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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日常情况，她又说满好，读书识字去了，说奶孙俩在那边相依为命，日子顺顺当当。送她下楼时候，娅梅左看右看，想让婆婆捎上一样东西，婆婆却说，你这些东西，都是那男人看上了的，如何也不肯拿上一件。第二天，娅梅从床上醒来，那人已经洗涮一毕。西装领带，齐齐整整，立在窗前，正朝亚细亚大街出神。临冬的清风，从半开的窗户蜂拥而至，屋里墙上他精心画的碧沙岗国画，在微微动着，极如响过的琴弦在最后颤抖。他看她醒了，慌忙关上窗户，过来坐在昨晚婆婆坐过的地方，说娅梅，你可真不容易，一个女人家混到有这份家产。
她说：“结完婚这些都归你管吧。”
他说：“可以帮你一些，但我想自己办一家康华文化公司。”
她说：“要办也成，需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他说：“你的钱我一分不要，我是敬重你的人品才情，不是看上了你是亚细亚大街的名富。”
这样说的时候，他一脸平静，表情如是一湖不见风雨的清水。于是，她想到婆婆毕竟是死去的人，如何能洞悉了活人之心？既然他能在这样充斥金钱的社会里，十余年地坚持每个星期天都到碧沙岗写生画画，那当然是与常人有着不同之处。当今之世，钱的地位高尚无比，不论搞政治还是搞实业，离开金钱确实寸步难行。回忆入城以后，所亲历的那些人和事情，又有哪个哪件，不是以金钱做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床上的事情，夜晚如何胡思乱想都在情理之中，若一旦窗前有了白亮，再去追忆思索，便都显得无聊低俗。既然他不是那种人生途中，一味追寻金钱的平民百姓，脉管里、气质上，不能说流动的和内在的是一个画家的血液和力量，可也到底是一位对艺术、人生、爱情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的人。比起来，尽管和唐豹的形貌不能共论，实在说他又瘦又小，猛地看去，甚或有些丑陋，可在社会中表现的人格，却是唐豹骑上快马，也是追赶不上的。
也许和他结婚，也正是自己的归宿？谁知道呢，是与不是，都不得而知，事已至此，自己既不是风华年少女子，有年龄为本钱去探险另一个人是否纯正，又不是放荡不羁，或洒脱解放的女人，坐在时代班车的前面或者正中，快快活活的人生，便是人世的目的，那怕快活一次，也感到是人生的莫大收获。年纪已过了不惑中年，却又做了这样合床的暗事，那就只好结婚算了，何况二年交往，丝毫没有觉察人家对你手里的款项，有猫之于鼠的偏好，又如何能料断人家就是那种心里阴暗的人物呢。
92
直至近时，娅梅才终于知道，男人所谓的工会主席，是很久以前曾经有过的事情。在工会的年月，他并没有去认真做工会事情。那时期的国家与民族，正被对兴旺与发达的渴盼，弄得晕头晕脑。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家干部，自恃清高和权力，对经济问题，大多有一套自己的不实用见解。一方面别人给他请客送礼，他绝然不会不接，不会不参加当时人民币为千元一桌的上等宴席。另一方面，读书不多，对金钱本身爱到赤裸裸的田地，手里同样有各式各样权力的干部，借助着西方发达国家对金钱的一些论述，建立了一套十分流行的理论，为自己挣钱鸣锣开道。加上深圳、珠海、广州等地的一些经验点拨，便先行一步跳进了经济大海，利用国家对商品经济还不十分明了之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大作文章，终于饱了私囊。尽管曾经有一时期，对所谓的官倒，实行过笼统的制裁。但这一被西方人嘲笑再三的运动，最终应了法不责众的千古民谚，而收效极微。到了后来，被经济形势所迫，政府不仅鼓励自己的公务人员下海经商，甚或采取一些措施，逼迫他们到经济一线时候，那些素养不高之徒，对金钱的认识，也正是捷足先登，一迈便畸形地迈到了西方国家的境界。另一些人，走着中国文人的悠闲脚步，说起金钱，有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把戏，可真的付诸实施，却又书生气十足，不肯丢了中国文人所谓的面子，待到了最终明了时候，不知已时过境迁了多少年月。那些不能书信的文盲，做起文化生意来，可以把中国书市办到香港、澳门、新加坡、日本、美国的唐人街等地，而自誉为是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却是连一本挂历也卖不出去。但是，尽管他们有过自费或嫁祸于他人、谋利于别人的出书、出集、出册的历史，自己也知道那些出版物毫无艺术可言，无非于拿一册出版的物品，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然后再去蒙骗一下那些对文化还藏着敬仰的商人罢了。反过来说，仰仗着文化的修养，去导演一些当时时势下满目皆是的骗局，却使你不到头破血流之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清醒过来他是戏剧导演。
与娅梅再婚的男人，正是这样的一位。
料不到的事情，是娅梅在四十多岁的年龄上，一不小心又怀了身孕。原以为这个年龄不会怀孕，加上采取了严密的避孕措施。然而最终，医生还是告诉她身体不适是因为有了身孕。她被这一诊断弄得又惊又喜，从医院回去，整整三天不知所措。想要下孩子，又怕在后半生受孩子所累。不要孩子，又怕再过些年月，人至老寿，从风风火火的商业上退将下来，孤独无靠，会对死去的强强产生无尽的思念。男人到武汉办理他的康华文化公司业务去了，苦苦等了半月，男人回来，一人卧室，娅梅说我怀孕了，原来还以为是我有了胃病。那时候男人正在洗脸，她把毛巾递给他。他接过毛巾，僵了一会，也不去擦脸，任脸上的热水哗哗啦啦，一地响声。他说：“娅梅，你别开这种玩笑。”
