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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都善于适应环境，人也不例外。
黄公愚很快就习惯了家中的新秩序。子女们各管各饭，大多早出晚归。新来的姜阿姨只做他和祁阿姨的饭，伙食明显比过去好了。院内也较以前安静些。只是夏平每日不在家中陪伴，颇觉孤寂。听说有个老年人俱乐部，不远，便与一两个老朋友晚上相约着去了。
一块钱一张门票。里面是个雅致的礼堂。中间是舞厅，有乐队，四面有些活动间。一桌桌围棋，象棋，麻将，扑克。香烟袅袅，茶气幽幽。围观的比下的、打的人更多，看样子都是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热闹又不喧嚣。还有搞书画的，几条长桌上铺着白毡子和大幅白纸，摆着笔墨，围着一群老先生在写，在画，在评议，在切磋交流。有些字画挂在了墙上，众人指点。有一堆人在讨论气功，什么“内养功法”“强壮功法”“小周天练功法”“放松功”“意功”“太极捧气功”还有“因是子静坐功法”一是静坐前后的调和功夫，二是止观法门，三是六妙法门。详而又详，玄而又玄。要买烟，买酒，买冷饮，买茶糖糕点，礼堂一角有个小卖部，全是高档品，年轻的女售货员冲你甜迷迷地微笑。舞池里不满也不空。有几十对在舞，多是老夫老妻——那是一眼就看出来的，也有不是夫妻的。来俱乐部的有不少单身的老头老太太，还有些不算老的五十来岁的妇女，他们都坐在舞池周围的一张张圆桌旁，看着聊着。“这倒是个说话解闷的地方。”他说。“可不光是说话解闷。”老朋友在一旁谑语道。“还可以活动活动身子。”他指了指舞池。“不，这还是丧偶的老年人找对象的地方。”老朋友点破道。他一听仰身哈哈笑了，表明这很有趣很可笑，心中却不禁浮想起在清华大学盛律明教授家做客的情景，那一对新婚的老年夫妻。
他来了几次，既不下棋也不打麻将。偶尔在书法堆中和人们聊聊，写几个字。慢慢，人们都知道了他，老干部，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有身份的人。他便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因为是老单身，也便有女人来认识他。
她，一个上了年纪的戏曲演员，五十多岁，胖胖的，白白的，见他坐在舞池边，便走过来坐下。谈谈艺术，挺投机。“黄老，您讲得真好。”她由衷地说。“不好，不算好。”他连连谦虚道。晚了，渐渐散场了，他们也常自然而然一起走出礼堂。“您是走着来的？”她关心地问，看着俱乐部门口的人流。“这么近，又不是开会，就不叫单位小车接送了。再说腿脚好好的，走走也是锻炼嘛。”他说。“那我送送您吧。”她说。两个人走了一段，随便谈着，多是她提问题，他讲。
偶尔，她也很随意地问问他家里的情况：“您和这么多子女住在一块儿，倒不寂寞。”
“住在一块儿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互相太干扰。”
“噢”“他们有人劝我，把这一院房子换成几套房子，和子女们分开住。”
他站住了，到家门口了，看见夏平也刚从外面回来：“爸爸。”
“这是我的二女儿，夏平。这是黄阿姨。”
她也姓黄，叫黄桂花。
夏平越来越忙。要看的外文书很多，要参加的活动更多：听课，看未经译制的外国电影，外国艺术展览，贸易展览，书籍展览，参加外语学院的一些活动，和欧美留学生接触交朋友。她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图书馆整理外文资料的工作。时间很紧，却比过去注意打扮了。乱买着吃饭，又要节俭，脸色倒比过去好了。中午，图书馆快下班了，她紧张而快乐地收拾着书籍，与她一起工作的莎莎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也哼开流行歌曲了。”她一下停住，才意识到刚才一边摞着书一边在哼歌呢。从未有过。想着，笑了。
她试着翻译了一篇学术文章，想请羊士奇看看。他不是在哲学社会科学译林杂志编辑部吗？能发表吗？打电话，编辑部回答：他不在。又打一次，回答：他不在了。多了个“了”怎么不在了？回答：他已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调回原单位去了。原单位是哪儿？电话里没听清楚，是一个工厂。
他怎么了，出事了？电话中灰沉沉的口气让她有这感觉。那次在天坛公园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出来
她若有所失地来到天坛公园的“英语世界”这儿依然熙熙攘攘，松柏浓荫下，是密匝匝的人群和abcd的声音。看了一遍，细细的，没有他。接连几个星期天都不见他了。周围接连有人与她用英语会话，她一一应对着，最后不再搜寻了，终于设法把他忘了，使自己逐步投入英语会话的兴奋中。她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人群外移动，她礼貌地终止会话，犹豫地穿过人群，来到“世界”之外。一个男人，高高瘦瘦的背影，垂着头在树下踽踽独行，偶尔往“英语世界”看看。那背影的每一线条都很凄凉，像是被人群遗弃了，又止不住想来看看。她迟迟疑疑走到他前面，是羊士奇：蓬头，胡茬很长，眼窝下陷，黯然无神。
