有交过一个朋友。我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内向，四年的工人生活，使得我的脾气变得更加古怪。我继续保持着在中学时的传统，坚决不和同年龄的女孩子交谈。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天敌，从来不进行对话。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是清教徒，所有和女孩子搭讪的小伙子，都将受到蔑视和嘲笑，而女孩子如果主动和男孩说话，那必是轻薄和不自重。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总是情不自禁地注视一位操作磨床的青年女工。我承认自己对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好感。这是一个比我早两年进厂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是戴着大口罩，因此始终带有一种神秘感。磨床和刨床一样，操作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唯一不同的是磨床所产生的金属灰尘，要比刨床大得多。我们的机床紧紧挨着，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我们时不时地眉来眼去。我一直在偷眼看她，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同时觉得自己的举动，也都在她的监视之下。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十分多余地做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举动。她显然已意识到我的不同寻常的目光。在中学时，我曾用同样的目光，留意过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姑娘。和我同年龄的小伙子，在青少年时期，一定有许多像我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恋爱经历可以回忆。我们的青春期，和“文化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爱情问题是一个很可笑的话题。“爱”这个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意味着不学好，意味着下流的色情。所有的爱情歌曲，在当时都是黄色歌曲。我们早年的爱情生活，说白了，也就是脉脉含情地看看女孩子。
然而在车间里，老工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荤笑话，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不同年龄层次的男人，都愿意和我师傅调笑，而她似乎也很乐意从中得到一种乐趣。有传闻说师傅的丈夫是阳痿，男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语，得出了一致结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师傅既然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正当的性爱，很自然地便会寻找另一种途径发泄。我刚做学徒的时候，师傅还有所忌惮。她总是假装生气地将男人不怀好意的手打开，把那些围着她转的男人轰走。但是，她很快地便忘却了我的存在，口无遮拦地说起粗话，张口男人的家伙，闭口女人的玩意。她真心地喜欢开那种粗俗的玩笑，喜欢别人和她动手动脚，喜欢被人吃豆腐。她喜欢那种被男人围绕的感觉，这是一种近乎于车间女王的待遇，在短暂的交接班期间，在吃饭期间，在偶尔的停电休息的时候，她成了男人们注意的中心。一阵阵插科打诨，一阵阵欢声笑语，所有的名词和动词都有了新的意义。
渐渐地，这种玩笑甚至扯到了我的头上。那些人根本不管我是否脸红，十分露骨地和师傅调笑，说她想吃童子鸡。师傅越是想保护我，他们就越起劲，叫喊得越凶。师傅很愤怒，说:“你们他妈的真不要脸，再不像话，别怪我说出不好听的话来。”
他们就说:“你什么不好听的话，我们没听过？”
师傅说:“我徒弟就跟我儿子一样。”
他们便话里有话地说:“像儿子和是儿子，究竟不一样！”
类似的玩笑永远没个够。一旦从机器的桎梏中逃离出来，大家没别的乐趣可找，于是就靠打情骂俏调节情绪。说荤话和荤段子，是车间里调剂身心健康的工间操，是大家相互交流感情的润滑剂，有伤风雅无伤风化。师傅最看不惯那些假装正经的女人，她的脾气是有什么话，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告诉你，越是不声不响的女人，骨子里越骚，”师傅显然注意到我对离我们不远处那位磨工的目光，十分善意地提醒我“我是过来人，女人不吭声，这是砂锅里煨肉，闷‘骚’，你要是谈对象，可千万不要找这样的货色。”
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师傅的英明判断。十年以后，我已经离开工厂，正读着研究生，有一次，遇见当年车间里的同事，听他谈起这位一度让我丢魂失魄的青年女磨工，这位已经当了车间主任的同事，十分惊讶我对她的风流韵事，竟然一无所知。他一口气报了一大串名单，其中有好几个男人我都熟悉。他告诉我当年那位神秘的、常常一声不响的女磨工，对于婚外的爱情，有一种病态的嗜好。他不无感叹地说:“她可是来者不拒，真枪真刀，不像我们厂的那些老女人，光是在嘴上耍流氓。”
3
出来开门的是苏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从打开的门缝里，我首先看到了一张布满皱纹、满脸不耐烦的老太太的面孔。音乐门铃在我松手之后好半天，还在叮叮咚咚地响着，由于电池不足，那拖长的声音非常古怪。最初的见面，显而易见地让人感到不愉快。李老太太紧绷着脸，不友好地冷眼看着我，我的解释和说明，对她似乎没有任何作用。要是我能知道苏教授老夫妇正在赌气，我身上所有的局促不安也许会荡然无存。经过后来连续十年的弟子生涯，习惯成自然，我已经完全熟悉了李老太太的坏脾气，但是第一次会面，我的确让她弄得非常狼狈。她的神情是根本就不想理睬，当我问起苏教授是不是住在这时，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我几乎是从李老太太肥胖的身躯旁边硬挤进去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反感。明摆着我的手肘碰到了她的什么地方，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我听见她充满怨气地哼了一声。我回过头，想说声对不起，然而她虎着的脸却让我又把话赶快咽了回去。苏教授的小书房正对着大门，里面灰暗而且黯淡。事实上，在一开始，我就从打开的门缝里，看见苏教授端坐在书房里。听见我的声音，苏教授随手拧开了台灯，嘴里大声招呼着，站了起来。台灯将苏教授细细长长的身影，像打幻灯似的投在迎面的墙壁上。墙壁上的教授像一头巨熊，摇摇晃晃地走出书房。
苏教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一种很瘦的高。在我的记忆中，上了年纪又有学问的老人，十有八九都是矮个子。我的祖父就很矮，他的很多充满智慧的老朋友也很矮。我不由得想起南京一家十分有名的中医院，那里面的权威老中医，都是矮得像日本人。苏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看上去并没怎么老态龙钟。他的打扮很有些滑稽，穿着一件睡衣似的宽大绒线衫，上面绣着虎皮一样的紫色花纹。天气并不太冷，他已经披上了一条长得有些过分的大围巾，脚上是白色的棉袜，搭配了一双红颜色的塑料拖鞋。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协调，我发现自己好像正面对着一位电影或话剧舞台上的人物。
我向苏教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硬着头皮自我介绍，然后将祖父的书递给了苏教授。苏教授接过书，带着我往书房里走。在我们走进书房时，三只猫从里面轰的一下窜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养猫没什么奇怪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养三只，而且那三只猫都是成年猫，一只比一只巨大，两只偏黑，一只发黄，肉乎乎的，在房间里匆匆跑过，像出了什么大事一样。苏教授若无其事地拿起老花眼镜戴上，伏在台灯下，匆匆地翻了翻我祖父的那本书，抬起头来，很平静地说:“噢，这书当年我曾看过。”
接下来，是令人尴尬的沉默。苏教授对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而我又不知道应该找些什么话出来敷衍。也许是我扛着招牌的自我介绍，让苏教授感到有些不快，他的脸上阴沉沉的，让你明显地觉得他有什么不高兴。多少年来，不管我自己是否乐意，别人介绍我时，总喜欢添上注解，说明我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谁的儿子。这种介绍不仅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而且也让我感到别扭，感到不自在。我变得十分敏感，总觉得这种介绍中，隐隐地包含了指责我的不学无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可是非要同时扮演名人后代的角色，就要吃力得多。
苏教授在很多年前，曾和我祖父共过事，有一度曾经看着我父亲成长，因此，我一旦踏进苏教授所在的这所大学门槛，父亲首先想到的，便是如果我有什么困难，完全可以向苏教授请教。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颇有些像想学戏，就去拜梅兰芳为师，想踢足球，就去当贝利或马拉多纳的徒弟，完全是自说自话，完全是想当然。老实说，隔行如隔山，苏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和学问，父亲也不清楚。多年来，父亲仗着和苏教授原来就认识，又一直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断断续续地有过几次接触，而苏教授又因为祖父的关系，对他一向很客气，因此父亲只是凭直觉，认定我去麻烦麻烦苏教授，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冒昧。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对苏教授说，今后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向他请教。苏教授没有接我的茬，我们的谈话简直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然尚未形成，苏教授自然也无话可说。时隔很多年，重新回忆往事，我想自己当时一定有许多年少气盛的地方。我毕竟刚刚跨进大学的门槛，在苏教授这样的大师面前，无论我怎么故作谦虚，仍然忍不住小人得志，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就真的寄托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身上。毫无疑问，我当时显然踌躇满志，一头一脸大有作为的模样。为了摆脱冷场，我开始夸夸其谈，描绘自己今后的打算。书房里就只有一个沙发，苏教授客气地让我坐沙发，结果他自己便只好坐在写字桌前的硬板凳上。
