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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是一头大象，它象一棵树，象一条蛇，象一堵墙，象一根绳，就看瞎子摸着它身上的什么部分。
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嘲笑它那套吹嘘自由的好听话，举出仍在受奴役的印度和马来亚为证；指出堕落的美国人的怯懦，他们回避任何战争的诺言；然后得出结论说，它不过是虚声恫吓，用一惯假虔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装扮起来，以掩饰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无可奈何的仇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是一千个大西洋宪章也无法使之倒退回去的。
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大骂，说罗斯福已经秘密地把祖国投入了帮助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掀起了一阵欢呼——不过没有那么响——说它是从大宪章1以来人类为光明而斗争的最辉煌的文献。
1大宪章，一二一五年英国贵族逼英王约翰签署给予贵族某些权利的文件。
英国的报刊暗示，阿根夏湾的成果要比这份精采的宪章多得多；但是目前除此之外，其他都得保密。
俄国人欢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艘战列舰上的海上会谈，说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并且暗示说，开辟欧洲的第二战线现在已经十分紧迫，而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这样的计划，有些令人失望。
哪一种反应也没有在明斯克被禁锢的犹太人中间引起的反应那么强烈，那么盲目。
德国人没收了他们的收音机。谁还有收音机就要判处死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他藏在顶楼里的一架小收音装置中，听到了不完全的俄国人的广播。他高兴地散布了这个故事，说罗斯福会见了丘吉尔，说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这个虚假的故事在犹太人居住区所达到的效果如此奇妙，如此起死回生，使人们不禁怀疑，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弄虚作假说不定有时候是必要的止痛药。
明斯克的犹太人的精神最近已经破碎。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听天由命，被赶到几个街区聚居，被迫去登记找工作，遭逮捕受虐待，忍受着暴徒的袭击，甚至可能是枪杀。这是一个“波格隆”1的时代。可以料想德国人的波格隆可能非常坏。
1“波格隆”：俄语，指帝俄时代经常发生的对犹太人的摧残、蹂躏。
但是犹太人经历了波格隆，活了下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许多灰色卡车开进了犹太人居住区，穿罕见的黑色制服的德国兵把两条主要街道两旁的居民，挨门逐户赶了出来，装上卡车——他们宣布，要重新安排住屋。有些德国兵很粗暴，有些很有礼貌；他们推着、催着人们走上卡车。其他街上的犹太人，都躲在上了闩的门后，战栗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发生的事——据出没在森林里的游击队员的报告说——是如此可怕，如此不能令人相信，以致明斯克的犹太人一直理解不了。这些灰色卡车开出去五英里，到了村子外面的一个森林里。在一个月光照耀的峡谷，德国兵命令人们下了卡车，叫他们一群一群地排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包括婴孩和老人——扔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埋上沙土。
在沙土地挖这个大坑的农民亲眼看见了这个景象，游击队员的报告这样说。德国兵把他们集合起来干这个工作，然后命令他们回家去，不许逗留或者谈起挖坑的事，否则就枪毙。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从树木之间溜了回去，看见了德国人干的事，于是他们把屠杀灰卡车上的“齐德”1的事告诉了游击队员。
1“齐德”：俄语，对犹太人的轻蔑称呼。这个故事，对于被困在向莫斯科挺进的德国军队后面三百英里的明斯克的犹太人，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打击。德国兵已经在因为一些细小冒犯事故，简单马虎地审讯一下就枪毙人了。这些牺牲者的肿胀发臭的尸体，以及被捕的游击队员的尸体，在广场上吊着。这种事情，在战争期间是难免的。可是这种显然是随随便便地把两整条街上居住的所有的人——孩子，妇女，老人，所有的人——突然屠杀，超过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德国人不能干比这更可怕的事了。这个故事要么是神经质的夸大，要么也许是真的——随着报告一点点地传开，人们开始相信了——那德国人真是比最可怕的谣传所描绘的还要坏。
然而第二天明斯克看来依然如故，向日葵在开花，太阳在蓝色的天空照耀。有些建筑物被炸弹或者大火毁了，但是大部分还象以前一样。德国兵在街上巡逻，已经是一个普通景象，他们坐着画有a字记号的灰色卡车和坦克。这些士兵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人一样，懒洋洋地拿着枪，在阳光里东张西望。有几个甚至还和过路人开玩笑。俄国人依然在到处走，他们是犹太人的老邻居。还是那些钟在那些时间敲响。这些街道是犹太人生活的场所，跟家里亲人的脸那样熟悉。现在只有那两条街两边的房子一片静默，空空如也。
在这个惊讶万分的时刻，消息传来，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上会谈，美国已经参战。消息从一所房子传到另一所房子。人们哭着，笑着，把他们的孩子抱在肩头跳舞，互相亲吻，寻找酒或伏特加为罗斯福总统干杯。有件事实还铭刻在全欧洲人的心头：上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人参加，才打赢了。快活的辩论展开了。是不是要三个月？六个月？不管时间怎么长，总不会再发生把两条街上的人都杀光的疯狂事情了。现在德国人还敢！德国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坏，但是事情倒了过来，他们又多么恭顺！他们都是胆小鬼。现在他们也许会很好地对待犹太人了，以免将来受到美国人的惩罚。
班瑞尔-杰斯特罗并不想反驳这些谣言，尽管他知道真相。在面包作坊里，他仍旧藏着那架短波收音机。他的身份证允许他走出犹太人居住区的界限，因为德国人需要面包，而明斯克的面包师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打仗。那天晚上，在一家医院的锅炉房里举行的犹太人领导者的秘密会议上，班瑞尔报告了他从瑞典收听到的正确广播。然而他是个外国人，而且他对委员会讲的是人家不愿意听的东西。有个人突然打断了他，提醒他说他也许听的是德国人控制的挪威电台；于是他们继续激动地计划着，准备美国人在法国登陆时和游击队合作，在明斯克举行武装起义。
