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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财产私有，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这是朱棣这个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皇权。
“臣民名义上财产私有，朕断然不能接受。”
触及到了朱棣的底线，朱棣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朕可以接受事实上的财产私有，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会随意没收臣民的私有财产，以此来支持商业的发展，让大明能重现北宋的财政收入高度，但名义这个口子，是万万不可能开的。”
姜星火倒也没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会接受，这时候也没什么失望.更何况，这有什么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够在事实上保护私有财产，那么有朝一日，这个“名”自然会与“实”相匹配。
不过资产阶层主导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天的到来姜星火在第八世注定是看不到了，他只需要跟原本的历史相比，取得一点点突破，让历史的进程加速就可以了。
姜星火跳过了这个话题，继续说道：“除了产权基础，对于商业交易来说，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间组织，所谓中间组织，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号组织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信贷组织的专业化。”
这里要说的是，千万不要把“公司”这个词，理解为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
冷知识：如果没有姜星火的插手，永乐元年再往后推几十年，公司的雏形，也就是康孟达组织就出现了。
所谓康孟达组织，是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家族共同经营不同，依照这种契约，一方出资而不参加营业活动，另一方则运用自己的设备条件等从事营业活动，双方按出资数额对盈利进行分配，出资者依出资数额对经营亏损负有限责任，而营业者则负无限责任。
这种共同经营形式，最初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盛行于海上贸易，由既想获得利益而又不愿亲身冒险的资产家出资，由航海者向海外运销货物，盈利按出资额分配。亏损时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资产家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后来，这种合伙形式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最终演变成为隐名合伙（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所组成的公司）。
随后，在永乐元年往后推152年，被称为“血腥玛丽”的英国女皇玛丽一世，特许与俄国公司进行贸易，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类型的公司，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嗯，放到大明就是“西天竺公司”了。
所以公司制这种东西，不仅不是什么跨时代的、不符合当下大明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也并非姜星火的拍脑袋决策，而是实实在在能直接拿过来用的东西。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这就是纯粹的商业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来，再过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来了.通讯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样的，凭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没有这个道理的。
更何况，如果真说国家的管理水平，还真不要吹西方，大明的官僚体制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论行政效率，绝对吊打现在的西方诸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然呢？近代英国的文官制跟谁学的？
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解释了什么叫做“公司”，以及公司的几种形态后，众人显得非常.平静。
是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只是觉得“哦，国师搞的新玩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于商业的发展，能让商人们开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仅此而已了。
而且其中责、权、利的划分在数千年的商业活动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概念和雏形，只是没有人提出来这么明确而已，对于众人来说，并非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点事，谁掏钱、谁收益、谁担责任、谁经营，如此而已。