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纯属礼节性的。我意识到他对我空洞的宏伟蓝图没有任何兴趣。我和我的书呆子父亲一样，对苏教授根本没什么了解，不过是泛泛地知道他很有学问。作为一个刚进入大学门槛的年轻学子，我对什么叫学问，还弄不清楚，事实是我们之间还不具备对话的资格。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恐怕都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里，我们的关系会如此密切。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碰撞，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火花，我们似乎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初次见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苏教授回忆起和我祖父有过的短暂交往，说了一个关于我父亲小时候的笑话，然后就把话题扯开了。事实上，那天苏教授和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自己可能已经感冒了，说着说着，就接二连三地擤起了鼻涕。在十分钟内，他令人难以相信地连吃了三次药，每吃一种药，都非常认真地向我说明药的名称和用途。多吃药肯定有副作用，年老多病又不能不吃药，他不厌其烦地解释着自己的两难处境，说到后来，像玩杂技一样地向我高举起了他穿着白色棉袜的脚，在半空中摇着晃着，然后告诉我一个秘密，这就是人一旦老了，最先感到的不安，便是火气不足。
苏教授说:“你知道人什么地方最怕冷，对了，是脚底心。”
4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读书不仅认真，而且勤奋。在车间里，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埋头干活，但是由于我常常利用吃饭和停电的空隙看书，人们便觉得我不安心于当工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十分做作。其实我当时的读书完全是盲目的，因为我的性格内向，是一个羞涩的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小伙子，读书只是我排遣无聊的一种方法。记得那时候什么书都看，除了八小时上班，我的精力都放在了阅读各种不同的书籍上面。我的家庭环境，让我处于一种永远也不会感到书籍匮乏的状态。由于我们家原来的住房，被造反派占用了一间，我不得不住在一间压缩了的书房里面。我的周围放着密密麻麻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多余的书就堆在地上。事实上，小小的书房里，除了我的那张小钢丝床，其他地方都是书。
从高中开始，我的人生经验，差不多都来自书本。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常常要下乡体验生活，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书呆子气。胡乱看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开始没完没了地阅读外国小说。我知道了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知道了海明威、萨特、加缪、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一种叫做黄皮书的内部出版物，无意中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对这些书之所以会入迷，就是因为它们是非法读物。这些书是以“仅供批判”的名目，由国家级的正式出版社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它们是毒草，然而正因为是毒草，像鸦片一样诱惑力也就越大。除了小说，我对诗歌也有些发痴，既看古典的唐诗宋词，也看外国人写的现代诗。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外国诗人的名字，什么洛尔迦、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巴尔蒙托，我对那些疙里疙瘩翻译过来的句子，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感，我总是很矫情地默默背诵着勃柳索夫的致青年诗人：
脸色苍白目光如烧的青年！
我现在给你三个约言。
请接受第一：别过现在的生活，
只有未来——才是诗人的领域。
记住第二条：谁也别同情，
自己无限地爱自己。
牢守第三条：崇拜艺术，
只崇拜它。不加思考，没有目的
我的兴趣不停地变换着，捞到什么就看什么，越是禁书越想看，越想弄明白为什么不让看。阅读不仅让我不再感到孤独，而且还让我处于自以为是的感觉良好之中。我年纪轻，火气旺，精力过盛，阅读量与日俱增。能读的书实在太多，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书可以读。我与当时十分封闭和压抑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老气横秋是免不了的，同时又有些自怨自艾，我觉得自己已经懂了许多事，然而还有许多事仍然一窍不通。我开始很猥琐地偷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厚厚的书籍，是父亲准备下放去农村时买的，后来下放没有成为事实，这书也就被他忘却了。既然我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正常的性知识，于是就恰到好处地把这本赤脚医生手册，当做了解女人的入门教科书。
仅仅是阅读小说上的爱情章节，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的色情描写段落，开始让我感到不安。我在这本印数极大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寻找着自从童年时，就困扰我的男女差别的答案。我总是很快地就找到“产科和妇科疾病”这一章。通过这一章，我不仅纸上谈兵地了解了女性内外生殖器的解剖学，而且还无师自通地顺带学习了有关接生小孩的知识。我像研究军事地图一样地琢磨着手册上的插图，对照着带有阿拉伯数字的注解。我忘不了当时的惊奇，在接触这本手册之前，我了解的女人，只是穿开裆裤的小女孩和断了胳膊的维纳斯。我记得自己曾经一度感到很不高兴，理由是女人如果真像手册上所说的那样，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
我的秘密活动让我感到自卑。虽然从来没有被人揭穿过，但总是有一种犯罪的恐慌。我知道自己这是不学好，是下流，是心中的魔鬼在作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恍惚，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我沉浸在个人的小秘密中，无论是邓小平出山后的整顿，还是后来针对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甚至包括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都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局外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胡乱翻书，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为了督促自己，我开始没完没了地去夜校上课。我当时还未满18岁，是一个失学青年，夜校让我有机会向往着重新去做一个好学生。在读中学的时候，从来没感觉到学习有什么好，可是一旦走上社会，才知道做学生是多么幸福。
在我当工人的那个年代里，所有的夜校都是免费的。那个年代，绝对不会一切向钱看。既然我在中学没有好好地上过课，那么为什么不在夜校中得到补偿？我对夜校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是即使在上夜班的日子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请两个小时假，这种假是法定的，是工厂里对要求上进的青年工人的奖励。因为上了夜校，在应该上夜班的那一周里，我实际上要比别人少上12小时的班，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夜校的生活让我感到充实，让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除了守候在机床旁边，真是有许多东西可以学。当然，还有一个让我对夜校痴迷的原因，是我被排除在了本厂的工人大学之外。这件事，一度使我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每当我回想起来，心口就感到一阵阵发疼。
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在我进厂第二年，办了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这种工人大学半脱产性质，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年工人的文化技术。条件自然很简陋，在厂里胡乱找一间办公室，请一两个教师来上课。记得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和夜校相比，这毕竟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一开始报名的人很少，人太少了，就没办法开课。为了促成这件好事，我热心过度地在车间里活动，挨个动员同车间的青工报名。由于平时我和别人接触很少，突如其来的游说收获不小，很多人觉得不妨给我一个面子，反正是占用上班时间。报名之类的事情向来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车间里有好几位青工公开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帮他们写申请书，他们就报名。在短短的数分钟里，我用不同的字体，一气写了四份申请书，分别签上那些青工的名字。
结果是车间里所有报名的青工，都录取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才算恰当，才能准确无误地再现自己曾经有过的沮丧。事实上，那次落选的，在全厂范围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记得当时人一下子就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初的反应，是自己的名字可能被不小心地遗漏。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连教材都买好了，这样的结局实在出乎意料。大家都相信这是个误会，开学那天，我还有些将信将疑，不死心地厚着脸皮去询问，答案是名额已满，我的眼睛不太好，没什么培养前途。不存在任何误会，我是唯一一名被刷掉的青工。工人大学是工会出面办的，由工会的一位姓吴的领导具体负责，他敢做敢当，自说自话地就把我的名字给画掉了。
我知道这位姓吴的负责人对我心存疙瘩，但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如此赤裸裸地和我作对。自从我进厂以后，这个姓吴的工会领导人，就没停止过向我借书。他借书从来不还，所谓借书，其实就是变相地要书。什么时候都有那种脸皮特别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里，我的家庭总是十分容易地就成为勒索对象，借钱不还是常事，更何况借书。尽管我所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但是我的父亲对自己的藏书，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样吝啬。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借无还，老实巴交的父亲开始感到忍无可忍，他很气愤我这个儿子和他一样没出息，一样软弱可欺，为什么就不能堂而皇之地予以拒绝，为什么不能义正词严地说一个“不”字。