“你怎么了？”她听见了自己绵细的声音。
“我”他沉重地垂下了头，头发很乱地披在前面。
“你回原单位了？”
他慢慢抬起头，呆滞的目光好像在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打电话找过你。”
他又垂下头，手扶着树干。
“那怕什么？你回工厂还可以搞翻译嘛，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她希望能安抚这个受伤的人。
他摇了摇头。
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他只有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于粉莲又到出版社哭天喊地，掏出农药要仰脖喝，楼上楼下乌烟瘴气，出版社要炸了，可它不能炸，只好和他羊士奇谈话，只好又请他回原单位。你翻译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再送来的——这是最后的安慰之辞。他抱着自己的资料、笔记、书稿回家了。又到工厂上班了，顶着人们窃议的目光。不和任何人说话，像灰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移来移去。对女人，绝不抬头看一眼，回家也不说话。做家务，料理女儿，垂着眼皮在于粉莲的目光下干这干那。你怎么不说话？于粉莲瞪着他。他没反应，到厨房里洗碗。你哑了？于粉莲声更高了。他又坐到小板凳上洗衣服。问你呢，怎么不吭气？于粉莲好像又提高了调儿，其实是声小了些。他还是一件件搓着衣服。爸爸，你怎么了？女儿小心地走到他身边贴着他，轻轻摸着他的脸，不时怯惧地看看母亲。他没说什么，擦干双手，用毛巾揩拭着女儿小脸上的细汗。女儿不声不响偎着他，于粉莲站在一旁瞪眼呆看着。
都洗完了。女儿早睡着了，于粉莲也躺下了。他一个人缩在厨房里铺开书籍、资料、稿纸，还搞他的翻译。桌子太小了，灯光太暗了，空气太热了，他却在深夜的苦行中得点麻麻木木的安慰。我活得不像个人，可我能忍。厨房里满是油腻味，灰老鼠无声地溜来溜去。街道像铅色的剪纸，风一吹就皱了。一把大扫帚扫来扫去，一双老女人的小脚狰狞地从大黑袍下露出来。一个老头戴着黑皮帽，在严冬的城市中驼背走着。冥冥夜空中，一座剪影般的塔式高楼睁着雪亮的独眼，阴险无比
第二天中午，他下班一回来，看见家里烟雾腾腾，于粉莲站着，脚下一铁盆灰烬，有的还白中透红地微燃着。他疑心了，再一看，自己所有的书籍、资料、笔记、手稿——其中有他已翻译了三十万字的一部书稿，都不见了。
“你——”他浑身哆嗦了。
“我把它们都烧了，我不让你再搞这些。”于粉莲说道。她恨这些书籍纸张，看着它们她就有不安全感。
“你这是干什么？”他突然大吼一声，从来未有过，吓得于粉莲一颤。继而他又发现不对：他的书籍、资料、手稿很多，就这么一盆灰？“它们还都在哪儿？”
“太多了，烧不过来，我都卖破烂了。”
他抡起手臂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疯了一样跑下楼。
收破烂的去哪儿了？天昏地暗，凉风掠地嗖嗖吹过来，雨点打得脸生疼，哗哗几阵下成瓢泼了。雷电闪着，马路成了河。他像只瘸狗在街上挣扎着。废品收购站去过了，哪儿还找得着？满街一片灰冷。扑哧，他滑倒了，雨浇在脊背上像要掩埋他。活埋人，土落在身上大概也这样舒服？混浊的水在身体四周冲刷着，还不如埋在水中死了。有人蹚着水从旁边走过，雨靴，赤脚，男人的脚，女人的脚。这么多人都站着，他只能趴着。一道闪电照亮了灰暗的街道，他撑着爬起来，旁边就是法院，白底黑字的牌子。他跌跌撞撞往里走，他要离婚。离不了婚，他就不想再活了。
他不知道于粉莲打着一把伞在大雨中到处找他。他也不知道，他在闪电中挣扎着站起来时，她东张西望地看见他了。可她又看见他进了法院，她咬牙了，她再也不能失去他。她宁肯把他喂狮子，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她也上法院。他的离婚上诉被驳回；而她告他虐待罪的上诉则在受理中了
他断断续续把情况简单讲了。夏平想安慰他，没找到话。两人在长椅上坐着。几个小男孩在近处玩飞盘，一个绿的，一个粉红的，飞来飞去。不时滴溜溜滚到这儿来，引来小孩急跑的脚步。
“你去人生咨询所了吗？”夏平问。
“去了，你介绍的陈晓时我见到了，他分析得很对。”
“他告诉你怎么办？”
“有些情况是谁都无能为力的。”
“你再找找他。”
“好吧。”停了一会儿，他又摇了摇头“我看清了，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法院判我虐待罪，劳改几年，这倒好，只要能离婚，关几年也算。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永远这样下去。”他微微抬起头，脸抽搐着“天下还有比这不讲理的事吗？”