“至于信贷组织的专业化，便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以及民间的商业钱庄。”
嗯，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的是钱庄的出现，其实比公司制的出现还要晚
钱庄的出现，跟白银流入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嘉隆万三朝时期，海洋走私贸易极为猖獗，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由于当时宝钞已经彻底没人用了，而民间主流使用的铜钱轻重不一且成色各异，并且不仅是铜钱和白银的兑换有需求，铜钱本身的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又时不时地变动，这就必然导致了铜银兑换业的产生.于是就出现了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
而到了明末，明匠宗朱由校的时代，钱庄就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铜银，还办接待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也就是后来的庄票、银票。
姜星火先介绍了钱庄的概念，由于日本有海量白银储藏的巨型银矿的事情，在大明的高层里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众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层。
“这倒是比当铺要先进不少。”朱棣如是评价。
“是这样。”
姜星火微微颔首，随后说道：“当然了，民间的钱庄只是私营的金融组织，而金融和货币，肯定是要由国家主导的，所以中央银行就很有必要了，所谓中央银行，对于目前的大明来说，主要有两项职责，也就是货币发行与货币的发行规划。”
“前者，也就是目前宝钞提举司所负责的宝钞发行，以及宝源局所负责的铜钱铸造的集合体。”
“后者，则是中央银行要成立专业的货币部门，来负责制定宝钞和铜钱这些货币每年的发行量与回笼量。”
这番话让朱棣听得若有所思，他微微颔首：“这么说来，便是要把货币相关的权力集中起来，然后把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权从户部剥离出去？”
“便是如此，货币的归货币，财政的归财政。”
夏原吉的面色并没有什么异常，显然姜星火已经跟他通过气了。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里，青苗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府是独立进行放贷的，而且放贷越多，政绩就越好，就越容易获得拔擢，那就必然带来强制性借贷。”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对商业政策进行变法，如果想深挖国内商税的潜力，那就必须要构筑基础的中央银行-民间钱庄的货币体系，让货币受控制地流动起来，商业才能发展，要以依靠民间商业自主发展为主，以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为辅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关的一整套能够以商业形式运行的货币体系。”
“可惜北宋没有，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国运，几乎把整个江山给赔掉了。”
姜星火轻叹一声，又继续说道：“不过这种事情也难以怪罪，毕竟当初变法主导者王安石能看到动态理财术的方向就已经不错了，桑弘羊等前人也没有给他提供行之有效的新路，所以最后还是走回了静态理财术的老路。”
“哦？”
朱棣的眉头挑了挑，却又追问道：“那依照国师看，大明还要不要重新启动国内的商业贸易呢？如果有了‘四民为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间钱庄’、‘中央银行’，大明的财政收入，就能实现跨越式的攀升吗？”
“这个嘛”
尽管姜星火已经打定主意，可在皇帝面前，他依旧装模作样地沉吟片刻，这才摇头说道：“还是要看执行的情况。”
朱棣当然看出了姜星火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夏原吉，又淡淡地问道：“既然拿不准，那国师为何要向朕请命呢？”
“臣不是怕财政收入无法爆发增长，而是怕大明再遭北宋厄运啊”
姜星火苦笑着拱手行礼：“再好的政策、办法，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北宋王安石变法，当年青苗法虽说从财政收入上取得了巨大成效，给却也给北宋的商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乃至从根本上损害了北宋的国运，若是陛下只求为国理财，那这四样东西自然是足够给大明国内创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继而让商税增加的，可政策是否有隐患，还得看执行的官员。”
朱棣挥了挥手：“行政学校的事情，准了。”
“陛下英明神武！”
只要能达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给大吸血虫说点好听的。
“等等。”
黄福这时候说话了：“国师所剖析的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商业种种政策失败，剖析的是有道理的，提出的解决办法，听起来也算是可行，但这终归是无法验证的事情，大明废除‘重农抑商’的祖制代价何其之大？影响后果何其之深远？陛下还需慎重考虑！”
“不错。”
蹇义这时候也说道：“国师的办法是否可行，总该有个验证，改弦更张也得有个说法。”
朱棣看向两位尚书，问道：“两位尚书的意思是？”
黄福和蹇义对视了一眼，黄福说道：
