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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汪精卫在梧州盘桓了几日，少不得随处演说，高谈革命，但对于两广统一的具体问题，如军队整编问题、财政问题，他却做不了主，需由广西派人到广州进行磋商。李宗仁、黄绍竑便派白崇禧随汪精卫到广州去，商谈统一问题。白崇禧到广州后，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与桂方代表白崇禧进行会谈。“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等人组成，蒋介石没有露面，只派宋子文、何应钦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正如白崇禧所料到的，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核心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和财政问题。广东境内的军队已统一编成为国民革命军，共计六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准备留给广西的是第七军的番号。根据广西现有两个军的实力，广西方面要求编两个军，财政方面则要求实行两广统筹，从而提高广西官兵的薪饷，减轻财政上的困难。但会谈多次，却无实质性进展，白崇禧颇感棘手，遂电告李宗仁和黄绍竑，请他们其中一人到广州参加会谈，以便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拍板定夺。李、黄接电后，便决定由黄绍竑赴粤，参加两广统一会谈，对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当面议决。黄绍竑到广州后，李济深把他接到第四军军部住宿。第四军军部在广西会馆，这里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地方会馆，它的门楼房屋都充分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在众多低矮陈旧的房屋烘托之下，很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它是陆荣廷统治两广时代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建筑的，因此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现在，作为实力雄厚的第四军的军部——一位广西籍的军长住在这里，人们又难免不刮目相看和做种种揣测了。
李济深把黄绍竑领进广西会馆，笑道：
“季宽，上次来广州，伯南陪你住东亚酒店，遭了一场风险。这次我把你锁进了保险柜。”
白崇禧却说道：“住在任公这里当然保险，不过，我们这三个不同寻常的广西佬一起住在广西会馆里，恐怕会使人感到危险哩！”
李济深这下不说话了，因为在两广统一会上，他是帮广西说话的，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吹出一股风，“要提防新桂系的产生！”这风使人不寒而栗，特别是广州的上层人物，他们对旧桂系的危害余悸尚存，因此一有人创造出“新桂系”这个吓人的名词，便仿佛有三只凶恶的猛虎从广西的荒山野岭跑到广州街上来了似的。黄绍竑对广东方面不肯在编军和财政上让步，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听白崇禧这么说，便愤然道：
“我们有本钱，是来商谈合伙做买卖的，又不是穷光蛋来向他们要饭！”
李济深忙开导道：“常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两广统一是目下之大局，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是孙总理之遗训，诸位历年奋斗，其目的应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
在李济深这位大恩人和大兄长面前，黄绍竑似乎连牢骚也不好多发一句，况且李济深的话也是对的。黄绍竑捋着胡须，徐徐说道：
“明天和他们谈吧！”
第二天，黄绍竑和白崇禧便乘坐李济深军部的一辆小车，到国民政府去与“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会谈。会议厅里，摆着一排桌子，桌上铺着暗绿色的台布，正中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和列宁的两帧遗像，室内显得朴素大方而庄严。汪精卫是会议的主席，他坐在正中的一张高背皮椅上主持会议。谭延闿、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坐在汪精卫左侧，黄绍竑、白崇禧坐在右侧。会议开始，汪精卫向黄绍竑介绍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汪精卫望着黄绍竑，脸上现出亲切的微笑，那微笑中透出一种政治家的魅力。
“季宽先生来了，很好，我们是等你来拍板的。”汪精卫的话也同样带有那种政治家的魅力，使人感到如坐春风。
“汪主席过誉了，绍竑是来向诸公请教的。要说拍板嘛，我实不敢当，因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啊！”黄绍竑的话说得不冷不热，不亢不卑，软中有硬，硬中有软，连白崇禧也暗暗叫好：“胡须佬也善外交辞令哩！”
