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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一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纔出来，因为她是苏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纸条，说：“传呼电话的单子我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纔还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戏，为了洗去笼罩我心头的学术羞耻感。
照理，那个时候我不应该产生学术羞耻感。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明明四十岁了还被一再排列为“最年轻”而且全国报纸也纷纷这么报道，可见大家自动把在灾难中耗费的岁月删除了。这很有讽刺意义，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当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给我带来种种荣誉的时候，它们的重大缺漏也已经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作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还在现今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呢？傩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风餐露宿地加紧寻访。寻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当代西方格尔道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理查德？谢克纳、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开拓的“戏剧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的天地，而我对这个理论天地还相当陌生。
我还自以为补足了世界和中国的戏剧史论，怎料这些史论转眼就显得那么传统和狭窄！我还能被人称之为“最年轻”的什么什么吗，居然年轻得那么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参加演出的农民要吃“腰台”相当于平常所说的消夜。但与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当作了“腰”“腰台”是几锅肥肉，一筐馒头，两坛烈酒，演出者们卸下面具，吃将起来。我也挤在中间吃了几口，发觉演出者们刚刚卸下的面具已被其它青年农民戴上，在田埂间飘然远去。周围的人告诉我，吃过“腰台”后，有一段时间是人人参演，整个村庄、田埂都是舞台。我一听兴起，也抓起一个面具追随而去，与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驱煞，在村内挨户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谁。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我纔想到必须去赶早班江轮。江轮码头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这晨光未露的荒野间遇到什么，便手握一枚尖石，准备随时自卫。走到半道上还真遇到了一个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见时，我哼曲，他咳嗽，都为壮胆，等擦肩而过，纔一起回头，对视一笑。
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买票上船后并无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边找到了几个箩筐外面的一个空角，把脚伸在船舷外面能够勉强“危坐”已经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但此时看着江水头脑还是非常清醒。我觉得，除了傩戏的材料需要补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个学术研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了。
那彻夜的傩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我想，我的书斋著述已经太多太多，应该从事实地考察了，或者，应该从事社会实务了。
我想，在中华文化比较象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沈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
——这么想着，心里产生了一种喜悦。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轮上下决心独自攀登学术殿堂的，八年后，同样在江轮上，我又下了独自出走的决心。这条江，长江，对我太重要。以后有关人生的大问题，都要放到长江上来思考。
这次想好了，回来，先好好睡一觉，然后把傩戏的那篇研究论文写出来，算是一个了结。接下来，我就要从书房出走了。怎么出走，还不知道。
一切计划都会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须挤车去学院了。去学院，很多事情很琐碎，例如有好一阵子，往往是我们系的一位老教师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显示他能领导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师，要我们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对我们很客气，但一有老朋友在场，总要板起脸来对
我们说：
“小余，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吗？”
他关照过，在这种场跋，不管他问什么，我们都要答应。尽管他永远不会整理任何做学问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现得虔诚又惶恐“只不过第一百零八章后面有几条拉丁文注释我不认识，要请您老师过目”随口讲了一百零八章，当然是因为想到了水浒。说拉丁文，没有理由。
他慈祥地点点头：“青年教师一头的学术研究任务，你帮我管一管。你们的表现，我会及时向系领导汇报。”
说完，他会用含笑的眼神看着他的朋友们。
当然，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来事情有点变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经读完我的那四部学术著作，他没有读过；而我，也不大适合再开“拉丁文注释”的玩笑。
换了三趟公共汽车，终于气喘吁吁地推开了系办公室的门。没什么人，只有一位姓栾的女秘书在。
小栾说：“要你到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去见一位文化部来的领导。”
“什么时候？”我问。
“立即。”小栾说。
“与谁一起去？系里谁带队？”我想一定是开座谈会。
“系里只有你去。”她说。
“那么其它系里还去谁？去哪里集合？”我又问。
她说不清楚，要问学院办公室。拨电话问完，她告诉我，全院也只去我一个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招待所。按照小栾告诉我的房间号码敲门，见到了一位文质彬彬、气度高雅的长者。他叫方千，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
当时高校的招待所实在太俭朴了。这间房子里有一张塑料皮包的沙发，弹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方千司长有点胖，坐在一张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变换着姿势，这使谈话变得很随意。
他要我谈谈对学院领导班子的看法。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级领导机构总要经常向群众征求意见，只是没想到这次是司长亲自征求，而且一对一谈话。
我想，在这种场跋不要信口开河地伤着了谁，而且我也确实不太了解情况。便说，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学术，连系领导也见得很少，对院领导只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苏堃院长很好，现任的何添发书记很好，有一位院长当了不久就被你们文化部突然撤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方千司长把椅子向前顿了顿，立即毫无忌讳地向我说了原因。这种领导层的事，对我这个群众也这么坦率，我有点惊讶。为了回报他的信任，我也就说了一条意见：上级向高校指派领导，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在苏堃院长和何添发书记之间，还派来过一位书记，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会议上居然与我争论，硬说现在是十九世纪，理由是现在叫一九xx年”