她说：“真的，医生说的。”
他说：“这不可能，每次我都小心再三。”
她把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证明给他。
他看了一眼那诊断单儿，脸上的呆怔渐渐成了浅青，如同黑夜里的一张天空，既阔大，又深邃。草草擦了脸上的热水，将毛巾搭在洗刷间的钩上，出来望着娅梅那张半是喜悦、半是迷惘的脸。他说：
“你打算咋办？”
“争取争取你的意见。”
“拿掉。”
也是真的要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愿不愿做父亲是人家的一种权力。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从南方刮向北方，从大都市刮向中等城市的一股风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比例和离婚的比例直线上升，而结了婚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是与日剧增，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不结婚不要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人家都是风华正茂之时，更不要说自己到了这不宜生育的年龄，自然不要也有不要的许多益处。可是，就在亚细亚后街自己购置的平房屋里，她借着窗光灯光，看见男人说拿掉二字的时候，脸上是斩钉截铁的颜色，不给人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就在这一瞬之间，娅梅看见男人目细鼻小，嘴巴偏大，后影因他单瘦利索，还见几分潇洒，前面温和时候，常有笑意浮着，说起来五官不算匀称，引不起人们多大好感，但因为那笑，也就引不起了多大反感。可是，在他半是温怒时候，那笑便烟消云散，只剩下五官的丑陋画在脸上。也不知他彻底恼怒时候是什么模样。同天元一块生活的十余年里，她受天元敬重惯了，这时候，哪能受得了他这样横眉冷对的断然拒绝。就在这两眼相望之间，她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一定要实实在在成为人母。
她说：“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了，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男人是二话没说，拿上他的衣服，出门到他的康华文化公司去了。那时候，他的文化公司，主要经营名人字画和文物古董，半是柜台上的生意，半是关门的生意，连有些文物、古董的来源出价，娅梅也不知道。虽才开张不到半年，分公司已经办到外省外市。说起来从手无分文起家，生意却闹得很大，在同行中已站稳脚跟，自然也不把娅梅的强硬放在心上。然而，他这一摔手而去，一场悲剧便拉开了序幕。
93
男人是说不回家便不回的，态度的强硬大出娅梅所料，这种作派和他婚前的百依百顺，简直判若两人。就是婚后他着手操办康华公司那一阶段，也还是对她体贴入微，早上起床，不等娅梅睡醒，洗脸水倒进了盆里，牙膏挤在牙刷的毛上。出门时，不是在她脸上亲吻一下，就是在床头留下一个纸条，写上令人肉麻的亲爱的什么什么，其亲热程度，总使娅梅感到一种做作，似乎是一种佯装，或者是从西方影视节目中学的一套而已。然而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年纪，审慎再三地组织家庭，对家庭里的一切，自然比常人敏感，生怕困了只言片语，而在夫妻之间投下阴影，也就由他亲昵罢了，看他到底能持续多久。这样一方面细心观察，一方面又自得其乐地沉溺于情爱之中，到他终于办好康华文化公司的一切经营手续以后，有天夜里，他突然在她耳边长嘘短叹，问说为了什么，他说不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有啥儿值得感叹。这样再三逼问，他才说银行不给贷款，公司无法营业。
“需要多少资金？”
“反正我不用亚细亚酒楼资助。”
“你这样是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
“我不能让人议论我娶你是为了你的钱。”
“只要我不这样以为，你怕别人干啥。”
这样说到深夜，自然少不了一场狂风暴雨的亲热。最后问他到底需要多少钱时，他说这哪能说得清楚，不说需要库存一些名贵商品，就是营业厅的柜台，现在除了一些朋友的字画，还有四分之三都还空着，要想开张，至少得把柜台摆满。于是，娅梅便说，我明天去给出纳交待一声，需要多少钱，你去她那取，再不够，让她去银行调款。这时候的亚细亚酒楼，也是家大业大，日进日出万元以上便属于生意萧条，遇到政府有大的会议在酒楼吃饭，一天营业额高达三万五万，也都显得十分平常。有了她的交待，男人去帐上取钱，自然是一路绿灯。有时候，人家压根不出面儿，只一个电话，出纳便从银行取出几万元存款现金，用皮兜装上送到康华公司里去。等终于到了公司又一个营业楼开张那天，娅梅去字号为京古斋的营业厅致喜，推开旋转彩灯的豪华门进去，顿时惊愕不已了。不说柜台里的字画、碑文帖、有关出版物及笔墨纸砚，各类齐全，就连南阳的高级玉器、洛阳的唐三彩、禹州钧瓷和景德镇的一些仿宫廷瓷器，都整整摆了两间屋子。标价最贵的一件青玉龙雕，价钱高达三万五千多元。