“海外贸易的事情，臣等已经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毕竟短中长期，对于大明来说都是有利的，所以解除海禁，臣等不反对.但国内废除‘重农抑商’，重新提‘四民皆本’，一旦朝廷这么提，那就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所以臣等请求陛下，有一段时间的验证期。”
“臣以为这是有必要的。”黄福顿了顿继续说道，“也就是说，可以先尝试‘公司制’、‘民间钱庄’、‘中央银行’，但不能贸然提‘四民皆本’，如果在这段验证期里，大明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商税收入，确实实现了突飞猛进，确实于国有益，可以汲取北宋的高财政收入优势的同时，也没有什么隐患，那么才可以彻底更改‘重农抑商’的祖制。”
朱棣想了想后也觉得可行，黄福的提议是老成谋国之见，毕竟“士农工商”的排序，其实是大明社会阶层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么必然会导致百姓思想混乱，不拿出足够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能交代的说法，是不行的。
“黄、蹇二位尚书老成谋国，朕觉得可行，国师以为呢？”
朱棣还是帮了姜星火一把，这个试验期的时间和标准，让姜星火自己定。
“一年，到永乐二年的今天，国内商税起码折合白银210万两。”
嗯，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个数据，那就是去年大明财政收入折合白银是680万两，其中商税是35万两，姜星火的意思就是，一年的时间，财政收入里面的商税收入，将飙升到接近洪武三十五财政收入的接近三分之一，同时是洪武三十五年商税的6倍之多！
这个数字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北宋大约折合白银760万两每年惊人的商税，但也足够服众了。
只要姜星火能做到商税爆发式增长，能给朝廷搞来钱，那么想必没人会再聒噪什么，即便有，永乐帝也会一巴掌拍死。
——那可都是朕的钱！
至于怎么搞，那您别管，别管我是搞复古的盐茶专卖，还是新潮的玻璃香水，只要能靠专项商品收入+普通商品商税收入搞来210万两，那就是我赢。
“一年时间，210万两商税，可以吗？二位尚书。”
“臣等无异议。”
“陛下英明。”
听完朱棣的话，几名尚书齐声附和。
朱棣点了点头，脸上浮起欣慰之色，对朱高炽吩咐道：“你去拟旨吧。”
“是，父皇。”
朱高炽领命，转身离开座位，前往早已备好的书案，执笔书写。
片刻之后，当圣旨拟好，朱高炽将它送至朱棣面前，恭敬地递到父皇的手上。
朱棣展开，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诸位爱卿今日辛苦了，而今日的这篇廷论（廷辩内容），就由夏尚书负责撰写吧。”
“谢陛下恩典。”
夏原吉躬身答道。
“好了，都散了吧。”
朱棣微微颔首，随即离开了御座前，迈步走向奉天殿的殿门。
今天的廷论已经落下帷幕，剩余的事情就由几位尚书大人去安排了。
至此，姜星火终于算是艰难地点出了【重商主义】+【海外贸易】的国策。
如果承认财产私有，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这是朱棣这个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皇权。
“臣民名义上财产私有，朕断然不能接受。”
触及到了朱棣的底线，朱棣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朕可以接受事实上的财产私有，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会随意没收臣民的私有财产，以此来支持商业的发展，让大明能重现北宋的财政收入高度，但名义这个口子，是万万不可能开的。”
姜星火倒也没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会接受，这时候也没什么失望.更何况，这有什么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够在事实上保护私有财产，那么有朝一日，这个“名”自然会与“实”相匹配。
不过资产阶层主导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天的到来姜星火在第八世注定是看不到了，他只需要跟原本的历史相比，取得一点点突破，让历史的进程加速就可以了。
姜星火跳过了这个话题，继续说道：“除了产权基础，对于商业交易来说，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间组织，所谓中间组织，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号组织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信贷组织的专业化。”
这里要说的是，千万不要把“公司”这个词，理解为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
冷知识：如果没有姜星火的插手，永乐元年再往后推几十年，公司的雏形，也就是康孟达组织就出现了。
所谓康孟达组织，是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家族共同经营不同，依照这种契约，一方出资而不参加营业活动，另一方则运用自己的设备条件等从事营业活动，双方按出资数额对盈利进行分配，出资者依出资数额对经营亏损负有限责任，而营业者则负无限责任。
这种共同经营形式，最初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盛行于海上贸易，由既想获得利益而又不愿亲身冒险的资产家出资，由航海者向海外运销货物，盈利按出资额分配。亏损时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资产家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后来，这种合伙形式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最终演变成为隐名合伙（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所组成的公司）。