“啊——好，好！”汪精卫首先拍起掌来，那富于表情的脸上笑纹拉开了，他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善于抓住某种契机，把你引导到他设置的轨道上来，再带着你跟他一块儿奔跑。
“那么，我们就开始拍吧，让我们用自己的手掌，拍出和谐的革命节奏来！”汪精卫又望着黄绍竑，“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吧，关于广西的省政问题，你准备怎么办？”
黄绍竑心里愣了一下，这汪精卫好生厉害，手腕如此灵活，把自己刚刚那句不好对付的话，竟不显山不露水地给转圜了过来，而且又是转圜得如此之巧，使黄绍竑不得不佩服。对汪精卫提的这个问题，黄绍竑也很机敏，一是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二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讨价还价进行纠缠，那么巴掌拍不响的责任便在广西方面了。因此他立即答道：
“广西省政府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使职权，处理全省政务，民政长一职撤销。”
黄绍竑的话使汪精卫大声地拍起掌来，他脸上又增加了几圈笑纹，每一条笑纹中都透出那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风度，这种笑，能使他的对手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威慑。他一边拍手，一边说道：
“季宽先生，我们这第一掌就拍响了啊，痛快！痛快！”他随即扭头吩咐担任记录的秘书，“请记录在案，季宽先生的话，可作两广统一决议案的第一款。”
汪精卫的话，虽然表面上是夸赞黄绍竑，其实是在夸赞他自己，黄绍竑当然听得明白，心中冷笑道：“我当省主席，一切还不是由我说了算！”
“现在，我们开始拍第二次了。”汪精卫举起他的右手，仿佛体育竞技场上一名权威的裁判似的，他又望着黄绍竑，“季宽先生，关于党务问题，本党中央要求在广西尽快设立省党部和各级机构，以推进革命。德邻先生和季宽先生已当选为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对此项工作，定会积极施行。”
汪精卫的话，说得实在高明，高明得使你对他的要求无法拒绝。关于党务问题，黄绍竑在来广州之前，已和李宗仁商量好了，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对这个问题不能再顶了，也不便再拖了，他们决定把消极的态度变为积极的行动，由他们两人一手操办党务，请国民党中央派人来协助，这样既可把党权抓在手上，又可和中央达成某种妥协，可收到表里为用之功。因此，汪精卫的话一说完，黄绍竑便答道：
“我和德邻同志都是中央监委，对广西省党部的工作自应义不容辞地主持，但我们对办理党务经验不够，恳请中央派员帮助。”
黄绍竑这句话，倒也合汪精卫之意，因为如果不给李、黄主持广西省党部，广西的党务工作便无法开展，现在李、黄不但接受了中央的要求，而且还要求派人去帮助，到时他便可派出自己的大批亲信打进广西各级机构中去，发展组织，培植势力，以控制广西。汪精卫脸上的笑容使人感到仍是那么有魅力，他那双灵活的眼睛也和他的脸一样善于表达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感情——尽管这些感情的真谛使人不易捉摸，但它们却能紧紧地抓住你，使你对他产生亲切、仰慕，对他的每一句话都笃信不疑。汪精卫这次举起了两只手，望着他左边的几位“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轻松地笑道：
“怎么样？诸位，这次又可以拍响吧？”
“啪啪啪”，谭延闿率先拍起了手掌，跟着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也拍起手来，会议厅里，气氛变得热烈了。汪精卫非常欣赏自己的手腕，他由一位竞技场上的裁判一下子变成了一名导演，他导演的虽然不是一场戏，却是一场历史性的会谈，一种历史性的创举。虽然他们双方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心底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意愿，但是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发动了，汽笛已经鸣响，他们都来到了月台上，谁不愿意登车前进呢？虽然他们目的不同，目标各异，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也许是海市蜃楼，高官厚禄，鲜血尸骨，但是他们彼此都不肯放弃这个机会。这便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勇敢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历史却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它向国人推出了孙中山、廖仲恺这寥若晨星的伟大革命家，却又造就了许许多多变化不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他们大都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但可悲的是他们却是一批候鸟，以候鸟对气候变化的直觉来感应形势。因此，不但他们自己，整个民族、国家乃至那蜿蜒的历史长河，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也许便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汪精卫响亮地拍了几下手掌，然后极有风度地将两只手朝左右摊开，那两只手摊开的高度、角度，都巧妙地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仿佛他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碗。他望着宋子文和黄绍竑，说道：
