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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一是优越而高尚的、不粗俗的。（唉！这种在工具书中找不到的“传统汉语”真正理解起来其实并不比“欧化”语言轻松。）
在我看来，优美和优越都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真精神，倒不在于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缺陷，而是这两个概念一旦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兼容便会生出许多荒谬的含义，比如优越，一旦参与了人的主观能动，就难免流露出高人一等的自大倾向，而优美若是介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些搔首弄姿的矫揉造作，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以为是和矫揉造作都是和文化动力、文化内核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左的东西。可是文化不是非人格的自然，严格说来，文化是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没有人的能动参与，文化实在是毫无意义，因此与人之能动性缺乏必要的兼容性，就很难成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我认为用“优雅”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不合适的。
此前，我们只是从词义上简单剖析了一下“优雅”文化的含义，下面我们再立足历史斟酌一下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合理性问题。其间我要谈到自己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的个人看法，只是一些概括总结而已，并没有丝毫影射金庸先生的意思，除了文字之外，我对金庸先生缺乏基本了解，因此实在也谈不上影射，只是就事论事，希望读者至此不要有什么不良的联想乃至误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仅就“优雅”文化作些意会的话，在中国传统中应该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潜流，他们几乎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个环节之中，像影子一样与时进退，但他们的形象淡漠不是因为谦逊，而是因为个性苍白，见义不为的缩头性情使然。
他们往往是一些散淡超然、卓然出群、青春作赋，拈韵玩诗的有闲者，既不必为生计所累，又不堪为世事牵绊，可以自由自在地懒散于文化熏陶当中，尽情享受文化流传下来的种种闲适高雅的成果。
他们更多是享受文化成果，而且涉猎极广，无微不至。比如什么样的砚台更精致；什么样的茶壶更有味道；什么样的谈吐更像个高人一等的有教养的人；什么样的围棋子手感更好，这些都是他们关注钻研的文化题目。当然偶尔兴之所至，他们也略事劳作，为文化作些对文化而言可有可无但从自身来讲难能可贵的贡献，而这些贡献的主要目的仍是贯彻自己的文化品位，将自己的生活进一步“优雅”化。
他们也吟诵诗歌，但大多是为了赏玩风月；他们也信笔成文，但大多是为了炫耀机智和情趣；他们也谈玄论理，但大多是为了活动智力填充寂寞；他们也埋首读书，但大多是为了丰富知识以建设更“优雅”的品位。
他们甚至也会写一些真实感受，但是由于生活乏味，心灵苍白，因此就像无根的飘萍一样摇摆，总是写不出丰满生动、真切活泼的东西来；他们偶尔也许会俨然很有成就，但是却终究经不住严格的推敲。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独特的角度和立场：在人物臧否上，他们倾向于看一个人的文化品位，但最终往往庸俗地沦落到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倾向于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当然前提是不能冲击他们的“优雅”本位；在社会定位上，他们倾向于谦逊和低调，但是又难免经常觉得自己的“优雅”先验地有着优越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崇尚消费、注重奢侈、追求安逸，彻底贯彻被曲解的“乐感”文化传统。
他们的“优雅”不是内质而外文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名似简单，实则需要人的大毅力、大勇气才能贯彻，追求安逸的他们是承担不起那样的锤炼的，因此，他们的“优雅”更多地是一种刻意量化的修饰与点缀，而修饰和点缀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通过优美的行为范式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
他们既没有社会责任感，又缺乏历史使命感，尽管他们的才能可能相当大，但他们肯为“优雅”之外的东西付出的努力却相当小，因此他们的才能往往成了炫耀门楣的浩荡声势。
他们生生世世只思索取，不知奉献，几乎没有敬业精神，总是鼓吹闲散的生活态度。林语堂修改的龟兔赛跑正是他们的写照，在林语堂笔下，兔子一路游山玩水，兴致之高几乎忘了赛跑之事，仅仅因为他跑步的能力强于乌龟，而且恰巧跑对了方向，便先乌龟到了终点。不同的是，他们跑到终点后很少承认还有运气帮助他们刚好跑对了方向，相比之下，他们一般更习惯于说自己比别人聪明。他们就是在这些一相情愿的自我陶醉中寻求能力上升的心理满足的。
他们很少甚至从不恶言向人，那样不符合他们的“优雅”追求，但是他们并不是从不向人表达恶意。由于敏感而有品位，他们都能熟练掌握一些极具暗示性的方式，这种暗示性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攻击某个人，但是又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往往让被攻击者空受屈辱，难以辩说，如果恰恰又不敢触及那些“优雅”的装饰，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他们不喜欢任何直率透彻的方式，而总是追求简约曲折的“领悟与点化”在最尖锐的场合也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冲突有伤“优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正面冲突的勇气与魄力，他们更喜欢营造所谓的“势”来困扰对手，并用近于狡猾的围而不打的超然为自己的怯懦寻求理由。并且，正是由于怯懦狡猾，他们常常朋比勾结，以利张势，以势欺人。当然有时候他们也高标出世，以隐迹养望，以便在“优雅”一族中秀出侪辈。因此，礼教杀人多是他们所为，而孔子所谓“德之贼也”正是乃辈。
他们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像影子一样托庇于传统文化的荫下。板荡喧嚣、狂澜既倒的时候，他们总是若无其事地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一声不响；歌舞升平、大厦将倾的时候，却总是他们尽情徜徉于传统文化构成的沉甸甸的浓郁氛围中。
他们是文化发展脉络中的赘肉，虽然也承载着文化发展的遗传信息，但是在文化运作中既没有甘于奉献的才智，更缺乏可资触动的活力。除了保存着文化“dna”之外，他们在文化生命运动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有时还会成为文化强运动中的累赘，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时或会跳出来徒劳地试图阻挠文化发展的进程。
他们很少关心“优雅”之外的问题，因此显得对人以及人所参与的种种活动十分冷漠，这一方面固然是对“优雅”的偏执导致的，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由于他们常年玩味文化成果，因此性情日趋敏感，又在自身之外难以找到相应的参照介入事务，因此才不得不报以冷漠，究其本质，更多的时候倒是因为没有能力不冷漠，常年龟缩在文化的“优雅”氛围中，他们往往丧失了热情的能力。
他们的形象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从社会意义上讲，他们是窃取优越感的边缘人；从历史意义上讲，他们是举止“优雅”的寄生者。之所以说他们窃取优越感，是因为他们不想从人格建设上付出切实的努力，就试图先验地以为自己仅凭借所谓“优雅”便可以高人一等；之所以说他们是寄生者，是因为他们很少想要做出什么贡献便世世代代心安理得地享受文化成果，而且以享受文化作为自己优越于别人的依据，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寄生逻辑。
上述就是我对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的基本看法，不可否认，虽然是否该名之为“优雅”尚属疑问，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潜流毕竟一直存在着。或许有人会觉得我上面的描述失之偏颇，事实或许的确如此，正如我前文说的那样：“偏见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的见解偏向哪里。”我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优雅”文化的提法的。
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面对文化时的两种观念、两种方向、两种立场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早期的文化将变成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灰土。”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是仅仅满足于拨灰弄瓦，还是在必要的拨灰弄瓦之后力图理解文化的真正精神内核？这不只是金庸先生，更不只是我，而是每个热爱传统文化、或者热衷于谈论传统文化的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所以认为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是满足于拨灰弄瓦的消遣，除了前面说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优雅”的修饰性，任何修饰性的东西相对来讲都不是根本性的东西，而只能附着于更为质朴的东西以便体现作用。那些不够质朴的东西永远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发展的主流“优雅”自然属于这类不够质朴的修饰性的东西。