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厂工会领导，就会那么横行，就会那么让我们感到为难。有种人，你越是忍让，他越要进攻，越是得寸进尺。那时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我父亲觉得也可以挺起腰杆做回人，他决定不再借书给那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如果那天这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只是一个人上门借书，父亲的拒绝也许还不会引起太大的愤恨。问题是那天他竟然还带了一个女人上门，这个女人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然而有一点不容怀疑，工会领导想向这位女人证明，他和我们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不仅自己要继续借书，还要让我父亲借书给这位神秘莫测的女人。这女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青年，正借调在机械局的一个什么写作班子里面，她对我父亲很客气，言必称老师。我父亲犹豫了一下，用商量的口吻说：
“你们要借书，先把以前借的书，还了再借，怎么样？”
工会领导的脸色立刻很难看，他退了一步说:“这次我不借，你只要借给她就行了。”
接下来，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反正那位女士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打起了退堂鼓，后来两人就告辞了。第二天上班，工会领导在厂门口等着我，看见我，气鼓鼓地丢了一句话：“你们家不就是有几本书，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无话可说，只有不理他。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害怕过他，我只是从内心深处讨厌他。过去之所以借书给他，是因为我们家向来没有拒绝人的习惯。我的祖父总是教育我的父亲，永远不要拒绝那些向你求助的人，只要有可能，就不应该轻易拒绝别人。父亲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教导我的，这种家教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让自己陷入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其实拒绝也是一门艺术，一个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的人，永远也别想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没有去找那位工会领导讨饶，也没有去吵架。讨饶和吵架都不是我的擅长。我知道那位工会领导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只要送一包香烟，或是威胁要揍他一顿，他便立刻没有任何原则。事实上，工会领导一职，在我们那个200号人左右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里，是个最不起眼的位置。而那个赶时髦办的工人大学，也没多少天就偃旗息鼓。剥夺我上厂工大的权利，也许是这位工会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干的最成功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我的心在流血，总觉得这是对自己很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事实证明并没有多严重。一个人真要想学习是阻挡不了的。对于我来说，失去同样意味着得到，既然厂里的工人大学没有我的份儿，我只有继续到夜校去寻找满足。那个时期，我几乎成了夜校专业户，天天晚上都不放弃。从机械制图到古典文学知识，从解析几何到微分积分，从电工基础到机床维修到液压原理，只要时间允许，什么样的课我都上。
我的近乎疯狂的好学精神，给车间主任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车间主任是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偷偷向我许诺，说一旦有了机会，就调我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技术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恢复高考制度，像我这样的书呆子会怎么样。我想自己既然那么不安心当刨床操作工，也许真会混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个技术员。不管怎么说，我除了好学之外，在车间主任眼里，还是一个听话的大孩子。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学徒期间就谈恋爱，在停电的时间里喝酒，给车间主任起绰号，上夜班时在车间角落里撒尿。事实上，我比厂里任何一位上工大的青年工人都用功，都勤奋。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渴望读书。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当学生，像海绵一样什么知识都吸收，像向日葵渴望阳光那样渴望学习。根据我当时的处境，只要有可能，我会永远在夜校里读下去。
第二章
1
也许正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很多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大批像我这样削尖了脑袋，有什么书都想读的书呆子。靠推荐才能去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显然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我所在的工厂太小了，就算老天爷开眼，有了这样的好事，机会也肯定属于那些比我更具有竞争能力的人。我在厂里没有什么后台，家庭成分仍然还有些问题，在夜校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上大学的欲望也就越强，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就好像是爱上了电影上的美人一样。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如何获得工农兵大学名额的传闻，开后门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提到工农兵大学生，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怀疑他有来头，怀疑他是公社书记的儿子，或者某某厂长的千金。
夜校成了想上大学，却无大学可上的人的福地。不管学了究竟有没有用，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能有机会坐在教室里，重温学生时代的情景就行。学习成了大家的寄托，成了单纯的奋斗目标，代替了很多精神上的东西。我忘不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以后的动人情景，夜校沸腾起来，一时间，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惊呆，激动得都没办法继续上课，人们窃窃私语，对即将来临的高考，作着种种想当然的猜测。上课铃已经响了半天，同学们还是不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围着兼课老师喋喋不休。兼课老师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不得不停止上课，也显得十分兴奋，和学生共同探讨高考可能会怎么进行，具体会考哪些课程。这位老牌的大学生，甚至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作为过来人，他几乎立刻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所有和高考有关的课程，顿时身价百倍，夜校在转眼间，顺理成章地成为高考补习班。那些和高考无关的课程，开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时间是那么的紧迫，事到临头，大家突然发现自己在夜校里，其实学了许多根本没必要学的东西。恢复高考，大家一下子都变得现实起来，突然发现夜校的学习，只是属于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当务之急，是如何货真价实地考进大学，不管白猫黑猫，能考进大学，就是好猫。记得刚恢复高考的那一段时期，除了激动之外，我变得非常浮躁，变得心神不定犹豫不决，我对自己到底是准备考文科，还是考理科，打不定最后的主意。学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只要能上大学，只要能踏进大学的门槛，文科理科本科专科都无所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吃不准，自己究竟考什么把握更大。
我参加了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考试，情形十分壮观。当时所有的中学、小学、专科学校，都成为临时考场。由于是第一次恢复高考，从“文革”中的老三届，到应届的毕业生，过去的十几年间从中学里走出来的想继续读书的人，都抱着美好的大学梦，浩浩荡荡涌向了考场。人们从知识的沙漠里，一下子看到了知识的绿洲。我记得自己当时因为想上大学，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任何妨碍我考大学的人和事，都被当做仇敌，都被当做是故意刁难。与考试无关的话题，我已经听不进去，与考试无关的活动，能不参加就坚决不参加。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考试题目，上班时精神恍惚，下了班拼命做习题。中学毕业以后，尽管表面上一直还在继续读书学习，但是一旦真正的高考来临，我发现自己平时学的那些鸡零狗碎，对高考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帮助。
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背诵那些自己平时不屑一顾的所谓复习材料。随着考期的临近，我终于决定报考文科，这个断然决定，意味着我必须没完没了地死记硬背，必须死记硬背一大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没有死记硬背，我肯定进不了大学的殿堂，也不可能一次次通过大学里的考试，而且后来考上研究生。从这一点说，我是死记硬背的受益者，应该感谢死记硬背，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死记硬背给我带来的伤害，丝毫也不比它能带来的成功逊色。时到今日，我一见到中心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学史地位之类的提问，便会产生一种仿佛吃了苍蝇的恶心。我讨厌那些强加于人的标准答案，讨厌那些注明了阿拉伯数字的要点。死记硬背是对一个人想象力的残酷扼杀，是把人变得越来越无知的凶手之一。
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竟然有将近20个人报名参加高考。厂长很着急，因为这意味着有近20个年轻人，不肯安心工作。尽管国家规定，凡是报名投考大学的人，都可以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是厂长以生产任务太重为借口，毫不手软地剥夺了应该属于我们的半个月时间。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大家本来就觉得时间不够，立刻义愤填膺。胆大的开始混病假，请事假，胆小的只好硬着头皮上班。我忘不了自己一边干活，一边偷偷背书的狼狈情景。牛头刨的刨刀来回削着金属，我守候在刨床旁边，心里一遍遍地默诵考试要点。由于晚上睡得太少，到了吃饭时间，我总是狼吞虎咽，然后抓紧时间，头枕在工具箱上呼呼大睡，车间里男男女女的说笑，那种赤裸裸的荤段子，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妨碍。