“下边谈财政问题，由子文和季宽直接交换意见，我等着给你们拍掌就是。”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矮胖的年轻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一身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就连那圆圆的脸孔，看上去也像一美元喜钱。他戴着一副与众不同的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镜片后面的双眼显得心事重重，仿佛一位在经济萧条中的大资本家，正日夜为振兴他的企业而操劳。宋子文在广州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这名望倒不全是因为他的姐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而是他出任财政部长以来，在整顿广东那濒临崩溃的经济，健全税收制度方面为国民政府做出了贡献。他创办了国民政府的第一家银行——中央银行，并出任该行经理。宋子文是广州的财神爷。黄绍竑当然知道宋子文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财政问题，是非同他较量一番不可的。在前面两个问题的会谈中，他表现得开朗、积极而果断，已初步赢得了与会者的好感，棋局对他有利。因此，汪精卫一说完，黄绍竑便抢先发言：
“为了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实现孙总理之遗训，则广西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合一体，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省政问题、党务问题，汪主席及诸公已经拍掌了，关于财政问题，广西当然要受中央支配，由中央统同统筹，互相调剂。”
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黄绍竑在财政统一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热情，因为广西是个穷省，财政一向入不敷出，他希望通过财政统一，从广东得到补贴，至少，在军饷方面由广东负担一部分。桂军士兵每月饷银只有六元六角毫洋，而广东部队士兵每月则有十二元，相比之下真是太悬殊了。汪精卫见黄绍竑在财政方面毫无保留地愿与广东统一，他很是高兴，便再一次把两只手举起来，微笑着对宋子文道：
“怎么样？子文，可以鼓掌了吧？”
宋子文用右手拇指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抚着鼻子下那一抹呈隶书体形的一字须，一丝刻板的笑容挂在那圆圆的脸孔上，毫无变化，仿佛是镌刻在一枚银元上似的。他是个洋化了的经济专家，但是他到底是个中国人，而且又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营他的事业，因此他既有西方经济专家的那种精明，又有东方老板的那种吝啬。黄绍竑的心计当然瞒不过他，关于两广财政问题，他心里早已有一本账。他那心事重重的眼光，透过那两片又小又圆又亮的镜片，打量着黄绍竑，那眼色极像一个富有的财主，正打量着一位要到他府上就食的穷亲戚或者穷朋友，很有些不屑一顾的意思。
“I am not a magi.”宋子文一开口便抛出一句洋话来，在座的除了汪精卫、伍朝枢外，其余都是赳赳武夫，听不懂宋子文讲的什么话。黄绍竑和白崇禧都感受到了宋子文那凌人的气势，但在财政问题上，广西穷，有求于人，他们腰杆子硬不起来，只得忍耐。
宋子文说过那句洋话之后，便低头看着他那一排细皮白肉的圆圆的手指，好像他那手掌高贵得任何人都没资格握一下或拍一下似的。汪精卫当然听得懂宋子文的那句话，他是个在政治圈子里转惯了的人，在这种场合，他知道能打破僵局而
使双方不得不接受的法宝便是折中，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从而达成某种默契的谅解，以巩固其他已取得的会谈成果。他微笑着用一种超然的却又带着亲切的微笑，望了望宋子文和黄绍竑，说道：
“两广统一是全面的统一于国民政府和本党中央之下，财政问题，自不能例外，即使目下有困难，也要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宋子文已悟出汪精卫这话的意思，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这才用中国话说道：
“广东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甫经统一，而百政待举。目下国民政府已负担六个军的军饷，不瞒诸位，广东百姓连上街喝一口凉茶、家里死了人，都要征税的。因此，广西在财政上不能像前清那样，靠广东协饷，一切需靠桂省自理。”
黄绍竑的耐心本来就是极有限的，他一听宋子文要广西财政自理，这统一还有什么好处可言？他霍地一下站起来，气冲冲地说道：
