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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以十九世纪末期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为突出标志，文学对“第三者”插足这种现象采取了更为宽容、更富人情味的态度，单纯的道德评价让位于人性评价。既然原来的婚姻关系已经失去了爱的基础，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道德性；婚外恋如果是以爱情为基础的，那么它就是道德的，至少也具有了道德的可能。有意味的是，这个由俄国贵族提出来的家庭婚姻观，在一百年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不认为这是历史和观念的倒退，而是以为它恰好说明了，家庭、婚姻、爱情无比的复杂性，已有的解释系统，包括文学作品所选择的情境模式、道德模式，都远远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生活之树长青，而理论却是灰色的。这也是三角恋爱的小说永远有人写、永远有人读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奇怪二十一世纪初文坛上，为什么又多了一部《婚姻危机》。
比起托尔斯泰的经典，池莉们的现代，铁凝们的人性深度，林白们的女性立场，周习的《婚姻危机》似乎更像一个土里土气的丑小鸭。它的叙述与其说没有任何花招，倒不如说在作者有限的文学积累中根本没有任何新花招可以选择。朴素、细腻、温婉、从容地讲说，犹如一条在平原中流过的河流，沉静而缺少波澜。然而这里却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更加贴切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女性心理和女性生存状态，有对于女性生存的炽热关怀和对婚姻家庭问题的亲切思考。
将故事背景放在城乡结合部，一个既有城市的眩霓又有乡村社会的封闭的小镇上，这自然是由作者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无奈，然而它却使这部作品有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可以以都市作家少有的角度，透视出平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影响这生存的社会文化心理。小镇或许会有对当代都市生活的东施效颦式的模仿，然而小镇男女们对爱情的追求却更加真实，少有都市男女的逢场作戏。赵庆国与水月的爱绝不是一见钟情，也不只是一时的性的愉悦，而是以论嫁、结婚为目的。然而小镇的人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社区文化和关于家庭婚姻的价值标准。不仅三叔、姨母、弟弟等将庆国与水月的爱视为“忘恩负义”，目之为“傍大款”，就连态度一度暧昧的庆国妈也遭到亲人和邻里的非议。庆国的终于以愧疚的心情向淑秀认输，其原因是复杂的，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爱情就像一张试纸，测出了小镇的世态人心，显出了小镇积淀深厚的传统意识的一角。就是庆国越来越浮出意识层面的自卑感、罪恶感、漂泊感，也是一种小农文化心理的必然暴露。
比起对形而上的解释系统的关爱，《婚姻危机》显然更加关注对女性生存状态同自身感受的描写。因为理解水月在男权压迫下的不幸，它充分理解着水月与庆国可以说纯洁的爱；但同时，也因理解淑秀作为受害者的内心痛苦，它又将她处理得十分令人同情。淑秀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她的罪过好像就在于不漂亮，缺乏水月的气质和风情。她对丈夫的“背叛”之举，一不告，二不闹，反复质问“为什么”以后，就是加倍地关心他，加倍地孝顺婆婆。她是向婆婆、庆国三叔、姨母求救过，然而这却不是如薛宝钗式的“心机”，而是出于弱势一方求助的本能。淑秀的不争之争更增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也使她的形象几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完美，从而也将庆国置于被审判的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作者对小镇文化在意识深处是否是认同的，《婚姻危机》的价值尺度是否是传统的、道德的、世俗的？
作者观念和意识中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世界观的矛盾”的那个东西，也在庆国最后的选择中表现出来。促使庆国回心转意的原因，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与其说是对舆论的屈服，是淑秀不告不闹的“策略”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听命于自己心灵的感觉。第一个层次的不舒服来自于庆国的被迫为水月和美容店职工下厨，第二个层次的失望是他第一次发现水月眼角的皱纹，第三个层次的发现，是明白了水月终究是个事业型的女人，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不同，而更为严重的是庆国发现自己根本不爱水月的儿子……这些细节在作品中的迭次出现，自然天衣无缝地完成了对作品来说十分关键的情节转折，也使庆国这个小镇干部的形象更加真实而丰富，然而它却也导致了对于“爱情”这个崇高的心灵境界的是否存在的怀疑。尤其是对男人们的看法：比起对于权力地位的执著，对于女色和金钱的贪欲，他们信誓旦旦的爱情原来是如此的不可信！这是一个天然的女权主义者的愤激，还是如张爱玲般透彻了人生的悲哀！
婚姻——爱情的矛盾，是人类生活中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是文明人永远难以平衡的心灵的两端。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要指望从一本小说中找到一种最终也最完善的答案，其实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之中，它可以平复受害者的伤口，抹去受委屈者的不平，使人们——包括男人们和女人们，更理性地对待爱情、家庭、婚姻中的一切不幸和曲折。从而，我们也应更加珍惜女作家周习在《婚姻危机》中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包括她选择的艰难和情感世界中的矛盾。
在对作品的价值世界和作者观念心理也许是没有更多意义的寻觅之后，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在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从家庭婚姻的角度，透视中年男女，特别是劳动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小说。他们或许有过爱的追求、爱的浪漫，然而在强大的传统力量和巨大的文化情境压迫下，这爱终于成了他们人生的一次奢侈，这理想终于屈服于世俗的生活。