从这个数目去看，进价少说也在一万五千元以上。当然，经商是本大利大，怕就怕小本买卖，赔不起也赚不起。无论价钱高低，是商品都有赚的可能。想不到的是，营业厅里，柜台外的地面是大理石地板，柜台内的，又铺了针织地毯，墙上贴了豪华壁纸不说，且还挂了一圈从日本进口的跳动壁灯。整个儿的气派，不要说顾客来这儿购买物品，就是随便走走，也是舒心得很。来恭贺开张的人非常之多，而又大都是本市的社会名流，省内的画家、书法家、作家、根雕家及硬笔书法协会的主席、豫剧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有省委宣传部主抓文化的副部长、文化厅长等等，都到厅内致贺，都在门口的签到册上用毛笔签字。说起来，到这儿的倒数娅梅最为平民百姓了。男人已经十三天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这一会他立在门口，一一接待各位来宾，不停地握手，似乎和哪一位都十分熟悉。至此，娅梅终于明白自己委实是小看了自家的丈夫。如同把微服私访的君主，错当做了普通百姓。
实际上，这时候的娅梅，再也不是初回省会卖馄饨的摊主。亚细亚大酒楼的成功，增长了许多的人生阅历。对于这样的社会名流，她实在见了太多太多。在有些场合，说出他们的名字，动地摇山也都是可能的。然到了亚细亚酒楼，他们自己为拿不起一桌饭钱时候，那种窘像，娅梅是每月都要见到。所谓的作家、艺术家，实则是个徒有虚名的称谓罢了。经理、老板、董事长，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作家、艺术家只是一个时代的点缀。任何人都不会在商品面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使娅梅惊讶的是，丈夫貌不惊人，居然能在一年半年之内，办成一个康华公司，而且有这么大的经营气派。她不为他有这样胆略而自豪，而在忽然之间，依着一个历经挫折的女人的本能，她感到了亚细亚酒楼的动摇。她没有从男人面前过去，她从侧门走进营业厅，在人群中夹杂着浏览一遍，站到了玉器柜台前，向营业小姐问了几样玉器装饰品的价格，又问了这大厅一共投资多少金额，聘请她们每月给多少月薪，最后问她们是否吃住都在公司。营业小姐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她问，你们经理还每夜住在京古斋看门吗？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营业小姐的表情，半呆半愠，是一种浅白之色，很像突然有人无礼地砰砰敲门，打开一看，门前站的却是查户口的户籍警。她不说话，只是看着娅梅的一张平平静静的瘦脸，日日常常的装饰，那脸上分明写了你不该打听这些的愠怒。娅梅没有再说什么，依照经营上十分普遍的流行做法，取出五张一百元的大票，从玻璃柜台上推将过去，说我是你们经理的妻子，亚细亚酒楼的老板。听了这话，营业小姐脸上立刻白了一下，慌忙把钱收进口袋，动作之快，似乎不是为了那五百块的小费，而是怕有人看见她们这笔买卖。接下，营业小姐一手拿着一样玉器，很像在向顾客介绍商品，一面说她的经理同一位姑娘在豫苑大厦包了一个房间，十二楼，一二四号房，电话号码是9194677。
娅梅问：“他说过他家里的事情没？”
小姐答：“谁都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
94
母亲向儿子述说这些情况，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到不能再冷。张家营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冻裂开了一条大缝。天元从学校回来，没有烧饭，独自在屋里坐了一阵，便上床围了被子。油灯光昏黄一片，在屋里是泥土的颜色。他一边依着床头，脚蹬着床头的黄黄取暖，一边望着脚头墙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浅黑淡淡，一动不动，忧伤而又僵呆，倒很像了这些年他日子的一种写照。算起来也就几年时间，儿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亲因此一病再病，最终于那年春上告离人世。好端端一个三邻五村，人人称羡的家庭，在眨眼之间，便妻离子散，飘零凋散了。剩下他与老年的黄黄，相依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败的图景，光景的苦难艰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终归死了，去的终归去了，活的，终归还要在张家营活着。每逢这样寒冷的天气，他便随意给黄黄弄点吃食，自己饿着肚子，也懒得去生火烧饭，围着被子，望着影，想想流水岁月，飘零人生，也不失为是一种苦难的享受。待想到久时，母亲便会从那边回来给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儿子带回，让他望上一眼。那时，母亲总是说，猫儿，你再成个家吧，找个女人烧烧饭也好。娅梅她都结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着儿子的头。儿子的头发同离开这个世界时一样光滑油亮。他说：
“她不会的，她和别人过不好日子。”
