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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么！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进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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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倡言“抚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牛鉴的话说得振振有词，然而今天看来却极为可笑。按照牛鉴的逻辑，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据实陈奏”（其实并无此事），你们这些“逆夷”想要“讲和”原本是讲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鉴“冒死陈奏”的面子上，也该客气一点吧？你们倒好，恩将仇报，把兵船都开来了！这岂不是太不够哥们，太不够意思，太不给“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吗？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这哪里是“天朝大吏”办外交，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吃讲茶”！至于谴责对方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牛鉴此言，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牛鉴把皇上和同僚都给“卖”了。按照他的说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只有他牛某够哥们。这又是什么话！幸亏当时无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鉴有几个脑袋？
看来，牛鉴实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择言么！
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进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又哪里“镇静”得起来。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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