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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演讲，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不事声张，阔步前进”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色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左边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右边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右边这幅（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90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不过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按以赛亚.柏林的区分，自由分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关于这一点，几天前我和何教授有过交流，何教授说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这个归纳很好。进一步讲，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基础，互相促进。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货真价实的消极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自私，而在于自私得是不是彻底，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别人侵犯你的权力时，是不是有底气为自己撑腰。事实上，任何公正的契约，无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不久我参加中欧文化论坛，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会，和他们一桌吃饭时，我就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观话，而且他们互相附和。法国作家于连.格林所讲“一切悲伤皆可疑”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悲观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积极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悲观是个圈套——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观，这个社会就多一份悲观。从这个角度上讲，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愿意通过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比八十年代有一个大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脚踏实地的进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层面的进步。简要地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暗渡陈仓。当然，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基础上的进步。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是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有人讲，那你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说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网上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
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 -->>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演讲，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不事声张，阔步前进”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色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左边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右边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右边这幅（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90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不过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按以赛亚.柏林的区分，自由分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关于这一点，几天前我和何教授有过交流，何教授说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这个归纳很好。进一步讲，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基础，互相促进。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货真价实的消极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自私，而在于自私得是不是彻底，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别人侵犯你的权力时，是不是有底气为自己撑腰。事实上，任何公正的契约，无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不久我参加中欧文化论坛，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会，和他们一桌吃饭时，我就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观话，而且他们互相附和。法国作家于连.格林所讲“一切悲伤皆可疑”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悲观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积极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悲观是个圈套——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观，这个社会就多一份悲观。从这个角度上讲，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愿意通过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比八十年代有一个大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脚踏实地的进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层面的进步。简要地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暗渡陈仓。当然，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基础上的进步。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是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有人讲，那你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说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网上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
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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