方千司长笑了，说：“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文化部决定先在你们学院做试点，在全体教师、干部、职员中做民意测验，看大家最满意什么样的人做领导。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悄悄地测验了三次。”
我暗自一惊，心想这期间我只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傩戏，一次也没有赶上。
“三次民意测验，名单完全一致，我们心里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长说到这里，伸手捋了捋头。他在说话过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随意的手部动作，像是为了让血脉畅通。好多长者都有这个特点。
捋完头，他向我一笑，说：“有个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谁吗？”
“谁？”我饶有兴趣。
“你。”他用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我。
我一愣，很想辨别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没有开玩笑的基础，而且谈话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开玩笑的气氛。
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起来：“这不能算数。我名列第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没有做过官。只要做过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识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方千司长站起身来，提起热水瓶给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却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给我说了一段话：“文化部领导和上海市委考虑到你的年龄优势和学术成就，本来就对你有兴趣。曾经对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切满意，早已作出过决定。没想到你的群众基础也那么好，因此，你要准备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我想，前一阵道听途说，系里缺一位年轻一点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师朝我使眼色，还附在耳边轻声说：“我提了你。”难道，这位老教师的提议成真？
我决定推托，却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个根本权限：选一个系的副主任，哪里需要出动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本人？
方千司长终于站立着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现在我正式转达北京和上海两方面领导的共同意见，决定请你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离开音乐学院招待所的时候已经下起蒙蒙细雨，但我没有去乘公共汽车，只是一人茫然地在细雨中走着。在猝不及防的惊讶中，方千司长后来说的话在我听来似云烟缥缈。他仿佛说，没有行政经验不要紧，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长作为过渡。又说，做了院长，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务分配给各个副院长
方千司长在我失神之时还说了一段企图吸引我的话，我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他说：
“院长不忙，那是一种学术荣誉的象征，只与国外同等级的专家交往。院长一具体，就不是好院长了”
为什么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几乎所有做过当家官员的人都明白：我们国家太大，机构繁复，一所高等院校有无数个“上级”每个“上级”只要有紧急事务，都会下令由院长亲自负责，不得由副院长代替。这种紧急事务，当然不是学术。结果，凡是防火、防盗、计划生育、传染病、校区建筑安全、学生间的殴斗行凶、食堂的伙食质量全要一一过问，一件也不能丢开。当然有副院长，但他们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办。
到那时，还找方千司长论理吗？这位忠厚长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这种预感。虽然没有预感，我也没有答应方千司长。
他对我的拒绝有点惊讶，让我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细雨的淮海路上已决定再度拒绝。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长已经回了北京，委托与我继续谈话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来管理我们学院。
苞志宏先生可能参与了对我履历的审查，对我的过去很了解，因此动员我的话语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长更能打动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说“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文革”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纔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绑来回想，纔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它的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chinese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我知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半夜回来，照样居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纔会略为舒坦一点。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锺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锺，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锺稍稍失重，学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怆然坠地，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于是，对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我满意这种势头。行政工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的生命。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纔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公开的吵，暗地的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什么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的去留。业务水平的考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可以设想，这一切会引出多少私下聚会、暗中串通、公开顶撞、以牙还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这个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没的泥潭。>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一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纔出来，因为她是苏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纸条，说：“传呼电话的单子我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纔还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戏，为了洗去笼罩我心头的学术羞耻感。