母亲说我眼看着她和人家举行婚礼，那仪式和张家营子压根没有一样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摆了五十四桌，亚细亚的酒楼不够，又包了一家叫白云宾馆的大厅。凡参加婚礼的人，每个人送了一个红包，最不济的，里边也包着二百块钱，每个红纸包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包一千块钱的，少说也有三个五个。有个叫唐豹的人，红包里竟有五千块钱，听说那人是星光大商场老板，曾经喜欢过娅梅，可娅梅看不上他，找了这个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个画家兼商人。其余别的，都是亚细亚大街的老板、经理、医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税务、银行、卫生、公安等部门掌事的人。人家说娅梅为这场婚礼花了一大笔钱，给每个男客点烟时，都送一个火机，每个火机都是三百块钱。给每个女客递的糖里，都有一个白珠子，还有天元便不想再听下去，从床头取出那张真正女强人的报纸，读上，遍半遮，用被子蒙头睡了。他睡了，母亲便坐在他的床边，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千遍万遍地求他再找一个女人，不要为娅梅死心眼儿。这种劝告几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时候，母亲便如期而至，来说一些娅梅新的情况，说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难处。总之，都是为了劝他结婚，直弄到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劝诫，天元也就终于打算，再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说到底，后半世还人生漫漫，心也不能总是挂着离去的娅梅。
母亲托了村长给天元张罗媳妇。比起来，张家营人当数村长见多识广，接触人多。熟识的人中，又多是乡土社会里一些上层人物。那些一辈子在山梁上爬着种地的人，无论怎样，也进不了村长的亲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村长认识了三十里外赵梁村的副村长。副村长是全县很有名望的基层干部，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小天元几岁。由于她是村长，又有名望，对再婚的事自然是很为挑剔，不说再找一个如前夫那样的刘城有权有势的干部，可也不能找一个地地道道，又不会做生意赚钱的农民。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在乡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篮打水。到了村长向她介绍天元的情况时，她便欣然应诺。村长回来给天元说了，天元说让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村长说“就这样定了。”
“我还没见到她的人样。”
“我替你见了你还不信我村长？”
“我总得摸摸她的脾气，能不能合来。”
“是个女人，哪有合不来的道理。”
“结婚过日子，这是大事。”
“我已经答应了，见了面你也不能不同意。”
“村长”
“难道我村长还做不了这个主？”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村长说一不二的态度，使你感到又亲近又无可选择。这当然不能说是包办，但是村长说定了也就只能定了。见面那天太阳很好，她扯着她四岁的女儿，在他家前后看了一遍，最后坐到屋里时候，脸上有一层红光，说我看你还是和我到赵梁教书吧，那边我家房子好，我又是副村长，说话办事都方便。她说村长有了不治之症，只要村长一死，我就当村长了。当了村长，我把赵梁小学的校长换下来，由你当校长，三朝两日，凭着我在县里的关系，给你转个正式教师不是问题。
他说：“你不想嫁到张家营来？”
她说：“张家营能让我当村长？”
他说：“难道非当村长不可？”
她说你这话成了笑话，能当村长我不当村长干啥儿。由此也就知道，尽管社会急剧变化，二十年前，南方人都把官的意思降得很低，以为钱才是时代的正宗。可在北方农村，村长这个政府最为基层的代理，却对人还有极大的引诱。不过，能当上村长，自然和经济的宽余总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大凡说来，北方农村的村长家里，日子总比百姓家里好出许多。这一点天元也是知道。不过天元由于长期和娅梅生活形成的习惯，颇像一池有鱼有虾的清水，并不渴望那水中突然有龙腾起。或说，他怕把日子的平静清洁，搅得浑浑浊浊。副村长的女儿，说话、穿戴和所受教育，是同一般农民不同，天元见了，随即便生出一颗爱心。他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嫁过来，也到老君庙小学教书，我们过安安静静的日子，可以好好培养培养女儿，我不喜欢乡村干部终日风风火火，欺天霸地，像上一辈人说地主老财似的。女人冷冷地笑笑，说：
“料不到，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你一个保姆样教学生娃儿的民办教师，竟还瞧不起我们村长。”
强的日常情况，她又说满好，读书识字去了，说奶孙俩在那边相依为命，日子顺顺当当。送她下楼时候，娅梅左看右看，想让婆婆捎上一样东西，婆婆却说，你这些东西，都是那男人看上了的，如何也不肯拿上一件。第二天，娅梅从床上醒来，那人已经洗涮一毕。西装领带，齐齐整整，立在窗前，正朝亚细亚大街出神。临冬的清风，从半开的窗户蜂拥而至，屋里墙上他精心画的碧沙岗国画，在微微动着，极如响过的琴弦在最后颤抖。他看她醒了，慌忙关上窗户，过来坐在昨晚婆婆坐过的地方，说娅梅，你可真不容易，一个女人家混到有这份家产。