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我和家里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父亲觉得我的行为像个赌徒，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押在高考上有些莫名其妙。一个人如果为了上大学，结果弄坏了自己的身体，这将得不偿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这个本钱，干什么事都不行。母亲嫌我一点家务事都不做，还没有上大学，就有这么大的架子，真的上了大学，那还了得。我为父母变得唠唠叨叨，感到很烦、很苦闷，越唠叨越敌对，越敌对越要唠叨。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日子，我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与我为敌。我天天看书到深更半夜，废寝忘食，上班想，下班想，骑自行车在路上也想，没出什么事真算幸运。到了休息日，我便骑车去公园，胡乱找一个角落，捧着复习资料，像个机器人一样，嘴里振振有词，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来来回回兜圈子。书越背越难背，越背越发现有不通的地方，然而越是难背越是不通，越是不得不背。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怪圈。
2
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就不会认识马路，要不是认识马路，我和苏抑卮教授之间，就不可能建立那么亲密的关系。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常常说到连锁反应，说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时隔了许多年，我对自己当年能考上大学，仍然感到意外和庆幸。在上大学之前，我一向认为自己运气很差，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我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成为大家取笑和捉弄的对象，因此心灵深处一直有层抹不了的阴影。我羡慕别人都有兄弟姐妹，有了兄弟姐妹，在父母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自己便不至于那么孤立无援。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变得很矛盾，一方面，人的性格绝不会轻易就改变，我仍然有些内向，仍然不善于和同学打交道，另一方面，因为进了大学门，我难免感觉良好，开始有些忘乎所以。
就在这时候，我和马路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马路是连接我和苏教授的桥梁，没有他，我的大学生涯，也许就是另一回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学习方向，显然都和马路的引导有关。尽管大家都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尽管大家的学习都很用功，可是马路的实际水平，在班上鹤立鸡群，远远高于其他人。马路是一名来自广东沿海的考生，是老三届，他入学成绩不仅是全班最高分，年龄在班上也最大，比我整整大了10岁，和班上的应届考生相比，马路的岁数大得几乎可以做他们的爹。事实上，他的确也已经结过婚了，而且还有了两个小孩，是一儿一女。从一开始，马路就表现出了和大家的截然不一样，他显得过于成熟，与其说是像个学生，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位老师。事实也是如此，马路在一所公社中学，已经教了10年的数学，他虽然考的是文科，他的数学得分是98分，这样优异的成绩，在当年报考数学系也绰绰有余。
我和马路的关系之所以会密切起来，是因为他无意中听说，我竟然去拜访过苏抑卮教授。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苏教授的了解，还远不能和马路相比。那时候，苏教授甚至都不和我们在一个系。我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成分，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的拜访完全是因为父亲的意思，而父亲也是糊涂到不知道苏教授的人事关系，其实并不在中文系。苏教授是文科教授中的万金油，他的学问太大了，什么课程都可以教，多少年来，除了中文系，他在外语系待过，在哲学系待过，最后又在历史系退休。据说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历史系去的，调他的目的，是去帮助当时研究欧洲史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文献。他调到那里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稍稍受了些冲击，就退休在家养老。那时候他大约60刚出头。
是马路最初向我说起了苏教授超人的学问，我没想到他会知道那么多的关于苏教授的事。我没想到苏教授是马路心目中的偶像，也没想到他不远千里，之所以投考现在这所大学，完全是因为这所名震东南的名牌大学，曾经有过一位大名鼎鼎的苏抑卮。苏抑卮应该是传奇中的人物，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就像我们小时候，崇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我忘不了马路谈起苏教授时的神情，他以十分仰慕的口吻说着，眼睛一阵阵地发亮。虽然我根本就没有和马路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他似乎还心存疑窦，不太相信我真能和苏教授这样的历史性人物发生联系，并且在不久前，竟然去他家拜访过。马路的相貌看上去有几分苍老，表情永远是很认真，他的脸上有好几道竖着的纹路，总让人觉得他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了不得的苦难。最有趣的是，多少年来，马路一直以为苏教授早就不在人世，他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说：
“你知道，苏抑卮教授竟然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总以为他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
说起来也可笑，马路谈起苏教授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然而所有有关苏教授的知识，又都是从当年他所任教的那所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那里“贩”来的。这位语文老师是一位旧式的老先生，抗战前毕业于上海某个教会大学。老先生自己的学问十分了得，可是一提到苏抑卮的学问，立刻五体投地赞不绝口。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正是从这位老先生处传染的，那时候，马路借调在公社中学里教数学，对古文却情有独钟，课余常常向老先生请教，老先生一肚子旧学问，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很乐意收马路作为私淑弟子。在那个地处偏僻的南海边，一切就仿佛现代桃花源里的情景，什么都落后，中学生的实际水平，不过和小学生差不多，唯一的好处，是天高皇帝远，和外面世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先生自得其乐，读旧书，写旧诗，临了，还收了马路这么一位半路出家的学生。谈到学问，老先生言必称苏抑卮如何如何，马路因此一直以为苏抑卮应该是老先生师长一辈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想到苏教授不仅还活着，其实只比他拜师的老先生虚长了两岁。
马路决定拜苏教授为师，可能是害怕遭到拒绝，他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见苏教授。他显然觉得有了我，把握会更大一些。马路反复向我说明人生中，投拜名师的重要性。人生中会有许多难得的机遇，对于一个求学的人来说，能遇上名师是最幸运的事情。人生有几难，所谓好人难做，佛门难进，名师难遇。放过好机会也是最大的犯罪。有传闻说苏教授这个人很难亲近，马路不仅决定自己要拜苏教授为师，而且不遗余力地说服我和他一起成为苏门弟子。马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的学识要比我们高得多，是我们大家都想效仿的榜样。我想自己当时能够被说服，与其说是想向苏教授学，还不如说是为了向马路学。我终于糊里糊涂地答应了马路，完全忘记了自己实际的学习水平。
“我们究竟能向苏教授学什么呢？”尽管已经答应了马路，然而我忍不住还是要提这种在马路看来极幼稚的问题。
“学什么？”马路充满了感叹，他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的学问，我们一辈子，不，我们几辈子都不可能学完。”
“学不完，干吗还要学呢？”我笑着说。
3
苏抑卮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多得数不清。不管怎么说，在他晚期的弟子中，我和马路应该算是比较特别的两位。苏教授曾因为马路的英年早逝而老泪纵横，在和我谈起马路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马路的相貌，有古人之遗风。古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现在的人很难说得清楚，然而苏教授对于人的外貌，始终有非常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今天的人和古人，无论身高还是脸部轮廓，都有着非常本质的不同。历史在变，人心在变，人的相貌必然也在变，他曾用自己保存的图片资料，向我和马路论证他的观点。
我和马路很容易地就成为了苏教授的弟子。一切都是那么轻而易举，已经退休在家的苏教授，十分乐意我们前去向他请教。那时候，苏教授还很寂寞，还没有被人当回事，不像再过几年，他将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声名显赫，光是研究生就好几十位。苏教授终于在垂暮之年，一下子得到了许多辉煌的头衔，他时来运转，成了学校的金字招牌，成了中文系的镇系之宝，然而在我们刚去拜师的时候，苏教授除了是一名退休十几年的老先生之外，什么都不是。他早就被人忘却了，正在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记得那天苏教授正坐在书桌前，举着放大镜，十分吃力地读原版的莎士比亚著作。由于我和苏教授已经见过面，加上很乐意想向马路表明这一点，在一开始，我和苏教授像老熟人一样地说着话。与前一次的经验全然不同，这一次苏教授的情绪似乎特别好，他可能是看书看得疲倦了，正好希望有人来聊聊天，调节一下情绪。