几天之后，杰斯特罗和他的儿子、儿媳妇、小孩都不见了。他们在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向犹太人居住区的任何人要求批准或者帮助，也没有问和森林里游击队联系的口令。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因为这个面包工人的失踪，和国家秘密警察惹了些麻烦。但是他们恳求说，杰斯特罗一家本来是波兰来的逃亡者，他们不能负责，而且是德国人自己发给他特别身份证的。这三个波兰犹太人和他们的小孩没有再回到明斯克来。犹太人居住区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被国防军的森林巡逻队当场枪毙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游击队的引导想溜出城去结果都是这样。德国人的习惯是把森林里刚打死的人的尸体扔在五十年节广场，以儆戒别的犹太人。可是在这一堆可怕、僵硬的没有埋葬的朋友尸体中，没看见有杰斯特罗一家人。这是使人相信杰斯特罗一家还在什么地方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罗马，德国人的行为很检点，至少在娜塔丽和她叔父的眼里是这样。他们对待意大利人的那种骄傲自大，可能由于到处征服而更加露骨，然而这是德国人一向的待人态度。好几年来，欧洲一直流传着纳粹对付犹太人的可怕谣言。现在又在传说着他们对成群被浮的斯拉夫兵士所施的野蛮暴行。而埃伦-杰斯特罗和他怀孕的侄女在旅馆里或者在罗马的上等菜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边的桌子上总有德国人坐着。酒喝多了也许会引起一场条顿式的吵闹；但是说这些衣着讲究、举止谨慎、外表漂亮的人——有许多地方和美国人相象——会大规模地屠杀人，真没人会相信。
杰斯特罗终于急着要回家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论君士坦丁一书的初稿，他想快点儿拿给他的出版者看看，然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拜占庭馆完成修改工作。当然，在梵蒂冈图书馆更好，而且他在那里交了些好朋友。但是东西越来越少，罗马也越来越枯燥乏味。希特勒在苏联的胜利象地震那样震动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沉没在阴郁苦恼之中。甚至在法西斯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真正的喜悦，而是对元首在欧洲这个没有被征服的最后地区的大踏步前进，显得有点惊讶。
不管价钱高低，甚至在最高级菜馆，现在罗马的饮食都很坏，而且越来越坏。石灰一样的硬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新出的棕色通心粉味道象烂泥；干酪质量月月降低，越来越象橡皮；食油和沙拉油吃过后留下一股讨厌的怪味；餐桌上难得遇到一瓶象样的酒。娜塔丽从大使馆偶尔弄到点儿真正的牛奶；而意大利未来的母亲们，就只能喝那个耸着肩膀的可怜侍者和人造咖啡一道端上来的那种同样发粘的蓝色液体。
因此杰斯特罗博士准备走了；不过他并不惊慌。他读过那么多历史，所以当前发生的事件看来不过是旧调重弹。他耽搁下来没有离开意大利，搞身份证遇到了困难他简直还挺高兴，因为他从内心里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即使这个小胡子的坏蛋（他喜欢这样称呼希特勒）打胜了，也没什么大关系，只要纳粹不向意大利进军就行。本来嘛，他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摇尾乞怜的卫星国呢？
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说：德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拜占庭，一个稳固的管理完善的暴政，组织得可以经历一千年，就象希特勒吹嘘的那样。拜占庭就几乎存在了那么久，它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随着敌人的强大或者衰落而盛极一时或贫弱不堪，象德国那样时而扩充疆域，时而缩小地盘；但是它始终存在着，而且靠着它的暴政、集权和内线作战的军事优势常常打胜仗。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形成的，正如另一个凶恶的暴君拿破仑老早就指出的；而独裁统治无论如何最适合欧洲的政权形式。作为一个犹太人，杰斯特罗当然厌恶希特勒。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却可以因希特勒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而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甚至很好的评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说的暴行；他说，这是英国人过激的宣传，他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而娜塔丽却惊慌起来。自从芬兰卷进战争那条货船不能启碇以来，她就在寻找另外的办法出去。他们还是完全有走的自由。但是现在她得和意大利的铁路、航空公司和移民局打交道。总而言之，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发火。一想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地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张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出境许可证因此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象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心弦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名叫温特博士，那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之外的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呆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担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象魔术那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象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呆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么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面咬着一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啊哟，这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个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却显得苍白衰老，好象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的眼睛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