“”“我是人不是人，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自由？”
“你们好自由哇。”突然一声大喝，于粉莲凶神恶煞般出现在面前。
羊士奇僵了，夏平也呆了。
“上次我冤枉你们了，这次没冤枉你们吧？大天白日的在公园里胡搞，还有什么说的？”
小华呆呆地坐着。窗外下着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电大补考总算及格了，有资格接着上下去了。暑假还有最后几天，这些日子每天下了班闲逛逛，胡乱温温书。怎么又翻开精神病学了？放下。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怎么又胡乱想开了？尽是女人的眼睛，女人的腿。不想了。
再过些天就三十周岁了。在内蒙建设兵团种过几年盐碱地，现在已是十三年工龄的“老工人”了。三级，铣工，工资四十五块，电大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了，再熬两年拿文凭，三十二岁了。身高一米七四，勉强够标准。相貌不错，二十岁时都说自己是漂亮小伙儿呢，现在胖了。从兵团那么苦的地方回来，能不发胖吗？体重一百五，裤腰二尺七。以后再节食吧。现在又上班又读电大，少吃了顶不住。头发还挺硬，说明自己肾气不亏，还结实，还有劲，还这就不能说了，墙上贴了好几张半裸的女人像，健美运动员，芭蕾舞演员，电影演员。他的目光总是留在一张上，姐妹俩，外国的游泳运动员很丰满很健壮。他喜欢高大的女人，不喜欢太娇小的——没多大劲。身子有些热了，他索性脱掉背心长裤，穿着小裤衩在屋里走来走去。走走停停，看看那些半裸的女人，又垂下眼看看自己。确实太胖了，肚子都大了，没有腰。怎么才能不少吃又减肥呢？跑步？每天觉都睡不够。肚子上这块脂肪，如果能用刀割下去就好了，一下匀称了，显年轻了。这么个肚子把年纪全添上了。
外面走走。每日步行四十分钟以上，据说就能消耗多余脂肪。哗，自动伞打开了，斜着出门。院子里一片水泊，罩着千万条雨丝。到底有多少条？这不是不能算。眼盯着，看一平方厘米——面积太小，不好看，看十乘十，一百平方厘米中落多少雨丝，再一量院子的面积就有了。怎么又立在这儿呆了？穿过院门洞，推开沉沉的大门，门受了潮更涩重了，到了外面，好清凉。一个个院墙水洞往外急流着水，屋檐挂下一片片瀑布，胡同变成河渠，白汪汪的朝前奔，对面一个山洞，火车呜呜地进了隧道，憋一阵又钻出来，天光地明，又入隧道。这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这个院门，自己来来回回过了几次。想遇见她？院门闭着，石头台阶冷水汪汪。嘎吱开了，出来个弯腰瘦老头，举着伞一跛一跛地走出胡同了。再也没人出来。见她几次了？四次？第一次她就冲他笑了笑，因为她从院门跑出来，差点撞上他的自行车；第二次两人在胡同口相遇，她又笑了笑，因为他们已经“认识”；第三次是在胡同里，两个人都骑着车，半夜，最初她有点紧张，及至认出是他，又冲他笑笑，这一笑最动人，她推车上台阶，进院门时又回头对他说了声“拜拜”这是相互说的第一句话；第四次呢，怎么想不起来了？他虽然一直想再遇见她，可始终不知道她的行动规律，在她家院门口白白走... -->>
一切生命都善于适应环境，人也不例外。
黄公愚很快就习惯了家中的新秩序。子女们各管各饭，大多早出晚归。新来的姜阿姨只做他和祁阿姨的饭，伙食明显比过去好了。院内也较以前安静些。只是夏平每日不在家中陪伴，颇觉孤寂。听说有个老年人俱乐部，不远，便与一两个老朋友晚上相约着去了。
一块钱一张门票。里面是个雅致的礼堂。中间是舞厅，有乐队，四面有些活动间。一桌桌围棋，象棋，麻将，扑克。香烟袅袅，茶气幽幽。围观的比下的、打的人更多，看样子都是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热闹又不喧嚣。还有搞书画的，几条长桌上铺着白毡子和大幅白纸，摆着笔墨，围着一群老先生在写，在画，在评议，在切磋交流。有些字画挂在了墙上，众人指点。有一堆人在讨论气功，什么“内养功法”“强壮功法”“小周天练功法”“放松功”“意功”“太极捧气功”还有“因是子静坐功法”一是静坐前后的调和功夫，二是止观法门，三是六妙法门。详而又详，玄而又玄。要买烟，买酒，买冷饮，买茶糖糕点，礼堂一角有个小卖部，全是高档品，年轻的女售货员冲你甜迷迷地微笑。舞池里不满也不空。有几十对在舞，多是老夫老妻——那是一眼就看出来的，也有不是夫妻的。来俱乐部的有不少单身的老头老太太，还有些不算老的五十来岁的妇女，他们都坐在舞池周围的一张张圆桌旁，看着聊着。“这倒是个说话解闷的地方。”他说。“可不光是说话解闷。”老朋友在一旁谑语道。“还可以活动活动身子。”他指了指舞池。“不，这还是丧偶的老年人找对象的地方。”老朋友点破道。他一听仰身哈哈笑了，表明这很有趣很可笑，心中却不禁浮想起在清华大学盛律明教授家做客的情景，那一对新婚的老年夫妻。