“部长先生，你大概以为我将广西财政交给中央，对于你来说是做了一笔蚀本生意吧？我们经数年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又击败东下欲染指广东革命政权的滇军，我们为巩固两广根据地，保卫国民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将全省军、民、财各政整理就绪，双手毫无保留地奉献中央，而你竟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这是何道理？是要逼我们走联省自治的道路吗？我告诉你，湖南赵恒惕的代表从南宁跟我们一直到了广州！”
黄绍竑的话，顿时使会谈的气氛冷了下来，连一向老成练达的汪精卫，那始终微笑着的脸孔上，眉毛也往下压了压，那微笑也不十分自然了。因为不仅是汪精卫，就是其他人也怕广西脱轨而去，抓不住广西，广东的事情便不好办。可是眼下广东财政也确有困难，宋子文刚才说的话，倒也是事实，因此，汪精卫最后只得祭起他的法宝——折中。他看了看黄绍竑，又看了看宋子文，依然恢复了他那政治家微笑的魅力，说道：
“都是一家人，不讲两家子话，决议案上这一款就写：‘广西财政受中央监督。’季宽先生，你就体谅一下中央的困难，目下桂省财政自收自用，待中央财政状况好转时，再解决你们的军饷，如何？”
李济深以目视黄绍竑，意思是要他别争了，反正自收自用，也没吃亏。黄绍竑也感到宋子文不会轻易松口，在这个问题上闹翻了对谁也不会有好处，他冷冷地说道：
“既然汪主席说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吧。”
汪精卫见黄绍竑同意了他的意见，便又鼓起掌来，但这次只有他一个鼓掌，那掌声显得十分单调，好像深秋寒蝉的孤鸣。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编军问题。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先生委托何军长敬之（何应钦字敬之）与季宽先生商谈。”大概汪精卫也觉得这是两广统一中最感棘手的问题了，这次他没有再乐观地举起手来准备拍掌，而是朝何应钦和黄绍竑两人点了点头，请他们各自发表意见。
这次黄绍竑没有抢先发言，在编军的问题上他不准备让步，广西有两个军，李宗仁和他都是军长，只能编两个军，否则他和李宗仁便有一个当不成军长。他想先看看何应钦到底怎么说。何应钦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代表，但气质截然不同。何应钦是贵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待人接物，态度温和，举止文雅，很有儒士之风。他是个不急不火的慢性子，办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按部就班，连走路都是慢腾腾的，生怕踏滑了脚，或是闪折了腿。汪精卫说完之后，他等了一阵，见黄绍竑没有要先发言的意思，他这才不慌不忙地打开面前一个卷宗夹，又用手扶了扶那副使他的儒士之风增色不少的黑边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
“国民革命军广东境内的部队已编了六个军，蒋总监在核定部队编制和番号时，已呈报国民政府拟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番号给予广西。”
何应钦是个慢性子，黄绍竑却偏偏是个急性子，何应钦一说完，他便毫不客气地说道：
“广西现有实力本来就是两个军，李德邻和我的军长职务，是孙总理在北上之前委任的，目下正是用兵之际，为何要用番号和编制来压我们？”
何应钦一点也不动气，他慢慢地摘下那黑边眼镜，一手夹着一条眼镜腿，一边缓缓地翻阅着卷宗夹内的文件，他见黄绍竑说完了话，别人又没有说话，他才一字一句地说道：
“蒋总监说过，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武装部队，不能像过去搞民军那样滥用番号，因此对部队的番号和编制一定要严加控制。”
何应钦不但性子慢，而且胆子也小，没有什么主见，平时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他说完话慢慢将眼镜戴上，谨慎地看了汪精卫一眼。汪精卫微微颔首。黄绍竑不再说话，他已铁下心来不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哪怕为此关系破裂也在所不惜。
军队是命根子，只有发展壮大，岂能削减缩小？天下汹汹，连年战乱，谁的兵多，谁的地盘便大，拿枪杆子的人，哪一个愿意痛快地交出兵权？何况他的讨贼军最初由容县脱离李宗仁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几年来东征西战，现在已发展到近两万人，而且正是由于他从马晓军手里抓过了这支部队的兵权，他才能有今天的实力和地位，对于军队的重要性，黄绍竑看得高于一切。如果广西只能编一个第七军，那么李宗仁是非要当军长不可的，他黄绍竑就只有去坐省主席的冷板凳了，这，不但他本人不干，恐怕连原来讨贼军的将领们也不干。将广西统一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之下，对于黄绍竑来说，就像他三年前从容县出走，将部队拉到戎圩，接受沈鸿英委的第八旅旅长职务，目的是要一个名义向外发展。因为广西太穷，养不起这么多的兵，讨贼军和定桂军两个系统的将领矛盾颇多，相处不易，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广西财政的困难和内部的矛盾，当然也含有作洪、杨之举的企图，而这一切，只有和广东联合，站到国民革命的大旗之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果走这一步，要削减广西一半的军队的话，他是不干的，实力受到限制，将来与广东向外发展，不但处处受制于人，很可能还会遭人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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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汪精卫在梧州盘桓了几日，少不得随处演说，高谈革命，但对于两广统一的具体问题，如军队整编问题、财政问题，他却做不了主，需由广西派人到广州进行磋商。