马路在旁边一言不发，事后他告诉我，他为自己最初的表现感到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完全像一个不学无术的乡巴佬，笨嘴笨舌，肯定已给苏教授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坏印象。马路问我是否注意到，当苏教授问起我们的年龄时，听说马路已经三十多岁了，竟然无意识地皱了皱眉头，然后故意把头扭向了别处。“苏抑卮在我这年纪，早就是学已有成的名教授，而我呢，刚刚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新生！”马路垂头丧气，不无感叹地说着。从苏教授家出来，马路一直闷闷不乐，他显得很沮丧，脸上竖着的纹路加深了许多。去食堂吃饭，他排队站在我前面，临到打饭的时候，将饭盒递给服务员，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看得出马路是真心地感到不愉快。苏教授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似乎明白自己无论怎么用功，都不可能达到苏教授的境界。马路告诉我，这一段时期，他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一些有关苏教授的资料，经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他对苏教授有了进一步的全新认识。事实上，苏教授要比马路想象得更有学问。正是从马路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做学问也讲究童子功。马路告诉我，早在28岁以前，苏教授便遵从其恩师黄侃的要求，读完了唐以前的所有典籍。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是当代著名的大学者，他所以对苏教授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觉得唐以前留下来的典籍并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个基本功，往后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就好办得多。据说为了检验苏教授的学力，黄侃曾让他重新圈点十三经。苏教授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终于圈点完毕，这样的故事如今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
大学前三年留给我的印象，是大家都拼命用功。“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已经结束了，百废待兴，同学们的经历差不多，好不容易有了学习机会，谁都想把虚度的年华，尽快弥补过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少年失学的一代。和苏教授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相比，我们几乎都是文盲。世界上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些失去的东西，因为失去，所以珍贵，因为珍贵，就格外珍惜。追回失去的时间是当时的主旋律，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刻苦用功的情景，到晚上10点钟，是规定拉闸的时间，寝室里的灯灭了，几乎没有人立刻睡觉，人们捧着书来到楼道上，围坐在昏黄的路灯下继续看书，窄窄的过道人满为患，有的人干脆钻到厕所里去用功。我不知道女生宿舍的情况怎么样，反正在男生宿舍里，能憋在厕所里看书的人，必须有非凡的忍受能力才行。那么多的大男人共用一个厕所，那里面的尿臊味弥漫，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划一根火柴说不定就能点着。虽然大学里永远会有刻苦用功的学生，但是像恢复高考那几年的不要命的，也许是有史以来不多见的。
苏教授最初给我们讲解的是古文观止。由于对我和马路的实际水平，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了解，苏教授决定从这本旧的古文入门教材开始。在正式开讲之前，他好像只是挺随意地点到了这本书，让我们回去好好准备，说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逐一查字典找注解。说好了下一讲，是讲解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时间定在一个星期以后。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只是把书找来了，然后在临睡觉前，匆匆地看了一遍。相比之下，马路要比我认真得多，他一本正经地准备着，显然想向苏教授证实自己的水平。看得出马路稍稍有些不快，因为他觉得古文观止里的很多文章，自己不光是看过，而且有许多已经能背诵，好不容易拜了师，只是教这些浮浅老掉牙的文章，颇有一点不甘心。这显然又是一种中学老师的教法，马路觉得以苏教授的学问，应该和我们讲莎士比亚，讲东西方文学的比较，讲西方的红楼梦研究，或者讲美国人的敦煌考证。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马路正式去苏教授处上课。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从这节课开始，除了寒暑假，我和马路风雨无阻，坚持在每周的同一时刻，去苏教授家听他讲课。我们本来的目的，只是想开个小灶，从苏教授那里偷学一些东西，然而没想到苏教授讲得实在太精彩了，于是去他那里听课，反而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听苏教授讲述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课。我们从苏教授那里得益匪浅，第一次上课，由于我没有做准备，苏教授让我把全文先通读一遍，结果我大出洋相，有几个字念错了，还有好几个根本不知道怎么念。苏教授不动声色，让马路纠正我的讹音，然后又让他给我串讲。马路尽其所能地粗粗讲了一遍，这篇文章他曾经背过，在水平上，一下就和我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苏教授依然不动声色，既不批评我，也不表扬马路，等马路说完了，他点了点头，就“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一句，侃侃而谈，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
我忘不了第一次课后，从苏教授家出来，马路脸上洋溢着的幸福感。由于马路有着比我好得多的基础，他对苏教授讲学的精到之处，有更深的体会。他承认自己在来上课以前，曾经一度怀疑过苏教授的真诚。他承认自己曾怀疑苏教授答应给我们上课，很可能是一种敷衍，只不过是糊弄糊弄中学生。事实让马路再度对苏教授充满激情，现在，他开始十分具体地感受到了苏教授的博大精深。苏教授的讲学，从表面上看，带有一种非常随意的闲谈性质，他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同时又是绝对的深入浅出，常常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水平，是不是能真的弄懂。苏教授的本事就在于，就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短句，都可以由此及彼，带出一连串的有趣话题。在后来的讲课前，他总是要我们先精读原文，去查一切可以查到的注解，认真比较前人解释的不同之处。在正式开讲前所做的准备工作，永远是越多越好。事实上，他教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古人的观点，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譬如通过学习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从史学看，可以触类旁通三国史，从文体看，对“表”的写作方法，可以作一系列瞻前顾后的比较，区别出异同，从文风看，又可以认识与两汉以及先秦文章，在遣词造句上的差别。
在那段时间里，我实际上同时拜了两位老师，一位是苏教授，一位则是马路。每当我有什么疑问的时候，总是先直截了当地向马路请教，马路不仅是我学习上的老大哥，而且成了我偷懒取巧的活字典。人和人之间的水平差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只有通过学习，然后才能知道不足，只有通过学习，然后才能知道别人的学问究竟有多大。马路在学习上的刻苦精神，一直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用功，都不可能像他那样玩命地学习，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他那么杰出。我本来就不如他，而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在越来越大。就像他觉得苏教授深不可测一样，我对马路也感到一种无奈的敬佩。马路无疑是我们中间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我们被乱七八糟的课程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马路居然还能分出精力，去哲学系旁听德国古典哲学，此外，受苏教授能掌握多门外语的影响，他还开始了第二外语的学习。
马路足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那是一个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知识突然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当时活跃在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偶像，是进行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一时间，书呆子再也不是骂人的话，知识突然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砝码，由于马路骄人的学习成绩，他成了我们这一代学子心目中的当代英雄。
4
马路死于大学四年级，现在回想起来，马路只是死于贫血，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大家心目中，马路是班上的一面旗帜，他刻苦用功，废寝忘食，有着用不完的旺盛精力。时代在进步，大家似乎不太相信，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什么叫做贫血的毛病，就算是有，好像也应该是女人的专利。一个人死法可以有许多种，可以死于癌症，死于艾滋病，死于意外的车祸，但是无论怎么样，也不应该跟说笑话似的死于贫血。这是一种应该属于旧小说上的疾病，应该和旧社会的长袍马褂联系在一起。没人注意到马路的脸色十分难看，在那个玩命死读书的年代里，很多学子脸上都是面如菜色。校方已经意识到这样下去的危险，一再警告大家要加强体育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便意味着失去一切。
不管怎么说，校园永远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地方，这里永远也不该成为年轻人的墓地。这里将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不断地产生出最新最活跃的想法。美好未来和辉煌前途，正在不远处等待着大家，为了不辜负社会的厚望，同学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各式各样的体育锻炼，有人学打拳，有人去练单杠双杠，还有人打排球。大多数的人却是跑步，这显然是一种最简单省时，又非常有效的锻炼方法。记得那时候，每天天刚蒙蒙亮，马路总是第一个爬起来，穿着那种裤腿很小，小腹部开着小便开口的旧式棉毛裤，哆哆嗦嗦地从过道跑过，然后沿着宿舍楼，一气跑上三圈。谁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状况正越来越差，他总是越跑越慢。先还是一路小跑，后来就只剩下跑步的下意识动作，到最后完全已是散步。谁也没有意识到，他身上的生命之火，正在慢慢地熄灭。他跑得实在太慢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马路从来不和大家一起锻炼，体育课测试1500米，他比别人少跑了近一圈，成绩仍然是不及格，还差一点昏倒在操场上。