而所谓的修饰性的东西，无非孔子所谓“文胜于质”者。而文胜于质，轻者浮华不实，关乎作风；重者浮夸虚伪，关乎品行，实在是不可不察的。一个人只有内涵不足以显示其修养的时候才会借助修饰性的东西来装点粉饰。“优雅”作为一个更多地用来形容言行举止的词汇，想来更多地只能对一个人起到装点粉饰作用吧？
为了进一步说明“优雅”与传统文化精神无关，我们不妨就几个点简单审视一下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以及根本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简单说来可以分为儒、道、释三个部分，从源流上讲，这三者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从根本上讲，儒、道、释三家其实无一是倾向“优雅”的。
儒家自不待言，从易经弘扬的“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中；从孔子贯彻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不可及之“愚”中；从孟子鼓吹的“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中，我们丝毫找不到“优雅”的影子。恰恰相反，我们倒是随处可见那些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主旋律此起彼伏地回荡着。
道家以守拙避世为先，以全德养生为务，相形之下，更容易流入“优雅”者流的窠臼，但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有冲天气魄；而“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更有一往情深的韵致，与“优雅”决不相类。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自然不够“优雅”至于视曹商求官为舔痔（列御寇），比惠施专权为嗜食腐鼠（秋水），在金庸先生之“优雅”视听看来，已经可以算是“文字暴力”了吧？从老庄身上，我们实在也看不出金庸先生强调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的痕迹。
佛家虽然主张辞家出世，但却也是强调勇猛精进的，精进波罗密便是六波罗密之一，历代大德，不乏舍身求法之人。至于“一片身心铁打成”“只这一点无明火，炼出人间大丈夫”等虽然出语平实，却更可见其绝无自我呵护的勇毅坚强。
通过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回顾，我们发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道、释三家，都是不讲究什么“优雅”文化的，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所谓的“优雅”在文化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是没有什么地位与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词源没有理会“优雅”一词似乎也是不无道理的。
传统文化，浩浩乎绵延数千年，自然是真切平实地一步步走到今天，任何浮躁花哨的、矫揉造作的、华而不实的以及名不副实的因素都不可能成为其根本动力。因此“优雅”这种作风——我们称之为作风其实更合适些——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
当然，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优雅”之士充斥于通常的文化氛围中，因此大多数时候都显得像是“优雅”传统才是文化的主流似的，而且经常粉墨登场畅谈文化的也大多是一些“优雅”之士。因此很多时候仿佛文化传统真的是“优雅”的一样。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每当民族乃至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难的时刻，这些“优雅”之士会特别“优雅”地把位置让出来的。正所谓“疾风知劲草”“优雅”的生活腐蚀了“优雅”之士的心志，他们绝对没有主动牺牲“优雅”的决心和勇气，更不会为了“优雅”之外的事物作任何牺牲，而文化传承的重担永远不会落在那些不肯为文化传承做出牺牲的人身上的。
就像我前文中说的那样“优雅”之士只是存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寄生者，寄生者只能苟活在传统的余荫中，他们永远也不能构成对文化的致命伤害。对现实而言他们或许是声势浩大数目众多的，但是对历史而言，他们永远是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
五、关于王朔和贾平凹
相当一个时期里，除了不断受到那些以正统文学自居的道学们的忸怩作态的不屑一顾外，金庸先生在大陆其实没有遭遇严厉尖锐的批评，可以说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是最尖锐、最强烈、也最决然的，那次批判几年前曾经是倍受瞩目的文化热点，直到今日仍是余波犹在，常常被人提起。也许正因为此“优雅”的金庸先生在谈到王朔的作品的时候，才一改谈话中的恣意信口，显得特别的慎重，他是这样说的：“王朔的我看过一本盗主（记者注：大概是指顽主）。他反映北京街头青年的心态，对这些人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看过就算了，也没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语言，有些话我也不懂，京味特别重，讲的京油子的话，地方色彩特别重。”
其间除了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之外，整个这番话几乎就像什么也没说一样清白简练。比起王朔曾经对金庸先生展开的口诛笔伐来，金庸先生的这个态度实在是像个天使一样地纯洁空洞，更像个天使一样地单纯无辜。但是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推敲，好在金庸先生并不只是说了这样一番话，金庸先生还说了别的意见，一个人只就一件事儿发表意见时可以滴水不漏，但一个人同时对许多事儿发表意见时，想要滴水不漏就显得很困难了。下面我们就对金庸先生的若干态度深入分析一下，以便在金庸先生“优雅”的修饰下面尽量把握其真诚的内核。
分析之前，有一点我需要解释一下。我所以说金庸先生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是因为我不是很相信金庸先生会如此健忘，竟然连一个普通的书名都记不准，特别是这本书是一个曾经用“文字暴力”——从“优雅”与否的角度讲，王朔的确堪称“文字暴力”——攻击过他的书的人写的。我的这份疑虑说来复杂，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用装作忘记某人的名字之类的姿态表示对他的充分蔑视，这也是所谓“优雅”的传统表达自己的敌意的一种常用手段。当然，我并不是说金庸先生说错书名是故作姿态以表示对王朔的蔑视，我只是怀疑有这种可能性。相信金庸先生也不会否认，即便只是千分之一的概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金庸先生对王朔作品的态度，从字面上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似乎没什么可探讨的，充其量只能说明金庸先生对王朔的兴趣不大，态度也比较冷淡，而且隐然有些不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的意思。而这些在两人过去的纠葛中衡量，特别是与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相比，简直可以算是敦厚之至了。
谈话中金庸先生说的十分保守，也十分中正，既没有不屑一顾的轻佻，也没有恣意指摘的放纵。令人惊讶的是金庸先生在谈及别的作家的时候却表现的既有些轻佻，又有些放纵，可见金庸先生在王朔问题上的克制态度并不是其涵养功夫的结果，而应该是另有深意。
但是像金庸先生这样的崇尚“优雅”传统的人，我是怀疑他的言论行为应该是被“优雅”传统修饰过的，所以仅仅看他的支离破碎的态度片断，恐怕很容易被“优雅”的修饰遮蔽，所以我们必须作更为广泛的类比参校才能确定其中的深意的。
幸好那天金庸先生还评价了其他几位作家，否则我们固然有种种疑虑，但是仅凭关于王朔的那个滴水不漏的姿态我们还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就在金庸先生在评价贾平凹的废都里，我们找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金庸先生是这样评价废都的：“贾平凹的文字也很好的，他也不是文字暴力，他有时候写像废都这样的内容，描述西安青年的性生活，这倒不是文字暴力，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这番话和评价王朔的那番话相隔十行，可以说是同时说出口的话，因此从逻辑连贯性上到原则立场的把握上，两句话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把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出入。