李宗仁、黄绍竑便派白崇禧随汪精卫到广州去，商谈统一问题。白崇禧到广州后，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与桂方代表白崇禧进行会谈。“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等人组成，蒋介石没有露面，只派宋子文、何应钦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正如白崇禧所料到的，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核心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和财政问题。广东境内的军队已统一编成为国民革命军，共计六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准备留给广西的是第七军的番号。根据广西现有两个军的实力，广西方面要求编两个军，财政方面则要求实行两广统筹，从而提高广西官兵的薪饷，减轻财政上的困难。但会谈多次，却无实质性进展，白崇禧颇感棘手，遂电告李宗仁和黄绍竑，请他们其中一人到广州参加会谈，以便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拍板定夺。李、黄接电后，便决定由黄绍竑赴粤，参加两广统一会谈，对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当面议决。黄绍竑到广州后，李济深把他接到第四军军部住宿。第四军军部在广西会馆，这里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地方会馆，它的门楼房屋都充分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在众多低矮陈旧的房屋烘托之下，很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它是陆荣廷统治两广时代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建筑的，因此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现在，作为实力雄厚的第四军的军部——一位广西籍的军长住在这里，人们又难免不刮目相看和做种种揣测了。
李济深把黄绍竑领进广西会馆，笑道：
“季宽，上次来广州，伯南陪你住东亚酒店，遭了一场风险。这次我把你锁进了保险柜。”
白崇禧却说道：“住在任公这里当然保险，不过，我们这三个不同寻常的广西佬一起住在广西会馆里，恐怕会使人感到危险哩！”
李济深这下不说话了，因为在两广统一会上，他是帮广西说话的，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吹出一股风，“要提防新桂系的产生！”这风使人不寒而栗，特别是广州的上层人物，他们对旧桂系的危害余悸尚存，因此一有人创造出“新桂系”这个吓人的名词，便仿佛有三只凶恶的猛虎从广西的荒山野岭跑到广州街上来了似的。黄绍竑对广东方面不肯在编军和财政上让步，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听白崇禧这么说，便愤然道：
“我们有本钱，是来商谈合伙做买卖的，又不是穷光蛋来向他们要饭！”
李济深忙开导道：“常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两广统一是目下之大局，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是孙总理之遗训，诸位历年奋斗，其目的应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
在李济深这位大恩人和大兄长面前，黄绍竑似乎连牢骚也不好多发一句，况且李济深的话也是对的。黄绍竑捋着胡须，徐徐说道：
“明天和他们谈吧！”
第二天，黄绍竑和白崇禧便乘坐李济深军部的一辆小车，到国民政府去与“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会谈。会议厅里，摆着一排桌子，桌上铺着暗绿色的台布，正中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和列宁的两帧遗像，室内显得朴素大方而庄严。汪精卫是会议的主席，他坐在正中的一张高背皮椅上主持会议。谭延闿、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坐在汪精卫左侧，黄绍竑、白崇禧坐在右侧。会议开始，汪精卫向黄绍竑介绍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汪精卫望着黄绍竑，脸上现出亲切的微笑，那微笑中透出一种政治家的魅力。
“季宽先生来了，很好，我们是等你来拍板的。”汪精卫的话也同样带有那种政治家的魅力，使人感到如坐春风。
“汪主席过誉了，绍竑是来向诸公请教的。要说拍板嘛，我实不敢当，因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啊！”黄绍竑的话说得不冷不热，不亢不卑，软中有硬，硬中有软，连白崇禧也暗暗叫好：“胡须佬也善外交辞令哩！”
“啊——好，好！”汪精卫首先拍起掌来，那富于表情的脸上笑纹拉开了，他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善于抓住某种契机，把你引导到他设置的轨道上来，再带着你跟他一块儿奔跑。