也许是做了父亲的缘故，马路的衣着打扮，显得有些过于随便。他不修边幅，永远是差不多的打扮，就那一身外套，就那一双鞋。上体育课时，他总是喜欢脱去外套，穿着一身到处都开始绽线的白色棉毛衫裤，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他的行为难免有伤风化，小腹部的小便开口像一张裂开的小孩嘴，嚣张而且放肆地张开着，十分显眼地露出了里面的旧花短裤。最过分的是，旧花短裤甚至会突出一块，挤在那张开的小嘴里。操场上有很多女生，有本班的，也有外班的，他自己无动于衷，别人见了，忍不住要为他着急。没人从经济上去找原因，那时候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死读书，没时间去琢磨别人的私生活。同学们只是在事后，在回想中，才突然想明白他当时实在是太不容易。大家突然十分感叹，觉得他苦苦地读了三年书，什么也没得到，就这么说走就走了，真是太冤枉。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马路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他妻子那份极其微薄的工资。马路虽然已经当了十年的公社中学教师，由于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式的教师编制，因此享受不了工作五年可以带薪读书的待遇。换句话说，马路是靠老婆养着才上大学的。他和班上那些比他小得多、仍然要靠父母寄钱养着的同学一样，每个月都盼着邮局汇钱来。通过回忆，大家突然想到了他的生活在当时有多艰难。马路总是像和尚一样吃着长素，早饭和晚饭常常只是最简单的白馒头，有时加上一点食堂里卖的那种酱菜。就算是如此节省，他仍然时不时地要向同学借钱，在整理马路的遗物时，有人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一份记录十分详细的账单，上面写着他向同学们借的每一笔款项，多则十元，少则五元，甚至是两元，从借款数额到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我的记忆中，马路用得最多的一笔钱，就是与我各人拿出20块钱，买了一个送给苏教授的生日蛋糕。这是一笔他觉得绝对不能再省的钱。虽然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但是看得出这钱他花得十分开心。马路病故以后，马路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前来奔丧，和马路显得苍老如出一辙，他的妻子看上去也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现在回想起来，马路的妻子在当时也不过三十多岁，但是她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像一名饱经了沧桑的中年妇人。如果马路是我们的老大哥的话，马路的妻子看上去，便仿佛是马路的老大姐。马路的两个孩子已经很懂事，大的那位十二三岁模样，神态很像马路，两个大眼睛滴溜溜直转，到什么地方都保护着自己的小妹妹。
我陪同着马路的妻子一起去看望苏教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自从来到学校以后，一直是在无声地抹着眼泪。她的平静让同学们感到不解和疑惑，即使是在太平间里，面对着马路的尸体，她也没有放声大哭。倒是那些陪她去医院的同学，忍不住号啕起来，大家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不明不白地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马路的英年早逝，像导火索一样，使得班上良好的学风顿时大变。在过去的三年里，人们寒窗苦读，废寝忘食，而从那时起，一种厌学的情绪，正在悄悄地积累。大家开始设想不要命的学习，究竟值不值得。眼看着就要毕业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到底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实惠，人们不得不在内心深处，重新进行盘算重新进行估价。社会风气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愤读书，已经不再是什么时髦的事情。成功的道路有许多种，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走过的道路，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苏教授对马路的早逝，感到十分悲伤。在苏教授的晚年，他的各种名目的弟子，多得连他自己也弄不清。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弟子也跟着吃香喝辣，在学问的小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然而真正能得到苏教授真传，却绝无仅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提到马路，苏教授都有一种无名的悲哀。毫无疑问，马路才是苏教授最称职的弟子，因为在那么多位弟子中，只有马路对纯粹的学问，能爆发出巨大的热情，只有他能真正地坐稳在冷板凳上。做学问没有一点死脾气还真不行，苏教授常常不无感叹地说:“为学务精习，韦编三绝，所以才会有一点成就。”他对其他弟子的不满意，关键就在于一个个都是聪明有余，而吃苦精神不足，不吃苦永远不会成为大学问家，不吃苦永远是个半吊子。苏教授一生都以自己是黄侃的弟子感到自豪，一提起先师黄侃，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用黄侃苦读的故事教诲我们，不厌其烦地说黄侃当年“日读礼经数纸，展转比勘，至夕，每觉头眩，是以知其苦也”学问只能从困苦中来，离开“困苦”二字，也就不会有什么学问。
当我陪着马路的妻子走进苏教授家以后，苏教授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哀恸起来，他嘴里振振有词念叨着，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楚。这种过激的表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很有些尴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苏教授平时并不和蔼可亲，他对弟子，尤其是对马路十分严厉，由于我和马路是他晚年生涯中，最先拜他为师的学生，马路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大弟子。我的印象中，苏教授几乎从没有当面表扬过马路。有时候作为鼓励，苏教授对我的回答，还能笑一笑，给个面子，然而对于马路，不管对错与否，苏教授总是板着脸。在对待弟子的态度上，苏教授多少还有些恪守旧传统，他显然是讲究师道尊严的，越是看重的学生，要求越严格。马路死了以后，我一度有望破格升为苏门大弟子，有那么一两年，苏教授对我也十分严格，他对我不苟言笑，布置了很沉重的学习任务，但是渐渐地就表现出了失望，他看出我并不是成为大学问家的料子，不仅是我，其他的弟子也是一样的不争气。
如今回想起来，苏教授在马路逝世后所表现出的极度悲哀，可以说是他有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这些年来，做学问再一次被大家突然重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大师自有大师的过人之处，事实的发展果然不出苏教授的预料。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做学问的佼佼者越来越被尊重，地位越来越高，住好房子，出门有车，被授予各种灿烂辉煌的头衔，然而这丝毫不能表示学问本身有所提高。学习的风气说变就变了，而学问是旷日持久的事情，不可能仅仅因为风气的一时变化，就能彻底改变和颠覆。自古圣贤皆寂寞，这“寂寞”二字，可以有好几层意思。马路生前就对“寂寞”二字，做出有“难得”之义的独到见解，这见解颇得苏教授首肯。人生一世，真正能遇上做学问的机会，并不多，能持之以恒的机会更是百年难遇，所以寂寞也属难得。大家一窝蜂地刻苦学习，其结果只是一种表面的热闹，是热闹就不可能长久，是热闹注定昙花一现。做学问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既然少数人的事情，就不应该指望能得到多数人的效仿。人们不可能一直都在熄灯后，坚持在窄窄的过道上看书，人们迟早会有一天，忍受不了那厕所里的尿臊味。
马路的妻子终于受了苏教授哀恸的影响，捧着脸哇哇痛哭起来。两个小孩也跟着一起哭。苏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不动声色地在一旁看着。大家尽情号啕一阵，马路的妻子开始安慰苏教授，我也跟着在一旁劝慰。苏教授像小孩似的，越哭越伤心，用手帕一边抹眼泪，一边擤鼻子，抽噎着说:“白发人哭黑发人，此乃人间至痛。”
马路的妻子说:“苏老师，你不要哭了，你这样，马路他知道了，心里会难过的。”
苏教授让她这么一说，眼泪又刷刷地流出来，叹气说:“人都死了，马路又怎么知道难过！”
5
苏教授曾为马路写过一副挽联：
往日列师门最怜年少多才常指青云期远到
朔风传噩耗顿触老人旧感重回白首忆前游
随着大学里学习风气越来越不像话，苏教授对于已故的马路之厚望，也水涨船高地越来越重。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到马路，他总是以马路的捷悟和善于苦思，来挑剔其他弟子的不足。在回忆中，马路变得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大。在后来的岁月中，每到马路的忌日，苏教授一定让我寄一笔钱给他的遗孀，当年马路妻子带着马路的骨灰离去时，苏教授就给过她1000元钱，这钱还是我帮着去银行取的。虽然苏教授在后来没有中断过寄钱，但是马路的妻子一去杳无音讯，从来都没有给苏教授回过信。
对于我来说，马路夫妇之间，总是有些解不开的谜。首先，马路似乎并不怎么爱他的妻子，大学的四年里，他从没有回老家探过亲，也从未向我流露过自己如何想念妻子儿女。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马路很少向我提到过他的家庭，偶尔提到，每次都带有掩饰不住的不满。有一次，马路甚至向我提到了他妻子曾经有过的所谓不忠。马路的妻子在与马路结婚前，曾和自己的表哥谈过恋爱，当然不是一般的谈过，两人的关系一直是马路心头的耻辱。繁忙的学习生活期间，马路能与我促膝倾谈家事，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次一吐为快的谈话中，马路告诉我许多不为人知的个人隐私，由于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能够去公社中学教书，完全得力于未来的老丈人。马路的老丈人是公社的副书记，他有两个女儿，有意招赘喜欢读书的马路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他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小女婿，可是结果始料未及，马路却成为他的大女婿。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来学校看过马路，他就是马路妻子的表哥。三天里，这位表哥吃住都在学校里，白天吃食堂，晚上和马路睡同一张床上。他们之间看上去很客气，用一种十分怪的家乡口音对着话，大家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那位表哥已是一个地道的中年人，他的小孩已经成人。我和马路之间仅有的那次有关他家庭的谈话，就发生在送走了表哥的当天下午。我们从苏教授家出来，已经是吃饭时间，匆匆去食堂填饱了肚子，马路突然提出来要我陪他一起散散步。我们沿着校园走了一大圈，他显得十分疲惫，神色黯然，走走歇歇，一路都在谈那位表哥。越说越没有办法平静，越说越刹不住车，越说越沮丧。我们的谈话是从沿海一带的走私开始的，马路叹着气告诉我，说他家乡现在的走私活动非常厉害，那位表哥靠贩卖走私录音机，捞了不少钱。在80年代初期，最流行的走私商品，是日本的sanyo手提录音机，这位表哥此行的目的，是考虑到大学里有许多人在学外语，想让马路为他在大学生中推销他的走私录音机。
送马路妻子去火车站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在车站又一次遇到了她的表哥。因为来过学校，有许多人曾经都见过这表哥，大家都为这不期而遇感到高兴，觉得孤儿寡母的，一路上有个熟人照顾，毕竟是件好事。由于我是唯一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因此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会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和一年前相比，这位表哥现在是真正地阔了，手上戴着一个大的黄灿灿的戒指，金光闪烁十分耀眼，虽然他故作正经，然而我还是能看出他有些慌乱。马路逝世以后，班上同学曾经慷慨解囊，为他的遗属募捐集资。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募捐，或者是去邮局帮苏教授替马路的遗孀汇钱，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躲藏在背后的表哥。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在车站的情景，那位表哥伸出那只带着金戒指的手，去接马路的骨灰盒，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骨灰盒里马路痛苦的呻吟。