在评价王朔的那番话中，金庸先生谈到自己没有接触过北京街头青年，金庸先生的“优雅”自然是不肯和这些“痞子”打交道的——那些北京街头青年我们通常谓之“痞子”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很了解这些人的心态，言外之意就是不予进一步评价了。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踏实精神，乍看起来实在是可以对后进之人起到表率作用的，也颇合于敦厚稳健的古风。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对废都的评价，立即发现金庸先生的敦厚稳健的古风转眼之间便一塌糊涂了。废都我是看过的，想来作者原意应该是要把它写成荒原、红楼梦之类的充满忧患意识的警世之作吧？可是到最后竟几乎成了劣等金瓶梅的翻版，从手法上毫无新意，从思想上一无可取，堪称败笔之典范。但金庸先生为了给废都中的性内容张本，居然悍然称之为“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将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金庸先生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实在是极尽颠三倒四、出尔反尔、指鹿为马、巧言令色之能事，实在是令人齿冷。
第一次读到这里，我就对金庸先生在这里表现出的轻佻与虚伪倍生愤怒。既然金庸先生因为对北京街头青年接触不多、了解不多，所以不想过多评价王朔的作品，那么我倒想请教金庸先生，年过古稀的你对西安青年的性生活到底又了解多少，接触多少，居然有资格断定贾平凹那些淫词滥调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之“实际情况”的描写？！如果你不曾接触过，那么仅凭阅读体验中通常的移情与通感设想，你凭什么就断定那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描写？！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这样悍然地指鹿为马的轻佻与后面对王朔的“敦厚稳健”在金庸先生身上是如何整合的，因为这样两种性情之间的张力之大，如果作用在一个人身上足以使这个人的精神和人格彻底分裂。但金庸先生迄今为止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于是我才断定，在这两个态度之中必然有一个是虚伪的，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只有这样金庸先生才能躲过两种性格的撕扯与拉抻，才能避免精神人格分裂的命运。
从情理上看，金庸先生和贾平凹之间没有让人头疼的纠葛；从时间上看，记者提到贾平凹作品在前；从性质上看，金庸先生对贾平凹的评价远不如对王朔的精致高明，因此我们不难断定，对贾平凹的评价应该是真实的态度。而对王朔的评价则是金庸先生刻意修饰出来的一种外交辞令，金庸先生在说谎！
一直颇为放松、恣意评点指摘的金庸先生突然谨慎地说起谎来，其中自然有深意。若不是想刻意隐瞒什么，金庸先生何至于要这般悬崖勒马般地一反谈话的常态，把自己装饰成一个敦厚稳健的人呢？我们不妨把问题进一步深入下去。
君子谦谦，以诚为先，而从对王朔和贾平凹的两番话中金庸先生表现出的出尔反尔、巧言令色可见，金庸先生绝不是个诚信君子，因此金庸先生虽然刻意追求“优雅”但还是有庸人所谓的喜怒哀乐的，况且金庸先生自己也承认“八风不动”那样的修养他其实是达不到的。因此面对王朔那样尖锐严厉的批评，金庸先生理论上固然可以将之等闲视之，但若是从感情上也未种下任何仇隙，那么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基础岂不是会被金庸先生这种特异现象动摇了。因此我是倾向于金庸先生感情上与王朔结怨很深的。
从金庸先生对王朔之评价的冷漠和矜持——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是冷漠与矜持而不是什么表面上看来的敦厚稳健——看来，金庸先生的确应该从感情上与王朔结怨颇深。柳宗元说：“长歌之哀，过乎痛哭；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金庸先生之怒，虽不至于嬉笑，但如此“平淡超然”、“从容优雅”也很有些一默如雷的声势了。
唐代宗朝元载、王缙同为宰相，一日宦官仇士良去太学讲易经，王、元恰好在座，仇士良借讲经的机会当堂羞辱二人，王缙勃然作色，几欲发作，元载却面色如常，从容自在。事后仇士良评价说：“恼怒的（王缙）是人之常情，如常的（元载）却深不可测。”这个故事情节粗陋，颇多不实之处，但仇士良的话却是颇有启发的。金庸先生的平和态度，也许正说明其心中仇隙之深吧？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将顽主说成盗主，虽然仍不能断言金庸先生究竟是否真的忘记了书名，但却已经别有一番值得玩味之处了。而有了这样一个角度作参照，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前面对文字暴力的种种不良情绪——将那些随机不实之词看作情绪应该更合适——也就更便于理解了；而且，有了这个角度作参照，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金庸先生何以在攻击文字暴力的同时，一再鼓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了，与王朔有些粗鲁的真诚相比，金庸先生最有力的武器恐怕就是“优雅”了。
我无意暗示金庸先生这篇文字是针对王朔的，我只是想说明，自进入大陆以来，金庸先生在王朔那里受到最严厉的批评，最让人难堪的是撇开王朔的粗鲁方式不谈，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全无道理。这种不无恶意的攻击势必在金庸先生内心深处留下很深的痕迹，如果金庸先生不能彻底整合这些意见——从他谈到王朔时的虚伪的姿态看来，他目前还没有能力整合这些意见，那么王朔对他的伤害势必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心理症结，所以谈到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经意不经意间把矛头指向王朔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也是金庸先生的德力和修养所难以避免的。
明白了这样一层，我已经可以在人本的立场上理解金庸先生的种种谬见了，一个被恩怨是非充斥着而且很可能还不自知的主观，产生多少谬见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肆意歪曲，更不能体谅金庸先生刻意“优雅”的虚伪——这也许就是李敖所谓的伪善吧？我想，金庸先生如果对王朔有什么意见，尽可以写文章表达，实在不必一边只是颇为无辜地声称“我和王朔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一边却被这些下意识的个人恩怨冲昏头脑，竟到了公然歪曲传统文化的程度。
六、另外几点题外的补充
其一，金庸先生为了将文字暴力限制在大陆文革以后，曾经说了这样一番话：“香港人讲粗口也很多人的，但是在香港如果公开场合讲粗口人家会觉得是可耻的。他自己也会收敛。”表面看来，金庸先生来自香港，对港人讲粗口的问题应该比大陆人更有发言权。但是金庸先生恐怕忘记了，现在的大陆充斥着港台肥皂剧，每年度的港台贺岁片也都不难看到，至少在这些影视剧中，粗口问题是相当普遍的，有时候甚至是作为主要噱头处理的。香港影视的商业化市场化相当发达，在市场的制约下，很难想象他们会产出观众反感的东西，更不好想象制作者反潮流而动，以这些“话语暴力”自绝于观众，所以从影视剧看来，香港人应该不很以讲粗口为耻的，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反感那些粗口连篇的影视作品。
当然，我不想像金庸先生那样武断片面，因此我也只是聊作推测而已，无意就此做什么判断。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只想从两个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港人果然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金庸先生又如何解释影视剧中那些甚至不堪入耳的话语垃圾呢？！如果港人并不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那么金庸先生何以要编造这样一种说法以使大陆显得教养颇差呢？
当然，金庸先生或许会说：“我接触的香港人都是以讲粗口为耻的。”而且这样的表述从情理上看也更接近事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好“优雅”的金庸先生怕是不会和讲粗口的人交往的。可是金庸先生何必要把接触到的一部分香港人说得像是全部香港人似的呢？我承认金庸先生这样的泛论不失“优雅”显得不像是自己有什么主观倾向，更像是述说一个事实，如果产生什么消极效果，也像是事实使然而非什么主观责任。但是金庸先生，这不是事实，你何以竟真的为了“优雅”而牺牲事实呢？
其二、为了弘扬语言传统，说明传统语言的现代生命力，金庸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现在变成我们口头语了。”相信金庸先生为传统汉语张本的用心应该是好的，但是这句话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句话，从形式上讲不折不扣地是一句现代汉语。
也许金庸先生想说的是这句话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古代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只是借用这样一个语义。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世界每况愈下之类的感慨从心理上讲源于人对未来的向往与渴望，具体地说，人们对将来抱有美好的愿望，但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让这些愿望显得有些缥缈，于是人的心理惰性便把主观指向更早些的过去以形成对现实的批判，批判是需要参照的，人力不足以在此岸世界的将来寻求批判现实的参照，所以只能转向过去。因此，这句话表达的含义，只要现实和希望的冲突存在，就将永远存在下去，并不关什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闲事。
其三，在谈到历史小说问题的时候，金庸先生说了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我本来想写历史小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越研究下去就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乍看之下，我不大能看清金庸先生的意思，等我看清了金庸先生的意思之后，我又不大敢相信金庸先生的意思。我想“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这句话要是换成“越觉得自己写历史小说这个打算应该放弃了”或许更合适些。