“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父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象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
“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个诊所是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作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把她不仅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象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我宁愿呆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呆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开他太远了。”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噢，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只转椅里，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起绉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迷蒙的卢塞恩垂死之狮1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1十九世纪丹麦雕刻家托瓦尔逊为瑞士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法国人民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象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呆在这里，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居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意思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没有必要，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声调里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在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个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象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婴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 -->>
大西洋宪章是一头大象，它象一棵树，象一条蛇，象一堵墙，象一根绳，就看瞎子摸着它身上的什么部分。
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嘲笑它那套吹嘘自由的好听话，举出仍在受奴役的印度和马来亚为证；指出堕落的美国人的怯懦，他们回避任何战争的诺言；然后得出结论说，它不过是虚声恫吓，用一惯假虔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装扮起来，以掩饰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无可奈何的仇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是一千个大西洋宪章也无法使之倒退回去的。
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大骂，说罗斯福已经秘密地把祖国投入了帮助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掀起了一阵欢呼——不过没有那么响——说它是从大宪章1以来人类为光明而斗争的最辉煌的文献。
1大宪章，一二一五年英国贵族逼英王约翰签署给予贵族某些权利的文件。
英国的报刊暗示，阿根夏湾的成果要比这份精采的宪章多得多；但是目前除此之外，其他都得保密。
俄国人欢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艘战列舰上的海上会谈，说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并且暗示说，开辟欧洲的第二战线现在已经十分紧迫，而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这样的计划，有些令人失望。
哪一种反应也没有在明斯克被禁锢的犹太人中间引起的反应那么强烈，那么盲目。
德国人没收了他们的收音机。谁还有收音机就要判处死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他藏在顶楼里的一架小收音装置中，听到了不完全的俄国人的广播。他高兴地散布了这个故事，说罗斯福会见了丘吉尔，说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这个虚假的故事在犹太人居住区所达到的效果如此奇妙，如此起死回生，使人们不禁怀疑，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弄虚作假说不定有时候是必要的止痛药。
明斯克的犹太人的精神最近已经破碎。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听天由命，被赶到几个街区聚居，被迫去登记找工作，遭逮捕受虐待，忍受着暴徒的袭击，甚至可能是枪杀。这是一个“波格隆”1的时代。可以料想德国人的波格隆可能非常坏。
1“波格隆”：俄语，指帝俄时代经常发生的对犹太人的摧残、蹂躏。
但是犹太人经历了波格隆，活了下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许多灰色卡车开进了犹太人居住区，穿罕见的黑色制服的德国兵把两条主要街道两旁的居民，挨门逐户赶了出来，装上卡车——他们宣布，要重新安排住屋。有些德国兵很粗暴，有些很有礼貌；他们推着、催着人们走上卡车。其他街上的犹太人，都躲在上了闩的门后，战栗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发生的事——据出没在森林里的游击队员的报告说——是如此可怕，如此不能令人相信，以致明斯克的犹太人一直理解不了。这些灰色卡车开出去五英里，到了村子外面的一个森林里。在一个月光照耀的峡谷，德国兵命令人们下了卡车，叫他们一群一群地排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包括婴孩和老人——扔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埋上沙土。