“那么，我们就开始拍吧，让我们用自己的手掌，拍出和谐的革命节奏来！”汪精卫又望着黄绍竑，“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吧，关于广西的省政问题，你准备怎么办？”
黄绍竑心里愣了一下，这汪精卫好生厉害，手腕如此灵活，把自己刚刚那句不好对付的话，竟不显山不露水地给转圜了过来，而且又是转圜得如此之巧，使黄绍竑不得不佩服。对汪精卫提的这个问题，黄绍竑也很机敏，一是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二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讨价还价进行纠缠，那么巴掌拍不响的责任便在广西方面了。因此他立即答道：
“广西省政府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使职权，处理全省政务，民政长一职撤销。”
黄绍竑的话使汪精卫大声地拍起掌来，他脸上又增加了几圈笑纹，每一条笑纹中都透出那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风度，这种笑，能使他的对手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威慑。他一边拍手，一边说道：
“季宽先生，我们这第一掌就拍响了啊，痛快！痛快！”他随即扭头吩咐担任记录的秘书，“请记录在案，季宽先生的话，可作两广统一决议案的第一款。”
汪精卫的话，虽然表面上是夸赞黄绍竑，其实是在夸赞他自己，黄绍竑当然听得明白，心中冷笑道：“我当省主席，一切还不是由我说了算！”
“现在，我们开始拍第二次了。”汪精卫举起他的右手，仿佛体育竞技场上一名权威的裁判似的，他又望着黄绍竑，“季宽先生，关于党务问题，本党中央要求在广西尽快设立省党部和各级机构，以推进革命。德邻先生和季宽先生已当选为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对此项工作，定会积极施行。”
汪精卫的话，说得实在高明，高明得使你对他的要求无法拒绝。关于党务问题，黄绍竑在来广州之前，已和李宗仁商量好了，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对这个问题不能再顶了，也不便再拖了，他们决定把消极的态度变为积极的行动，由他们两人一手操办党务，请国民党中央派人来协助，这样既可把党权抓在手上，又可和中央达成某种妥协，可收到表里为用之功。因此，汪精卫的话一说完，黄绍竑便答道：
“我和德邻同志都是中央监委，对广西省党部的工作自应义不容辞地主持，但我们对办理党务经验不够，恳请中央派员帮助。”
黄绍竑这句话，倒也合汪精卫之意，因为如果不给李、黄主持广西省党部，广西的党务工作便无法开展，现在李、黄不但接受了中央的要求，而且还要求派人去帮助，到时他便可派出自己的大批亲信打进广西各级机构中去，发展组织，培植势力，以控制广西。汪精卫脸上的笑容使人感到仍是那么有魅力，他那双灵活的眼睛也和他的脸一样善于表达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感情——尽管这些感情的真谛使人不易捉摸，但它们却能紧紧地抓住你，使你对他产生亲切、仰慕，对他的每一句话都笃信不疑。汪精卫这次举起了两只手，望着他左边的几位“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轻松地笑道：
“怎么样？诸位，这次又可以拍响吧？”
“啪啪啪”，谭延闿率先拍起了手掌，跟着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也拍起手来，会议厅里，气氛变得热烈了。汪精卫非常欣赏自己的手腕，他由一位竞技场上的裁判一下子变成了一名导演，他导演的虽然不是一场戏，却是一场历史性的会谈，一种历史性的创举。虽然他们双方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心底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意愿，但是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发动了，汽笛已经鸣响，他们都来到了月台上，谁不愿意登车前进呢？虽然他们目的不同，目标各异，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也许是海市蜃楼，高官厚禄，鲜血尸骨，但是他们彼此都不肯放弃这个机会。这便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勇敢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历史却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它向国人推出了孙中山、廖仲恺这寥若晨星的伟大革命家，却又造就了许许多多变化不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他们大都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但可悲的是他们却是一批候鸟，以候鸟对气候变化的直觉来感应形势。因此，不但他们自己，整个民族、国家乃至那蜿蜒的历史长河，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也许便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汪精卫响亮地拍了几下手掌，然后极有风度地将两只手朝左右摊开，那两只手摊开的高度、角度，都巧妙地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仿佛他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碗。他望着宋子文和黄绍竑，说道：