照理，那个时候我不应该产生学术羞耻感。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明明四十岁了还被一再排列为“最年轻”而且全国报纸也纷纷这么报道，可见大家自动把在灾难中耗费的岁月删除了。这很有讽刺意义，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当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给我带来种种荣誉的时候，它们的重大缺漏也已经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作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还在现今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呢？傩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风餐露宿地加紧寻访。寻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当代西方格尔道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理查德？谢克纳、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开拓的“戏剧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的天地，而我对这个理论天地还相当陌生。
我还自以为补足了世界和中国的戏剧史论，怎料这些史论转眼就显得那么传统和狭窄！我还能被人称之为“最年轻”的什么什么吗，居然年轻得那么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参加演出的农民要吃“腰台”相当于平常所说的消夜。但与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当作了“腰”“腰台”是几锅肥肉，一筐馒头，两坛烈酒，演出者们卸下面具，吃将起来。我也挤在中间吃了几口，发觉演出者们刚刚卸下的面具已被其它青年农民戴上，在田埂间飘然远去。周围的人告诉我，吃过“腰台”后，有一段时间是人人参演，整个村庄、田埂都是舞台。我一听兴起，也抓起一个面具追随而去，与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驱煞，在村内挨户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谁。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我纔想到必须去赶早班江轮。江轮码头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这晨光未露的荒野间遇到什么，便手握一枚尖石，准备随时自卫。走到半道上还真遇到了一个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见时，我哼曲，他咳嗽，都为壮胆，等擦肩而过，纔一起回头，对视一笑。
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买票上船后并无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边找到了几个箩筐外面的一个空角，把脚伸在船舷外面能够勉强“危坐”已经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但此时看着江水头脑还是非常清醒。我觉得，除了傩戏的材料需要补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个学术研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了。
那彻夜的傩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我想，我的书斋著述已经太多太多，应该从事实地考察了，或者，应该从事社会实务了。
我想，在中华文化比较象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沈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
——这么想着，心里产生了一种喜悦。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轮上下决心独自攀登学术殿堂的，八年后，同样在江轮上，我又下了独自出走的决心。这条江，长江，对我太重要。以后有关人生的大问题，都要放到长江上来思考。
这次想好了，回来，先好好睡一觉，然后把傩戏的那篇研究论文写出来，算是一个了结。接下来，我就要从书房出走了。怎么出走，还不知道。
一切计划都会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须挤车去学院了。去学院，很多事情很琐碎，例如有好一阵子，往往是我们系的一位老教师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显示他能领导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师，要我们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对我们很客气，但一有老朋友在场，总要板起脸来对
我们说：
“小余，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吗？”
他关照过，在这种场跋，不管他问什么，我们都要答应。尽管他永远不会整理任何做学问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现得虔诚又惶恐“只不过第一百零八章后面有几条拉丁文注释我不认识，要请您老师过目”随口讲了一百零八章，当然是因为想到了水浒。说拉丁文，没有理由。
他慈祥地点点头：“青年教师一头的学术研究任务，你帮我管一管。你们的表现，我会及时向系领导汇报。”
说完，他会用含笑的眼神看着他的朋友们。
当然，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来事情有点变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经读完我的那四部学术著作，他没有读过；而我，也不大适合再开“拉丁文注释”的玩笑。
换了三趟公共汽车，终于气喘吁吁地推开了系办公室的门。没什么人，只有一位姓栾的女秘书在。
小栾说：“要你到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去见一位文化部来的领导。”
“什么时候？”我问。
“立即。”小栾说。
“与谁一起去？系里谁带队？”我想一定是开座谈会。
“系里只有你去。”她说。
“那么其它系里还去谁？去哪里集合？”我又问。
她说不清楚，要问学院办公室。拨电话问完，她告诉我，全院也只去我一个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招待所。按照小栾告诉我的房间号码敲门，见到了一位文质彬彬、气度高雅的长者。他叫方千，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
当时高校的招待所实在太俭朴了。这间房子里有一张塑料皮包的沙发，弹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方千司长有点胖，坐在一张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变换着姿势，这使谈话变得很随意。
他要我谈谈对学院领导班子的看法。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级领导机构总要经常向群众征求意见，只是没想到这次是司长亲自征求，而且一对一谈话。
我想，在这种场跋不要信口开河地伤着了谁，而且我也确实不太了解情况。便说，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学术，连系领导也见得很少，对院领导只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苏堃院长很好，现任的何添发书记很好，有一位院长当了不久就被你们文化部突然撤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方千司长把椅子向前顿了顿，立即毫无忌讳地向我说了原因。这种领导层的事，对我这个群众也这么坦率，我有点惊讶。为了回报他的信任，我也就说了一条意见：上级向高校指派领导，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在苏堃院长和何添发书记之间，还派来过一位书记，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会议上居然与我争论，硬说现在是十九世纪，理由是现在叫一九xx年”