在沙土地挖这个大坑的农民亲眼看见了这个景象，游击队员的报告这样说。德国兵把他们集合起来干这个工作，然后命令他们回家去，不许逗留或者谈起挖坑的事，否则就枪毙。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从树木之间溜了回去，看见了德国人干的事，于是他们把屠杀灰卡车上的“齐德”1的事告诉了游击队员。
1“齐德”：俄语，对犹太人的轻蔑称呼。这个故事，对于被困在向莫斯科挺进的德国军队后面三百英里的明斯克的犹太人，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打击。德国兵已经在因为一些细小冒犯事故，简单马虎地审讯一下就枪毙人了。这些牺牲者的肿胀发臭的尸体，以及被捕的游击队员的尸体，在广场上吊着。这种事情，在战争期间是难免的。可是这种显然是随随便便地把两整条街上居住的所有的人——孩子，妇女，老人，所有的人——突然屠杀，超过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德国人不能干比这更可怕的事了。这个故事要么是神经质的夸大，要么也许是真的——随着报告一点点地传开，人们开始相信了——那德国人真是比最可怕的谣传所描绘的还要坏。
然而第二天明斯克看来依然如故，向日葵在开花，太阳在蓝色的天空照耀。有些建筑物被炸弹或者大火毁了，但是大部分还象以前一样。德国兵在街上巡逻，已经是一个普通景象，他们坐着画有a字记号的灰色卡车和坦克。这些士兵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人一样，懒洋洋地拿着枪，在阳光里东张西望。有几个甚至还和过路人开玩笑。俄国人依然在到处走，他们是犹太人的老邻居。还是那些钟在那些时间敲响。这些街道是犹太人生活的场所，跟家里亲人的脸那样熟悉。现在只有那两条街两边的房子一片静默，空空如也。
在这个惊讶万分的时刻，消息传来，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上会谈，美国已经参战。消息从一所房子传到另一所房子。人们哭着，笑着，把他们的孩子抱在肩头跳舞，互相亲吻，寻找酒或伏特加为罗斯福总统干杯。有件事实还铭刻在全欧洲人的心头：上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人参加，才打赢了。快活的辩论展开了。是不是要三个月？六个月？不管时间怎么长，总不会再发生把两条街上的人都杀光的疯狂事情了。现在德国人还敢！德国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坏，但是事情倒了过来，他们又多么恭顺！他们都是胆小鬼。现在他们也许会很好地对待犹太人了，以免将来受到美国人的惩罚。
班瑞尔-杰斯特罗并不想反驳这些谣言，尽管他知道真相。在面包作坊里，他仍旧藏着那架短波收音机。他的身份证允许他走出犹太人居住区的界限，因为德国人需要面包，而明斯克的面包师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打仗。那天晚上，在一家医院的锅炉房里举行的犹太人领导者的秘密会议上，班瑞尔报告了他从瑞典收听到的正确广播。然而他是个外国人，而且他对委员会讲的是人家不愿意听的东西。有个人突然打断了他，提醒他说他也许听的是德国人控制的挪威电台；于是他们继续激动地计划着，准备美国人在法国登陆时和游击队合作，在明斯克举行武装起义。
几天之后，杰斯特罗和他的儿子、儿媳妇、小孩都不见了。他们在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向犹太人居住区的任何人要求批准或者帮助，也没有问和森林里游击队联系的口令。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因为这个面包工人的失踪，和国家秘密警察惹了些麻烦。但是他们恳求说，杰斯特罗一家本来是波兰来的逃亡者，他们不能负责，而且是德国人自己发给他特别身份证的。这三个波兰犹太人和他们的小孩没有再回到明斯克来。犹太人居住区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被国防军的森林巡逻队当场枪毙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游击队的引导想溜出城去结果都是这样。德国人的习惯是把森林里刚打死的人的尸体扔在五十年节广场，以儆戒别的犹太人。可是在这一堆可怕、僵硬的没有埋葬的朋友尸体中，没看见有杰斯特罗一家人。这是使人相信杰斯特罗一家还在什么地方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罗马，德国人的行为很检点，至少在娜塔丽和她叔父的眼里是这样。他们对待意大利人的那种骄傲自大，可能由于到处征服而更加露骨，然而这是德国人一向的待人态度。好几年来，欧洲一直流传着纳粹对付犹太人的可怕谣言。现在又在传说着他们对成群被浮的斯拉夫兵士所施的野蛮暴行。而埃伦-杰斯特罗和他怀孕的侄女在旅馆里或者在罗马的上等菜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边的桌子上总有德国人坐着。酒喝多了也许会引起一场条顿式的吵闹；但是说这些衣着讲究、举止谨慎、外表漂亮的人——有许多地方和美国人相象——会大规模地屠杀人，真没人会相信。
杰斯特罗终于急着要回家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论君士坦丁一书的初稿，他想快点儿拿给他的出版者看看，然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拜占庭馆完成修改工作。当然，在梵蒂冈图书馆更好，而且他在那里交了些好朋友。但是东西越来越少，罗马也越来越枯燥乏味。希特勒在苏联的胜利象地震那样震动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沉没在阴郁苦恼之中。甚至在法西斯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真正的喜悦，而是对元首在欧洲这个没有被征服的最后地区的大踏步前进，显得有点惊讶。
不管价钱高低，甚至在最高级菜馆，现在罗马的饮食都很坏，而且越来越坏。石灰一样的硬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新出的棕色通心粉味道象烂泥；干酪质量月月降低，越来越象橡皮；食油和沙拉油吃过后留下一股讨厌的怪味；餐桌上难得遇到一瓶象样的酒。娜塔丽从大使馆偶尔弄到点儿真正的牛奶；而意大利未来的母亲们，就只能喝那个耸着肩膀的可怜侍者和人造咖啡一道端上来的那种同样发粘的蓝色液体。
因此杰斯特罗博士准备走了；不过他并不惊慌。他读过那么多历史，所以当前发生的事件看来不过是旧调重弹。他耽搁下来没有离开意大利，搞身份证遇到了困难他简直还挺高兴，因为他从内心里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即使这个小胡子的坏蛋（他喜欢这样称呼希特勒）打胜了，也没什么大关系，只要纳粹不向意大利进军就行。本来嘛，他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摇尾乞怜的卫星国呢？