我希望这是编辑的错解，否则我倒真想请教一下，金庸先生何以觉得自己不能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和那些写不出武侠小说便说武侠小说没有存在的理由的人一样荒谬，最终竟成了洋洋得意的夜郎和沾沾自喜的河伯了吗？在文学创作、艺术创造和哲学思辨等领域，任何霸权主义的东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金庸先生“历史小说这个观念”的提法不是语病而是自己的本意，那么我倒是真想劝告金庸先生：这样的狂妄幻想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类高峰体验，但注定是要彻底破灭的。人的创作自由决不会向任何方式的霸权低头的。历史小说创作也不会因为金庸先生的不能——或不屑参与而被永远放弃的。
其四，金庸先生热衷于谈论传统，但谈论的时候又常常以偏概全，作一些莫名其妙的判断，下面这番话尤其说明问题：“一个人的出场在中国的传统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好像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人的出场是很郑重的，能把一个人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我写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出场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去接他，观众和读者会觉得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很重视这个的。”
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看，中国文化传统或许真的很重视人物的出场，但是对人物出场的经营并不像金庸先生理解的那样，只是一味地铺垫、渲染、钓人胃口，事实上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是千差万别的。就以三国演义为例：刘备是平铺直叙，曹操是横空出世，张飞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场更是突兀，铺垫当然也就远远谈不上了。可是这三个人在书中难道就比诸葛亮的分量轻吗？如果每个人物都像诸葛亮那样出场，一部三国演义要写到什么时候怕是金庸先生也拿不准吧？所以，中国小说传统重视人物出场固然不错（其实哪个小说传统不重视人物出场呢？），但是不见得就偏爱钓人胃口的出场方式，相反，我觉得出场方式千差万别才是中国小说一向追求的理想。
至于陈家洛的出场，尽管金庸先生将其和诸葛亮的出场相比，但我实在看不出和诸葛亮的出场有什么关系。诸葛亮的出场作者写得相当集中，前后几章一气呵成，环环相扣，说是钓人胃口其实有些言重，那应该算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陈家洛的出场则不然，中间穿插着客栈救人，追还经书，投奔铁胆庄等，把千里接龙头的悬念早冲淡成一缕闲笔了，阅读中人们是到了陈家洛出场的时候才觉出他的重要的，在此之前倒是一直为文泰来的命运担心，哪有什么心情想那个什么重要人物？
金庸先生写的是连载，功利地讲，需要在每个片断中吸引住读者，所以自然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从容地设计情节，铺垫人物，这中间的区别本来谈不上什么优劣之分。但金庸先生强要把诸葛亮的出场比附陈家洛的出场未免牵强得很。铺垫诸葛亮的出场是情节的有机部分，而所谓的铺垫陈家洛的出场，只是一段在情节中掀起波澜的闲笔，倒是名副其实的钓钓胃口，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
七、我的基本态度
上面六段文字基本上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和态度。我认为金庸先生没能真正从王朔对他的批评中走出来，更谈不上对王朔意见的认真对待和必要整合，因此从感情上难免对王朔抱有敌意。但是金庸先生刻意强调的“优雅”文化却束缚了金庸先生的手脚，使他只能以“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回应王朔的攻击，同时以“王顾左右”的手段回避一些尖锐问题，这种种压迫感积淀成一种巨大的心理能量，终于在这次专访中以歪曲传统文化的方式含蓄地对王朔的文风乃至人品作了攻击。这是我目前对金庸先生如此歪曲传统文化的行径所能做的最好的理解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是金庸先生一再声称自己追求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在以前虽然我对此也有些推测，但一直不能断定（我的运思中称金庸先生所谓的“优雅”文化为寄生文化），现在金庸先生在专访中一再强调，已经不容我不信了。我想他所谓的“优雅”文化倒不完全是有所指的权宜方便，这中间还是应该颇能反映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真切认识的。这从他小说中流露出的一些观念中也可见端倪，只不过以我以前对金庸先生的感情论之，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主动接受这个判断的。
鉴于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及我前文表达的对“优雅”文化的认识，我想，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我通过烧掉金庸先生的书的方式表示与他的决裂还是很必要的。也许当时只是我一时的义愤与冲动，但是时至今日，纵然金庸先生与王朔的仇隙是个很好的理由；纵然事过境迁我已经不再那样激动了，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烧掉他的书的，倒不完全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歪曲，而是因为我对“优雅”文化——特别是与“优雅”文化相派生的虚伪与矫情的深恶痛绝！
我甚至可以原谅“优雅”文化，但是我不能原谅“优雅”文化的虚伪与矫情，更不能容忍“优雅”文化自以为高明的寄生逻辑！
八、一点也许是徒劳的但却是完全必要的说明
这篇文字很是伤神，批评一个自己一度尊重的人物，而且批评的颇为彻底严厉，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虽然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自比前贤，但是我自己觉得此时此刻我还是颇能理解当年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心情的。虽然金庸先生算不得我的老师，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把他当作我的启蒙者之一的。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我行文之际的某些过于严厉的措辞，但是相信有过类似体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过分严厉的措辞正表现我曾经对金庸先生何其敬重。
本来金庸先生奉行“优雅”传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在我来讲，由于刚刚确定，心下还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知道这并不是金庸先生的责任，而是我软弱的惰性与一相情愿的判断力相结合欺骗了我的理智。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原谅金庸先生，这种不能原谅似乎有些非理性的成分，我其实是不能原谅他的居然奉行“优雅”文化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对我的感情的一种伤害，是对我多年以来的对金庸先生的敬重的一种侮辱。也许正因为此，我的有些措辞才显得颇为严厉吧？
还有一点我要在此作个声明，我的这篇评论和我即将出版的武侠小说盛世狂澜逍遥剑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日后有好事者难免会说我的这篇文字有恶意炒作之嫌，因此我在这里需要严正声明：这是一篇严肃的批评，与任何炒作意图无关。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的盛世狂澜逍遥剑原定是在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间出版的，但是因为文稿修改上的意见分歧，拖沓至今没有付梓，可是眼下又有人催着做这个批评，虽然自觉这样的次序节奏难免招人物议，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件事儿接下来了，毕竟这也是我大半年来一直想说的话，便甘冒被人误解的危险作下这篇文字。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明知可能被人误解甚至诋毁，只要觉得问心无愧，就坚决做下去，这是我一向为自己自豪的地方。我想也是我最终从精神上和金庸先生乃至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决裂的根本原因吧？
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如果金庸先生真正能坦荡地做到成德在金庸先生，毁誉由我自去，并真正实现对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再认识，那么就算我这篇文字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我也会倍觉欣慰的，与一个人的真正觉醒相比，任何言语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愿金庸先生、我自己，还有所有支持我的观点的人、反对我的观点的人，用这八个字共勉：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
