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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60年代初,李敖以“20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为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处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计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请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故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代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鹤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惊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站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世界。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1968年,柏杨主持的文李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0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伯话资治通鉴。1971年10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1973年2月17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部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70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1979年,高雄爆发“美丽岛共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榜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152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12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送、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老潮、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悯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80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灿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概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x”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他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通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玩笑与真理
——读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对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困惑的名字。他像一个陷阱,既可被认为很深,也可被认为很浅。作家余华在某大学演讲时曾轻蔑地说:“昆德拉在欧美不过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吗?昆德拉自从1960年以玩笑一举成名之后,先后获得六次国际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凡响的震撼。阿拉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欧美最杰出的和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昆德拉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有马尔克斯能够相比。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要么说明他的无知,要么说明他的心虚——他的“火种”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缓慢;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论文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缤纷,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
“地方”的生存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这是昆德拉的一个基本思想。苏军入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监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国,1979年笑忘录发表后,他又被玻夺了捷克公民资格。因此,他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方”一只蝴蝶在蛹的世界里是不会被指认为美丽的,因为它找错了表演的场合。
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少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中走向广毁灭。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彼处时,那是梦,是诗,是艺术,而当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雅罗米尔在一个只有开会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里,还想扮演莱蒙托夫、雪莱、兰波的角色,只能被无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与照片中的布拉格一样清晰。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伟大的作家能给他们的城市命名。对于昆德拉来说,布拉格是一个没有帷幕的、充满麦克风的城市,它强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一”结果个人统统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楼和一串串行走的风衣。昆德拉透视布拉格美苦众生的命运,发现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戏剧中扮演他的角色,这时,他不会注意他们已改变了布景,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戏剧中演出毫无知觉。这时,荒谬产生了。
昆德拉是一个抗议者,但他认识到了抗议的局限。戏还得在“他方”演下去。
遗忘与记忆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笑忘录一开头便是描写捷共诞生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奇特瓦尔德顶着漫天飞雪向数十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战友、善良体贴的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头上。4年以后,克氏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送上续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了:哥氏旁边只有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氏所遗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井冈山会师图”朱德被换成林彪,连顶帽子也没留下,我为昆德拉的睿智而惊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对普遍真相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昆德拉对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给以致命一击。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农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井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使悲惨的人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将退缩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
昆德拉对历史的质疑超越了鲁迅。鲁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对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为工农兵学商的历史,难道就能迫近真实吗?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布说:当历史控制入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这一结论对于拥有悠长的史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
昆德拉并没有由怀疑走向虚无,他用小说来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历史,来实现记忆,催生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创造和个人的选择。我想起一部苏联小说活着,并且记住,可见文学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类记忆。昆德拉总结说:“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历史所作的报复。”
“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的捏造罪名扑灭了襁褓之中的“中国民主党”
60年代初,李敖以“20世纪的李卓吾”的形象震惊全岛。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的影响,针对传统伦理及以传统伦理为幌子的国民党专制统治主动出击。鲁迅笔下的魏连处在传统的阴影下接受了旧式的葬礼。而李敖在父亲的葬礼上用“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来表达他最深的爱,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盘西化论”他是继鲁迅以来对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计秋评论达到甚至超越了鲁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请于真知、疏于自省,全都是“诛心之论”鞭打在其七寸之处。
李敖力图恢复胡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把胡适比作具有远见的、好唱反调的乌鸦,称赞胡适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同时,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他认为胡适的学术是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与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学,不如在台湾这块文化沙漠上打几口井。
故星杂志一石激起千层浪。勇敢的李敖不顾中国文坛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学与朝、野的显贵名流,如: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刘哲、钱穆、唐君毅、萨孟武、谢扶雅等。这张名单还可以像流水一样开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这一点: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虽然被捕,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代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鹤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惊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站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世界。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1968年,柏杨主持的文李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0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伯话资治通鉴。1971年10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1973年2月17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部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70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1979年,高雄爆发“美丽岛共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榜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152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12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送、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老潮、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悯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80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灿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概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x”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他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通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玩笑与真理
——读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对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困惑的名字。他像一个陷阱,既可被认为很深,也可被认为很浅。作家余华在某大学演讲时曾轻蔑地说:“昆德拉在欧美不过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吗?昆德拉自从1960年以玩笑一举成名之后,先后获得六次国际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凡响的震撼。阿拉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欧美最杰出的和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昆德拉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有马尔克斯能够相比。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要么说明他的无知,要么说明他的心虚——他的“火种”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缓慢;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论文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缤纷,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
“地方”的生存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这是昆德拉的一个基本思想。苏军入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监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国,1979年笑忘录发表后,他又被玻夺了捷克公民资格。因此,他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方”一只蝴蝶在蛹的世界里是不会被指认为美丽的,因为它找错了表演的场合。
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少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中走向广毁灭。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彼处时,那是梦,是诗,是艺术,而当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雅罗米尔在一个只有开会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里,还想扮演莱蒙托夫、雪莱、兰波的角色,只能被无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与照片中的布拉格一样清晰。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伟大的作家能给他们的城市命名。对于昆德拉来说,布拉格是一个没有帷幕的、充满麦克风的城市,它强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一”结果个人统统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楼和一串串行走的风衣。昆德拉透视布拉格美苦众生的命运,发现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戏剧中扮演他的角色,这时,他不会注意他们已改变了布景,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戏剧中演出毫无知觉。这时,荒谬产生了。
昆德拉是一个抗议者,但他认识到了抗议的局限。戏还得在“他方”演下去。
遗忘与记忆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笑忘录一开头便是描写捷共诞生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奇特瓦尔德顶着漫天飞雪向数十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战友、善良体贴的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头上。4年以后,克氏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送上续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了:哥氏旁边只有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氏所遗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井冈山会师图”朱德被换成林彪,连顶帽子也没留下,我为昆德拉的睿智而惊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对普遍真相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昆德拉对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给以致命一击。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农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井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使悲惨的人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将退缩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
昆德拉对历史的质疑超越了鲁迅。鲁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对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为工农兵学商的历史,难道就能迫近真实吗?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布说:当历史控制入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这一结论对于拥有悠长的史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
昆德拉并没有由怀疑走向虚无,他用小说来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历史,来实现记忆,催生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创造和个人的选择。我想起一部苏联小说活着,并且记住,可见文学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类记忆。昆德拉总结说:“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历史所作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