她说：“结完婚这些都归你管吧。”
他说：“可以帮你一些，但我想自己办一家康华文化公司。”
她说：“要办也成，需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他说：“你的钱我一分不要，我是敬重你的人品才情，不是看上了你是亚细亚大街的名富。”
这样说的时候，他一脸平静，表情如是一湖不见风雨的清水。于是，她想到婆婆毕竟是死去的人，如何能洞悉了活人之心？既然他能在这样充斥金钱的社会里，十余年地坚持每个星期天都到碧沙岗写生画画，那当然是与常人有着不同之处。当今之世，钱的地位高尚无比，不论搞政治还是搞实业，离开金钱确实寸步难行。回忆入城以后，所亲历的那些人和事情，又有哪个哪件，不是以金钱做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床上的事情，夜晚如何胡思乱想都在情理之中，若一旦窗前有了白亮，再去追忆思索，便都显得无聊低俗。既然他不是那种人生途中，一味追寻金钱的平民百姓，脉管里、气质上，不能说流动的和内在的是一个画家的血液和力量，可也到底是一位对艺术、人生、爱情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的人。比起来，尽管和唐豹的形貌不能共论，实在说他又瘦又小，猛地看去，甚或有些丑陋，可在社会中表现的人格，却是唐豹骑上快马，也是追赶不上的。
也许和他结婚，也正是自己的归宿？谁知道呢，是与不是，都不得而知，事已至此，自己既不是风华年少女子，有年龄为本钱去探险另一个人是否纯正，又不是放荡不羁，或洒脱解放的女人，坐在时代班车的前面或者正中，快快活活的人生，便是人世的目的，那怕快活一次，也感到是人生的莫大收获。年纪已过了不惑中年，却又做了这样合床的暗事，那就只好结婚算了，何况二年交往，丝毫没有觉察人家对你手里的款项，有猫之于鼠的偏好，又如何能料断人家就是那种心里阴暗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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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近时，娅梅才终于知道，男人所谓的工会主席，是很久以前曾经有过的事情。在工会的年月，他并没有去认真做工会事情。那时期的国家与民族，正被对兴旺与发达的渴盼，弄得晕头晕脑。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家干部，自恃清高和权力，对经济问题，大多有一套自己的不实用见解。一方面别人给他请客送礼，他绝然不会不接，不会不参加当时人民币为千元一桌的上等宴席。另一方面，读书不多，对金钱本身爱到赤裸裸的田地，手里同样有各式各样权力的干部，借助着西方发达国家对金钱的一些论述，建立了一套十分流行的理论，为自己挣钱鸣锣开道。加上深圳、珠海、广州等地的一些经验点拨，便先行一步跳进了经济大海，利用国家对商品经济还不十分明了之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大作文章，终于饱了私囊。尽管曾经有一时期，对所谓的官倒，实行过笼统的制裁。但这一被西方人嘲笑再三的运动，最终应了法不责众的千古民谚，而收效极微。到了后来，被经济形势所迫，政府不仅鼓励自己的公务人员下海经商，甚或采取一些措施，逼迫他们到经济一线时候，那些素养不高之徒，对金钱的认识，也正是捷足先登，一迈便畸形地迈到了西方国家的境界。另一些人，走着中国文人的悠闲脚步，说起金钱，有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把戏，可真的付诸实施，却又书生气十足，不肯丢了中国文人所谓的面子，待到了最终明了时候，不知已时过境迁了多少年月。那些不能书信的文盲，做起文化生意来，可以把中国书市办到香港、澳门、新加坡、日本、美国的唐人街等地，而自誉为是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却是连一本挂历也卖不出去。但是，尽管他们有过自费或嫁祸于他人、谋利于别人的出书、出集、出册的历史，自己也知道那些出版物毫无艺术可言，无非于拿一册出版的物品，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然后再去蒙骗一下那些对文化还藏着敬仰的商人罢了。反过来说，仰仗着文化的修养，去导演一些当时时势下满目皆是的骗局，却使你不到头破血流之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清醒过来他是戏剧导演。
与娅梅再婚的男人，正是这样的一位。
料不到的事情，是娅梅在四十多岁的年龄上，一不小心又怀了身孕。原以为这个年龄不会怀孕，加上采取了严密的避孕措施。然而最终，医生还是告诉她身体不适是因为有了身孕。她被这一诊断弄得又惊又喜，从医院回去，整整三天不知所措。想要下孩子，又怕在后半生受孩子所累。不要孩子，又怕再过些年月，人至老寿，从风风火火的商业上退将下来，孤独无靠，会对死去的强强产生无尽的思念。男人到武汉办理他的康华文化公司业务去了，苦苦等了半月，男人回来，一人卧室，娅梅说我怀孕了，原来还以为是我有了胃病。那时候男人正在洗脸，她把毛巾递给他。他接过毛巾，僵了一会，也不去擦脸，任脸上的热水哗哗啦啦，一地响声。他说：“娅梅，你别开这种玩笑。”
她说：“真的，医生说的。”