“下边谈财政问题，由子文和季宽直接交换意见，我等着给你们拍掌就是。”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矮胖的年轻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一身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就连那圆圆的脸孔，看上去也像一美元喜钱。他戴着一副与众不同的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镜片后面的双眼显得心事重重，仿佛一位在经济萧条中的大资本家，正日夜为振兴他的企业而操劳。宋子文在广州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这名望倒不全是因为他的姐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而是他出任财政部长以来，在整顿广东那濒临崩溃的经济，健全税收制度方面为国民政府做出了贡献。他创办了国民政府的第一家银行——中央银行，并出任该行经理。宋子文是广州的财神爷。黄绍竑当然知道宋子文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财政问题，是非同他较量一番不可的。在前面两个问题的会谈中，他表现得开朗、积极而果断，已初步赢得了与会者的好感，棋局对他有利。因此，汪精卫一说完，黄绍竑便抢先发言：
“为了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实现孙总理之遗训，则广西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合一体，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省政问题、党务问题，汪主席及诸公已经拍掌了，关于财政问题，广西当然要受中央支配，由中央统同统筹，互相调剂。”
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黄绍竑在财政统一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热情，因为广西是个穷省，财政一向入不敷出，他希望通过财政统一，从广东得到补贴，至少，在军饷方面由广东负担一部分。桂军士兵每月饷银只有六元六角毫洋，而广东部队士兵每月则有十二元，相比之下真是太悬殊了。汪精卫见黄绍竑在财政方面毫无保留地愿与广东统一，他很是高兴，便再一次把两只手举起来，微笑着对宋子文道：
“怎么样？子文，可以鼓掌了吧？”
宋子文用右手拇指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抚着鼻子下那一抹呈隶书体形的一字须，一丝刻板的笑容挂在那圆圆的脸孔上，毫无变化，仿佛是镌刻在一枚银元上似的。他是个洋化了的经济专家，但是他到底是个中国人，而且又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营他的事业，因此他既有西方经济专家的那种精明，又有东方老板的那种吝啬。黄绍竑的心计当然瞒不过他，关于两广财政问题，他心里早已有一本账。他那心事重重的眼光，透过那两片又小又圆又亮的镜片，打量着黄绍竑，那眼色极像一个富有的财主，正打量着一位要到他府上就食的穷亲戚或者穷朋友，很有些不屑一顾的意思。
“I am not a magi.”宋子文一开口便抛出一句洋话来，在座的除了汪精卫、伍朝枢外，其余都是赳赳武夫，听不懂宋子文讲的什么话。黄绍竑和白崇禧都感受到了宋子文那凌人的气势，但在财政问题上，广西穷，有求于人，他们腰杆子硬不起来，只得忍耐。
宋子文说过那句洋话之后，便低头看着他那一排细皮白肉的圆圆的手指，好像他那手掌高贵得任何人都没资格握一下或拍一下似的。汪精卫当然听得懂宋子文的那句话，他是个在政治圈子里转惯了的人，在这种场合，他知道能打破僵局而
使双方不得不接受的法宝便是折中，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从而达成某种默契的谅解，以巩固其他已取得的会谈成果。他微笑着用一种超然的却又带着亲切的微笑，望了望宋子文和黄绍竑，说道：
“两广统一是全面的统一于国民政府和本党中央之下，财政问题，自不能例外，即使目下有困难，也要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宋子文已悟出汪精卫这话的意思，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这才用中国话说道：
“广东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甫经统一，而百政待举。目下国民政府已负担六个军的军饷，不瞒诸位，广东百姓连上街喝一口凉茶、家里死了人，都要征税的。因此，广西在财政上不能像前清那样，靠广东协饷，一切需靠桂省自理。”
黄绍竑的耐心本来就是极有限的，他一听宋子文要广西财政自理，这统一还有什么好处可言？他霍地一下站起来，气冲冲地说道：
“部长先生，你大概以为我将广西财政交给中央，对于你来说是做了一笔蚀本生意吧？我们经数年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又击败东下欲染指广东革命政权的滇军，我们为巩固两广根据地，保卫国民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将全省军、民、财各政整理就绪，双手毫无保留地奉献中央，而你竟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这是何道理？是要逼我们走联省自治的道路吗？我告诉你，湖南赵恒惕的代表从南宁跟我们一直到了广州！”