多少年来，大学同学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寒窗苦读，必然会谈起马路。大家必然会旧话重提，再一次谈论像马路那样，把性命都搭了进去，究竟值不值。马路是读书时代的一种终结，他是班上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个标签，他的死，实际上也是宣告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有一张大学的文凭就足够了，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找不到用武之地。事实证明，大学里苦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走上社会后并没有任何用处。马路死了六个月以后，系领导召集班上的同学开会，作毕业分配动员的形势报告。大家突然发现，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被一本正经地告知，由于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我们这些毕业生的前景十分看好。未来的社会，将非常看中一纸文凭，有了文凭，我们可以昂首挺胸、通行无阻地走向社会。
让同学们耿耿于怀的，是在这次形势大好的尾声部分，系党支部的一位胖子书记站了出来，笑容可掬地动员大家献血。献血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选择的时机似乎有些不妥。大家不得不把献血和具体的毕业分配，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经过四年的学习，肚子里的学问多少增加了一些，然而这并不意味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就一定会跟着提高。由于措辞听上去不是那么入耳，这位大胖子书记的话，很容易让别人产生别的联想。他的话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这就是是否积极参与献血，将影响校方对一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最终将决定一个人应该去什么地方。大胖子书记说完以后，一个瘦瘦的医生出来说话，他的风格和前者截然相反，他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大家，一个劲地说献血怎么无害。过多宣传献血无害，物极必反，人们反而要在肚子里产生疑问。没人会相信献血竟然比不献血更有利于健康，人血不是水，大学生毕竟不是小孩子，光说不负责任的大话蒙他们显然不对。
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义务献血，不能说都是心甘情愿，也不能说是因为担心不献血，会影响自己的毕业分配。有一点无可回避，这就是大家的心头，普遍地感到不太痛快。大家觉得应该换两个人来动员大家，换两个说话中听一些的人来，换两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来。这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典型事例，大家想到胖书记和瘦医生说话的样子，就反感，就觉得自己受到愚弄。在中心血站，同学们高高地捋起了袖子，看着自己的鲜血流进针筒，不能不又一次地想到因为贫血而死去的马路。要是我们献的血，能把马路救活就好了。事实上，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贡献点血，真算不了什么大事，献血以后，每个同学都拿到了30块钱的营养费，在当时，30块钱也不是什么小数字，反正就要毕业了，留着钱也没用，因此大家一起去上馆子，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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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中文系，这一年他已76岁。事实上，他已经在家赋闲了十几年，工资关系等等一直都放在历史系。中文系师生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请他说几句，他的开场白，便是称自己为“出土文物”然后又即兴对“文物”二字，进行了一番考定。他笑着说，后世的人，一提到文物，就难免想到它是否值钱，其实今人所说的文物，和古人所说的文物，早就不是一回事了。今天的文物，是指那些遗留在社会上，或是仍然埋在地底下的历史文化遗物，是已经消失的往日的一部分。古人的文物，却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的统称，他随口就举了一个例子，左传？桓公二年中有这么一句:“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苏教授总是出口成章，然而毕竟是面对着几百号人，场面热闹，很多人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是从心里知道他很有学问。
那天苏教授的情绪特别好，大家起哄，要他表演节目。老师中有他昔日的弟子，便提议他来一段昆曲。苏教授也不推托，说自己嗓子不好，只能轻轻地哼几句，于是拉开嗓子就唱，有板有眼，而且声音并不低。同学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听到昆曲，都觉得怪怪的，一个个笑得十分开心。唱完了，一位教欧洲文学史的中年女教师站了起来，要求苏教授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朗诵雪莱的诗歌，说这是苏教授当年在外文系和同学们联欢时的绝活，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苏教授笑着说:“表演节目，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况且又是在中文系，老朽断无在这里卖弄洋文的道理。”女教师不肯放过，说不朗诵雪莱的诗，那就来一段莎士比亚的。苏教授拗不过她，于是当真又来了一段丹麦王子的自白。
联欢会以后，我和马路送苏教授回去。学校说好派小车接送，然而那小车就是迟迟不来，打电话去，说车早就出来了，可是一等再等，依然不见小车的影子。再去打电话，那边已不耐烦，说车子已经开出来了，什么时候到，跟他们没关系。苏教授在系办公室里坐了半天冷板凳，很知趣地说:“我走回去，这点路没问题。”说了，怕系领导不放心，又安慰他们“有马路他们送，就可以了。”那天苏教授的精神特别好，一路上有说有笑。从系里去他家也确实不远，苏教授走走歇歇，很快就到了。
苏教授回到中文系，发挥所谓余热，目的是让他挂名带研究生。系里有两位中年的副教授，看到这几年比较文学颇时髦，因此想开设比较文学专业，抢占这门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教授还十分稀罕，副教授就算是有学问，不像现在，教授副教授甚至博导，多如牛毛。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副教授不能授予硕士学位，不能授学位便不能吸引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考研究生，与其说是想多学一些东西，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学位。这两位副教授是明白人，知道要卖出狗肉，必须先挂羊头的重要性，于是想到把早就退休的苏教授请回中文系，挂苏教授的牌子招生。以苏教授在学术界的显赫地位，他的招牌绝对有号召力。事实上，中文系的其他专业，也正在动把苏教授请回来的念头。
苏教授好为人师，在回到中文系之前，前去向他请教的学生，只有马路和我。即使他回了中文系以后，真正登门求教学问的也不多。这两位副教授捷足先登，联袂上门，慷慨陈词，好一番游说，苏教授禁不起诱惑，很冒昧地就答应了。然而结局却是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双方为人处事的原则完全不一样。苏教授这人做事一向顶真，不明白只是让他挂名，和让他实际带研究生，是两回事。首先在录取上就有严重分歧，按照苏教授的观点，考研究生就得有研究生的实际水平，因此录取这一关马虎不得。其次读研究生，仍然应该是以打扎实的基础为主，不能急着写文章，急着发表那种半吊子的论文蒙人。这一年的比较文学专业，招了四名研究生，两名是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学理科的，还有一名所谓自学成才，是个作家，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发表了一些有反响的作品，得过一个省级的文学奖，因此被破格录取。
苏教授在家里替这几位研究生上课，让我和马路跟着旁听。在一开始，这几位研究生和苏教授就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只是本科生，不应该去蹭他们的课，让本科生和他们一起上课是看轻他们。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甚至比马路还小，但是他们很有些看不起我们的意思。他们嫌苏教授的讲课有些落伍，老是把别人当做了小学生，动不动就讲训诂，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天南海北没有任何重点。他们觉得苏教授太老了，对国外的最新思潮根本就不了解，对流行的现代派无动于衷，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极不尊重。最让他们容忍不了的，是苏教授坚决反对师生间的对话，他总是自顾自地说着，每当他的研究生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便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事实上，苏教授压根就不赞成比较文学成为一门专业，他觉得比较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把比较文学独立出来，有些莫名其妙。他身上有着太多老派的做法，不管学生怎么想，他要求弟子必须“恪守师承和博学多闻”先把老师身上的本事学到家，然后融会贯通，再去研究别的学问。
苏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谈到做学问的基础，常常把扎实的基础比作旧时代的八股文。苏教授始终认为，八股文并不像后人所说的一无是处，没有一篇好文章。正像儒林外史上鲁编修曾说过的那样:“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文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反过来“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这观点有些迂腐，然而也不无道理。苏教授谈起自己的学问，言必称师承，情不自禁地就会说到，当年章太炎怎么说的，黄侃又是怎么说的，他提起那些往日的大师们，脸上总是闪烁着一种童真的光芒。他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大师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学问上能够更上一步台阶。