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说：德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拜占庭，一个稳固的管理完善的暴政，组织得可以经历一千年，就象希特勒吹嘘的那样。拜占庭就几乎存在了那么久，它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随着敌人的强大或者衰落而盛极一时或贫弱不堪，象德国那样时而扩充疆域，时而缩小地盘；但是它始终存在着，而且靠着它的暴政、集权和内线作战的军事优势常常打胜仗。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形成的，正如另一个凶恶的暴君拿破仑老早就指出的；而独裁统治无论如何最适合欧洲的政权形式。作为一个犹太人，杰斯特罗当然厌恶希特勒。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却可以因希特勒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而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甚至很好的评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说的暴行；他说，这是英国人过激的宣传，他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而娜塔丽却惊慌起来。自从芬兰卷进战争那条货船不能启碇以来，她就在寻找另外的办法出去。他们还是完全有走的自由。但是现在她得和意大利的铁路、航空公司和移民局打交道。总而言之，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发火。一想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地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张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出境许可证因此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象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心弦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名叫温特博士，那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之外的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呆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担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象魔术那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象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呆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么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面咬着一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啊哟，这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个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却显得苍白衰老，好象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的眼睛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
“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父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象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
“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个诊所是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作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把她不仅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象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我宁愿呆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呆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开他太远了。”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噢，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只转椅里，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起绉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迷蒙的卢塞恩垂死之狮1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1十九世纪丹麦雕刻家托瓦尔逊为瑞士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法国人民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象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呆在这里，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居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意思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没有必要，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声调里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在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个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象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婴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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