俗的；一是优越而高尚的、不粗俗的。（唉！这种在工具书中找不到的“传统汉语”真正理解起来其实并不比“欧化”语言轻松。）
在我看来，优美和优越都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真精神，倒不在于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缺陷，而是这两个概念一旦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兼容便会生出许多荒谬的含义，比如优越，一旦参与了人的主观能动，就难免流露出高人一等的自大倾向，而优美若是介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些搔首弄姿的矫揉造作，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以为是和矫揉造作都是和文化动力、文化内核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左的东西。可是文化不是非人格的自然，严格说来，文化是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没有人的能动参与，文化实在是毫无意义，因此与人之能动性缺乏必要的兼容性，就很难成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我认为用“优雅”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不合适的。
此前，我们只是从词义上简单剖析了一下“优雅”文化的含义，下面我们再立足历史斟酌一下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合理性问题。其间我要谈到自己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的个人看法，只是一些概括总结而已，并没有丝毫影射金庸先生的意思，除了文字之外，我对金庸先生缺乏基本了解，因此实在也谈不上影射，只是就事论事，希望读者至此不要有什么不良的联想乃至误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仅就“优雅”文化作些意会的话，在中国传统中应该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潜流，他们几乎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个环节之中，像影子一样与时进退，但他们的形象淡漠不是因为谦逊，而是因为个性苍白，见义不为的缩头性情使然。
他们往往是一些散淡超然、卓然出群、青春作赋，拈韵玩诗的有闲者，既不必为生计所累，又不堪为世事牵绊，可以自由自在地懒散于文化熏陶当中，尽情享受文化流传下来的种种闲适高雅的成果。
他们更多是享受文化成果，而且涉猎极广，无微不至。比如什么样的砚台更精致；什么样的茶壶更有味道；什么样的谈吐更像个高人一等的有教养的人；什么样的围棋子手感更好，这些都是他们关注钻研的文化题目。当然偶尔兴之所至，他们也略事劳作，为文化作些对文化而言可有可无但从自身来讲难能可贵的贡献，而这些贡献的主要目的仍是贯彻自己的文化品位，将自己的生活进一步“优雅”化。
他们也吟诵诗歌，但大多是为了赏玩风月；他们也信笔成文，但大多是为了炫耀机智和情趣；他们也谈玄论理，但大多是为了活动智力填充寂寞；他们也埋首读书，但大多是为了丰富知识以建设更“优雅”的品位。
他们甚至也会写一些真实感受，但是由于生活乏味，心灵苍白，因此就像无根的飘萍一样摇摆，总是写不出丰满生动、真切活泼的东西来；他们偶尔也许会俨然很有成就，但是却终究经不住严格的推敲。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独特的角度和立场：在人物臧否上，他们倾向于看一个人的文化品位，但最终往往庸俗地沦落到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倾向于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当然前提是不能冲击他们的“优雅”本位；在社会定位上，他们倾向于谦逊和低调，但是又难免经常觉得自己的“优雅”先验地有着优越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崇尚消费、注重奢侈、追求安逸，彻底贯彻被曲解的“乐感”文化传统。
他们的“优雅”不是内质而外文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名似简单，实则需要人的大毅力、大勇气才能贯彻，追求安逸的他们是承担不起那样的锤炼的，因此，他们的“优雅”更多地是一种刻意量化的修饰与点缀，而修饰和点缀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通过优美的行为范式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
他们既没有社会责任感，又缺乏历史使命感，尽管他们的才能可能相当大，但他们肯为“优雅”之外的东西付出的努力却相当小，因此他们的才能往往成了炫耀门楣的浩荡声势。
他们生生世世只思索取，不知奉献，几乎没有敬业精神，总是鼓吹闲散的生活态度。林语堂修改的龟兔赛跑正是他们的写照，在林语堂笔下，兔子一路游山玩水，兴致之高几乎忘了赛跑之事，仅仅因为他跑步的能力强于乌龟，而且恰巧跑对了方向，便先乌龟到了终点。不同的是，他们跑到终点后很少承认还有运气帮助他们刚好跑对了方向，相比之下，他们一般更习惯于说自己比别人聪明。他们就是在这些一相情愿的自我陶醉中寻求能力上升的心理满足的。
他们很少甚至从不恶言向人，那样不符合他们的“优雅”追求，但是他们并不是从不向人表达恶意。由于敏感而有品位，他们都能熟练掌握一些极具暗示性的方式，这种暗示性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攻击某个人，但是又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往往让被攻击者空受屈辱，难以辩说，如果恰恰又不敢触及那些“优雅”的装饰，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他们不喜欢任何直率透彻的方式，而总是追求简约曲折的“领悟与点化”在最尖锐的场合也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冲突有伤“优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正面冲突的勇气与魄力，他们更喜欢营造所谓的“势”来困扰对手，并用近于狡猾的围而不打的超然为自己的怯懦寻求理由。并且，正是由于怯懦狡猾，他们常常朋比勾结，以利张势，以势欺人。当然有时候他们也高标出世，以隐迹养望，以便在“优雅”一族中秀出侪辈。因此，礼教杀人多是他们所为，而孔子所谓“德之贼也”正是乃辈。
他们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像影子一样托庇于传统文化的荫下。板荡喧嚣、狂澜既倒的时候，他们总是若无其事地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一声不响；歌舞升平、大厦将倾的时候，却总是他们尽情徜徉于传统文化构成的沉甸甸的浓郁氛围中。
他们是文化发展脉络中的赘肉，虽然也承载着文化发展的遗传信息，但是在文化运作中既没有甘于奉献的才智，更缺乏可资触动的活力。除了保存着文化“dna”之外，他们在文化生命运动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有时还会成为文化强运动中的累赘，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时或会跳出来徒劳地试图阻挠文化发展的进程。
他们很少关心“优雅”之外的问题，因此显得对人以及人所参与的种种活动十分冷漠，这一方面固然是对“优雅”的偏执导致的，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由于他们常年玩味文化成果，因此性情日趋敏感，又在自身之外难以找到相应的参照介入事务，因此才不得不报以冷漠，究其本质，更多的时候倒是因为没有能力不冷漠，常年龟缩在文化的“优雅”氛围中，他们往往丧失了热情的能力。
他们的形象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从社会意义上讲，他们是窃取优越感的边缘人；从历史意义上讲，他们是举止“优雅”的寄生者。之所以说他们窃取优越感，是因为他们不想从人格建设上付出切实的努力，就试图先验地以为自己仅凭借所谓“优雅”便可以高人一等；之所以说他们是寄生者，是因为他们很少想要做出什么贡献便世世代代心安理得地享受文化成果，而且以享受文化作为自己优越于别人的依据，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寄生逻辑。
上述就是我对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的基本看法，不可否认，虽然是否该名之为“优雅”尚属疑问，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潜流毕竟一直存在着。或许有人会觉得我上面的描述失之偏颇，事实或许的确如此，正如我前文说的那样：“偏见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的见解偏向哪里。”我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优雅”文化的提法的。
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面对文化时的两种观念、两种方向、两种立场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早期的文化将变成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灰土。”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是仅仅满足于拨灰弄瓦，还是在必要的拨灰弄瓦之后力图理解文化的真正精神内核？这不只是金庸先生，更不只是我，而是每个热爱传统文化、或者热衷于谈论传统文化的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所以认为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是满足于拨灰弄瓦的消遣，除了前面说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优雅”的修饰性，任何修饰性的东西相对来讲都不是根本性的东西，而只能附着于更为质朴的东西以便体现作用。那些不够质朴的东西永远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发展的主流“优雅”自然属于这类不够质朴的修饰性的东西。
