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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杨风接着说下去：“高祖初建大汉的时候，鉴于先秦由于暴政导致二世而亡，就开始积极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儒家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反而被连续打压，始终走不进朝堂之上，掌握权力，而在窦太后死后，汉武帝为了报复草原人对大汉的侮辱和不断骚扰，意图利用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充足家底进行强军，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打破立国以来的无为思想，再加上外戚实力过于庞大，有力也无处施展，而董仲舒在这时改动过的儒学进入他的视线，‘君权神授’的提出让他有借口全面收回权力，权臣再也没有威胁他的能力，让他顺利发动全力展开对外争战。
而儒家这时在董仲舒的带领下乘机全面进入朝堂并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因为以前被打压太重，一朝得志就立刻开始排斥其他学说，黄老，法家，纵横等等学说很快就因为阻挡了皇帝进取之心不在受到欢迎而被他们挤出了朝堂，从此失去说话的能力，在彻底排除其他学说以后再借助皇家的实力一举奠定第一学说的位置，然后就是儒学的极大兴旺。”
众人一愣，这段历史他们确实是耳熟能详，但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回事，这倒是头一回听说，曹操若有所思的看着杨风，荀攸沉着脸不说话，荀彧冷哼一声没有接话，吕虔和曹操一样的表情，很明显接受了这些说法，曹节对着杨风猛摇头，这话题太重，一个不好就连曹操都保不住他，蔡琰虽然平时奇怪问题多多，但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忌讳，小手在背后不停的掐他，生怕因此而失去这个有趣的夫君。
杨风顾不得许多了，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铺垫，但改变的进度慢得让他心里急了起来，两个妻子的心思他不是不明白，难得抓住这个机会可以敲打敲打曹营最顽固的两个人来下些猛药，顺便给其他人提醒一下，不容错过。
杨风说道：“接下来的话，传到外面去我可是决不会承认。
首先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其中“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全部的手段。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作为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学说，一切都表明儒学本身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民众百姓）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
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
董仲舒虽然前后提出天人三策，举孝廉，策贤良，一扫大汉以往因黄老之学无为放任到极致，让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加上四夷不断侵临，匈奴寇边的颓势，再次强盛起来，但是他把一切都归于天人感应上去，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
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而“名”是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套“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于乎：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
他还提出了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上下两种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这种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把所有的人区别为三等，是一种由天意决定的划分论调，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整个国家“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上等人并不多，只包括着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百姓们，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直接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豪门地主阶级。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百姓大众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我师傅总结孔孟儒学和董仲舒儒学后，认为儒学起始的本意是好的，意图让全民都接受教育以提高道德水准，让社会从此安宁，然而武帝启用的董仲舒儒学最终却会导致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我大汉子民们最终会沦为异族的奴隶。”
nbsp;杨风接着说下去：“高祖初建大汉的时候，鉴于先秦由于暴政导致二世而亡，就开始积极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儒家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反而被连续打压，始终走不进朝堂之上，掌握权力，而在窦太后死后，汉武帝为了报复草原人对大汉的侮辱和不断骚扰，意图利用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充足家底进行强军，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打破立国以来的无为思想，再加上外戚实力过于庞大，有力也无处施展，而董仲舒在这时改动过的儒学进入他的视线，‘君权神授’的提出让他有借口全面收回权力，权臣再也没有威胁他的能力，让他顺利发动全力展开对外争战。
而儒家这时在董仲舒的带领下乘机全面进入朝堂并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因为以前被打压太重，一朝得志就立刻开始排斥其他学说，黄老，法家，纵横等等学说很快就因为阻挡了皇帝进取之心不在受到欢迎而被他们挤出了朝堂，从此失去说话的能力，在彻底排除其他学说以后再借助皇家的实力一举奠定第一学说的位置，然后就是儒学的极大兴旺。”
众人一愣，这段历史他们确实是耳熟能详，但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回事，这倒是头一回听说，曹操若有所思的看着杨风，荀攸沉着脸不说话，荀彧冷哼一声没有接话，吕虔和曹操一样的表情，很明显接受了这些说法，曹节对着杨风猛摇头，这话题太重，一个不好就连曹操都保不住他，蔡琰虽然平时奇怪问题多多，但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忌讳，小手在背后不停的掐他，生怕因此而失去这个有趣的夫君。
杨风顾不得许多了，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铺垫，但改变的进度慢得让他心里急了起来，两个妻子的心思他不是不明白，难得抓住这个机会可以敲打敲打曹营最顽固的两个人来下些猛药，顺便给其他人提醒一下，不容错过。
杨风说道：“接下来的话，传到外面去我可是决不会承认。
首先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其中“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全部的手段。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作为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学说，一切都表明儒学本身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民众百姓）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
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
董仲舒虽然前后提出天人三策，举孝廉，策贤良，一扫大汉以往因黄老之学无为放任到极致，让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加上四夷不断侵临，匈奴寇边的颓势，再次强盛起来，但是他把一切都归于天人感应上去，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
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而“名”是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套“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于乎：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
他还提出了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上下两种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这种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把所有的人区别为三等，是一种由天意决定的划分论调，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整个国家“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上等人并不多，只包括着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百姓们，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直接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豪门地主阶级。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百姓大众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我师傅总结孔孟儒学和董仲舒儒学后，认为儒学起始的本意是好的，意图让全民都接受教育以提高道德水准，让社会从此安宁，然而武帝启用的董仲舒儒学最终却会导致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我大汉子民们最终会沦为异族的奴隶。”