随后，在永乐元年往后推152年，被称为“血腥玛丽”的英国女皇玛丽一世，特许与俄国公司进行贸易，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类型的公司，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嗯，放到大明就是“西天竺公司”了。
所以公司制这种东西，不仅不是什么跨时代的、不符合当下大明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也并非姜星火的拍脑袋决策，而是实实在在能直接拿过来用的东西。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这就是纯粹的商业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来，再过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来了.通讯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样的，凭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没有这个道理的。
更何况，如果真说国家的管理水平，还真不要吹西方，大明的官僚体制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论行政效率，绝对吊打现在的西方诸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然呢？近代英国的文官制跟谁学的？
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解释了什么叫做“公司”，以及公司的几种形态后，众人显得非常.平静。
是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只是觉得“哦，国师搞的新玩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于商业的发展，能让商人们开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仅此而已了。
而且其中责、权、利的划分在数千年的商业活动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概念和雏形，只是没有人提出来这么明确而已，对于众人来说，并非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点事，谁掏钱、谁收益、谁担责任、谁经营，如此而已。
“至于信贷组织的专业化，便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以及民间的商业钱庄。”
嗯，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的是钱庄的出现，其实比公司制的出现还要晚
钱庄的出现，跟白银流入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嘉隆万三朝时期，海洋走私贸易极为猖獗，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由于当时宝钞已经彻底没人用了，而民间主流使用的铜钱轻重不一且成色各异，并且不仅是铜钱和白银的兑换有需求，铜钱本身的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又时不时地变动，这就必然导致了铜银兑换业的产生.于是就出现了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
而到了明末，明匠宗朱由校的时代，钱庄就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铜银，还办接待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也就是后来的庄票、银票。
姜星火先介绍了钱庄的概念，由于日本有海量白银储藏的巨型银矿的事情，在大明的高层里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众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层。
“这倒是比当铺要先进不少。”朱棣如是评价。
“是这样。”
姜星火微微颔首，随后说道：“当然了，民间的钱庄只是私营的金融组织，而金融和货币，肯定是要由国家主导的，所以中央银行就很有必要了，所谓中央银行，对于目前的大明来说，主要有两项职责，也就是货币发行与货币的发行规划。”
“前者，也就是目前宝钞提举司所负责的宝钞发行，以及宝源局所负责的铜钱铸造的集合体。”
“后者，则是中央银行要成立专业的货币部门，来负责制定宝钞和铜钱这些货币每年的发行量与回笼量。”
这番话让朱棣听得若有所思，他微微颔首：“这么说来，便是要把货币相关的权力集中起来，然后把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权从户部剥离出去？”
“便是如此，货币的归货币，财政的归财政。”
夏原吉的面色并没有什么异常，显然姜星火已经跟他通过气了。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里，青苗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官府是独立进行放贷的，而且放贷越多，政绩就越好，就越容易获得拔擢，那就必然带来强制性借贷。”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对商业政策进行变法，如果想深挖国内商税的潜力，那就必须要构筑基础的中央银行-民间钱庄的货币体系，让货币受控制地流动起来，商业才能发展，要以依靠民间商业自主发展为主，以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为辅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关的一整套能够以商业形式运行的货币体系。”