他说：“这不可能，每次我都小心再三。”
她把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证明给他。
他看了一眼那诊断单儿，脸上的呆怔渐渐成了浅青，如同黑夜里的一张天空，既阔大，又深邃。草草擦了脸上的热水，将毛巾搭在洗刷间的钩上，出来望着娅梅那张半是喜悦、半是迷惘的脸。他说：
“你打算咋办？”
“争取争取你的意见。”
“拿掉。”
也是真的要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愿不愿做父亲是人家的一种权力。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从南方刮向北方，从大都市刮向中等城市的一股风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比例和离婚的比例直线上升，而结了婚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是与日剧增，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不结婚不要孩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人家都是风华正茂之时，更不要说自己到了这不宜生育的年龄，自然不要也有不要的许多益处。可是，就在亚细亚后街自己购置的平房屋里，她借着窗光灯光，看见男人说拿掉二字的时候，脸上是斩钉截铁的颜色，不给人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就在这一瞬之间，娅梅看见男人目细鼻小，嘴巴偏大，后影因他单瘦利索，还见几分潇洒，前面温和时候，常有笑意浮着，说起来五官不算匀称，引不起人们多大好感，但因为那笑，也就引不起了多大反感。可是，在他半是温怒时候，那笑便烟消云散，只剩下五官的丑陋画在脸上。也不知他彻底恼怒时候是什么模样。同天元一块生活的十余年里，她受天元敬重惯了，这时候，哪能受得了他这样横眉冷对的断然拒绝。就在这两眼相望之间，她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一定要实实在在成为人母。
她说：“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了，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男人是二话没说，拿上他的衣服，出门到他的康华文化公司去了。那时候，他的文化公司，主要经营名人字画和文物古董，半是柜台上的生意，半是关门的生意，连有些文物、古董的来源出价，娅梅也不知道。虽才开张不到半年，分公司已经办到外省外市。说起来从手无分文起家，生意却闹得很大，在同行中已站稳脚跟，自然也不把娅梅的强硬放在心上。然而，他这一摔手而去，一场悲剧便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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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是说不回家便不回的，态度的强硬大出娅梅所料，这种作派和他婚前的百依百顺，简直判若两人。就是婚后他着手操办康华公司那一阶段，也还是对她体贴入微，早上起床，不等娅梅睡醒，洗脸水倒进了盆里，牙膏挤在牙刷的毛上。出门时，不是在她脸上亲吻一下，就是在床头留下一个纸条，写上令人肉麻的亲爱的什么什么，其亲热程度，总使娅梅感到一种做作，似乎是一种佯装，或者是从西方影视节目中学的一套而已。然而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年纪，审慎再三地组织家庭，对家庭里的一切，自然比常人敏感，生怕困了只言片语，而在夫妻之间投下阴影，也就由他亲昵罢了，看他到底能持续多久。这样一方面细心观察，一方面又自得其乐地沉溺于情爱之中，到他终于办好康华文化公司的一切经营手续以后，有天夜里，他突然在她耳边长嘘短叹，问说为了什么，他说不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有啥儿值得感叹。这样再三逼问，他才说银行不给贷款，公司无法营业。
“需要多少资金？”
“反正我不用亚细亚酒楼资助。”
“你这样是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
“我不能让人议论我娶你是为了你的钱。”
“只要我不这样以为，你怕别人干啥。”
这样说到深夜，自然少不了一场狂风暴雨的亲热。最后问他到底需要多少钱时，他说这哪能说得清楚，不说需要库存一些名贵商品，就是营业厅的柜台，现在除了一些朋友的字画，还有四分之三都还空着，要想开张，至少得把柜台摆满。于是，娅梅便说，我明天去给出纳交待一声，需要多少钱，你去她那取，再不够，让她去银行调款。这时候的亚细亚酒楼，也是家大业大，日进日出万元以上便属于生意萧条，遇到政府有大的会议在酒楼吃饭，一天营业额高达三万五万，也都显得十分平常。有了她的交待，男人去帐上取钱，自然是一路绿灯。有时候，人家压根不出面儿，只一个电话，出纳便从银行取出几万元存款现金，用皮兜装上送到康华公司里去。等终于到了公司又一个营业楼开张那天，娅梅去字号为京古斋的营业厅致喜，推开旋转彩灯的豪华门进去，顿时惊愕不已了。不说柜台里的字画、碑文帖、有关出版物及笔墨纸砚，各类齐全，就连南阳的高级玉器、洛阳的唐三彩、禹州钧瓷和景德镇的一些仿宫廷瓷器，都整整摆了两间屋子。