而所谓的修饰性的东西，无非孔子所谓“文胜于质”者。而文胜于质，轻者浮华不实，关乎作风；重者浮夸虚伪，关乎品行，实在是不可不察的。一个人只有内涵不足以显示其修养的时候才会借助修饰性的东西来装点粉饰。“优雅”作为一个更多地用来形容言行举止的词汇，想来更多地只能对一个人起到装点粉饰作用吧？
为了进一步说明“优雅”与传统文化精神无关，我们不妨就几个点简单审视一下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以及根本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简单说来可以分为儒、道、释三个部分，从源流上讲，这三者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从根本上讲，儒、道、释三家其实无一是倾向“优雅”的。
儒家自不待言，从易经弘扬的“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中；从孔子贯彻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不可及之“愚”中；从孟子鼓吹的“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中，我们丝毫找不到“优雅”的影子。恰恰相反，我们倒是随处可见那些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主旋律此起彼伏地回荡着。
道家以守拙避世为先，以全德养生为务，相形之下，更容易流入“优雅”者流的窠臼，但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有冲天气魄；而“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更有一往情深的韵致，与“优雅”决不相类。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自然不够“优雅”至于视曹商求官为舔痔（列御寇），比惠施专权为嗜食腐鼠（秋水），在金庸先生之“优雅”视听看来，已经可以算是“文字暴力”了吧？从老庄身上，我们实在也看不出金庸先生强调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的痕迹。
佛家虽然主张辞家出世，但却也是强调勇猛精进的，精进波罗密便是六波罗密之一，历代大德，不乏舍身求法之人。至于“一片身心铁打成”“只这一点无明火，炼出人间大丈夫”等虽然出语平实，却更可见其绝无自我呵护的勇毅坚强。
通过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回顾，我们发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道、释三家，都是不讲究什么“优雅”文化的，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所谓的“优雅”在文化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是没有什么地位与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词源没有理会“优雅”一词似乎也是不无道理的。
传统文化，浩浩乎绵延数千年，自然是真切平实地一步步走到今天，任何浮躁花哨的、矫揉造作的、华而不实的以及名不副实的因素都不可能成为其根本动力。因此“优雅”这种作风——我们称之为作风其实更合适些——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
当然，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优雅”之士充斥于通常的文化氛围中，因此大多数时候都显得像是“优雅”传统才是文化的主流似的，而且经常粉墨登场畅谈文化的也大多是一些“优雅”之士。因此很多时候仿佛文化传统真的是“优雅”的一样。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每当民族乃至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难的时刻，这些“优雅”之士会特别“优雅”地把位置让出来的。正所谓“疾风知劲草”“优雅”的生活腐蚀了“优雅”之士的心志，他们绝对没有主动牺牲“优雅”的决心和勇气，更不会为了“优雅”之外的事物作任何牺牲，而文化传承的重担永远不会落在那些不肯为文化传承做出牺牲的人身上的。
就像我前文中说的那样“优雅”之士只是存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寄生者，寄生者只能苟活在传统的余荫中，他们永远也不能构成对文化的致命伤害。对现实而言他们或许是声势浩大数目众多的，但是对历史而言，他们永远是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
五、关于王朔和贾平凹
相当一个时期里，除了不断受到那些以正统文学自居的道学们的忸怩作态的不屑一顾外，金庸先生在大陆其实没有遭遇严厉尖锐的批评，可以说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是最尖锐、最强烈、也最决然的，那次批判几年前曾经是倍受瞩目的文化热点，直到今日仍是余波犹在，常常被人提起。也许正因为此“优雅”的金庸先生在谈到王朔的作品的时候，才一改谈话中的恣意信口，显得特别的慎重，他是这样说的：“王朔的我看过一本盗主（记者注：大概是指顽主）。他反映北京街头青年的心态，对这些人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看过就算了，也没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语言，有些话我也不懂，京味特别重，讲的京油子的话，地方色彩特别重。”
其间除了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之外，整个这番话几乎就像什么也没说一样清白简练。比起王朔曾经对金庸先生展开的口诛笔伐来，金庸先生的这个态度实在是像个天使一样地纯洁空洞，更像个天使一样地单纯无辜。但是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推敲，好在金庸先生并不只是说了这样一番话，金庸先生还说了别的意见，一个人只就一件事儿发表意见时可以滴水不漏，但一个人同时对许多事儿发表意见时，想要滴水不漏就显得很困难了。下面我们就对金庸先生的若干态度深入分析一下，以便在金庸先生“优雅”的修饰下面尽量把握其真诚的内核。
分析之前，有一点我需要解释一下。我所以说金庸先生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是因为我不是很相信金庸先生会如此健忘，竟然连一个普通的书名都记不准，特别是这本书是一个曾经用“文字暴力”——从“优雅”与否的角度讲，王朔的确堪称“文字暴力”——攻击过他的书的人写的。我的这份疑虑说来复杂，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用装作忘记某人的名字之类的姿态表示对他的充分蔑视，这也是所谓“优雅”的传统表达自己的敌意的一种常用手段。当然，我并不是说金庸先生说错书名是故作姿态以表示对王朔的蔑视，我只是怀疑有这种可能性。相信金庸先生也不会否认，即便只是千分之一的概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金庸先生对王朔作品的态度，从字面上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似乎没什么可探讨的，充其量只能说明金庸先生对王朔的兴趣不大，态度也比较冷淡，而且隐然有些不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的意思。而这些在两人过去的纠葛中衡量，特别是与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相比，简直可以算是敦厚之至了。
谈话中金庸先生说的十分保守，也十分中正，既没有不屑一顾的轻佻，也没有恣意指摘的放纵。令人惊讶的是金庸先生在谈及别的作家的时候却表现的既有些轻佻，又有些放纵，可见金庸先生在王朔问题上的克制态度并不是其涵养功夫的结果，而应该是另有深意。
但是像金庸先生这样的崇尚“优雅”传统的人，我是怀疑他的言论行为应该是被“优雅”传统修饰过的，所以仅仅看他的支离破碎的态度片断，恐怕很容易被“优雅”的修饰遮蔽，所以我们必须作更为广泛的类比参校才能确定其中的深意的。
幸好那天金庸先生还评价了其他几位作家，否则我们固然有种种疑虑，但是仅凭关于王朔的那个滴水不漏的姿态我们还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就在金庸先生在评价贾平凹的废都里，我们找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金庸先生是这样评价废都的：“贾平凹的文字也很好的，他也不是文字暴力，他有时候写像废都这样的内容，描述西安青年的性生活，这倒不是文字暴力，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这番话和评价王朔的那番话相隔十行，可以说是同时说出口的话，因此从逻辑连贯性上到原则立场的把握上，两句话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把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出入。