几位研究生听苏教授的课，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尤其是那位作家，脸上屡屡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据说他喜欢开夜车写小说，写那种当年一度很流行的伤痕文学，有一次，在听苏教授谈屈原的时候，他竟然闭上眼睛睡着了。苏教授大为光火，喊他到隔壁卧房里去睡，或者是回自己的宿舍。苏教授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憋了半天，悻悻地说:“你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子，跑到我这来混什么？”那位作家很不好意思，脸上有些发红，嘴里嗫嚅着，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苏教授不依不饶，说:“有什么话，你大声一些，我快80岁的人了，耳朵背，听不见。”作家不敢吭声，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课于是上不下去了，苏教授不愿意继续往下说，我们很无趣地坐在那，等了好一会，苏教授说:“我刚刚说到哪了？”没人接他的话茬，苏教授又说:“你们都不在听我说什么，今天就讲到这，下次的课也不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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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考取了苏教授的研究生。这时候，苏教授的弟子，不仅多，而且杂。时间已经到了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社会风气似乎又变了不少。我留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初出茅庐，还不够资格给学生上课，便当新生的辅导员。和我们当初上大学截然不同，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他们是各个中学的尖子，个人履历表上，中学时代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好生。他们看上去都还像是毛孩子，一个个聪明绝顶，充满了灵气。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年都应该算做是老夫子了。
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我的职权范围，也就是管管考勤，发发肉贴。由于我从小没做过什么官，在小学中学，在工厂，上大学，都是基本群众，当辅导员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了。我对学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想怎么就怎么。我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从来就没有和辅导员打过什么交道，既没有麻烦过他，他也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和我们当年一样，自己管理自己。这一年的辅导员生涯，实在没什么可以记录下来的，在前面的半年，我的精力放在准备考研究生上，后面的半年，我知道自己已经可以被录取，辅导员的工作想干也干不长了，系里不得不考虑物色接替我的人选。
我选择的方向是研究六朝文学。对于我来说，研究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行，都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一篇万把字的学位论文。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并不特别看重研究生的论文。述而不著，是这所学校保留下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或者说是我所在的这个系的老习惯。很多学校的研究生，早在读一年级时，就迫不及待地考虑论文怎么写，而在我们系的教授眼里，这是绝对的歪门邪道。按照苏教授的见解，研究生一定要写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形式主义。研究生仍然应该以打基础为主，基础扎实了，才可以考虑盖房子，才可以考虑盖高楼大厦，冒冒失失就老气横秋地写论文，结果肯定是贻笑大方。
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很得苏教授的器重，自从马路逝世以后，苏教授常常遗憾再也得不到像他那么肯用功的弟子。短短的几年中，苏教授便有了一大群弟子，各个专业都争先恐后地打他的牌子，然而他似乎也开始明白，自己作为招牌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让系里多招一些研究生。他并没有几位嫡传弟子，在联合招生的幌子下，他不过是那些副教授们招揽学生的商标。很多专业和学科的研究生，从表面上看和他都有关系，什么古代文献专业，训诂专业，前秦文学史，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等等，但是实际的指导教师都不是他。苏教授再次成为万金油似的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无所不通，他甚至还要给中文系之外的研究生开讲座，讲述中国古代哲学，讲述流落在西方汉学文献，讲述汉唐职官考证。对于一个快80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有些精力过剩。
我在苏门弟子中显然比较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拜师最早，也不是因为年龄最大，事实上，许多比我年级低的研究生，岁数都比我大。我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我追随在苏教授左右，做了许多辅助性的跑腿工作，这在当时难免引人注目。随着苏教授的名声越来越大，学校里想一睹他的风采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不得不一次次安排讲座，让本系和别的系的同学听课。这样的讲座，一般早在几天前，就在校门口贴出了巨幅的海报。苏教授总是坐在那讲，说到什么字，或者引用了某一段古文，某句古诗词，为了让大家都明白，得有一个弟子帮他写在黑板上，而这个弟子恰恰是选中了我。除此之外，虽然来回都有小汽车接送，但是必须得有一个人和司机联系，要算准时间，要事先知道教室，这种事同样也落在我头上。是苏教授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这就是他在公开场合离不开我，我成了苏教授晚年生活中的一根拐棍，只要他在大众场合露面，通常也就能见到我的身影。
在苏教授的晚年生涯中，人们喜欢在背后议论的有一点，是苏教授对招收女弟子，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据说每次招生时，苏教授都特别关照，要求对女学生要有所优待，要特殊照顾。说苏教授人老心不老，这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笑话。老实说，苏教授在公开场合举办的讲座，有时候并不精彩，他的演讲太专业了，那些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了一半，就溜之大吉。这使得苏教授很不高兴，也使那些主办者有些下不了台，然而仍然不影响他对下一次讲座的热情，因为只要是女学生，或者是女教师登门请求，他就一定不会拒绝。对于苏教授来说，最好的糖衣炮弹就是女人。苏教授喜欢讲台底下坐着一排排女学生，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气氛。
苏教授从不掩饰他对女学生的好感，讲课时，有没有女弟子，他的状态完全不同。同样是弟子，他的态度也总是男女有别。可惜那些招来的女研究生，十有八九对苏教授的讲课不感兴趣，而且最让人失望的，在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里，来中文系读硕士学位的女学生，一个比一个更不会打扮，容貌通常既无古典美，也没有现代美。漂亮的女大学生，反正已经有了本科的文凭，一个个赶紧嫁人，剩下来考研究生的，有许多都是嫁不了人的老姑娘。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在宿舍里，谈起苏教授对女学生的态度，一致认为他在年轻时，肯定风流得不像话。俗话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通过童年的窗口，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未来，反过来的道理也应该一样，在老年人的窗户里，同样可以看见那些失去的时光。我记得马路曾经偷偷地告诉过我，说苏教授在40年代追求某位校花，一度成为小报上十分热门的花边新闻。在背后议论自己的导师，很有些不恭敬，但是为人师表的苏教授，在对女学生的态度上，显然也不够检点。
几乎所有的弟子，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女人上门，李老太太总是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只要有女人在场，无论是女弟子，还是前来办事的徐娘半老的女教师，我们的师母李老太太，总是虎视眈眈地在一旁监视。我记得力翠华去苏教授家上课，出来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苏教授的老太太，一双眼睛真厉害，她怎么了？”
透过近视眼镜的凸起的镜片，力翠华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了李老太太那种不可遏制的醋意。力翠华的年龄比我大了将近一岁，作为苏教授的研究生却比我低一届，这位毕业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当时相对而言，就可以算做是苏门弟子中，让大家眼睛发亮的一枝花了，她在李老太太的眼神下面，显然很难做到自然。李老太太喜欢搬一张小椅子，坐在书房对面的小房间，看着我们上课，这当然是在有女士的情况下。刚开始，她的这种古怪行为，经常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是一个从不开口的老太太，我们每次主动和她打招呼，她都是爱理不理。她永远都处在不高兴的状态中，总是让我们能感觉得到，她和苏教授中间，有着深深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在苏教授的诸弟子中，虽然我服务性的义务尽得最多，常常为苏教授打杂，然而李老太太对我，丝毫也不见得比其他人客气。
苏教授的博学，常让他的弟子感到他是无所不知。他常常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发问，从简单入手，显现出他深厚的学问功力。有一次，他讲累了，为了休息一会，让我们替“手心”注解，用文字说明什么叫手心。大家觉得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答案就在嘴边，可是偏偏找不到恰当的话语。这颇有些像“脑筋急转弯”上的提问，大家苦思冥想，仍然不得其解。也许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手心，然而真要用文字简明扼要的表达，却是十分的困难。苏教授让我们明白了一个规律，这就是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艺术的本质，就是为了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艺术有时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寻找表达。苏教授看见我们已经黔驴技穷，便把手指握了起来，很认真地说：
“手指握紧，所触及的地方，就是手心。”
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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