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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不缺乏对善良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于万个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虽万人吾往也”轻蔑的力量二两拨千斤。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鹊；对方是鱼虾，你是见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珂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涓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我洞悉他们如何位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做ài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若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1‘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
轻蔑那些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我来剥钱穆的“皮”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眼酸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搞引。
钱老先生认为中到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仙夷、叔齐，他们反对周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司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索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兑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好。公元1615年，发生了著名的“挺击呼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绊卫逮捕。25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诩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敢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时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诩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拥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名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地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火。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人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书就杀3000余人。铺天盖地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穿住，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轨。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还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好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300里遮天蔽日的宫殿，3000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粮，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项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咱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么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当皇帝的判决书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仗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士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美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杖。”看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诩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土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土。信服土，而有土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土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农。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闭党的拷打之下，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节？”钱先生所谓“土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软弱、麻木、卑琐。连上都没有，何来上人政府？
学界评论，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对别人的结论向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在评价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时，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青制便该用儒家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了罪杀了人，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20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元培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自此（指诸子时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湮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黔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八，日以拥护君权为能打，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草、才智雄强之士，亦供若寒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献哉！漫漫长夜，何时如旦，历2000年之钢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对钱穆不敢面对的东西，只用了几句话便击毁了钱穆用百万言建构的思想史的纸房子。
对专制者的宽容，便是对民众的犯罪。钱穆对于充当辩护律师的角色是乐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辩护词还合情合理、理直而气壮。“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庙，顺治、康熙、雍正、一个个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丰、同治，所占屋内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同治以下，还有个光绪，勉强排下。只有这样大一座殿，似乎仅可以放这些神位。这不是中国人的聪明吗？现在我们硬要说中国政治是帝王专制，我请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庙，他们早知道不满几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庙的殿，亦只有这么大。”钱先生眼里，顺治简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300年寿命。顺治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我的心肠软，我们的统治只维持300年，我们一点没有千秋万代的意思，亲爱的子民们，你们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着啊！钱大师的这段文字，有两种人最应读，可惜这两种人都生得太早，都没读到。一类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你们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庙里去看看，人家满人只不过当300年的主人而已，300年后，天下还不是你们的？也不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的欲望多有节制啊！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的志上——你们着急什么？没看见太庙里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了吗？等这个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寿终正寝了。用不着你们在这里瞎胡闹。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这最后几年你们就忍不住了？这样一推理，徐锡磷、秋理、孙中山。黄兴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我转念一想：大清的士兵为什么又把徐锡群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让他们造吧，世祖皇帝早就说过，天下终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镇压反贼，不是犯斯君之罪么？小子无知，这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给闹糊涂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中，读到一篇极有趣的文字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再看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于是，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来。第一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蒋么踢宴，好戏连台。“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可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呢？一代好雄玩弄村学究于股掌之中，如猫捉老鼠，而老鼠浑然不觉。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然而，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凉胆战，忙答并无此书。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1950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已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规中写道：“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话说得不错。冠冕堂皇，令人心悦诚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来的尾巴：“‘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师面容严肃，伊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过是干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向死而生
——几位天才文人的传奇之死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齐克果
死亡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欢金蔷淑中的一则放火：渔村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几乎全部死在海上。一名游客好奇地问：“大海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渔村里的小伙子反问道：“我们都会死去，在床上死去跟在海上死去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的脑海里闪电般地浮现出几位死去的文人来。他们的死或者是自己选择，或者是突然降临。富于诗意的或者毫无诗意的死，都好像是灯的熄灭与星的坠落。本世纪里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文人之死：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老楼上跳下的胡河清、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张爱玲他们已经长眠，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漆黑的彼岸世界时，灵魂却结晶成雪白的隧石。被追忆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与我们鲜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33年间月d日午后z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驾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 -->>
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不缺乏对善良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于万个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虽万人吾往也”轻蔑的力量二两拨千斤。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鹊；对方是鱼虾，你是见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珂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涓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我洞悉他们如何位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做ài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若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1‘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
轻蔑那些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我来剥钱穆的“皮”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眼酸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搞引。
钱老先生认为中到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仙夷、叔齐，他们反对周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司常被容忍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索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这还不兑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故好。公元1615年，发生了著名的“挺击呼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宫，被绊卫逮捕。25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诩钧拉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敢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时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诩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穆大师，不可能连拥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名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地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火。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开资治通鉴人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书就杀3000余人。铺天盖地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穿住，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轨。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还是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因好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300里遮天蔽日的宫殿，3000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粮，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项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咱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么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当皇帝的判决书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仗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士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美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杖。”看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诩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土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土。信服土，而有土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土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农。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闭党的拷打之下，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节？”钱先生所谓“土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软弱、麻木、卑琐。连上都没有，何来上人政府？
学界评论，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对别人的结论向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在评价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时，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青制便该用儒家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了罪杀了人，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20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元培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自此（指诸子时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湮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黔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八，日以拥护君权为能打，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草、才智雄强之士，亦供若寒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献哉！漫漫长夜，何时如旦，历2000年之钢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对钱穆不敢面对的东西，只用了几句话便击毁了钱穆用百万言建构的思想史的纸房子。
对专制者的宽容，便是对民众的犯罪。钱穆对于充当辩护律师的角色是乐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辩护词还合情合理、理直而气壮。“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庙，顺治、康熙、雍正、一个个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丰、同治，所占屋内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同治以下，还有个光绪，勉强排下。只有这样大一座殿，似乎仅可以放这些神位。这不是中国人的聪明吗？现在我们硬要说中国政治是帝王专制，我请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庙，他们早知道不满几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庙的殿，亦只有这么大。”钱先生眼里，顺治简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300年寿命。顺治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我的心肠软，我们的统治只维持300年，我们一点没有千秋万代的意思，亲爱的子民们，你们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着啊！钱大师的这段文字，有两种人最应读，可惜这两种人都生得太早，都没读到。一类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你们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庙里去看看，人家满人只不过当300年的主人而已，300年后，天下还不是你们的？也不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的欲望多有节制啊！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的志上——你们着急什么？没看见太庙里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了吗？等这个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寿终正寝了。用不着你们在这里瞎胡闹。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这最后几年你们就忍不住了？这样一推理，徐锡磷、秋理、孙中山。黄兴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我转念一想：大清的士兵为什么又把徐锡群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让他们造吧，世祖皇帝早就说过，天下终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镇压反贼，不是犯斯君之罪么？小子无知，这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给闹糊涂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中，读到一篇极有趣的文字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再看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于是，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来。第一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蒋么踢宴，好戏连台。“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可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呢？一代好雄玩弄村学究于股掌之中，如猫捉老鼠，而老鼠浑然不觉。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然而，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凉胆战，忙答并无此书。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1950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已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规中写道：“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话说得不错。冠冕堂皇，令人心悦诚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来的尾巴：“‘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师面容严肃，伊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过是干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向死而生
——几位天才文人的传奇之死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齐克果
死亡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欢金蔷淑中的一则放火：渔村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几乎全部死在海上。一名游客好奇地问：“大海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渔村里的小伙子反问道：“我们都会死去，在床上死去跟在海上死去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的脑海里闪电般地浮现出几位死去的文人来。他们的死或者是自己选择，或者是突然降临。富于诗意的或者毫无诗意的死，都好像是灯的熄灭与星的坠落。本世纪里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文人之死：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老楼上跳下的胡河清、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张爱玲他们已经长眠，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漆黑的彼岸世界时，灵魂却结晶成雪白的隧石。被追忆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与我们鲜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33年间月d日午后z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驾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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