在评价王朔的那番话中，金庸先生谈到自己没有接触过北京街头青年，金庸先生的“优雅”自然是不肯和这些“痞子”打交道的——那些北京街头青年我们通常谓之“痞子”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很了解这些人的心态，言外之意就是不予进一步评价了。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踏实精神，乍看起来实在是可以对后进之人起到表率作用的，也颇合于敦厚稳健的古风。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对废都的评价，立即发现金庸先生的敦厚稳健的古风转眼之间便一塌糊涂了。废都我是看过的，想来作者原意应该是要把它写成荒原、红楼梦之类的充满忧患意识的警世之作吧？可是到最后竟几乎成了劣等金瓶梅的翻版，从手法上毫无新意，从思想上一无可取，堪称败笔之典范。但金庸先生为了给废都中的性内容张本，居然悍然称之为“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将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金庸先生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实在是极尽颠三倒四、出尔反尔、指鹿为马、巧言令色之能事，实在是令人齿冷。
第一次读到这里，我就对金庸先生在这里表现出的轻佻与虚伪倍生愤怒。既然金庸先生因为对北京街头青年接触不多、了解不多，所以不想过多评价王朔的作品，那么我倒想请教金庸先生，年过古稀的你对西安青年的性生活到底又了解多少，接触多少，居然有资格断定贾平凹那些淫词滥调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之“实际情况”的描写？！如果你不曾接触过，那么仅凭阅读体验中通常的移情与通感设想，你凭什么就断定那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描写？！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这样悍然地指鹿为马的轻佻与后面对王朔的“敦厚稳健”在金庸先生身上是如何整合的，因为这样两种性情之间的张力之大，如果作用在一个人身上足以使这个人的精神和人格彻底分裂。但金庸先生迄今为止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于是我才断定，在这两个态度之中必然有一个是虚伪的，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只有这样金庸先生才能躲过两种性格的撕扯与拉抻，才能避免精神人格分裂的命运。
从情理上看，金庸先生和贾平凹之间没有让人头疼的纠葛；从时间上看，记者提到贾平凹作品在前；从性质上看，金庸先生对贾平凹的评价远不如对王朔的精致高明，因此我们不难断定，对贾平凹的评价应该是真实的态度。而对王朔的评价则是金庸先生刻意修饰出来的一种外交辞令，金庸先生在说谎！
一直颇为放松、恣意评点指摘的金庸先生突然谨慎地说起谎来，其中自然有深意。若不是想刻意隐瞒什么，金庸先生何至于要这般悬崖勒马般地一反谈话的常态，把自己装饰成一个敦厚稳健的人呢？我们不妨把问题进一步深入下去。
君子谦谦，以诚为先，而从对王朔和贾平凹的两番话中金庸先生表现出的出尔反尔、巧言令色可见，金庸先生绝不是个诚信君子，因此金庸先生虽然刻意追求“优雅”但还是有庸人所谓的喜怒哀乐的，况且金庸先生自己也承认“八风不动”那样的修养他其实是达不到的。因此面对王朔那样尖锐严厉的批评，金庸先生理论上固然可以将之等闲视之，但若是从感情上也未种下任何仇隙，那么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基础岂不是会被金庸先生这种特异现象动摇了。因此我是倾向于金庸先生感情上与王朔结怨很深的。
从金庸先生对王朔之评价的冷漠和矜持——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是冷漠与矜持而不是什么表面上看来的敦厚稳健——看来，金庸先生的确应该从感情上与王朔结怨颇深。柳宗元说：“长歌之哀，过乎痛哭；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金庸先生之怒，虽不至于嬉笑，但如此“平淡超然”、“从容优雅”也很有些一默如雷的声势了。
唐代宗朝元载、王缙同为宰相，一日宦官仇士良去太学讲易经，王、元恰好在座，仇士良借讲经的机会当堂羞辱二人，王缙勃然作色，几欲发作，元载却面色如常，从容自在。事后仇士良评价说：“恼怒的（王缙）是人之常情，如常的（元载）却深不可测。”这个故事情节粗陋，颇多不实之处，但仇士良的话却是颇有启发的。金庸先生的平和态度，也许正说明其心中仇隙之深吧？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将顽主说成盗主，虽然仍不能断言金庸先生究竟是否真的忘记了书名，但却已经别有一番值得玩味之处了。而有了这样一个角度作参照，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前面对文字暴力的种种不良情绪——将那些随机不实之词看作情绪应该更合适——也就更便于理解了；而且，有了这个角度作参照，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金庸先生何以在攻击文字暴力的同时，一再鼓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了，与王朔有些粗鲁的真诚相比，金庸先生最有力的武器恐怕就是“优雅”了。
我无意暗示金庸先生这篇文字是针对王朔的，我只是想说明，自进入大陆以来，金庸先生在王朔那里受到最严厉的批评，最让人难堪的是撇开王朔的粗鲁方式不谈，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全无道理。这种不无恶意的攻击势必在金庸先生内心深处留下很深的痕迹，如果金庸先生不能彻底整合这些意见——从他谈到王朔时的虚伪的姿态看来，他目前还没有能力整合这些意见，那么王朔对他的伤害势必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心理症结，所以谈到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经意不经意间把矛头指向王朔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也是金庸先生的德力和修养所难以避免的。
明白了这样一层，我已经可以在人本的立场上理解金庸先生的种种谬见了，一个被恩怨是非充斥着而且很可能还不自知的主观，产生多少谬见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肆意歪曲，更不能体谅金庸先生刻意“优雅”的虚伪——这也许就是李敖所谓的伪善吧？我想，金庸先生如果对王朔有什么意见，尽可以写文章表达，实在不必一边只是颇为无辜地声称“我和王朔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一边却被这些下意识的个人恩怨冲昏头脑，竟到了公然歪曲传统文化的程度。
六、另外几点题外的补充
其一，金庸先生为了将文字暴力限制在大陆文革以后，曾经说了这样一番话：“香港人讲粗口也很多人的，但是在香港如果公开场合讲粗口人家会觉得是可耻的。他自己也会收敛。”表面看来，金庸先生来自香港，对港人讲粗口的问题应该比大陆人更有发言权。但是金庸先生恐怕忘记了，现在的大陆充斥着港台肥皂剧，每年度的港台贺岁片也都不难看到，至少在这些影视剧中，粗口问题是相当普遍的，有时候甚至是作为主要噱头处理的。香港影视的商业化市场化相当发达，在市场的制约下，很难想象他们会产出观众反感的东西，更不好想象制作者反潮流而动，以这些“话语暴力”自绝于观众，所以从影视剧看来，香港人应该不很以讲粗口为耻的，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反感那些粗口连篇的影视作品。
当然，我不想像金庸先生那样武断片面，因此我也只是聊作推测而已，无意就此做什么判断。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只想从两个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港人果然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金庸先生又如何解释影视剧中那些甚至不堪入耳的话语垃圾呢？！如果港人并不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那么金庸先生何以要编造这样一种说法以使大陆显得教养颇差呢？
当然，金庸先生或许会说：“我接触的香港人都是以讲粗口为耻的。”而且这样的表述从情理上看也更接近事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好“优雅”的金庸先生怕是不会和讲粗口的人交往的。可是金庸先生何必要把接触到的一部分香港人说得像是全部香港人似的呢？我承认金庸先生这样的泛论不失“优雅”显得不像是自己有什么主观倾向，更像是述说一个事实，如果产生什么消极效果，也像是事实使然而非什么主观责任。但是金庸先生，这不是事实，你何以竟真的为了“优雅”而牺牲事实呢？
其二、为了弘扬语言传统，说明传统语言的现代生命力，金庸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现在变成我们口头语了。”相信金庸先生为传统汉语张本的用心应该是好的，但是这句话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句话，从形式上讲不折不扣地是一句现代汉语。
也许金庸先生想说的是这句话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古代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只是借用这样一个语义。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世界每况愈下之类的感慨从心理上讲源于人对未来的向往与渴望，具体地说，人们对将来抱有美好的愿望，但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让这些愿望显得有些缥缈，于是人的心理惰性便把主观指向更早些的过去以形成对现实的批判，批判是需要参照的，人力不足以在此岸世界的将来寻求批判现实的参照，所以只能转向过去。因此，这句话表达的含义，只要现实和希望的冲突存在，就将永远存在下去，并不关什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闲事。
其三，在谈到历史小说问题的时候，金庸先生说了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我本来想写历史小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越研究下去就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乍看之下，我不大能看清金庸先生的意思，等我看清了金庸先生的意思之后，我又不大敢相信金庸先生的意思。我想“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这句话要是换成“越觉得自己写历史小说这个打算应该放弃了”或许更合适些。