“可惜北宋没有，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国运，几乎把整个江山给赔掉了。”
姜星火轻叹一声，又继续说道：“不过这种事情也难以怪罪，毕竟当初变法主导者王安石能看到动态理财术的方向就已经不错了，桑弘羊等前人也没有给他提供行之有效的新路，所以最后还是走回了静态理财术的老路。”
“哦？”
朱棣的眉头挑了挑，却又追问道：“那依照国师看，大明还要不要重新启动国内的商业贸易呢？如果有了‘四民为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间钱庄’、‘中央银行’，大明的财政收入，就能实现跨越式的攀升吗？”
“这个嘛”
尽管姜星火已经打定主意，可在皇帝面前，他依旧装模作样地沉吟片刻，这才摇头说道：“还是要看执行的情况。”
朱棣当然看出了姜星火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夏原吉，又淡淡地问道：“既然拿不准，那国师为何要向朕请命呢？”
“臣不是怕财政收入无法爆发增长，而是怕大明再遭北宋厄运啊”
姜星火苦笑着拱手行礼：“再好的政策、办法，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北宋王安石变法，当年青苗法虽说从财政收入上取得了巨大成效，给却也给北宋的商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乃至从根本上损害了北宋的国运，若是陛下只求为国理财，那这四样东西自然是足够给大明国内创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继而让商税增加的，可政策是否有隐患，还得看执行的官员。”
朱棣挥了挥手：“行政学校的事情，准了。”
“陛下英明神武！”
只要能达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给大吸血虫说点好听的。
“等等。”
黄福这时候说话了：“国师所剖析的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商业种种政策失败，剖析的是有道理的，提出的解决办法，听起来也算是可行，但这终归是无法验证的事情，大明废除‘重农抑商’的祖制代价何其之大？影响后果何其之深远？陛下还需慎重考虑！”
“不错。”
蹇义这时候也说道：“国师的办法是否可行，总该有个验证，改弦更张也得有个说法。”
朱棣看向两位尚书，问道：“两位尚书的意思是？”
黄福和蹇义对视了一眼，黄福说道：
“海外贸易的事情，臣等已经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毕竟短中长期，对于大明来说都是有利的，所以解除海禁，臣等不反对.但国内废除‘重农抑商’，重新提‘四民皆本’，一旦朝廷这么提，那就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所以臣等请求陛下，有一段时间的验证期。”
“臣以为这是有必要的。”黄福顿了顿继续说道，“也就是说，可以先尝试‘公司制’、‘民间钱庄’、‘中央银行’，但不能贸然提‘四民皆本’，如果在这段验证期里，大明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商税收入，确实实现了突飞猛进，确实于国有益，可以汲取北宋的高财政收入优势的同时，也没有什么隐患，那么才可以彻底更改‘重农抑商’的祖制。”
朱棣想了想后也觉得可行，黄福的提议是老成谋国之见，毕竟“士农工商”的排序，其实是大明社会阶层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么必然会导致百姓思想混乱，不拿出足够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能交代的说法，是不行的。
“黄、蹇二位尚书老成谋国，朕觉得可行，国师以为呢？”
朱棣还是帮了姜星火一把，这个试验期的时间和标准，让姜星火自己定。
“一年，到永乐二年的今天，国内商税起码折合白银210万两。”
嗯，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个数据，那就是去年大明财政收入折合白银是680万两，其中商税是35万两，姜星火的意思就是，一年的时间，财政收入里面的商税收入，将飙升到接近洪武三十五财政收入的接近三分之一，同时是洪武三十五年商税的6倍之多！
这个数字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北宋大约折合白银760万两每年惊人的商税，但也足够服众了。
只要姜星火能做到商税爆发式增长，能给朝廷搞来钱，那么想必没人会再聒噪什么，即便有，永乐帝也会一巴掌拍死。
——那可都是朕的钱！
至于怎么搞，那您别管，别管我是搞复古的盐茶专卖，还是新潮的玻璃香水，只要能靠专项商品收入+普通商品商税收入搞来210万两，那就是我赢。
“一年时间，210万两商税，可以吗？二位尚书。”
“臣等无异议。”
“陛下英明。”
听完朱棣的话，几名尚书齐声附和。
朱棣点了点头，脸上浮起欣慰之色，对朱高炽吩咐道：“你去拟旨吧。”
“是，父皇。”
朱高炽领命，转身离开座位，前往早已备好的书案，执笔书写。
片刻之后，当圣旨拟好，朱高炽将它送至朱棣面前，恭敬地递到父皇的手上。
朱棣展开，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诸位爱卿今日辛苦了，而今日的这篇廷论（廷辩内容），就由夏尚书负责撰写吧。”
“谢陛下恩典。”
夏原吉躬身答道。
“好了，都散了吧。”
朱棣微微颔首，随即离开了御座前，迈步走向奉天殿的殿门。
今天的廷论已经落下帷幕，剩余的事情就由几位尚书大人去安排了。
至此，姜星火终于算是艰难地点出了【重商主义】+【海外贸易】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