他来了几次，既不下棋也不打麻将。偶尔在书法堆中和人们聊聊，写几个字。慢慢，人们都知道了他，老干部，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有身份的人。他便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因为是老单身，也便有女人来认识他。
她，一个上了年纪的戏曲演员，五十多岁，胖胖的，白白的，见他坐在舞池边，便走过来坐下。谈谈艺术，挺投机。“黄老，您讲得真好。”她由衷地说。“不好，不算好。”他连连谦虚道。晚了，渐渐散场了，他们也常自然而然一起走出礼堂。“您是走着来的？”她关心地问，看着俱乐部门口的人流。“这么近，又不是开会，就不叫单位小车接送了。再说腿脚好好的，走走也是锻炼嘛。”他说。“那我送送您吧。”她说。两个人走了一段，随便谈着，多是她提问题，他讲。
偶尔，她也很随意地问问他家里的情况：“您和这么多子女住在一块儿，倒不寂寞。”
“住在一块儿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互相太干扰。”
“噢”“他们有人劝我，把这一院房子换成几套房子，和子女们分开住。”
他站住了，到家门口了，看见夏平也刚从外面回来：“爸爸。”
“这是我的二女儿，夏平。这是黄阿姨。”
她也姓黄，叫黄桂花。
夏平越来越忙。要看的外文书很多，要参加的活动更多：听课，看未经译制的外国电影，外国艺术展览，贸易展览，书籍展览，参加外语学院的一些活动，和欧美留学生接触交朋友。她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图书馆整理外文资料的工作。时间很紧，却比过去注意打扮了。乱买着吃饭，又要节俭，脸色倒比过去好了。中午，图书馆快下班了，她紧张而快乐地收拾着书籍，与她一起工作的莎莎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也哼开流行歌曲了。”她一下停住，才意识到刚才一边摞着书一边在哼歌呢。从未有过。想着，笑了。
她试着翻译了一篇学术文章，想请羊士奇看看。他不是在哲学社会科学译林杂志编辑部吗？能发表吗？打电话，编辑部回答：他不在。又打一次，回答：他不在了。多了个“了”怎么不在了？回答：他已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调回原单位去了。原单位是哪儿？电话里没听清楚，是一个工厂。
他怎么了，出事了？电话中灰沉沉的口气让她有这感觉。那次在天坛公园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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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她听见了自己绵细的声音。
“我”他沉重地垂下了头，头发很乱地披在前面。
“你回原单位了？”
他慢慢抬起头，呆滞的目光好像在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打电话找过你。”
他又垂下头，手扶着树干。
“那怕什么？你回工厂还可以搞翻译嘛，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她希望能安抚这个受伤的人。
他摇了摇头。
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他只有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于粉莲又到出版社哭天喊地，掏出农药要仰脖喝，楼上楼下乌烟瘴气，出版社要炸了，可它不能炸，只好和他羊士奇谈话，只好又请他回原单位。你翻译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再送来的——这是最后的安慰之辞。他抱着自己的资料、笔记、书稿回家了。又到工厂上班了，顶着人们窃议的目光。不和任何人说话，像灰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移来移去。对女人，绝不抬头看一眼，回家也不说话。做家务，料理女儿，垂着眼皮在于粉莲的目光下干这干那。你怎么不说话？于粉莲瞪着他。他没反应，到厨房里洗碗。你哑了？于粉莲声更高了。他又坐到小板凳上洗衣服。问你呢，怎么不吭气？于粉莲好像又提高了调儿，其实是声小了些。他还是一件件搓着衣服。爸爸，你怎么了？女儿小心地走到他身边贴着他，轻轻摸着他的脸，不时怯惧地看看母亲。他没说什么，擦干双手，用毛巾揩拭着女儿小脸上的细汗。女儿不声不响偎着他，于粉莲站在一旁瞪眼呆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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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他浑身哆嗦了。