我希望这是编辑的错解，否则我倒真想请教一下，金庸先生何以觉得自己不能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和那些写不出武侠小说便说武侠小说没有存在的理由的人一样荒谬，最终竟成了洋洋得意的夜郎和沾沾自喜的河伯了吗？在文学创作、艺术创造和哲学思辨等领域，任何霸权主义的东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金庸先生“历史小说这个观念”的提法不是语病而是自己的本意，那么我倒是真想劝告金庸先生：这样的狂妄幻想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类高峰体验，但注定是要彻底破灭的。人的创作自由决不会向任何方式的霸权低头的。历史小说创作也不会因为金庸先生的不能——或不屑参与而被永远放弃的。
其四，金庸先生热衷于谈论传统，但谈论的时候又常常以偏概全，作一些莫名其妙的判断，下面这番话尤其说明问题：“一个人的出场在中国的传统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好像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人的出场是很郑重的，能把一个人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我写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出场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去接他，观众和读者会觉得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很重视这个的。”
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看，中国文化传统或许真的很重视人物的出场，但是对人物出场的经营并不像金庸先生理解的那样，只是一味地铺垫、渲染、钓人胃口，事实上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是千差万别的。就以三国演义为例：刘备是平铺直叙，曹操是横空出世，张飞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场更是突兀，铺垫当然也就远远谈不上了。可是这三个人在书中难道就比诸葛亮的分量轻吗？如果每个人物都像诸葛亮那样出场，一部三国演义要写到什么时候怕是金庸先生也拿不准吧？所以，中国小说传统重视人物出场固然不错（其实哪个小说传统不重视人物出场呢？），但是不见得就偏爱钓人胃口的出场方式，相反，我觉得出场方式千差万别才是中国小说一向追求的理想。
至于陈家洛的出场，尽管金庸先生将其和诸葛亮的出场相比，但我实在看不出和诸葛亮的出场有什么关系。诸葛亮的出场作者写得相当集中，前后几章一气呵成，环环相扣，说是钓人胃口其实有些言重，那应该算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陈家洛的出场则不然，中间穿插着客栈救人，追还经书，投奔铁胆庄等，把千里接龙头的悬念早冲淡成一缕闲笔了，阅读中人们是到了陈家洛出场的时候才觉出他的重要的，在此之前倒是一直为文泰来的命运担心，哪有什么心情想那个什么重要人物？
金庸先生写的是连载，功利地讲，需要在每个片断中吸引住读者，所以自然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从容地设计情节，铺垫人物，这中间的区别本来谈不上什么优劣之分。但金庸先生强要把诸葛亮的出场比附陈家洛的出场未免牵强得很。铺垫诸葛亮的出场是情节的有机部分，而所谓的铺垫陈家洛的出场，只是一段在情节中掀起波澜的闲笔，倒是名副其实的钓钓胃口，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
七、我的基本态度
上面六段文字基本上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和态度。我认为金庸先生没能真正从王朔对他的批评中走出来，更谈不上对王朔意见的认真对待和必要整合，因此从感情上难免对王朔抱有敌意。但是金庸先生刻意强调的“优雅”文化却束缚了金庸先生的手脚，使他只能以“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回应王朔的攻击，同时以“王顾左右”的手段回避一些尖锐问题，这种种压迫感积淀成一种巨大的心理能量，终于在这次专访中以歪曲传统文化的方式含蓄地对王朔的文风乃至人品作了攻击。这是我目前对金庸先生如此歪曲传统文化的行径所能做的最好的理解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是金庸先生一再声称自己追求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在以前虽然我对此也有些推测，但一直不能断定（我的运思中称金庸先生所谓的“优雅”文化为寄生文化），现在金庸先生在专访中一再强调，已经不容我不信了。我想他所谓的“优雅”文化倒不完全是有所指的权宜方便，这中间还是应该颇能反映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真切认识的。这从他小说中流露出的一些观念中也可见端倪，只不过以我以前对金庸先生的感情论之，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主动接受这个判断的。
鉴于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及我前文表达的对“优雅”文化的认识，我想，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我通过烧掉金庸先生的书的方式表示与他的决裂还是很必要的。也许当时只是我一时的义愤与冲动，但是时至今日，纵然金庸先生与王朔的仇隙是个很好的理由；纵然事过境迁我已经不再那样激动了，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烧掉他的书的，倒不完全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歪曲，而是因为我对“优雅”文化——特别是与“优雅”文化相派生的虚伪与矫情的深恶痛绝！
我甚至可以原谅“优雅”文化，但是我不能原谅“优雅”文化的虚伪与矫情，更不能容忍“优雅”文化自以为高明的寄生逻辑！
八、一点也许是徒劳的但却是完全必要的说明
这篇文字很是伤神，批评一个自己一度尊重的人物，而且批评的颇为彻底严厉，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虽然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自比前贤，但是我自己觉得此时此刻我还是颇能理解当年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心情的。虽然金庸先生算不得我的老师，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把他当作我的启蒙者之一的。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我行文之际的某些过于严厉的措辞，但是相信有过类似体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过分严厉的措辞正表现我曾经对金庸先生何其敬重。
本来金庸先生奉行“优雅”传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在我来讲，由于刚刚确定，心下还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知道这并不是金庸先生的责任，而是我软弱的惰性与一相情愿的判断力相结合欺骗了我的理智。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原谅金庸先生，这种不能原谅似乎有些非理性的成分，我其实是不能原谅他的居然奉行“优雅”文化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对我的感情的一种伤害，是对我多年以来的对金庸先生的敬重的一种侮辱。也许正因为此，我的有些措辞才显得颇为严厉吧？
还有一点我要在此作个声明，我的这篇评论和我即将出版的武侠小说盛世狂澜逍遥剑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日后有好事者难免会说我的这篇文字有恶意炒作之嫌，因此我在这里需要严正声明：这是一篇严肃的批评，与任何炒作意图无关。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的盛世狂澜逍遥剑原定是在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间出版的，但是因为文稿修改上的意见分歧，拖沓至今没有付梓，可是眼下又有人催着做这个批评，虽然自觉这样的次序节奏难免招人物议，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件事儿接下来了，毕竟这也是我大半年来一直想说的话，便甘冒被人误解的危险作下这篇文字。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明知可能被人误解甚至诋毁，只要觉得问心无愧，就坚决做下去，这是我一向为自己自豪的地方。我想也是我最终从精神上和金庸先生乃至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决裂的根本原因吧？
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如果金庸先生真正能坦荡地做到成德在金庸先生，毁誉由我自去，并真正实现对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再认识，那么就算我这篇文字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我也会倍觉欣慰的，与一个人的真正觉醒相比，任何言语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愿金庸先生、我自己，还有所有支持我的观点的人、反对我的观点的人，用这八个字共勉：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