（李星）作者为：全国著名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未完待续）
nbsp; 以十九世纪末期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为突出标志，文学对“第三者”插足这种现象采取了更为宽容、更富人情味的态度，单纯的道德评价让位于人性评价。既然原来的婚姻关系已经失去了爱的基础，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道德性；婚外恋如果是以爱情为基础的，那么它就是道德的，至少也具有了道德的可能。有意味的是，这个由俄国贵族提出来的家庭婚姻观，在一百年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不认为这是历史和观念的倒退，而是以为它恰好说明了，家庭、婚姻、爱情无比的复杂性，已有的解释系统，包括文学作品所选择的情境模式、道德模式，都远远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生活之树长青，而理论却是灰色的。这也是三角恋爱的小说永远有人写、永远有人读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奇怪二十一世纪初文坛上，为什么又多了一部《婚姻危机》。
比起托尔斯泰的经典，池莉们的现代，铁凝们的人性深度，林白们的女性立场，周习的《婚姻危机》似乎更像一个土里土气的丑小鸭。它的叙述与其说没有任何花招，倒不如说在作者有限的文学积累中根本没有任何新花招可以选择。朴素、细腻、温婉、从容地讲说，犹如一条在平原中流过的河流，沉静而缺少波澜。然而这里却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更加贴切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女性心理和女性生存状态，有对于女性生存的炽热关怀和对婚姻家庭问题的亲切思考。
将故事背景放在城乡结合部，一个既有城市的眩霓又有乡村社会的封闭的小镇上，这自然是由作者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无奈，然而它却使这部作品有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可以以都市作家少有的角度，透视出平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影响这生存的社会文化心理。小镇或许会有对当代都市生活的东施效颦式的模仿，然而小镇男女们对爱情的追求却更加真实，少有都市男女的逢场作戏。赵庆国与水月的爱绝不是一见钟情，也不只是一时的性的愉悦，而是以论嫁、结婚为目的。然而小镇的人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社区文化和关于家庭婚姻的价值标准。不仅三叔、姨母、弟弟等将庆国与水月的爱视为“忘恩负义”，目之为“傍大款”，就连态度一度暧昧的庆国妈也遭到亲人和邻里的非议。庆国的终于以愧疚的心情向淑秀认输，其原因是复杂的，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爱情就像一张试纸，测出了小镇的世态人心，显出了小镇积淀深厚的传统意识的一角。就是庆国越来越浮出意识层面的自卑感、罪恶感、漂泊感，也是一种小农文化心理的必然暴露。
比起对形而上的解释系统的关爱，《婚姻危机》显然更加关注对女性生存状态同自身感受的描写。因为理解水月在男权压迫下的不幸，它充分理解着水月与庆国可以说纯洁的爱；但同时，也因理解淑秀作为受害者的内心痛苦，它又将她处理得十分令人同情。淑秀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她的罪过好像就在于不漂亮，缺乏水月的气质和风情。她对丈夫的“背叛”之举，一不告，二不闹，反复质问“为什么”以后，就是加倍地关心他，加倍地孝顺婆婆。她是向婆婆、庆国三叔、姨母求救过，然而这却不是如薛宝钗式的“心机”，而是出于弱势一方求助的本能。淑秀的不争之争更增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也使她的形象几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完美，从而也将庆国置于被审判的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作者对小镇文化在意识深处是否是认同的，《婚姻危机》的价值尺度是否是传统的、道德的、世俗的？
作者观念和意识中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世界观的矛盾”的那个东西，也在庆国最后的选择中表现出来。促使庆国回心转意的原因，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与其说是对舆论的屈服，是淑秀不告不闹的“策略”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听命于自己心灵的感觉。第一个层次的不舒服来自于庆国的被迫为水月和美容店职工下厨，第二个层次的失望是他第一次发现水月眼角的皱纹，第三个层次的发现，是明白了水月终究是个事业型的女人，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不同，而更为严重的是庆国发现自己根本不爱水月的儿子……这些细节在作品中的迭次出现，自然天衣无缝地完成了对作品来说十分关键的情节转折，也使庆国这个小镇干部的形象更加真实而丰富，然而它却也导致了对于“爱情”这个崇高的心灵境界的是否存在的怀疑。尤其是对男人们的看法：比起对于权力地位的执著，对于女色和金钱的贪欲，他们信誓旦旦的爱情原来是如此的不可信！这是一个天然的女权主义者的愤激，还是如张爱玲般透彻了人生的悲哀！
婚姻——爱情的矛盾，是人类生活中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是文明人永远难以平衡的心灵的两端。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要指望从一本小说中找到一种最终也最完善的答案，其实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之中，它可以平复受害者的伤口，抹去受委屈者的不平，使人们——包括男人们和女人们，更理性地对待爱情、家庭、婚姻中的一切不幸和曲折。从而，我们也应更加珍惜女作家周习在《婚姻危机》中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包括她选择的艰难和情感世界中的矛盾。
在对作品的价值世界和作者观念心理也许是没有更多意义的寻觅之后，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在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从家庭婚姻的角度，透视中年男女，特别是劳动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小说。他们或许有过爱的追求、爱的浪漫，然而在强大的传统力量和巨大的文化情境压迫下，这爱终于成了他们人生的一次奢侈，这理想终于屈服于世俗的生活。
（李星）作者为：全国著名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