方千司长笑了，说：“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文化部决定先在你们学院做试点，在全体教师、干部、职员中做民意测验，看大家最满意什么样的人做领导。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悄悄地测验了三次。”
我暗自一惊，心想这期间我只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傩戏，一次也没有赶上。
“三次民意测验，名单完全一致，我们心里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长说到这里，伸手捋了捋头。他在说话过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随意的手部动作，像是为了让血脉畅通。好多长者都有这个特点。
捋完头，他向我一笑，说：“有个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谁吗？”
“谁？”我饶有兴趣。
“你。”他用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我。
我一愣，很想辨别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没有开玩笑的基础，而且谈话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开玩笑的气氛。
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起来：“这不能算数。我名列第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没有做过官。只要做过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识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方千司长站起身来，提起热水瓶给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却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给我说了一段话：“文化部领导和上海市委考虑到你的年龄优势和学术成就，本来就对你有兴趣。曾经对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切满意，早已作出过决定。没想到你的群众基础也那么好，因此，你要准备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我想，前一阵道听途说，系里缺一位年轻一点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师朝我使眼色，还附在耳边轻声说：“我提了你。”难道，这位老教师的提议成真？
我决定推托，却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个根本权限：选一个系的副主任，哪里需要出动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本人？
方千司长终于站立着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现在我正式转达北京和上海两方面领导的共同意见，决定请你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离开音乐学院招待所的时候已经下起蒙蒙细雨，但我没有去乘公共汽车，只是一人茫然地在细雨中走着。在猝不及防的惊讶中，方千司长后来说的话在我听来似云烟缥缈。他仿佛说，没有行政经验不要紧，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长作为过渡。又说，做了院长，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务分配给各个副院长
方千司长在我失神之时还说了一段企图吸引我的话，我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他说：
“院长不忙，那是一种学术荣誉的象征，只与国外同等级的专家交往。院长一具体，就不是好院长了”
为什么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几乎所有做过当家官员的人都明白：我们国家太大，机构繁复，一所高等院校有无数个“上级”每个“上级”只要有紧急事务，都会下令由院长亲自负责，不得由副院长代替。这种紧急事务，当然不是学术。结果，凡是防火、防盗、计划生育、传染病、校区建筑安全、学生间的殴斗行凶、食堂的伙食质量全要一一过问，一件也不能丢开。当然有副院长，但他们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办。
到那时，还找方千司长论理吗？这位忠厚长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这种预感。虽然没有预感，我也没有答应方千司长。
他对我的拒绝有点惊讶，让我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细雨的淮海路上已决定再度拒绝。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长已经回了北京，委托与我继续谈话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来管理我们学院。
苞志宏先生可能参与了对我履历的审查，对我的过去很了解，因此动员我的话语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长更能打动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说“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文革”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纔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绑来回想，纔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它的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chinese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我知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半夜回来，照样居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纔会略为舒坦一点。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锺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锺，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锺稍稍失重，学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怆然坠地，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于是，对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我满意这种势头。行政工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的生命。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纔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公开的吵，暗地的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什么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的去留。业务水平的考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可以设想，这一切会引出多少私下聚会、暗中串通、公开顶撞、以牙还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这个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没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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