标价最贵的一件青玉龙雕，价钱高达三万五千多元。从这个数目去看，进价少说也在一万五千元以上。当然，经商是本大利大，怕就怕小本买卖，赔不起也赚不起。无论价钱高低，是商品都有赚的可能。想不到的是，营业厅里，柜台外的地面是大理石地板，柜台内的，又铺了针织地毯，墙上贴了豪华壁纸不说，且还挂了一圈从日本进口的跳动壁灯。整个儿的气派，不要说顾客来这儿购买物品，就是随便走走，也是舒心得很。来恭贺开张的人非常之多，而又大都是本市的社会名流，省内的画家、书法家、作家、根雕家及硬笔书法协会的主席、豫剧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有省委宣传部主抓文化的副部长、文化厅长等等，都到厅内致贺，都在门口的签到册上用毛笔签字。说起来，到这儿的倒数娅梅最为平民百姓了。男人已经十三天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这一会他立在门口，一一接待各位来宾，不停地握手，似乎和哪一位都十分熟悉。至此，娅梅终于明白自己委实是小看了自家的丈夫。如同把微服私访的君主，错当做了普通百姓。
实际上，这时候的娅梅，再也不是初回省会卖馄饨的摊主。亚细亚大酒楼的成功，增长了许多的人生阅历。对于这样的社会名流，她实在见了太多太多。在有些场合，说出他们的名字，动地摇山也都是可能的。然到了亚细亚酒楼，他们自己为拿不起一桌饭钱时候，那种窘像，娅梅是每月都要见到。所谓的作家、艺术家，实则是个徒有虚名的称谓罢了。经理、老板、董事长，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作家、艺术家只是一个时代的点缀。任何人都不会在商品面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使娅梅惊讶的是，丈夫貌不惊人，居然能在一年半年之内，办成一个康华公司，而且有这么大的经营气派。她不为他有这样胆略而自豪，而在忽然之间，依着一个历经挫折的女人的本能，她感到了亚细亚酒楼的动摇。她没有从男人面前过去，她从侧门走进营业厅，在人群中夹杂着浏览一遍，站到了玉器柜台前，向营业小姐问了几样玉器装饰品的价格，又问了这大厅一共投资多少金额，聘请她们每月给多少月薪，最后问她们是否吃住都在公司。营业小姐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她问，你们经理还每夜住在京古斋看门吗？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营业小姐的表情，半呆半愠，是一种浅白之色，很像突然有人无礼地砰砰敲门，打开一看，门前站的却是查户口的户籍警。她不说话，只是看着娅梅的一张平平静静的瘦脸，日日常常的装饰，那脸上分明写了你不该打听这些的愠怒。娅梅没有再说什么，依照经营上十分普遍的流行做法，取出五张一百元的大票，从玻璃柜台上推将过去，说我是你们经理的妻子，亚细亚酒楼的老板。听了这话，营业小姐脸上立刻白了一下，慌忙把钱收进口袋，动作之快，似乎不是为了那五百块的小费，而是怕有人看见她们这笔买卖。接下，营业小姐一手拿着一样玉器，很像在向顾客介绍商品，一面说她的经理同一位姑娘在豫苑大厦包了一个房间，十二楼，一二四号房，电话号码是9194677。
娅梅问：“他说过他家里的事情没？”
小姐答：“谁都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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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向儿子述说这些情况，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到不能再冷。张家营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冻裂开了一条大缝。天元从学校回来，没有烧饭，独自在屋里坐了一阵，便上床围了被子。油灯光昏黄一片，在屋里是泥土的颜色。他一边依着床头，脚蹬着床头的黄黄取暖，一边望着脚头墙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浅黑淡淡，一动不动，忧伤而又僵呆，倒很像了这些年他日子的一种写照。算起来也就几年时间，儿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亲因此一病再病，最终于那年春上告离人世。好端端一个三邻五村，人人称羡的家庭，在眨眼之间，便妻离子散，飘零凋散了。剩下他与老年的黄黄，相依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败的图景，光景的苦难艰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终归死了，去的终归去了，活的，终归还要在张家营活着。每逢这样寒冷的天气，他便随意给黄黄弄点吃食，自己饿着肚子，也懒得去生火烧饭，围着被子，望着影，想想流水岁月，飘零人生，也不失为是一种苦难的享受。待想到久时，母亲便会从那边回来给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儿子带回，让他望上一眼。那时，母亲总是说，猫儿，你再成个家吧，找个女人烧烧饭也好。娅梅她都结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着儿子的头。儿子的头发同离开这个世界时一样光滑油亮。他说：
“她不会的，她和别人过不好日子。”