“我把它们都烧了，我不让你再搞这些。”于粉莲说道。她恨这些书籍纸张，看着它们她就有不安全感。
“你这是干什么？”他突然大吼一声，从来未有过，吓得于粉莲一颤。继而他又发现不对：他的书籍、资料、手稿很多，就这么一盆灰？“它们还都在哪儿？”
“太多了，烧不过来，我都卖破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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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于粉莲打着一把伞在大雨中到处找他。他也不知道，他在闪电中挣扎着站起来时，她东张西望地看见他了。可她又看见他进了法院，她咬牙了，她再也不能失去他。她宁肯把他喂狮子，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她也上法院。他的离婚上诉被驳回；而她告他虐待罪的上诉则在受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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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停了一会儿，他又摇了摇头“我看清了，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法院判我虐待罪，劳改几年，这倒好，只要能离婚，关几年也算。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永远这样下去。”他微微抬起头，脸抽搐着“天下还有比这不讲理的事吗？”
“”“我是人不是人，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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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些天就三十周岁了。在内蒙建设兵团种过几年盐碱地，现在已是十三年工龄的“老工人”了。三级，铣工，工资四十五块，电大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了，再熬两年拿文凭，三十二岁了。身高一米七四，勉强够标准。相貌不错，二十岁时都说自己是漂亮小伙儿呢，现在胖了。从兵团那么苦的地方回来，能不发胖吗？体重一百五，裤腰二尺七。以后再节食吧。现在又上班又读电大，少吃了顶不住。头发还挺硬，说明自己肾气不亏，还结实，还有劲，还这就不能说了，墙上贴了好几张半裸的女人像，健美运动员，芭蕾舞演员，电影演员。他的目光总是留在一张上，姐妹俩，外国的游泳运动员很丰满很健壮。他喜欢高大的女人，不喜欢太娇小的——没多大劲。身子有些热了，他索性脱掉背心长裤，穿着小裤衩在屋里走来走去。走走停停，看看那些半裸的女人，又垂下眼看看自己。确实太胖了，肚子都大了，没有腰。怎么才能不少吃又减肥呢？跑步？每天觉都睡不够。肚子上这块脂肪，如果能用刀割下去就好了，一下匀称了，显年轻了。这么个肚子把年纪全添上了。
外面走走。每日步行四十分钟以上，据说就能消耗多余脂肪。哗，自动伞打开了，斜着出门。院子里一片水泊，罩着千万条雨丝。到底有多少条？这不是不能算。眼盯着，看一平方厘米——面积太小，不好看，看十乘十，一百平方厘米中落多少雨丝，再一量院子的面积就有了。怎么又立在这儿呆了？穿过院门洞，推开沉沉的大门，门受了潮更涩重了，到了外面，好清凉。一个个院墙水洞往外急流着水，屋檐挂下一片片瀑布，胡同变成河渠，白汪汪的朝前奔，对面一个山洞，火车呜呜地进了隧道，憋一阵又钻出来，天光地明，又入隧道。这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这个院门，自己来来回回过了几次。想遇见她？院门闭着，石头台阶冷水汪汪。嘎吱开了，出来个弯腰瘦老头，举着伞一跛一跛地走出胡同了。再也没人出来。见她几次了？四次？第一次她就冲他笑了笑，因为她从院门跑出来，差点撞上他的自行车；第二次两人在胡同口相遇，她又笑了笑，因为他们已经“认识”；第三次是在胡同里，两个人都骑着车，半夜，最初她有点紧张，及至认出是他，又冲他笑笑，这一笑最动人，她推车上台阶，进院门时又回头对他说了声“拜拜”这是相互说的第一句话；第四次呢，怎么想不起来了？他虽然一直想再遇见她，可始终不知道她的行动规律，在她家院门口白白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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