黄绍竑的话，顿时使会谈的气氛冷了下来，连一向老成练达的汪精卫，那始终微笑着的脸孔上，眉毛也往下压了压，那微笑也不十分自然了。因为不仅是汪精卫，就是其他人也怕广西脱轨而去，抓不住广西，广东的事情便不好办。可是眼下广东财政也确有困难，宋子文刚才说的话，倒也是事实，因此，汪精卫最后只得祭起他的法宝——折中。他看了看黄绍竑，又看了看宋子文，依然恢复了他那政治家微笑的魅力，说道：
“都是一家人，不讲两家子话，决议案上这一款就写：‘广西财政受中央监督。’季宽先生，你就体谅一下中央的困难，目下桂省财政自收自用，待中央财政状况好转时，再解决你们的军饷，如何？”
李济深以目视黄绍竑，意思是要他别争了，反正自收自用，也没吃亏。黄绍竑也感到宋子文不会轻易松口，在这个问题上闹翻了对谁也不会有好处，他冷冷地说道：
“既然汪主席说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吧。”
汪精卫见黄绍竑同意了他的意见，便又鼓起掌来，但这次只有他一个鼓掌，那掌声显得十分单调，好像深秋寒蝉的孤鸣。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编军问题。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先生委托何军长敬之（何应钦字敬之）与季宽先生商谈。”大概汪精卫也觉得这是两广统一中最感棘手的问题了，这次他没有再乐观地举起手来准备拍掌，而是朝何应钦和黄绍竑两人点了点头，请他们各自发表意见。
这次黄绍竑没有抢先发言，在编军的问题上他不准备让步，广西有两个军，李宗仁和他都是军长，只能编两个军，否则他和李宗仁便有一个当不成军长。他想先看看何应钦到底怎么说。何应钦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代表，但气质截然不同。何应钦是贵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待人接物，态度温和，举止文雅，很有儒士之风。他是个不急不火的慢性子，办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按部就班，连走路都是慢腾腾的，生怕踏滑了脚，或是闪折了腿。汪精卫说完之后，他等了一阵，见黄绍竑没有要先发言的意思，他这才不慌不忙地打开面前一个卷宗夹，又用手扶了扶那副使他的儒士之风增色不少的黑边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
“国民革命军广东境内的部队已编了六个军，蒋总监在核定部队编制和番号时，已呈报国民政府拟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番号给予广西。”
何应钦是个慢性子，黄绍竑却偏偏是个急性子，何应钦一说完，他便毫不客气地说道：
“广西现有实力本来就是两个军，李德邻和我的军长职务，是孙总理在北上之前委任的，目下正是用兵之际，为何要用番号和编制来压我们？”
何应钦一点也不动气，他慢慢地摘下那黑边眼镜，一手夹着一条眼镜腿，一边缓缓地翻阅着卷宗夹内的文件，他见黄绍竑说完了话，别人又没有说话，他才一字一句地说道：
“蒋总监说过，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武装部队，不能像过去搞民军那样滥用番号，因此对部队的番号和编制一定要严加控制。”
何应钦不但性子慢，而且胆子也小，没有什么主见，平时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他说完话慢慢将眼镜戴上，谨慎地看了汪精卫一眼。汪精卫微微颔首。黄绍竑不再说话，他已铁下心来不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哪怕为此关系破裂也在所不惜。
军队是命根子，只有发展壮大，岂能削减缩小？天下汹汹，连年战乱，谁的兵多，谁的地盘便大，拿枪杆子的人，哪一个愿意痛快地交出兵权？何况他的讨贼军最初由容县脱离李宗仁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几年来东征西战，现在已发展到近两万人，而且正是由于他从马晓军手里抓过了这支部队的兵权，他才能有今天的实力和地位，对于军队的重要性，黄绍竑看得高于一切。如果广西只能编一个第七军，那么李宗仁是非要当军长不可的，他黄绍竑就只有去坐省主席的冷板凳了，这，不但他本人不干，恐怕连原来讨贼军的将领们也不干。将广西统一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之下，对于黄绍竑来说，就像他三年前从容县出走，将部队拉到戎圩，接受沈鸿英委的第八旅旅长职务，目的是要一个名义向外发展。因为广西太穷，养不起这么多的兵，讨贼军和定桂军两个系统的将领矛盾颇多，相处不易，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广西财政的困难和内部的矛盾，当然也含有作洪、杨之举的企图，而这一切，只有和广东联合，站到国民革命的大旗之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果走这一步，要削减广西一半的军队的话，他是不干的，实力受到限制，将来与广东向外发展，不但处处受制于人，很可能还会遭人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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