母亲说我眼看着她和人家举行婚礼，那仪式和张家营子压根没有一样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摆了五十四桌，亚细亚的酒楼不够，又包了一家叫白云宾馆的大厅。凡参加婚礼的人，每个人送了一个红包，最不济的，里边也包着二百块钱，每个红纸包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包一千块钱的，少说也有三个五个。有个叫唐豹的人，红包里竟有五千块钱，听说那人是星光大商场老板，曾经喜欢过娅梅，可娅梅看不上他，找了这个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个画家兼商人。其余别的，都是亚细亚大街的老板、经理、医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税务、银行、卫生、公安等部门掌事的人。人家说娅梅为这场婚礼花了一大笔钱，给每个男客点烟时，都送一个火机，每个火机都是三百块钱。给每个女客递的糖里，都有一个白珠子，还有天元便不想再听下去，从床头取出那张真正女强人的报纸，读上，遍半遮，用被子蒙头睡了。他睡了，母亲便坐在他的床边，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千遍万遍地求他再找一个女人，不要为娅梅死心眼儿。这种劝告几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时候，母亲便如期而至，来说一些娅梅新的情况，说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难处。总之，都是为了劝他结婚，直弄到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劝诫，天元也就终于打算，再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说到底，后半世还人生漫漫，心也不能总是挂着离去的娅梅。
母亲托了村长给天元张罗媳妇。比起来，张家营人当数村长见多识广，接触人多。熟识的人中，又多是乡土社会里一些上层人物。那些一辈子在山梁上爬着种地的人，无论怎样，也进不了村长的亲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村长认识了三十里外赵梁村的副村长。副村长是全县很有名望的基层干部，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小天元几岁。由于她是村长，又有名望，对再婚的事自然是很为挑剔，不说再找一个如前夫那样的刘城有权有势的干部，可也不能找一个地地道道，又不会做生意赚钱的农民。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在乡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篮打水。到了村长向她介绍天元的情况时，她便欣然应诺。村长回来给天元说了，天元说让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村长说“就这样定了。”
“我还没见到她的人样。”
“我替你见了你还不信我村长？”
“我总得摸摸她的脾气，能不能合来。”
“是个女人，哪有合不来的道理。”
“结婚过日子，这是大事。”
“我已经答应了，见了面你也不能不同意。”
“村长”
“难道我村长还做不了这个主？”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村长说一不二的态度，使你感到又亲近又无可选择。这当然不能说是包办，但是村长说定了也就只能定了。见面那天太阳很好，她扯着她四岁的女儿，在他家前后看了一遍，最后坐到屋里时候，脸上有一层红光，说我看你还是和我到赵梁教书吧，那边我家房子好，我又是副村长，说话办事都方便。她说村长有了不治之症，只要村长一死，我就当村长了。当了村长，我把赵梁小学的校长换下来，由你当校长，三朝两日，凭着我在县里的关系，给你转个正式教师不是问题。
他说：“你不想嫁到张家营来？”
她说：“张家营能让我当村长？”
他说：“难道非当村长不可？”
她说你这话成了笑话，能当村长我不当村长干啥儿。由此也就知道，尽管社会急剧变化，二十年前，南方人都把官的意思降得很低，以为钱才是时代的正宗。可在北方农村，村长这个政府最为基层的代理，却对人还有极大的引诱。不过，能当上村长，自然和经济的宽余总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大凡说来，北方农村的村长家里，日子总比百姓家里好出许多。这一点天元也是知道。不过天元由于长期和娅梅生活形成的习惯，颇像一池有鱼有虾的清水，并不渴望那水中突然有龙腾起。或说，他怕把日子的平静清洁，搅得浑浑浊浊。副村长的女儿，说话、穿戴和所受教育，是同一般农民不同，天元见了，随即便生出一颗爱心。他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嫁过来，也到老君庙小学教书，我们过安安静静的日子，可以好好培养培养女儿，我不喜欢乡村干部终日风风火火，欺天霸地，像上一辈人说地主老财似的。女人冷冷地笑笑，说：
“料不到，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你一个保姆样教学生娃儿的民办教师，竟还瞧不起我们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